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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的本科学生，我曾经担任过她们班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必修课老师，这几位都是班上认真听讲、热心提问的学生，当时对她们就有较深的印象。后来，她们准备申报学校的大创项目，请我做她们的指导教师，我欣然答应。项目申请下来后，就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我们也有过多次的交流和讨论。现在项目即将结题，她们也交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胡袤烟同学的论文将曾树生和庞家玉两个女性形象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找出相隔几乎半个世纪的女性在欲望表达上的同与异，为20世纪女性知识分子的艰难困境提供一种历史的演绎。石婷和包歆鎏同学的论文都是对新时期以来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的青年知识者形象的分析，但各有自己的切入点。前者从农裔城籍这种独特身份的角度分析了这些青年知识者普遍的文化尴尬，后者则从游走叙事入手，分析了高加林这一典型形象中所蕴涵的不安因素和必然边缘化的时代宿命。这些论文在写作技术上当然还很稚嫩，在思想观点上也很难说有多少独到的见地，但作为她们论文指导教师和写作过程的见证人，我与她们一起分享过大创项目获得批准时的欢喜，目睹了她们在选题落实后的欣悦，在收集文献上的细心，在论文修改上的认真。所以，当她们的这组论文即将在《名作欣赏》上发表时，我乐意写下这些推荐之语。任何参天的大树，最初都是从幼苗开始成长，学术研究上的乔木生成也是如此。做培植这些幼苗的辛勤园丁，是每一个大学教师的责任，而为这些幼苗的成长提供一些肥沃的土壤，也许就是大创项目设立的初衷吧！
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欲望书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意图从人性的本能挖掘出现实社会对人格心理、生命经验的塑型。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浮出历史的地表，女性知识分子生存斗争的艰难困境得到了多方演绎，在家庭藩篱中的女性其生命悲剧得到了更集中的展示，欲望的真实暴露折现出自“五四”以来女性书写在各阶段取得的进步，也代表了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家庭 女性 知识分子 欲望书写
自娜拉以后，走出封建父权家门，追求个人生活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彷徨而坚定地在爱情、婚姻、事业的道路上探索着自己的园地，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绚烂的风景线。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望的书写是文学书写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变革的同时伴随着欲望的发展，因而评判欲望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复杂的过程。女性知识分子的欲望书写寓于各时期的时代主题之下，女性的精神气质和生存斗争的客观对象不尽相同。“五四”启蒙时期追求的是自由恋爱，摆脱封建家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表现为生存问题；十七年时期形象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对革命和精神道路的探索；新时期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女性知识分子的欲望表现得更为个人化。尽管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笔下皆有对女性知识分子的欲望描写，但由于话语中心不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生命需求和体验在菲勒斯中心下被压抑遮蔽，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才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知识分子写作才有了质的改变。
近百年的文学史中，作家笔下衍生出一道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长廊，涌现了大量经典的女性群像：“我是我自己的”的子君，对爱情热烈而矛盾的莎菲女士，寒夜中离开家庭追求新生活的曾树生，投身伟大革命事业的林道静，《江南三部曲》中的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每个女性都有一段自己的挽歌，其中曾树生和庞家玉有着相似的奏章。家庭、工作、子女是困扰着女性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三个因素，树生和家玉二人的生命轨迹近乎并轨但又开往彼此的方向。面对家庭的藩篱，百年来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文学书写史的演变痕迹大抵可从女性知识分子欲望的表达中窥得一二。
一、爱欲：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动因
