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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职工作与“铜臭”为伍，与“孔方”长伴，读书很有限。但可以自慰的是，从小学到现在，四十八九年时间，我没有停止过读书。
个人体会，我读书至今基本经历了三个过程：被动需要的过程——工作需要、产生兴趣的过程——逐渐喜爱、主动需要的过程——无书不能生活。如实地讲，这三个阶段目前在我身上还有交替，但基本上已经过渡到第二、三个过程。总结起来，我读的书总体上有五大类。
一是每天必读报、必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最早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后来转为“新闻联播”，现在则偏重晚间新闻及网络新闻。这个习惯我几十年从未中断，偶尔间断第二天也要补上，否则就有“丢东西”的感觉，非得找回来不可。之所以把这一点放在首位，一是时间久频率高，二是我确实是以一种等同于读书摄取知识营养的心态在做这件事。
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方面著述。对于这些著作，我并不是为了看才去看，所以，具体阅读数量没有专门统计，只是大概记得《资本论》通读过两遍，《矛盾论》读过数遍，其他著作会时常翻阅。
第三则是与我的工作有关的专业方面的书籍，如经济金融等专业书籍，包括亚当·斯密、庞巴维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名家名作。
四是文史哲。我在文学方面，涉猎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如中国的古今名著、诗词曲赋，以及这些年的“陕军东征”、唐浩明、二月河系列等等；外国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司汤达、大小仲马、泰戈尔等等。在历史方面，则主要包括二十八史(清前的二十四史加清史、北洋史、民国史、中共党史)、世界史、中外哲学史、中外文学史、历史人物传记等等。思想哲学方面包括卢梭、培根、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等。但老实说，这些人的书大多是过去读的。
最后，我还会浏览一些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杂书和文章。
坦白地说，没有书我不能生存。苏东坡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我而言，此“竹”应当当作“书”解。
虽然也算看过一些书，但我在读书方面也有不足，那就是我看过的书中，社会科学多，自然科学少；中国书多，外国书少；过去的书多，当代的书少。
在这一点上，有一句话我的体会最深：“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越读书越感觉自己无知。
因为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所以我很难回答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书。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硬着头皮按时间顺序列出《道德经》、《忏悔录》和《矛盾论》三本。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是讲辩证法，讲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告诉人们无为无不为；卢梭的《忏悔录》在我看来其可贵之处在于教人真诚；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把辩证法讲活了，在指导工作，处理矛盾时，受益无穷。
我认为除基础理论与专业书外，一个人应当多读点文史哲。文学即是人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直接感受；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是对社会真实的全面描述；哲学则可以让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读书为什么?我体会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这样不单对读书大有裨益，对运用读书学来的知识也颇有帮助。
一是知与行的关系。我给北大清华讲书法，讲到“书外功夫”，有同学就问我何为“书外功夫”?我的回答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读书解惑要与行结合起来，才能读懂。老实说，为了读党史，几十年来，长征一、二、四方面军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李白、杜甫、苏东坡走过的路，我基本也都走过。
二是薄与厚的关系。书要越读越薄，不能越读越厚。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去说。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则是没有水平。
三是精与通的关系。精力所限，不能什么书都精读。大量的书是可以通读的，有的书甚至可以看简本，更甚至听讲座、看光盘。但有的书一定要精读，比如哲学。哲学是地基，其他专业书是楼房。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但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
四是读与思的关系。读书要用心，否则“尽信书不如无书”。钱钟书也说过：“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所以读书要思考。比如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过去是盲目崇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曾有过怀疑动摇。后来我读了大量关于毛主席的书，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甚至攻击性的。读后我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全面历史地去评价，才理性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他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艺术家。至此，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定位在理性崇敬。
五是学与用的关系。学习是为了应用。读专业书有专业的用途，读文史哲有时对指导工作也有用，甚至更有用。特别是单位、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把握方向、用好人才、处理矛盾，读点文史哲，可以更好地工作。
