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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带灯》的分裂叙事不仅表现在人物性格设置上和多重隐喻意象的安排上，还表现在小说叙事风格上，而这种分裂，实则源于叙事者叙事意图与叙事手法的内在冲突与分裂，包括交替的叙事视角、杂糅的叙事声音、分裂的叙事立场，种种分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次分裂实验。正是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尽管这个实验并不成功，然而在种种分裂之中也使得小说产生了别样的张力。
关键词：《带灯》 分裂叙事 张力
《带灯》是描写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生活的作品，也是首次全景而细致地描写“上访”题材的作品。小说付梓之时，贾平凹要求编辑一定要在扉页上加上这样一句话：“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句话不仅是带灯命运的写照，更可以作为小说《带灯》分裂叙事的一种隐喻。《带灯》的分裂叙事包括分裂的人物形象，分裂的隐喻意象，分裂的叙事风格。贾平凹坚持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不断融入西方小说叙事的种种手段进行创新与改造，并在其中融入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思考与忧患意识，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一定程度上既带来了矛盾，也构成了小说叙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张力。
一、分裂的人物
带灯原名叫“萤”，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每天面对的是鸡零狗碎、繁杂棘手的民间纠纷。她美丽又理想化，充满小资情调，内心有无限诗情。她同情村民的苦难与不幸，自学中医免费给村民看病，干旱时节为村民借抽水机，积极为因打工患病的村民寻求赔偿……在村民眼中，她像“菩萨”一般。然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带灯也有务实卑俗与琐碎的一面。“盛气不凌人，宽展不铺张”“软硬兼施，恩威共使”{1}可以说是务实理性、精明强干的带灯的最好写照。她虽然有超凡脱俗的一面，但仍和乡镇融为一体。带灯学会了抽纸烟、骂脏话，吵嘴打架、送礼请吃也都是游刃有余。
基层工作与精神世界相冲突，造成了她性格上的分裂，带灯活得很累又焦虑，“厌烦世事厌烦工作实际上厌烦了自己”{2}。此外，带灯的婚姻生活与情感世界也是分裂的。带灯的丈夫在小说中是不在场的，他在全文中只出现了两次，且与带灯不欢而散。作者刻意放逐了带灯的丈夫，使带灯的婚姻生活名存实亡，由此也为她的情感腾出了空间。她痴情地记挂着元天亮，为他开处方，给他寄土物山珍，用短信抒发她内心炽烈的爱情和美好的理想与精神追求。但这种感情是炽热而绝望的，不能公开，并且两人永远没有结合的希望。面对精神世界的脱俗和现世生活的脏污，带灯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得到解脱。这种多重分裂导致带灯最终患上了夜游症，与疯子一道捉鬼。由截访之人变为上访之人，这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表现出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荒诞。
二、分裂的隐喻意象
1.萤与虱。《带灯》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意象。萤火虫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象征。萤光梦幻却冰冷，萤虫也会“恶毒”地杀害弱小昆虫；母萤火虫没有翅膀，丑陋而“卑俗”{3}。萤火虫的意象十分精当地传达了带灯的分裂之处。带灯并非点亮自己照亮别人，而是挣扎中有妥协，抗争中又有沉沦。小说结尾，莽山上出现了萤火虫阵，“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4}。聚成萤火虫阵，光芒才能灿烂，寓意许许多多像带灯一样的人，一起用着自己微弱的光，才能照亮这晦暗的世界。然而萤火虫成虫的生命只有五天，短暂的辉煌无法带来永久的救赎，这也象征着带灯的挣扎也是无效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光照亮的乃是深重的苦难罪孽，无法救赎。
