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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诗界小翻译”系列收入了我选译的《波兰诗人二十八家》，这是一个经过反复筛选的作品选集，由于各种限制，所收译诗并不是很多。如果往前追溯，2006年我就自行编译过《波兰现代诗选》，算是一个先导。同样由于各种限制，此书也只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差强人意。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我对于波兰诗歌的情有独钟、始终不渝。沉浸于波兰诗歌越久，就越相信一向有些傲气的布罗茨基做出的一个判断：“波兰诗歌是世界诗歌最为丰富的一个宝库。”我所做的，似乎就是在证实他的所言不虚。
波兰现代诗歌何以令人着迷？作为一个纯粹的译者，这个问题要回答起来，我深感困难，但是也难以回避。关于对波兰诗歌最大的阅读感受，我曾经说过：我感到他们在写正常的诗歌，他们也力图成为正常的人。他们的大天才都是如此，牢牢地占据着正席，引导着潮流。为什么如此？从诗歌内部说，这就是所谓正声。即便存在不同的声音，也只是作为次要的补充。从历史上说，这跟他们的民族命运有很大关系，因为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条件，他们就愈是向往和营造它们。如果他们的先锋艺术（包括诗歌），不能呼应这一根本的愿望，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对此，我自觉说得过于简单了一点，尽管是我真切的感觉，针对性也非常明显。首先，“正常”一语就过于宽泛，至少还不够具体。其次，“正常”虽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显示出其独特和必要性，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超出一般的丰富，达到卓越。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思索。我一直想使自己的感觉与判断更具体、更清晰一些。
针对目前比较普遍的那种单一、碎片化的诗歌写作，以及在生命诗学和文化诗学上的精神对峙与分裂（主要表现在偏执于生命诗学或文化诗学的一端），有识者多有不满;而部分有着充分诗歌史意识的诗人，也在呼吁和实践一种更具有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诗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我们足够谦虚，就不难发现波兰诗人——“波兰诗派”——其实已经实现了这种综合。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写出了我们理想中的诗歌！所以无怪乎我们在阅读时常常要惊叹他们写得那么好，惊叹一个国家能够涌现那么多卓越的诗人。
众所周知，波兰的历史可谓多灾多难。波兰是世界的一个小国（虽然历史上也曾是欧洲一个大国），波兰语是典型的小语种，但是，应该不止我一人认为，在文化/诗歌上，波兰是一个真正的强国（虽然诗歌最好是从语言上而不是以国别去定义）。这么设想一下，布罗茨基会说：波兰语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好的诗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波兰有四位作家和诗人问鼎过诺贝尔文学奖，后两位都是诗人。新世纪里又出现了一位，主要是写小说。显然，这不能说是偶然。在此我简单梳理一下波兰现代诗歌的历史：从1918年波兰复国算起，至少出现了四次诗歌高峰。在20年代，“青年波兰”时期的诗人大多健在，“第一次先锋派”和斯卡曼德诗人群，作为复国后崛起的第一代，以杜维姆、伊瓦什凯维奇为代表，呈现第一个高峰。30年代是“第二次先锋派”的年代，天才辈出、流派纷呈，其中包括米沃什所属的“灾祸派”，是为第二个高峰。二战之后，特别是在50年代后期，“解冻”带来以“当代派”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高峰，出现了以鲁热维奇、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为代表的诗人，他们后来都蜚声国际诗坛。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浪潮”诗人群星荟萃，共同创造了第四个高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诗歌从未中断;每当国家陷入非正常状况时，诗人们或转入地下，或为抽屉写作——有时就是宁可为抽屉写作。波兰诗人，具有一种一贯的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传统，我极为钦佩。
波兰诗歌体现了对历史足够的尊重。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从来都很紧密。我们中国也有“诗史”的传统。现在虽然书写史诗也许只是极少数诗人的抱负，但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诗人的写作必须处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诗人，是否对得起他们所遭遇的一切，是否从历史中学到了东西，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甚至直接考问着自身写作的合法性。在波兰文学史上，仅就20世纪的波兰诗歌史而言，他们的大诗人，如斯塔夫、亚历山大·瓦特、米沃什、鲁热维奇、赫伯特、安娜·斯維尔、希姆博尔斯卡——这些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同时也心生敬意的诗人——都写出了直面历史的伟大诗歌。在翻译和阅读他们之后，“历史感”成为我本人衡量诗人写作的一个重要尺度，我承认这是受到他们强烈的影响。
