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今年出版的《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中，记录了我在1963年冬与焦裕禄交谈的一段，五十多年过去，还历历在目：
　　焦裕禄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离我很近。我近距离看他，他的脸上很疲倦，但眼睛仍是明亮的。他说：“我们的工作很不够啊！兰考父老太好了，看到他们生活这样困难，咱心里有愧。1957 年以前，兰考是黄金时代，就和现在仪封园艺场一样。可因为瞎指挥，让兰考百姓父老受罪了，到现在也翻不了身。”
　　焦裕禄这几句话说得深沉，让人感到他心里的沉重。他的声音在我心里震动：“咱们不是父母官，人民才是咱的父母呀；咱也不能满足当清官，那是封建社会的官。咱们让父母养活着，咱们理应孝顺父母，咱们不是当清官，要当老百姓的长工啊！”
　　是当百姓的父母官，还是把百姓视为自己的父母，这是封建社会的官和我们共产党的官员的根本区别。焦裕禄为何要把老命搭上也要改变兰考面貌，是他觉得对兰考百姓有愧。为何有愧？是因为兰考在1956年是黄金时代，那时根本没有了三害，林茂粮丰，是从1958年所谓“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人为的三害造成的灾难，这才让自然的三害猖獗起来。对这历史之罪，焦裕禄在给省委的报告里，明确地承认了这瞎指挥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对兰考人民受罪，他作为党的县委书记，觉得心里有愧，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是何等的胸怀。
　　面对历史的错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人民敢于承认，一种是回避错误，不敢承认，或谁要指出错误还要打击谁。不是你不承认，所犯的错误就不存在。为讨论这个给省委的报告，县委内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是中央没有叫我们承认这错，我们县何必对百姓对上级说呢？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上届县委的错误，我们这一届何必去担当？焦裕禄的回答，我在《我眼中的焦裕禄》书中作了纪录：
　　有的人说，不要这么提吧，中央也没有正式文件要我们检讨。有的说，这不是我们这届县委的错误，我们没有必要承担这种错误。焦裕禄说：“咱们共产党人就要敢于说实话，因为我们没有私利，错了就是错了，要对兰考人民有个交代。你不说，老百姓心里也明白。他们不知道 1957 年前是兰考的黄金时代吗？老百姓心里最明白，肚子最有数，那年月，他们没有挨饿嘛。你不说，你不敢承认我们瞎指挥犯了错误，你就得不到兰考人民的信任。虽然说，这是过去县委犯的错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嘛，你就要承担过去的县委的错误，这样兰考百姓才相信，你才不会再犯同样的瞎指挥的错误了。我们要向兰考百姓父老认错啊。我主张开头要写明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这错误造成的灾害是什么。”
　　敢于面对真实的历史，是焦裕禄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没有个人的考虑。今天为什么丢掉了这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的精神，是因为有了个人的利益考虑，怕因此失去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早就不是共产党了，他们成了权贵利益的代表者，这也就是今天产生腐败的根源吧。
　　今年3月17日，习近平同志到兰考，再次提到要视人民为父母。他提出的这句话就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
　　学习焦裕禄是真学还是形式主义地做样子，就看你是不是真把民众当成你的父母。如果你还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要民众做你的顺民，把维护自己权利的民众视为刁民、暴民，你用人民给你的权力去打击他们，就证明你已经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去了。让这种官员去学习焦裕禄这不是缘木求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