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南方的非裔开始向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城市“大迁徙”。白人们宁可尽快转让当地祖产，也要选择逃离黑人涌入的街区。他们不愿生活在黑人中间，害怕黑人邻居会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危险，也怕学校教学水平降低。如今，美国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又上演了一出新的“白人逃离”戏码，而这次是因为他们富裕的住宅区内迁入了亚裔家庭。
　　2005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首次证实，在苹果等数家硅谷大公司所在地——库比蒂诺就发生了此类情况。另外，在以往多是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白人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等地的市郊，房产价值高，学校声誉好，吸引了不少亚裔美国家庭迁入。来这里居住的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基本上是华裔和印度裔）在十年间成倍增加，占这里居民总数的15%到40%。1984年，在加利福尼亚最好的高中——米慎高中，白人学生占比为84%。2010年，这一比例竟跌至10%，而亚裔学生的比例却猛升至83%。于是，白人逃离到临近街区居住，因为这些街区的公立学校里亚裔学生很少。
　　许多白人表现出一种反常情绪。他们对处于小学阶段的子女的未来感到担忧，抱怨亚裔学生对学习成绩的执着追求让小学的竞争变得过于激烈。他们让自己的孩子离开加利福尼亚州最好的中学，因为这些中学太过关注学习成绩和精英大学的录取率，而这些关注点恰恰是华裔和印度裔家庭孩子的强项。
　　那些曾自诩为国家精英的白人现在感觉受到了歧视，理由是当他们的孩子在踢足球或去海滩娱乐时，其亚裔同学却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去研究课外习题。2013年，加利福尼亚北部学校的两位教师总结道：“‘亚洲人的特性’是追求完美，看重中学和大学的优秀成绩，‘白人的特性’则是得过且过，懒惰，学习成绩平平。”因此白人家长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到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公立学校去学习。
　　几个世纪以来，白人自出生起由于肤色而享有的特权正在逐步消失，这使他们感到恐惧。在米慎高中，“美国大学先修课程”是通往美国最好大学的坚实阶梯，只有经过严格挑选的学生才有资格学习这一课程。大部分能上这门课的学生是亚裔，而占比更大的白人学生却只有少量能被选中。
　　无可争议的是，美国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将继续占据美国社会阶层的顶端位置。比如在谷歌公司，2/3的领导岗位被白人占据。然而2019年，这个科技巨头招聘的亚裔女性雇员却超过了白人女性雇员。今年，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男性雇员的招聘中。成功之路不再只为白人铺设，因为获得不同毕业文凭的人群占比正在重组。
　　白人家庭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为夺回地盘，他们开始尝试把自己的薄弱环节变为王牌，强调优秀学生不应只是学习成绩好，还应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不应有过分的抱负和雄心。
　　历史上，白人男性一直是规则的制定者。他们视所有对其权利的挑战为不守规则，认为要求权力平等的妇女缺乏理智或精神失常，声称被他们统治的群体在智力（“他们不够聪明”）或心理（“他们不适合民主”）方面是低劣的。

　　因此，白人们觉得比较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亚裔学生成绩突出并不等于摘取了“美国梦”的桂冠，而是一种刻板教育的成果，这种教育禁止它的“受害者”享受娱乐、运动以及与朋友聚会等正常生活的必备活动。白人家长不愿认输，他们宁可推翻曾经推崇的规则，在优秀学生的评判标准为“个性发挥与学习成绩并重”的学校里寻找机会。
　　20世纪下半叶，亚裔就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被视为黑人和拉美人的榜样。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却是，白人们不久前还极力推崇的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家庭观念强等亚裔特性突然变得毫无价值，那些以往受到交口称赞的优秀学生一时间成了不适应社会、大家最好远离的人。
　　这种为维持白人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上层地位而施展的花招并没有什么新意，正如社会学家热罗姆·卡拉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它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精英们对犹太人不公正待遇的延续。通过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的资料进行研究，卡拉贝尔发现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通过一些含混的标准来严格限制犹太裔学生进入大学，比如“男子气”“人格魅力”“领导能力”等。一份资料中写道，“这项以面试为依据的录取原则把学习成绩与精神评估混在一起，将确定无疑地减少具有个性或性格存在争议的犹太裔学生的录取人数。”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所列出的不受欢迎的学生类型包括“神经敏感脆弱，难以融入集体的人”、“情绪不稳定的人”以及被怀疑“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或心理问题严重的人”。录取标准当然还包括忠诚爱国的内容。如同卡拉贝尔所指出的那样，“成绩的定义模糊不清，更偏向于一部分人的道德标准和利益，而这部分人有能力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灌输给别人。”
　　[编译自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