文中另外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是虱子。虱子象征着整个乡土中国的凋敝与破败，象征着樱镇的脏污破败和种种黑暗与令人失望的一面，更象征着人自身的痼疾与劣根性，难以拔除。樱镇人对虱子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灰虱子很好看，捉虱子就和穿衣吃饭一样必不可少。除了带灯和竹子，樱镇人身上都生虱子。带灯一开始和虱子作斗争，不仅自己常洗澡晒被子，还向镇政府建议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灭虱活动。然而，樱镇人对虱子已经司空见惯，觉得带灯很可笑。到最后，带灯与竹子也生了虱子，带灯也不再觉得无法忍受。对虱子的接受象征着带灯精神世界的溃败，由原来的遗世独立到最后的自暴自弃、同流合污。“虱子”是可恶的，除不掉赶不尽，一旦“虱子”全部灭光，樱镇人又会觉得无所适从，正如人性中难以拔除的劣根性。
2.白毛狗与人面蜘蛛。从杂毛狗到白毛狗再到杂毛狗，狗曲折的命运实则是带灯命运与精神世界的象征。带灯刚到樱镇工作，凡事看不惯，与周围格格不入，而到最后对一些黑暗现象却处之泰然；白毛狗也由刚开始受人喜爱、威风凛凛，到腿被打跛，尾巴被割断，又到被打得半死，重新变回了杂毛狗。狗的命运其实也是在隐喻带灯的命运，带灯是一个要强精干的干部，为工作尽心尽力却被降职处分，最后因压力大而精神失常，发疯夜游，带灯一直想改变现状，寻求超脱，但挣扎到最后依然还是付诸东流，万事无奈。
文中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蜘蛛则是元天亮的象征。人面蜘蛛带着几分神秘，不常见到，就像从未现身的元天亮，在村人眼中已经变成真龙天神一般。人面蜘蛛不同于白毛狗，它处于乡村世界俗世洪流的“外位”，总是冷眼旁观，高高在上，俯瞰着樱镇每天所发生的一切鸡零狗碎。它成了带灯的寄托，带灯处理重大问题前总会朝人面蜘蛛望一望，寻求勇气与支持。人面蜘蛛的网又是象征着元天亮播撒的相思之网，紧紧缠着带灯，带灯不愿意挣脱，也无法挣脱，直至最后精神失常。人面蜘蛛既是高贵神秘的，又是冷漠无情的，它亦是一个内在分裂的意象。
三、分裂的叙事风格
《带灯》行文包括了两条线索，一条索是带灯的生活和工作，另一条则是带灯的精神生活，也即她给元天亮写的情书。对应于这两个世界，作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在描写带灯的现实生活时，作家“再现”生活自足的逻辑，用白描的手法，简练直白，不拖泥带水。而对于带灯的精神生活，作者则着力“表现”浓郁强烈的个人情思，充满了丽的抒情。 例如对于元薛武斗的场面，贾平凹写道：“先是乔虎力气大，一磨棍打得元斜眼跌进粪池，屎呀尿呀沾了一身，要往出爬，乔虎又来用脚踩元斜眼扒在粪池沿上的手，踩了一下，手没松，再踩一下，手背上的肉没了，手还不松，而乔虎的屁股上挨了一刀。”{5}元薛武斗乃是全文的高潮，然而作者却用白描的手法，简练准确，不带有感情色彩与评价，冷静克制地描绘出原本惊心动魄的武斗。这是作者有意宗法两汉的尝试，他试图抽离一切多余的叙述，力求准确真实，通过简练直白来深入本质，做到“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向“海风山骨靠近”{6}。
然而，在描绘带灯的精神世界时，贾平凹又一改简练直白的风格，采取了丰沛的抒情与细腻的描写，以表现带灯的内心世界。带灯发给元天亮26封长短信，每一封都可以看作是优美的风景画与抒情诗。“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7}“两边的山狭窄得伸手可及，山的顶上是一片晴天，清爽的水有情有义地流过我，一朵蒲公英悄然飞来，而鱼儿游过了青蛙产下的那一摊卵后又钻进了野芹的水草丛中。”{8}这些信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画面感非常强，这种浓郁柔丽的抒情风格也与贾平凹自身的艺术素养有关。他醉心于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同时精通书法和绘画，信中融入了贾平凹的艺术感悟，画面清丽，色彩饱满，有民歌小调的质朴清新气息，亦有花鸟画的灵动与生机，使得作品摇曳多姿，细腻而灵秀。
乡语村言与诗情画意相交替，简约直露的白描与含蓄精致的抒情，工作报告与情书，这些风格相互冲突的因素，都被并置到一个结构下，生成了一种崎崛之感，文风在杂糅、分裂中迸发出一种饱满的张力。
四、转身之难——分裂的原因
贾平凹在耳顺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一部《带灯》号称是“转身之作”，然而这转身并不成功，可以说是力不从心。作者一直试图在传统表现手法和现代意识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从贾平凹历来的创作也能够看出作者的这种良苦用心。他坚持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话本小说的结构、全知的叙事视角，并不断融入西方小说叙事的种种元素进行着创新与改造，并在其中融入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思考与忧患意识，然而由于自身的限制，贾平凹并不具备穿透历史的眼光，也不像哲人那样具有深刻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正是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一定程度上既带来了矛盾，也造成了小说叙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张力。