恋爱自由是挣脱封建“父权”枷锁，实现个体身份认同的第一步，唯有情感先得到了自主权，个体生活才有进一步独立的空间。“五四”启蒙思潮掀起了一阵爱情自由的书写浪潮，作为反抗传统社会的手段，作家们借此探索着爱情与精神自由的关系。
巴金的《寒夜》刻画了在银行供职的新知识分子女性曾树生。树生和丈夫汪文宣因大学时期的共同理想而相知相守，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里，他们没有一纸婚约，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十余年，树生靠在银行做“花瓶”的收入供家里大部分的开支。即便婆婆恶语相向“不曾把你八抬大轿娶回来，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以及银行经理陈主任三番五次的暧昧邀约，但念及丈夫的温柔体贴和二人精神的契合，树生从未有过放弃家庭的想法。她在阴冷的家和喧闹的舞场饭店之间穿行，但对自己的爱情底线从未动摇，即使逃往兰州后，文宣仍是她和这个旧家庭的唯一精神联系。爱情作为维系树生与家庭的原动力，也是她自我认知的情感表现，敢爱并为爱负责，佐证着新时期走出家门后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在恋爱自由共同母题下，男女作家传达的精神内涵有所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光慈开辟的“革命加恋爱”模式，为恋爱自由附上了政治符号：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茅盾《蚀》、巴金《爱情三部曲》，宣扬追求爱情与革命相辅相成的作用；女性作家庐隐《海滨故人》、冯沅君《隔绝》、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更侧重于构建恋爱自由与个人意志自主的同质性。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初期，女性知识分子的爱欲或多或少暗合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环境的缩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走上革命之路离不开卢嘉川的革命思想引导，而林道静的倾慕之情则是向无产阶级自觉靠拢的外衣。《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母亲钟雨的苦恋折射出特殊时代环境对情感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伊始，女性爱情观书写开拓了诗歌这一新领域，舒婷、林子书写纯粹的爱情，思考着爱情中的两性关系。
“五四”以来，尽管爱情自由的号角已吹遍各个角落，但新时期女性的爱情选择并不都是个体自主意识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将知识分子推至文化中心，引发诗人崇拜的狂热现象，格非《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也属于“献祭”的女性行列。家玉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另娶重组家庭。从小在呵斥和冷眼中成长，家玉极度缺乏安全感，虽警觉但也容易陷入情感的旋涡，分不清也从未感受过真正的爱。与谭端午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庞家玉便不加抵抗地献出了身体，以为找到了爱情和婚姻的归宿，幻想同诗人结婚的美好未来，但事后高烧却遭端午抛弃。即便如此，家玉结婚前夕偶遇了端午，仍然抛下未婚夫不顾一切選择同端午结合。家玉把性当作了爱情，但这场婚姻注定充满理想主义的悲剧色彩。婚后庞家玉并不幸福，和丈夫几乎没有什么情感交流，而且扛下了家庭开销、子女教育的全部重担。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代表，庞家玉的婚姻选择实为时代裹挟和自身童年悲剧的苦果。社会舆论浪潮的卷涌，个人意志湮没于主流价值观的洪涛中，剥夺了新女性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自我认知甚至不如“五四”时期的新新女性来的清晰。 恋爱和婚姻自由不等同于道德意义上的情感自主，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个性解放、反叛精神已不再是女性人物的主流价值导向，“五四”以来爱情自由的“女战士”光辉形象渐渐黯淡，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在社会事业上取得的实绩。虽然女性在男权话语中心的社会中取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女性的主体意识依然受时代浪潮和传统男性话语中心的影响，尚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身份。
二、物欲：理想世界与现实情境的交织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子。”经济独立方有自主权可言。《伤逝》中子君的悲剧便在于没有经济来源或经济能力，“人必生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精神若有所依必须有物质的保障。当爱情理想世界与现实情境交织，难免遭遇生存问题的尴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必不可少，从中便衍生出物质欲望。
