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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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由美国来尝试创造一种全球文化的时期正在结束。世界正从设计创造单一文化的历史时期转向多种文化或“文化区域”竞存的时期。“文化”的范围要比“国家”更广。通常由人类学家使用的“文化区域”概念,对理解今天的现实至关重要,因为今天人们生活在各种文化群体(或称“文化区域”)重新显得重要的世界中。美国和加拿大就是这样的区域之一。文化区域的观点,使作为一种独特单元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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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100年前芝加哥大学开设第一个社会学教研室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象美国那样,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问题进行了如此宏大和如此广泛的研究。今天,从纵向上看,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著作已囊括了所有的研究客体——从个人和小群体到复杂的机构、政党和国家。在本世纪初,美国人借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以他们固有的气魄建立起一整套社会学学科和流派——从行为主义到结构主义,从人类学到社会语言学。数十年来,许多美国统治阶级的代表、政治名流都极为关注社会学的发展。
<正>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使其中雇佣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增大。这就是所谓的与先进工艺相联系的新中间阶层。在新中间阶层的成分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各类科技知识分子、中下层管理人员(经理)和大部分职员。所有这些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政治力量,其中包括西欧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注意。本文打算分析新中间阶层在社会民主党党员群众中比重增大的事实,考察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及其思想家著作中对新的劳动者队伍的评价。作者也研究社会民主党对新
<正> 最近苏联、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动荡,在国际左派中引起了尖锐争论。美国共产党内部围绕改革的争论尤其激烈。一些人主张放弃社会主义概念,认为这在战术上是必要的,因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思想和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影响,所以应在不宣布自己的实际身份的情况下宣传社会主义目标。还有人强调,马克思主义忽视了许多非阶级的压迫形式,“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不能容纳民主变革所包含的多种目标;自由资本主义可以逐渐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经济民主制或“后自由主义社会”。
<正> 以往研究知识社会学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分析社会历史条件怎样影响各类知识的产生、利用和验证,很少考察社会力量怎样选择、组织和传输知识这个问题。从目前来看,国民教育机构是向年轻人传输知识的最重要机构,尽管社会学家对教育机会的扩大、改善和平等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他们很少论及、尤其是用比较的观点论及教育机构传输的知识的性质和社会基础。本文通过从纵向的和多国的观点分析由大众教育机构(即学校)传输的知识的变化特性来探讨上述被社会学家忽视了的问题。
<正> 经济危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处理业务乃至人际关系方面文明程度的低下以及青年犯罪现象的不断加剧,所有这些引起苏联社会各阶层的严重不安。国内的某些活动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在坚持不懈地探索造成这种状况的始因并寻找其出路。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严重忽视国民教育体系,导致居民教育水平的低下,不能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学校必要的拨款逐步减少,文化领域一直缺乏物质保障,教师的状况恶化,教育科学落后于实践的要求——这就是今天的现实。然而,要想使经
<正> 南斯拉夫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和政治学系教授,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院士约万·卓尔杰维奇久病之后,于1989年12月9日与世长辞,终年81岁。约万·卓尔杰维奇教授1908年诞生于贝尔格莱德。在贝市法律系毕业以后赴法国深造,并于1945年在巴黎取得博士学位。他发表的著作主要有《国家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公众舆论》、《封建制国家》、《南斯拉夫宪法》、《公社问题研究纲要》、《政治制度》等。卓尔杰维奇教授享誉国内外,对南斯拉夫社会科学诸学科,特别是法律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及政治
<正> 一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介绍到日本,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已经在很多城区引起了劳工运动,同马
<正> 管理从来没能象政治那样引起公众的关注,坦率地说,管理枯躁乏味,因而管理的具体实施以及有关管理的理论——管理学,也同样被人们忽略了。然而现代管理,即有计划有系统地运用权力来控制个体以达到集体的某一目的,却是本世纪推动美国发展的最大动力。这种力量一直被大众媒介所忽略。如果人们要想理解本世纪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就必须了解管理在美国的兴起、高潮及衰落。管理者、管理以及管理学是三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但它们之间不能互换。管理者是一些在组织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具有一定权限并有权决定资产分配的个人。管理者
<正> 世界历史——用全球性比较的手段对非常长期的、大范围的社会变化进行解释——是一个重大的、独特的领域。尽管这个领域很难归入某个社会科学学科,但它却包含了所有这些学科中一些最能引发争论,最具有创新性的人物。因此对它不能忽视。历史学中的W.麦克内尔、E.霍布斯鲍姆和F.布劳代尔,社会学中的I.沃勒斯坦、C.梯利和B.莫尔,政治学中的T.斯考克波和S.亨丁顿,经济学中的D.诺斯和W.罗斯托,人类学中的E.沃尔夫和S.明茨,只是提出这个领域的理论讨论日程的许多重要人物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正规社会科学
<正> 从前,人们一般以非历史的个案研究方式研究革命,只强调引发革命的内部原因,而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一种历时的(diachronic)比较方法来研究革命,更注重外部的、宏观层面的参数。许多学者认为,不仅应在某一社会背景中研究该社会的革命,而且应将革命看作历史的、世界体系的现象。在对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称“边缘”国家)中的革命作出全球性、历史性分析方面,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最有说服力。他们指出,核心-边缘关系呈现的支配-服从结构不断为革命创造条件,世界体系中积累的长期趋势如地理扩张、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