1.交替的叙事视角。在“视点”或聚焦的研究中，热奈特将聚焦区分为三种形式，即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以及外聚焦叙事。“零聚焦”意味着叙述者比所有人物知道的都多；“内聚焦”则指叙事者只知道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外聚焦”乃是指叙事者比人物知道的少，这属于“行为主义”的叙事。{9}
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中，叙事者通常采用“零聚焦”的视点，这是一种全知全能型的叙事视角类型，不受任何限制，而叙事者处于故事之外，拥有随意变换的上帝眼光。{10}贾平凹的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他积极吸收古典小说的叙事技法，在小说创作时经常采用这种全知叙事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小说创作无不如此。然而，《带灯》在采用零聚焦的视角外，还有其他创新之处，表现为叙事者交替地使用零聚焦和内聚焦的视角，使得文章有了纵深感。
使用零聚焦的视点抑或说全知视角，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叙事者将信息全面传递给隐含读者（或会不时地发表居高临下的评论），以权威的口吻建立起道德标准。在带灯的现实生活这一条线索中，隐含作者用的是全知的视角，如史诗般大开大阖，包罗万象，举凡樱镇和樱镇人有关或者发生的一切事情，上至古史传说，下至鸡零狗碎，一切都被容纳进来，众多纷繁的人物群像组成了气势磅礴的樱镇画卷。
与此同时，内聚焦的视角则应用在带灯写给元天亮的26封情书之中。“内聚焦”指的是叙事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感知叙事，这种眼光是主观的，往往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在26封情书中，叙事者采用了固定的“内聚焦”视角，以带灯的视点来观察樱镇发生着的一切，抒发叙事着“我”（带灯）的种种情感。叙事之中展示了带灯内心的挣扎，理想与工作的分裂，感情与婚姻的分裂，乡镇生活情趣与现代审美追求的分裂，乃至乡镇现代化建设与乡村古朴文明的冲突隐忧……这一切都通过带灯女性视角的细腻与优美精巧地体现出来，给原本浑厚古拙的零聚焦叙事增添了诗意与柔情。
尽管这种杂糅的视角拓宽了审美表现，但由于两条线索的风格差异过大，这种过于突兀的风格来回变化，让读者不断交替变换审美趣味，阅读时的心理调适会有一定困难。穿插进来的26封情书，干扰了大叙事的流畅与完整，减少了全知视角的客观性，也相应削减了全景式展现上访题材所应带来的冲击。
2.杂糅的叙事声音。按照叙事声音的不同类型，热奈特将之分为三类：“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而根据叙述者与他所叙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叙述类型分为“全知叙述”与“限知叙述”{11}。
在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小说都主要以叙述者全知为主”{12}。很明显，《带灯》基本承袭了古典小说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这一传统，这一传统适合鸿篇巨制叙述历史或是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带灯》第一条线索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全知全能并且客观性较强，可以“自由地利用任何人物的视角”{13}，叙述者讲述樱镇干部和村民的故事，这种叙事声音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樱镇千年变迁百年兴衰，秘闻野史家长里短，通过各个人物叙述出来，有较强的客观性，同时由于全知叙述带来了一定的距离感，因此有高屋建瓴之势，读者更容易整体把握以樱镇为代表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与当下状况。
然而，这种整体的把握却很容易被干扰和中断，原因是作者着意要突出主人公带灯的形象，因此在第二条线索的叙述中，作者采取了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情书的方式独立存在，并间隔地穿插在第一条线索中。尽管第一人称限制叙述讲述“自己”所知道的，自己的或者与自己相关的故事，可信度比较强，然而这种叙述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增添了叙述道德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声音也多少可疑，因为《带灯》是一部典型的独白型小说，“众多的性格和命运在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按照作者的统一意识一一展开”{14}。主人公的意志实际上统一于作者的意识，丧失自己独立存在的可能性，正如戏剧程式化脸谱一般，人物一出场就已经定型。带灯在那几十封倾述的信中，有的只是作者对她的自我的确证。确证带灯的分裂，确证带灯对于自然与美的热爱和对于元天亮的执着相思以及对于工作所带来的成就与精神困扰。作家的意志干扰人物自身的发展逻辑，作者通过带灯在发声。正因为如此，小说文本之中不少地方会给读者带来不可靠叙述的阅读感受。