欲望追求具有本能性，曾树生曾有办教育的崇高理想，然而在抗战岁月里解决温饱尚有困难，教育的精神理想更难以实现。她出入各种饭店、喝咖啡、看电影，似乎丝毫不受动荡环境的干扰，而丈夫汪文宣在出版社做着小小的编辑，每日工作堆积如山却仅有微薄的收入。在物质生活的浸染下，树生热爱光、热，害怕寂寞，丈夫生病在床，她没有因此放弃舞会和饭局，而是常常玩到深夜才回家，甚至前往兰州的前夜也忙于告别会。巴金曾评价曾树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汪母也曾受过教育，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甘于在家当老妈子料理家务，但树生认为消费物欲、获取快感是理所应当的权利。“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1}，这和“五四”以来的性别解放意识一脉相承，然而妻职与母职的双重责任使得树生在追求幸福生活时犹豫不决。是继续留在家庭，忍受婆婆的恶语、丈夫的羸弱、儿子的冷漠和战争即将波及而来的威胁，还是彻底离开家庭追求理想的生活，最终树生选择了后者，同时也意味着家庭的幻灭。
不同于女性个体，家庭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自我认知过程中必然面临自我和家庭中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冲突。若说林道静在出走时所要挣脱的只是伴侣余嘉川的情感束缚，树生则要肩负来自社会最小单位——家庭的全方位伦理道德考验。树生的出走无疑是自私的，是建立在放弃原始家庭基础上产生的个人价值理想，因而巴金对她采取的也是批评态度。
谌容的《人到中年》描写女性知识分子在追求个人价值时的生存困境，“文革”后眼科医生陆文婷在医院十余年每日超负荷工作却待遇低下，一家四口挤在一间陋室，生活清贫。她沉醉于祖国医学事业，钻营医术，不分高低贵贱对患者一视同仁，全身心扑在医院，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发烧也无暇照顾。职业角色的崇高性并未压倒陆文婷的妻性、母性，她对家庭常常感怀愧疚，总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直到最终病倒，体现了“文革”后期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即便精神欲望没有物欲杂念的侵蚀而高度纯粹，女性知识分子仍然处于尴尬的社会地位。
庞家玉的物欲意识则更为强烈。大学阶段家玉学的是船舶制造，后因敏锐察觉到法律专业的蓬勃前景转而读法律。对行业的敏锐洞察力使得她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名利兼收，她雇佣保姆，用农夫山泉泡茶，买房买车，被评为市优秀律师。具备经济独立能力的职业女性家玉再也不是为青春献祭时的李秀荣，而是在家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人。庞家玉的物欲追求不仅表现在对自身的要求上，连儿子的成绩也被当作攀比的筹码，招待美国海归旧友宋蕙莲时刻意提高餐馆的档次，追讨唐宁湾房产，象征着家玉与物欲斗争的过程。
新时期在精神气质上要求独立女性好胜强干，又要保留慈爱、柔弱的性格特质。性别解放并不意味着知识女性挣脱了时代的枷锁，她们自认无法抗击女性“弱势感”的生理命运，深陷精神焦虑和困顿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下，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知识分子信仰缺失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家玉有着非常强的宿命论思想，听信所谓的命运。她一直在做着自己不情愿的事却不知自己想要什么，所谓的物欲追求不过是填补内心孤独和安全感缺失的空洞，是自我意识迷失时生活的精神依托。树生代表着叛逃出走彻底与旧家庭决裂的新女性，她也曾在家庭道德和自利主义的生活之间犹豫徘徊，但最终坚定了追求光明生活的愿望，背后的动因纯粹是精神独立生活，树生的自我认知始终是明确的。“在制约并且积淀于个体的身份认同的社会历史因素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尤其突出。”{2}
三、情欲：身体狂欢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始，以冰心、庐隐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已开辟了女性书写的天地，然而受主流文学思潮的遮蔽，为迎合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思想倾向，作家们开始暴露女性内心矛盾幽闭的情感挣扎，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要写作空间，但女性的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中国女性解放是伴随思想解放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运动，并且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因而在传统的主流文学中，关于“性”的书写长期处于被压抑、被封杀的尴尬地位，直到新时期女性文学才突破了“性书写”的禁区。
“解構爱情神话，使身体及性爱登场，便可能成为显露女性生命经验，呈现女性的主体性的历史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正面攻击男权文化的古老城堡，而是以对女性主体性的呈现来显现男权文化的纵横裂隙，正视新时期女性文化所不期然采取的文化策略。”{3}从陈染《私人写作》、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到王安忆的“三恋”系列、铁凝的《大浴女》，再到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等，女性作家们以性别主体的立场将女性身体经验融进创作中。在诗歌领域中，女性的身体书写也绽放着别样的花朵，如翟永明《女人》组诗、唐亚平《黑色沙漠》等。女性通过对自我身体的探索和认知，展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而非作为他者的“空洞的能指”，完成了自身性别的认同。
