五年前，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向全世界介绍了“绝望而死”现象。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年白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死于自杀、吸毒和酗酒。起初，人们还相信，在金融危机过后，随着经济复苏，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会有所改变。然而，死亡率进一步攀升了，这是对美国社会的不满和控诉。

死亡与医疗

　　实际上，美国死亡危机的出现要早于金融危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文凭的美国白人死亡率就已呈现上升趋势。但现在情况似乎变得更糟糕了。从2014年到2017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三年降低。要知道，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还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人深陷于战乱和西班牙流感疫情之时。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阿片类药物流行造成的，从最初的处方止痛药，逐渐发展到后来的街头毒品，如海洛因和芬太尼。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杀和酗酒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凯斯和迪顿认为，阿片类药物的流行和滥用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很复杂。失业率升高或不平等待遇增多等解释，与上升的死亡率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凯斯和迪顿的观点是，美国经济从根本上的不公正，不仅导致了高度不平等现象之类的问题，同时也为死亡危机创造了先决条件。他们将矛头对准医疗体系，指出混乱的市场管理，以及放任不作为的监管机构，让美国民众获取了大量的处方止痛药。
　　医疗行业也分得了大笔财富。在美国收入分配中排前1%的高收入人群里，医生占到16%，而在前0.1%中，医生占6%。美国在医疗行业的投入耗费远高于其他国家，效果却反而更差。雇主为员工提供的医疗福利占到了职工薪酬的很大一部分，而这其中有些钱原本能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员工以提高其收入。高额的福利负担促使公司将工作外包出去，这导致更多的人难以得到有保障的稳定工作，看不到出路。美国的经济运作并非全是如此，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能取得巨大成功，但低技能的美国人只能挣扎在行业底端，毫无未来可言。

根源在智库？

　　美国资本主义极具掠夺性的原因尚不明确。问题的根源可能是在智库里。参与这项讨论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拉格拉迈·拉詹认为，美国落后地区的种种问题是由经济误读造成的。他在《第三根支柱》一书中提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过于关注市场与各州层面上的问题，忽视了政策本身对城市和社区造成的影响。然而，城市和社区才是为人们提供实际社会支持的地方，帮助人们应对挫折，形成自我认同。但由于经济学家未能重视贸易及技术变革给各地带来的危害，被削弱的社区随即便陷入了经济和社会衰败的循环，致使其成员更易药物成瘾和自杀。

文化的消亡

　　不过，死亡率增高的真正原因可能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经济学范畴。除了经济衰败以外，美国白人死亡率的不断上升还伴随着其他相关的趋势，比如结婚率、教堂出勤率和社区组织入会率的降低。在罗伯特·帕特南2000年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他曾指出，美国正经历着长期而稳定的“社会资本”衰退期，而“社会资本”指的就是公民及社区的联系强度。

　　在美式英语书籍中，“我们”一词的使用率呈现出下降趋势。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帕特南对这一观点的最新解读是，若以更长的时间维度来分析，“绝望而死”现象是符合美国文化史的发展逻辑的。在经历了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上升期后，包括收入平等水平、跨党派政治合作度、工会入会率、社区参与度及结婚率等在内的一系列指数，都在度过平稳期后转为了下降趋势。出版界的数据显示，在美式英语书籍中，“我们”一词的使用率也呈现出相同的走势。帕特南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工业垄断、经济萧条及战争爆发可能引发了美国人的文化共鸣，让他们更能从集体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然而，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似乎又回到了更个体化的狀态。
　　帕特南的观点具有参考价值，但仍有争议。如今，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等社会病态，已呈现出蔓延全球之势，但美国的死亡危机并未出现在其他发达国家。难道它们都没有经历过美国这样的集体精神衰退期吗？
　　但倘若“绝望而死”现象并不能以文化的角度来完美解释，那它仍然是社会科学家们急需努力弄清的一个问题。美国的死亡危机像一个信号，表明其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对于经济学家们而言，只有打破领域束缚和固有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