波兰大诗人们的作品，“历史感”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在见证（记忆）与想象之间进行的综合、达成的平衡。见证与想象的关系，说到底也是“诗与真”的久远的诗学问题，是在时代中变化的体现。在这方面，鲁热维奇是在国际上包括在中国读者中间最早产生影响的一位诗人。《见证人》是他的一首代表作：
亲爱的，你知道我在里面
请你不要贸然进入
我的房间
你会看到我在里面
面对白纸
沉默无语
听着被屠杀被侮辱者的哭声
我怎能描写
爱的场面
看着孩子们的笑脸
我又怎能写下
死亡
请你不要贸然
进入我的房间
你将看到
一个暗哑的、被桎梏的见证人
见证了
被死亡压倒的爱
这样极具个人的冲突性体验，来自于历史又有着超越历史的渴望的力量，读之令人心颤。它有自我拷问的强度，也有着见证时代悲剧的忠实。鲁热维奇的诗歌大多都具有如此明显的直接性，而他所倡导的“裸诗”风格，也影响巨大。所谓“裸诗”，就是剔除了语言里一切不必要、华而不实的赘肉，让思想与情感达到一种赤裸裸呈现的状态。这是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奥斯维辛之后，波兰诗歌的必然选择。正是这样一些诗人的存在和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阿多诺那个著名的断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米沃什也以其全部的诗歌写作回应了阿多诺，也在其大量散文作品，特别是在《诗的见证》一书里，从更广阔、更深邃的意义上，提出了他的见证诗学和希望诗学主张。 “历史感”，说起来如果仅仅是一个词语，肯定不难领会。然而在写作中真正实现这一点，何其困难。波兰诗人，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那么好。历史被严肃地对待，诗歌也因此得到极大的丰富。别尔嘉耶夫说过一句名言：“历史没有宽容人类的个体，甚至没有觉察他们。”他说得对。不过回头一想，至少波兰诗歌觉察到了他们，他们个体的存在，并且关心他们。其实，波兰诗人对待历史是这样，对待现实也是如此。
在他们身上，有种文化上的自尊、优雅，以及崇高感。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处理得也很好。他们的文化心态是开放的。从我比较熟悉的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身上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说起米沃什，有一个误解甚至曲解：说米沃什是一个“民族诗人”——总是有人想当然地把某个杰出的诗人归入所谓“民族诗人”。就我所知，起码米沃什并不以“民族诗人”自居，他的世界眼光、他对于波兰性的批判态度、他对世界诗歌文化的全面吸收与提升，都不是一个“民族诗人”的概念可以涵盖的。米沃什珍视波兰语、忠实于他的母语，这是真确的，但是这却丝毫不能代表他持有任何民族主义的立场，更不能证明他停留于任何民族主义的视野，或者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诗人。也许有人会想到米沃什本人的话：“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如何理解？这当然不只是谦辞。在波兰甚至有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拒绝认为米沃什是“波兰诗人”，也不是无风三尺浪。其实，一个人既不是世界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这是完全可能的。诗人的“这一个”会使他们存在于标签所能指示的范围之外。再比如扎加耶夫斯基，自然終生以波兰语写作，明确表示过他不喜欢民族主义，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诗人。有一个旁证是，几年前他获得以让·埃默里的名字命名的欧洲随笔写作杰出成就奖时，该奖评审团给他的颁奖词就将扎加耶夫斯基视为一个“擅长多语种的波兰人和世界主义者”。在现代波兰诗歌史上，如果要推选一位民族诗人，我大胆认为，也许兹别格涅夫·赫伯特比较适当——虽然在诗歌风格上他一向被视为“新古典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两希”所代表的西方古典文化（包括罗马古典文化）的吸收也是公认的。