新时期以来的男性作家虽同样意识到身体描写对于女性认知构建的重要性，但由于性别话语的差异，女性身体描写大多处于男性主体的附庸或是弱势群体叙事主题的隐喻。《废都》中多位与庄之蝶性交的女性的登场实则表现男权崇拜和对知识分子的身体献祭。格非《江南三部曲》塑造的女性人物谱系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都极尽描写之能事，“让人物飞升欲叙事之外”，展现知识分子中心的边缘叙事重大命题。《红树林》中的林岚遭遇爱情失败后被迫嫁给地委书记的白痴儿子，却遭公公乱伦并生下丑恶的苦果林大虎，林岚承受着灵魂与肉体撕裂的苦痛，从权力和性欲寻找倾泻的出口，道德和法制观念的堕落让她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最终被逮捕，莫言从中意图歌颂法制建设、揭露腐败现象。
谭桂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欲望书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意图从人性的本能挖掘出现实社会对人格心理、生命经验的塑型。新时期以来，女性写作浮出历史的地表，女性知识分子生存斗争的艰难困境得到了多方演绎，在家庭藩篱中的女性其生命悲剧得到了更集中的展示，欲望的真实暴露折现出自“五四”以来女性书写在各阶段取得的进步，也代表了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精神诉求。
关键词：家庭 女性 知识分子 欲望书写
自娜拉以后，走出封建父权家门，追求个人生活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彷徨而坚定地在爱情、婚姻、事业的道路上探索着自己的园地，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绚烂的风景线。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望的书写是文学书写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变革的同时伴随着欲望的发展，因而评判欲望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复杂的过程。女性知识分子的欲望书写寓于各时期的时代主题之下，女性的精神气质和生存斗争的客观对象不尽相同。“五四”启蒙时期追求的是自由恋爱，摆脱封建家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表现为生存问题；十七年时期形象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对革命和精神道路的探索；新时期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女性知识分子的欲望表现得更为个人化。尽管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笔下皆有对女性知识分子的欲望描写，但由于话语中心不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生命需求和体验在菲勒斯中心下被压抑遮蔽，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才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女性知识分子写作才有了质的改变。
近百年的文学史中，作家笔下衍生出一道女性知识分子形象长廊，涌现了大量经典的女性群像：“我是我自己的”的子君，对爱情热烈而矛盾的莎菲女士，寒夜中离开家庭追求新生活的曾树生，投身伟大革命事业的林道静，《江南三部曲》中的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每个女性都有一段自己的挽歌，其中曾树生和庞家玉有着相似的奏章。家庭、工作、子女是困扰着女性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三个因素，树生和家玉二人的生命轨迹近乎并轨但又开往彼此的方向。面对家庭的藩篱，百年来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文学书写史的演变痕迹大抵可从女性知识分子欲望的表达中窥得一二。
一、爱欲：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动因
恋爱自由是挣脱封建“父权”枷锁，实现个体身份认同的第一步，唯有情感先得到了自主权，个体生活才有进一步独立的空间。“五四”启蒙思潮掀起了一阵爱情自由的书写浪潮，作为反抗传统社会的手段，作家们借此探索着爱情与精神自由的关系。
巴金的《寒夜》刻画了在银行供职的新知识分子女性曾树生。树生和丈夫汪文宣因大学时期的共同理想而相知相守，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里，他们没有一纸婚约，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十余年，树生靠在银行做“花瓶”的收入供家里大部分的开支。即便婆婆恶语相向“不曾把你八抬大轿娶回来，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以及银行经理陈主任三番五次的暧昧邀约，但念及丈夫的温柔体贴和二人精神的契合，树生从未有过放弃家庭的想法。她在阴冷的家和喧闹的舞场饭店之间穿行，但对自己的爱情底线从未动摇，即使逃往兰州后，文宣仍是她和这个旧家庭的唯一精神联系。