关键词：《带灯》 分裂叙事 张力
《带灯》是描写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生活的作品，也是首次全景而细致地描写“上访”题材的作品。小说付梓之时，贾平凹要求编辑一定要在扉页上加上这样一句话：“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这句话不仅是带灯命运的写照，更可以作为小说《带灯》分裂叙事的一种隐喻。《带灯》的分裂叙事包括分裂的人物形象，分裂的隐喻意象，分裂的叙事风格。贾平凹坚持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不断融入西方小说叙事的种种手段进行创新与改造，并在其中融入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思考与忧患意识，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一定程度上既带来了矛盾，也构成了小说叙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张力。
一、分裂的人物
带灯原名叫“萤”，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每天面对的是鸡零狗碎、繁杂棘手的民间纠纷。她美丽又理想化，充满小资情调，内心有无限诗情。她同情村民的苦难与不幸，自学中医免费给村民看病，干旱时节为村民借抽水机，积极为因打工患病的村民寻求赔偿……在村民眼中，她像“菩萨”一般。然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带灯也有务实卑俗与琐碎的一面。“盛气不凌人，宽展不铺张”“软硬兼施，恩威共使”{1}可以说是务实理性、精明强干的带灯的最好写照。她虽然有超凡脱俗的一面，但仍和乡镇融为一体。带灯学会了抽纸烟、骂脏话，吵嘴打架、送礼请吃也都是游刃有余。
基层工作与精神世界相冲突，造成了她性格上的分裂，带灯活得很累又焦虑，“厌烦世事厌烦工作实际上厌烦了自己”{2}。此外，带灯的婚姻生活与情感世界也是分裂的。带灯的丈夫在小说中是不在场的，他在全文中只出现了两次，且与带灯不欢而散。作者刻意放逐了带灯的丈夫，使带灯的婚姻生活名存实亡，由此也为她的情感腾出了空间。她痴情地记挂着元天亮，为他开处方，给他寄土物山珍，用短信抒发她内心炽烈的爱情和美好的理想与精神追求。但这种感情是炽热而绝望的，不能公开，并且两人永远没有结合的希望。面对精神世界的脱俗和现世生活的脏污，带灯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得到解脱。这种多重分裂导致带灯最终患上了夜游症，与疯子一道捉鬼。由截访之人变为上访之人，这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表现出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荒诞。
二、分裂的隐喻意象
1.萤与虱。《带灯》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意象。萤火虫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象征。萤光梦幻却冰冷，萤虫也会“恶毒”地杀害弱小昆虫；母萤火虫没有翅膀，丑陋而“卑俗”{3}。萤火虫的意象十分精当地传达了带灯的分裂之处。带灯并非点亮自己照亮别人，而是挣扎中有妥协，抗争中又有沉沦。小说结尾，莽山上出现了萤火虫阵，“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4}。聚成萤火虫阵，光芒才能灿烂，寓意许许多多像带灯一样的人，一起用着自己微弱的光，才能照亮这晦暗的世界。然而萤火虫成虫的生命只有五天，短暂的辉煌无法带来永久的救赎，这也象征着带灯的挣扎也是无效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光照亮的乃是深重的苦难罪孽，无法救赎。
文中另外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是虱子。虱子象征着整个乡土中国的凋敝与破败，象征着樱镇的脏污破败和种种黑暗与令人失望的一面，更象征着人自身的痼疾与劣根性，难以拔除。樱镇人对虱子习以为常，甚至认为灰虱子很好看，捉虱子就和穿衣吃饭一样必不可少。除了带灯和竹子，樱镇人身上都生虱子。带灯一开始和虱子作斗争，不仅自己常洗澡晒被子，还向镇政府建议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灭虱活动。然而，樱镇人对虱子已经司空见惯，觉得带灯很可笑。到最后，带灯与竹子也生了虱子，带灯也不再觉得无法忍受。对虱子的接受象征着带灯精神世界的溃败，由原来的遗世独立到最后的自暴自弃、同流合污。“虱子”是可恶的，除不掉赶不尽，一旦“虱子”全部灭光，樱镇人又会觉得无所适从，正如人性中难以拔除的劣根性。