波兰诗歌的另一个基本的特征，是注重审美性与道德感之间的平衡，这是在“诗与真”之外进一步的问题，落实到“善与美”。毫无疑问，他们会坚持诗的固有审美性，而对道德之善的突出与强调，同样也是一贯的，这也跟他们的历史不无关系。我常常不无自扰地说，诗歌是大地上的事情，诗人不应像法国诗人，尤其是如象征主义诗人那样高蹈——不过我必须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正是他们倡导的“纯诗”的观念，曾经真正激发过我的诗歌激情——诗歌不只是审美主义的空中楼阁，不能只是“纯诗”，诗歌还是要面对伦理/道德的时代现实与精神难题。我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里，最早注意到他所致力于达成的这种平衡：他的诗既富于诗歌想象力，注重审美维度（因此还受到一些误解和责难），却又不失对人的伦理/道德困境的关心。扎加耶夫斯基的文学起步于对官方宣传的揭露，通过诗歌展开嘲弄，暗讽和戏拟是其主要手段。在其成熟阶段，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有着二个缺点”：其一，作家心里只有他自己时，文学的缺点就是作家所暴露的自身的缺点，他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忘记了对真理的求索;其二，作家只为世界的真理独占，那就只有客观现实、正义、对人的评判、伦理、习俗等等。扎加耶夫斯基是一个从来不回避矛盾的诗人，他的哲学出身使他不可能逃避“思”的残酷性。在后期的扎加耶夫斯基那里，一方面他承认“喜欢作为丰富我们的修辞和精神装备的反讽”，一方面反抗当今诗歌时尚里流行的反讽，“反讽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精神的向导”。在他被指摘“漂浮到了一个诗歌审美的轻浮领域”时，他的写作其实已经更深地介入了存在：“危险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一边是反讽，一边是原教旨主义（宗教的，政治的）。在它们之间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间，但它是我的空间。”
对于善的强调，米沃什也许是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他对诗的定义是“对真实的热情探求”，同时他也认为，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未成年人的态度。天真——特别是饱经沧桑的经验后的天真——是诗歌的秘密所在，他不仅一生保持了孩童似的“惊讶，无休止的惊讶”，终其一生，他都有着一颗孩子似的、质朴善良的诗人之心。米沃什早期有名的诗句是：“给我们灵感的应是天使的善良，决不是魔鬼的邪恶。”我一直记着他对另一位波兰次要诗人安娜·卡敏斯卡的评论。在米沃什看来，安娜·卡敏斯卡也许不具多大的诗歌天赋，但是在她身上，有着极高的爱的天赋，既是一种品性，也是一种能力：“读她，我意识到她是多么富有而我是多么贫乏/爱与痛苦，哭与梦想与祈祷，她都是多么富有。”艺术固然自有其价值，“而这才是关键：一个善良的人不必懂得那些艺术的把戏。”米沃什的重点在于：如果没有爱的灌注，就没有善。诗歌需要警惕的是沦为奇技淫巧。在我们这里，似乎从来不曾有人将善良视为一种天赋——甚至视善良为某种与天才对立的东西——但我理解并相信米沃什。
关于波兰诗歌，可说的真是太多，也不可能一下说完。我常想，仅米沃什就是一个浩瀚的大海——当然也是我的“定海神针”。对波兰诗人的阅读和翻译是我一个未竟的、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我以为这很好，改庄子一个字，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足已！
波兰现代诗歌何以令人着迷？作为一个纯粹的译者，这个问题要回答起来，我深感困难，但是也难以回避。关于对波兰诗歌最大的阅读感受，我曾经说过：我感到他们在写正常的诗歌，他们也力图成为正常的人。他们的大天才都是如此，牢牢地占据着正席，引导着潮流。为什么如此？从诗歌内部说，这就是所谓正声。即便存在不同的声音，也只是作为次要的补充。从历史上说，这跟他们的民族命运有很大关系，因为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条件，他们就愈是向往和营造它们。如果他们的先锋艺术（包括诗歌），不能呼应这一根本的愿望，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对此，我自觉说得过于简单了一点，尽管是我真切的感觉，针对性也非常明显。首先，“正常”一语就过于宽泛，至少还不够具体。其次，“正常”虽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显示出其独特和必要性，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超出一般的丰富，达到卓越。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思索。我一直想使自己的感觉与判断更具体、更清晰一些。
针对目前比较普遍的那种单一、碎片化的诗歌写作，以及在生命诗学和文化诗学上的精神对峙与分裂（主要表现在偏执于生命诗学或文化诗学的一端），有识者多有不满;而部分有着充分诗歌史意识的诗人，也在呼吁和实践一种更具有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诗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我们足够谦虚，就不难发现波兰诗人——“波兰诗派”——其实已经实现了这种综合。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写出了我们理想中的诗歌！所以无怪乎我们在阅读时常常要惊叹他们写得那么好，惊叹一个国家能够涌现那么多卓越的诗人。