爱情作为维系树生与家庭的原动力，也是她自我认知的情感表现，敢爱并为爱负责，佐证着新时期走出家门后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在恋爱自由共同母题下，男女作家传达的精神内涵有所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光慈开辟的“革命加恋爱”模式，为恋爱自由附上了政治符号：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茅盾《蚀》、巴金《爱情三部曲》，宣扬追求爱情与革命相辅相成的作用；女性作家庐隐《海滨故人》、冯沅君《隔绝》、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更侧重于构建恋爱自由与个人意志自主的同质性。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初期，女性知识分子的爱欲或多或少暗合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环境的缩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走上革命之路离不开卢嘉川的革命思想引导，而林道静的倾慕之情则是向无产阶级自觉靠拢的外衣。《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母亲钟雨的苦恋折射出特殊时代环境对情感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伊始，女性爱情观书写开拓了诗歌这一新领域，舒婷、林子书写纯粹的爱情，思考着爱情中的两性关系。
“五四”以来，尽管爱情自由的号角已吹遍各个角落，但新时期女性的爱情选择并不都是个体自主意识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将知识分子推至文化中心，引发诗人崇拜的狂热现象，格非《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也属于“献祭”的女性行列。家玉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另娶重组家庭。从小在呵斥和冷眼中成长，家玉极度缺乏安全感，虽警觉但也容易陷入情感的旋涡，分不清也从未感受过真正的爱。与谭端午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庞家玉便不加抵抗地献出了身体，以为找到了爱情和婚姻的归宿，幻想同诗人结婚的美好未来，但事后高烧却遭端午抛弃。即便如此，家玉结婚前夕偶遇了端午，仍然抛下未婚夫不顾一切選择同端午结合。家玉把性当作了爱情，但这场婚姻注定充满理想主义的悲剧色彩。婚后庞家玉并不幸福，和丈夫几乎没有什么情感交流，而且扛下了家庭开销、子女教育的全部重担。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代表，庞家玉的婚姻选择实为时代裹挟和自身童年悲剧的苦果。社会舆论浪潮的卷涌，个人意志湮没于主流价值观的洪涛中，剥夺了新女性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自我认知甚至不如“五四”时期的新新女性来的清晰。 恋爱和婚姻自由不等同于道德意义上的情感自主，新时期文学作品中，个性解放、反叛精神已不再是女性人物的主流价值导向，“五四”以来爱情自由的“女战士”光辉形象渐渐黯淡，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在社会事业上取得的实绩。虽然女性在男权话语中心的社会中取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女性的主体意识依然受时代浪潮和传统男性话语中心的影响，尚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身份。
二、物欲：理想世界与现实情境的交织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子。”经济独立方有自主权可言。《伤逝》中子君的悲剧便在于没有经济来源或经济能力，“人必生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精神若有所依必须有物质的保障。当爱情理想世界与现实情境交织，难免遭遇生存问题的尴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必不可少，从中便衍生出物质欲望。
欲望追求具有本能性，曾树生曾有办教育的崇高理想，然而在抗战岁月里解决温饱尚有困难，教育的精神理想更难以实现。她出入各种饭店、喝咖啡、看电影，似乎丝毫不受动荡环境的干扰，而丈夫汪文宣在出版社做着小小的编辑，每日工作堆积如山却仅有微薄的收入。在物质生活的浸染下，树生热爱光、热，害怕寂寞，丈夫生病在床，她没有因此放弃舞会和饭局，而是常常玩到深夜才回家，甚至前往兰州的前夜也忙于告别会。巴金曾评价曾树生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汪母也曾受过教育，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甘于在家当老妈子料理家务，但树生认为消费物欲、获取快感是理所应当的权利。“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1}，这和“五四”以来的性别解放意识一脉相承，然而妻职与母职的双重责任使得树生在追求幸福生活时犹豫不决。是继续留在家庭，忍受婆婆的恶语、丈夫的羸弱、儿子的冷漠和战争即将波及而来的威胁，还是彻底离开家庭追求理想的生活，最终树生选择了后者，同时也意味着家庭的幻灭。
不同于女性个体，家庭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自我认知过程中必然面临自我和家庭中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冲突。若说林道静在出走时所要挣脱的只是伴侣余嘉川的情感束缚，树生则要肩负来自社会最小单位——家庭的全方位伦理道德考验。树生的出走无疑是自私的，是建立在放弃原始家庭基础上产生的个人价值理想，因而巴金对她采取的也是批评态度。