2.白毛狗与人面蜘蛛。从杂毛狗到白毛狗再到杂毛狗，狗曲折的命运实则是带灯命运与精神世界的象征。带灯刚到樱镇工作，凡事看不惯，与周围格格不入，而到最后对一些黑暗现象却处之泰然；白毛狗也由刚开始受人喜爱、威风凛凛，到腿被打跛，尾巴被割断，又到被打得半死，重新变回了杂毛狗。狗的命运其实也是在隐喻带灯的命运，带灯是一个要强精干的干部，为工作尽心尽力却被降职处分，最后因压力大而精神失常，发疯夜游，带灯一直想改变现状，寻求超脱，但挣扎到最后依然还是付诸东流，万事无奈。
文中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蜘蛛则是元天亮的象征。人面蜘蛛带着几分神秘，不常见到，就像从未现身的元天亮，在村人眼中已经变成真龙天神一般。人面蜘蛛不同于白毛狗，它处于乡村世界俗世洪流的“外位”，总是冷眼旁观，高高在上，俯瞰着樱镇每天所发生的一切鸡零狗碎。它成了带灯的寄托，带灯处理重大问题前总会朝人面蜘蛛望一望，寻求勇气与支持。人面蜘蛛的网又是象征着元天亮播撒的相思之网，紧紧缠着带灯，带灯不愿意挣脱，也无法挣脱，直至最后精神失常。人面蜘蛛既是高贵神秘的，又是冷漠无情的，它亦是一个内在分裂的意象。
三、分裂的叙事风格
《带灯》行文包括了两条线索，一条索是带灯的生活和工作，另一条则是带灯的精神生活，也即她给元天亮写的情书。对应于这两个世界，作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在描写带灯的现实生活时，作家“再现”生活自足的逻辑，用白描的手法，简练直白，不拖泥带水。而对于带灯的精神生活，作者则着力“表现”浓郁强烈的个人情思，充满了丽的抒情。 例如对于元薛武斗的场面，贾平凹写道：“先是乔虎力气大，一磨棍打得元斜眼跌进粪池，屎呀尿呀沾了一身，要往出爬，乔虎又来用脚踩元斜眼扒在粪池沿上的手，踩了一下，手没松，再踩一下，手背上的肉没了，手还不松，而乔虎的屁股上挨了一刀。”{5}元薛武斗乃是全文的高潮，然而作者却用白描的手法，简练准确，不带有感情色彩与评价，冷静克制地描绘出原本惊心动魄的武斗。这是作者有意宗法两汉的尝试，他试图抽离一切多余的叙述，力求准确真实，通过简练直白来深入本质，做到“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向“海风山骨靠近”{6}。
然而，在描绘带灯的精神世界时，贾平凹又一改简练直白的风格，采取了丰沛的抒情与细腻的描写，以表现带灯的内心世界。带灯发给元天亮26封长短信，每一封都可以看作是优美的风景画与抒情诗。“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在镇街寻找你当年的足迹，使我竟然迷失了巷道，吸了一肚子你的气息。”{7}“两边的山狭窄得伸手可及，山的顶上是一片晴天，清爽的水有情有义地流过我，一朵蒲公英悄然飞来，而鱼儿游过了青蛙产下的那一摊卵后又钻进了野芹的水草丛中。”{8}这些信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画面感非常强，这种浓郁柔丽的抒情风格也与贾平凹自身的艺术素养有关。他醉心于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同时精通书法和绘画，信中融入了贾平凹的艺术感悟，画面清丽，色彩饱满，有民歌小调的质朴清新气息，亦有花鸟画的灵动与生机，使得作品摇曳多姿，细腻而灵秀。
乡语村言与诗情画意相交替，简约直露的白描与含蓄精致的抒情，工作报告与情书，这些风格相互冲突的因素，都被并置到一个结构下，生成了一种崎崛之感，文风在杂糅、分裂中迸发出一种饱满的张力。
四、转身之难——分裂的原因
贾平凹在耳顺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一部《带灯》号称是“转身之作”，然而这转身并不成功，可以说是力不从心。作者一直试图在传统表现手法和现代意识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从贾平凹历来的创作也能够看出作者的这种良苦用心。他坚持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话本小说的结构、全知的叙事视角，并不断融入西方小说叙事的种种元素进行着创新与改造，并在其中融入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思考与忧患意识，然而由于自身的限制，贾平凹并不具备穿透历史的眼光，也不像哲人那样具有深刻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正是这种意图与手段的分歧，导致了小说的分裂叙事，一定程度上既带来了矛盾，也造成了小说叙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张力。
1.交替的叙事视角。在“视点”或聚焦的研究中，热奈特将聚焦区分为三种形式，即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以及外聚焦叙事。“零聚焦”意味着叙述者比所有人物知道的都多；“内聚焦”则指叙事者只知道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外聚焦”乃是指叙事者比人物知道的少，这属于“行为主义”的叙事。{9}