众所周知，波兰的历史可谓多灾多难。波兰是世界的一个小国（虽然历史上也曾是欧洲一个大国），波兰语是典型的小语种，但是，应该不止我一人认为，在文化/诗歌上，波兰是一个真正的强国（虽然诗歌最好是从语言上而不是以国别去定义）。这么设想一下，布罗茨基会说：波兰语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好的诗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波兰有四位作家和诗人问鼎过诺贝尔文学奖，后两位都是诗人。新世纪里又出现了一位，主要是写小说。显然，这不能说是偶然。在此我简单梳理一下波兰现代诗歌的历史：从1918年波兰复国算起，至少出现了四次诗歌高峰。在20年代，“青年波兰”时期的诗人大多健在，“第一次先锋派”和斯卡曼德诗人群，作为复国后崛起的第一代，以杜维姆、伊瓦什凯维奇为代表，呈现第一个高峰。30年代是“第二次先锋派”的年代，天才辈出、流派纷呈，其中包括米沃什所属的“灾祸派”，是为第二个高峰。二战之后，特别是在50年代后期，“解冻”带来以“当代派”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高峰，出现了以鲁热维奇、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为代表的诗人，他们后来都蜚声国际诗坛。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浪潮”诗人群星荟萃，共同创造了第四个高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诗歌从未中断;每当国家陷入非正常状况时，诗人们或转入地下，或为抽屉写作——有时就是宁可为抽屉写作。波兰诗人，具有一种一贯的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传统，我极为钦佩。
波兰诗歌体现了对历史足够的尊重。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从来都很紧密。我们中国也有“诗史”的传统。现在虽然书写史诗也许只是极少数诗人的抱负，但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诗人的写作必须处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诗人，是否对得起他们所遭遇的一切，是否从历史中学到了东西，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甚至直接考问着自身写作的合法性。在波兰文学史上，仅就20世纪的波兰诗歌史而言，他们的大诗人，如斯塔夫、亚历山大·瓦特、米沃什、鲁热维奇、赫伯特、安娜·斯維尔、希姆博尔斯卡——这些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同时也心生敬意的诗人——都写出了直面历史的伟大诗歌。在翻译和阅读他们之后，“历史感”成为我本人衡量诗人写作的一个重要尺度，我承认这是受到他们强烈的影响。
波兰大诗人们的作品，“历史感”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在见证（记忆）与想象之间进行的综合、达成的平衡。见证与想象的关系，说到底也是“诗与真”的久远的诗学问题，是在时代中变化的体现。在这方面，鲁热维奇是在国际上包括在中国读者中间最早产生影响的一位诗人。《见证人》是他的一首代表作：
亲爱的，你知道我在里面
请你不要贸然进入
我的房间
你会看到我在里面
面对白纸
沉默无语
听着被屠杀被侮辱者的哭声
我怎能描写
爱的场面
看着孩子们的笑脸
我又怎能写下
死亡
请你不要贸然
进入我的房间
你将看到
一个暗哑的、被桎梏的见证人
见证了
被死亡压倒的爱
这样极具个人的冲突性体验，来自于历史又有着超越历史的渴望的力量，读之令人心颤。它有自我拷问的强度，也有着见证时代悲剧的忠实。鲁热维奇的诗歌大多都具有如此明显的直接性，而他所倡导的“裸诗”风格，也影响巨大。所谓“裸诗”，就是剔除了语言里一切不必要、华而不实的赘肉，让思想与情感达到一种赤裸裸呈现的状态。这是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奥斯维辛之后，波兰诗歌的必然选择。正是这样一些诗人的存在和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阿多诺那个著名的断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米沃什也以其全部的诗歌写作回应了阿多诺，也在其大量散文作品，特别是在《诗的见证》一书里，从更广阔、更深邃的意义上，提出了他的见证诗学和希望诗学主张。 “历史感”，说起来如果仅仅是一个词语，肯定不难领会。然而在写作中真正实现这一点，何其困难。波兰诗人，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那么好。历史被严肃地对待，诗歌也因此得到极大的丰富。别尔嘉耶夫说过一句名言：“历史没有宽容人类的个体，甚至没有觉察他们。”他说得对。不过回头一想，至少波兰诗歌觉察到了他们，他们个体的存在，并且关心他们。其实，波兰诗人对待历史是这样，对待现实也是如此。