谌容的《人到中年》描写女性知识分子在追求个人价值时的生存困境，“文革”后眼科医生陆文婷在医院十余年每日超负荷工作却待遇低下，一家四口挤在一间陋室，生活清贫。她沉醉于祖国医学事业，钻营医术，不分高低贵贱对患者一视同仁，全身心扑在医院，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发烧也无暇照顾。职业角色的崇高性并未压倒陆文婷的妻性、母性，她对家庭常常感怀愧疚，总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直到最终病倒，体现了“文革”后期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即便精神欲望没有物欲杂念的侵蚀而高度纯粹，女性知识分子仍然处于尴尬的社会地位。
庞家玉的物欲意识则更为强烈。大学阶段家玉学的是船舶制造，后因敏锐察觉到法律专业的蓬勃前景转而读法律。对行业的敏锐洞察力使得她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名利兼收，她雇佣保姆，用农夫山泉泡茶，买房买车，被评为市优秀律师。具备经济独立能力的职业女性家玉再也不是为青春献祭时的李秀荣，而是在家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人。庞家玉的物欲追求不仅表现在对自身的要求上，连儿子的成绩也被当作攀比的筹码，招待美国海归旧友宋蕙莲时刻意提高餐馆的档次，追讨唐宁湾房产，象征着家玉与物欲斗争的过程。
新时期在精神气质上要求独立女性好胜强干，又要保留慈爱、柔弱的性格特质。性别解放并不意味着知识女性挣脱了时代的枷锁，她们自认无法抗击女性“弱势感”的生理命运，深陷精神焦虑和困顿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下，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知识分子信仰缺失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家玉有着非常强的宿命论思想，听信所谓的命运。她一直在做着自己不情愿的事却不知自己想要什么，所谓的物欲追求不过是填补内心孤独和安全感缺失的空洞，是自我意识迷失时生活的精神依托。树生代表着叛逃出走彻底与旧家庭决裂的新女性，她也曾在家庭道德和自利主义的生活之间犹豫徘徊，但最终坚定了追求光明生活的愿望，背后的动因纯粹是精神独立生活，树生的自我认知始终是明确的。“在制约并且积淀于个体的身份认同的社会历史因素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尤其突出。”{2}
三、情欲：身体狂欢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始，以冰心、庐隐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已开辟了女性书写的天地，然而受主流文学思潮的遮蔽，为迎合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思想倾向，作家们开始暴露女性内心矛盾幽闭的情感挣扎，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主要写作空间，但女性的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中国女性解放是伴随思想解放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运动，并且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因而在传统的主流文学中，关于“性”的书写长期处于被压抑、被封杀的尴尬地位，直到新时期女性文学才突破了“性书写”的禁区。
“解構爱情神话，使身体及性爱登场，便可能成为显露女性生命经验，呈现女性的主体性的历史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正面攻击男权文化的古老城堡，而是以对女性主体性的呈现来显现男权文化的纵横裂隙，正视新时期女性文化所不期然采取的文化策略。”{3}从陈染《私人写作》、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到王安忆的“三恋”系列、铁凝的《大浴女》，再到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等，女性作家们以性别主体的立场将女性身体经验融进创作中。在诗歌领域中，女性的身体书写也绽放着别样的花朵，如翟永明《女人》组诗、唐亚平《黑色沙漠》等。女性通过对自我身体的探索和认知，展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而非作为他者的“空洞的能指”，完成了自身性别的认同。
新时期以来的男性作家虽同样意识到身体描写对于女性认知构建的重要性，但由于性别话语的差异，女性身体描写大多处于男性主体的附庸或是弱势群体叙事主题的隐喻。《废都》中多位与庄之蝶性交的女性的登场实则表现男权崇拜和对知识分子的身体献祭。格非《江南三部曲》塑造的女性人物谱系陆秀米、姚佩佩、庞家玉都极尽描写之能事，“让人物飞升欲叙事之外”，展现知识分子中心的边缘叙事重大命题。《红树林》中的林岚遭遇爱情失败后被迫嫁给地委书记的白痴儿子，却遭公公乱伦并生下丑恶的苦果林大虎，林岚承受着灵魂与肉体撕裂的苦痛，从权力和性欲寻找倾泻的出口，道德和法制观念的堕落让她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最终被逮捕，莫言从中意图歌颂法制建设、揭露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