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中，叙事者通常采用“零聚焦”的视点，这是一种全知全能型的叙事视角类型，不受任何限制，而叙事者处于故事之外，拥有随意变换的上帝眼光。{10}贾平凹的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他积极吸收古典小说的叙事技法，在小说创作时经常采用这种全知叙事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小说创作无不如此。然而，《带灯》在采用零聚焦的视角外，还有其他创新之处，表现为叙事者交替地使用零聚焦和内聚焦的视角，使得文章有了纵深感。
使用零聚焦的视点抑或说全知视角，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叙事者将信息全面传递给隐含读者（或会不时地发表居高临下的评论），以权威的口吻建立起道德标准。在带灯的现实生活这一条线索中，隐含作者用的是全知的视角，如史诗般大开大阖，包罗万象，举凡樱镇和樱镇人有关或者发生的一切事情，上至古史传说，下至鸡零狗碎，一切都被容纳进来，众多纷繁的人物群像组成了气势磅礴的樱镇画卷。
与此同时，内聚焦的视角则应用在带灯写给元天亮的26封情书之中。“内聚焦”指的是叙事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观察感知叙事，这种眼光是主观的，往往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在26封情书中，叙事者采用了固定的“内聚焦”视角，以带灯的视点来观察樱镇发生着的一切，抒发叙事着“我”（带灯）的种种情感。叙事之中展示了带灯内心的挣扎，理想与工作的分裂，感情与婚姻的分裂，乡镇生活情趣与现代审美追求的分裂，乃至乡镇现代化建设与乡村古朴文明的冲突隐忧……这一切都通过带灯女性视角的细腻与优美精巧地体现出来，给原本浑厚古拙的零聚焦叙事增添了诗意与柔情。
尽管这种杂糅的视角拓宽了审美表现，但由于两条线索的风格差异过大，这种过于突兀的风格来回变化，让读者不断交替变换审美趣味，阅读时的心理调适会有一定困难。穿插进来的26封情书，干扰了大叙事的流畅与完整，减少了全知视角的客观性，也相应削减了全景式展现上访题材所应带来的冲击。
2.杂糅的叙事声音。按照叙事声音的不同类型，热奈特将之分为三类：“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而根据叙述者与他所叙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叙述类型分为“全知叙述”与“限知叙述”{11}。
在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小说都主要以叙述者全知为主”{12}。很明显，《带灯》基本承袭了古典小说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这一传统，这一传统适合鸿篇巨制叙述历史或是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带灯》第一条线索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全知全能并且客观性较强，可以“自由地利用任何人物的视角”{13}，叙述者讲述樱镇干部和村民的故事，这种叙事声音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樱镇千年变迁百年兴衰，秘闻野史家长里短，通过各个人物叙述出来，有较强的客观性，同时由于全知叙述带来了一定的距离感，因此有高屋建瓴之势，读者更容易整体把握以樱镇为代表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与当下状况。
然而，这种整体的把握却很容易被干扰和中断，原因是作者着意要突出主人公带灯的形象，因此在第二条线索的叙述中，作者采取了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情书的方式独立存在，并间隔地穿插在第一条线索中。尽管第一人称限制叙述讲述“自己”所知道的，自己的或者与自己相关的故事，可信度比较强，然而这种叙述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增添了叙述道德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声音也多少可疑，因为《带灯》是一部典型的独白型小说，“众多的性格和命运在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按照作者的统一意识一一展开”{14}。主人公的意志实际上统一于作者的意识，丧失自己独立存在的可能性，正如戏剧程式化脸谱一般，人物一出场就已经定型。带灯在那几十封倾述的信中，有的只是作者对她的自我的确证。确证带灯的分裂，确证带灯对于自然与美的热爱和对于元天亮的执着相思以及对于工作所带来的成就与精神困扰。作家的意志干扰人物自身的发展逻辑，作者通过带灯在发声。正因为如此，小说文本之中不少地方会给读者带来不可靠叙述的阅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