在他们身上，有种文化上的自尊、优雅，以及崇高感。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处理得也很好。他们的文化心态是开放的。从我比较熟悉的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身上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说起米沃什，有一个误解甚至曲解：说米沃什是一个“民族诗人”——总是有人想当然地把某个杰出的诗人归入所谓“民族诗人”。就我所知，起码米沃什并不以“民族诗人”自居，他的世界眼光、他对于波兰性的批判态度、他对世界诗歌文化的全面吸收与提升，都不是一个“民族诗人”的概念可以涵盖的。米沃什珍视波兰语、忠实于他的母语，这是真确的，但是这却丝毫不能代表他持有任何民族主义的立场，更不能证明他停留于任何民族主义的视野，或者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诗人。也许有人会想到米沃什本人的话：“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如何理解？这当然不只是谦辞。在波兰甚至有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拒绝认为米沃什是“波兰诗人”，也不是无风三尺浪。其实，一个人既不是世界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这是完全可能的。诗人的“这一个”会使他们存在于标签所能指示的范围之外。再比如扎加耶夫斯基，自然終生以波兰语写作，明确表示过他不喜欢民族主义，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诗人。有一个旁证是，几年前他获得以让·埃默里的名字命名的欧洲随笔写作杰出成就奖时，该奖评审团给他的颁奖词就将扎加耶夫斯基视为一个“擅长多语种的波兰人和世界主义者”。在现代波兰诗歌史上，如果要推选一位民族诗人，我大胆认为，也许兹别格涅夫·赫伯特比较适当——虽然在诗歌风格上他一向被视为“新古典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两希”所代表的西方古典文化（包括罗马古典文化）的吸收也是公认的。
波兰诗歌的另一个基本的特征，是注重审美性与道德感之间的平衡，这是在“诗与真”之外进一步的问题，落实到“善与美”。毫无疑问，他们会坚持诗的固有审美性，而对道德之善的突出与强调，同样也是一贯的，这也跟他们的历史不无关系。我常常不无自扰地说，诗歌是大地上的事情，诗人不应像法国诗人，尤其是如象征主义诗人那样高蹈——不过我必须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正是他们倡导的“纯诗”的观念，曾经真正激发过我的诗歌激情——诗歌不只是审美主义的空中楼阁，不能只是“纯诗”，诗歌还是要面对伦理/道德的时代现实与精神难题。我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里，最早注意到他所致力于达成的这种平衡：他的诗既富于诗歌想象力，注重审美维度（因此还受到一些误解和责难），却又不失对人的伦理/道德困境的关心。扎加耶夫斯基的文学起步于对官方宣传的揭露，通过诗歌展开嘲弄，暗讽和戏拟是其主要手段。在其成熟阶段，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有着二个缺点”：其一，作家心里只有他自己时，文学的缺点就是作家所暴露的自身的缺点，他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忘记了对真理的求索;其二，作家只为世界的真理独占，那就只有客观现实、正义、对人的评判、伦理、习俗等等。扎加耶夫斯基是一个从来不回避矛盾的诗人，他的哲学出身使他不可能逃避“思”的残酷性。在后期的扎加耶夫斯基那里，一方面他承认“喜欢作为丰富我们的修辞和精神装备的反讽”，一方面反抗当今诗歌时尚里流行的反讽，“反讽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精神的向导”。在他被指摘“漂浮到了一个诗歌审美的轻浮领域”时，他的写作其实已经更深地介入了存在：“危险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一边是反讽，一边是原教旨主义（宗教的，政治的）。在它们之间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间，但它是我的空间。”
对于善的强调，米沃什也许是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他对诗的定义是“对真实的热情探求”，同时他也认为，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未成年人的态度。天真——特别是饱经沧桑的经验后的天真——是诗歌的秘密所在，他不仅一生保持了孩童似的“惊讶，无休止的惊讶”，终其一生，他都有着一颗孩子似的、质朴善良的诗人之心。米沃什早期有名的诗句是：“给我们灵感的应是天使的善良，决不是魔鬼的邪恶。”我一直记着他对另一位波兰次要诗人安娜·卡敏斯卡的评论。在米沃什看来，安娜·卡敏斯卡也许不具多大的诗歌天赋，但是在她身上，有着极高的爱的天赋，既是一种品性，也是一种能力：“读她，我意识到她是多么富有而我是多么贫乏/爱与痛苦，哭与梦想与祈祷，她都是多么富有。”艺术固然自有其价值，“而这才是关键：一个善良的人不必懂得那些艺术的把戏。”米沃什的重点在于：如果没有爱的灌注，就没有善。诗歌需要警惕的是沦为奇技淫巧。在我们这里，似乎从来不曾有人将善良视为一种天赋——甚至视善良为某种与天才对立的东西——但我理解并相信米沃什。
关于波兰诗歌，可说的真是太多，也不可能一下说完。我常想，仅米沃什就是一个浩瀚的大海——当然也是我的“定海神针”。对波兰诗人的阅读和翻译是我一个未竟的、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我以为这很好，改庄子一个字，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足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