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求学生涯一路走来，教过我的老师可谓不少。但不知怎的，每当回忆起我的老师，总是第一个想起一位“大脚”女教师——朱玉爱。
　　朱老师不教我已整整30年了。印象里朱老师是一位教学有方、爱护学生的好老师，她不仅是我小学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也是校长。她讲起课来头头是道，让人听得明明白白，让本来对数学这门课“不感冒”的我也感到了数学的有趣、有用。朱老师使我们这个往年数学平均分不足50分的班级一度提升到70、80分，把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懵懂少年引进了数学的课堂。在我们小学毕业那年，全班51名同学一举考入县一中12人，考入县城关中学18人，震惊全县，创造了我们村小“小升初”的历史。
　　“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高尚的人”，朱老师对待每一个学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她的小儿子和我一个班级，还曾和我是同桌，但我从未见过朱老师偏袒她的儿子，倒是见她多次责罚因贪玩未完成作业的儿子，要他独立地把作业补上，否则将和其他同学一样罚站挨批评。
　　我小时候家里极穷，三间草屋之外，连个院墙也没有。远在淄博的大姑疼爱她的大侄子，就从邮局给我寄来棉鞋和衣服。那些衣服过于肥大，也怪我瘦弱，穿在身上很不相称——但我只管保暖，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有一天，朱老师来问我了：你这衣服是买的还是做的？她早就看出了这不是我家的衣服，明显是城市里孩子穿的衣服。我直言相告。于是她拍拍我的衣服，笑着走开了。她是担心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偷拿了别人家的东西。第二年麦收时节，她便安排我和几个班干部一起为生产队站岗值勤——防止有人来偷队里的夏粮。于是麦收过后，我便领到了5元钱，这对我家来说，不啻是一笔意外的大额收入。
　　但我的厄运还是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由于生活困难，温饱问题尚不能很好地解决，猪肉是很少吃的，我常记得母亲在冬天把一种爬墙的“猪耳朵”米豆煮熟了晒干了然后炒菜吃，还把萝卜、生菜、花生米等制作成咸菜，就是萝卜皮、生菜皮也不舍得扔掉，腌成咸菜吃。那年我11岁那年，冬天特别冷，由于衣着单薄，吃的又不好，不争气的身体，因受了风寒患起肺病来。当时我只觉得身体不爽，却说不出所以然来，父母也没有发现我哪个地方不对劲。一天上午，朱老师照例到教室查点人数，查到我时，盯住我看了半霎，又把我叫了出去。问道：“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是否身体感觉不舒服？”还让我去办公室自己照照镜子看。我这才发现眼角红通通的，难怪近几天老觉得眼睛有点不大对劲。朱老师叮嘱我一定让父母带我去县医院看看。中午放学回家，我告诉了父母，父母以为是红眼病，去村卫生所拿了红霉素眼药膏，不管用。第二天，我发起高烧来，父母慌了，这才想起朱老师的话，于是带我去了县医院检查。一拍片，是肺结核，住院治疗近一周才好。那个年代，有不少因为肺结核病故的人。而我因治疗及时，幸得无碍，一周后就治愈出院了。幸亏朱老师及时提醒，不然后果还真难以预料。
　　朱老师不仅对我关爱有加，对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同学张云军的二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拖拉机手之一，工作十分勤劳。有一次因乡路崎岖难走，不小心拖拉机侧翻，折了肋骨，入院手术。朱老师听说后便亲自去看望。她把全村子的人都看做是亲人，难怪村里的人一提起她，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称赞的。许多和我母亲一样年龄的农村妇女，在路上如果碰见了朱老师，总要亲热地啦呱啦呱半天，说些家长里短，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临别时又感激地往朱老师手里塞一把韭菜或者几棵葱花，而朱老师常常拒绝，说：“我和孩子他爸都有工资，老乡，咱不需要这个。”然后骑上大金鹿自行车径直离去。
　　我不知道朱老师为何被称为“大脚”老师，只听说她小时候被她的奶奶逼着缠过脚，但她的脚并没有“三寸金莲”那样小，比我们村那些“小脚”奶奶的“小脚”确乎大了些——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位好老师，好校长。朱老师教我们这群学生的时候已是中年，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但她的背略微有点驼，眼角布满皱纹，那是岁月的结晶。她的眼睛充满慈祥，那是一个母亲的眼睛。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朱玉爱，寄托着父母对她玉石般的钟爱，而朱老师又把玉石般宝贵的爱无私地给予了我们——让她操心受累的学生们。（作者单位：山东省蒙阴县蒙阴街道（东关）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