六是书与友的关系。读书本身就是交友，还可以净化交友的圈子。正所谓“不用开门，明月自然来做客；无须会友，古人多少是同心。”
(整理 张军)
个人体会，我读书至今基本经历了三个过程：被动需要的过程——工作需要、产生兴趣的过程——逐渐喜爱、主动需要的过程——无书不能生活。如实地讲，这三个阶段目前在我身上还有交替，但基本上已经过渡到第二、三个过程。总结起来，我读的书总体上有五大类。
一是每天必读报、必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最早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后来转为“新闻联播”，现在则偏重晚间新闻及网络新闻。这个习惯我几十年从未中断，偶尔间断第二天也要补上，否则就有“丢东西”的感觉，非得找回来不可。之所以把这一点放在首位，一是时间久频率高，二是我确实是以一种等同于读书摄取知识营养的心态在做这件事。
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方面著述。对于这些著作，我并不是为了看才去看，所以，具体阅读数量没有专门统计，只是大概记得《资本论》通读过两遍，《矛盾论》读过数遍，其他著作会时常翻阅。
第三则是与我的工作有关的专业方面的书籍，如经济金融等专业书籍，包括亚当·斯密、庞巴维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名家名作。
四是文史哲。我在文学方面，涉猎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如中国的古今名著、诗词曲赋，以及这些年的“陕军东征”、唐浩明、二月河系列等等；外国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司汤达、大小仲马、泰戈尔等等。在历史方面，则主要包括二十八史(清前的二十四史加清史、北洋史、民国史、中共党史)、世界史、中外哲学史、中外文学史、历史人物传记等等。思想哲学方面包括卢梭、培根、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等。但老实说，这些人的书大多是过去读的。
最后，我还会浏览一些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杂书和文章。
坦白地说，没有书我不能生存。苏东坡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我而言，此“竹”应当当作“书”解。
虽然也算看过一些书，但我在读书方面也有不足，那就是我看过的书中，社会科学多，自然科学少；中国书多，外国书少；过去的书多，当代的书少。
在这一点上，有一句话我的体会最深：“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越读书越感觉自己无知。
因为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所以我很难回答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书。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硬着头皮按时间顺序列出《道德经》、《忏悔录》和《矛盾论》三本。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是讲辩证法，讲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告诉人们无为无不为；卢梭的《忏悔录》在我看来其可贵之处在于教人真诚；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把辩证法讲活了，在指导工作，处理矛盾时，受益无穷。
我认为除基础理论与专业书外，一个人应当多读点文史哲。文学即是人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直接感受；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是对社会真实的全面描述；哲学则可以让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读书为什么?我体会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这样不单对读书大有裨益，对运用读书学来的知识也颇有帮助。
一是知与行的关系。我给北大清华讲书法，讲到“书外功夫”，有同学就问我何为“书外功夫”?我的回答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读书解惑要与行结合起来，才能读懂。老实说，为了读党史，几十年来，长征一、二、四方面军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李白、杜甫、苏东坡走过的路，我基本也都走过。
二是薄与厚的关系。书要越读越薄，不能越读越厚。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去说。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则是没有水平。
三是精与通的关系。精力所限，不能什么书都精读。大量的书是可以通读的，有的书甚至可以看简本，更甚至听讲座、看光盘。但有的书一定要精读，比如哲学。哲学是地基，其他专业书是楼房。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但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
四是读与思的关系。读书要用心，否则“尽信书不如无书”。钱钟书也说过：“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所以读书要思考。比如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过去是盲目崇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曾有过怀疑动摇。后来我读了大量关于毛主席的书，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甚至攻击性的。读后我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全面历史地去评价，才理性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他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艺术家。至此，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定位在理性崇敬。
五是学与用的关系。学习是为了应用。读专业书有专业的用途，读文史哲有时对指导工作也有用，甚至更有用。特别是单位、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把握方向、用好人才、处理矛盾，读点文史哲，可以更好地工作。
六是书与友的关系。读书本身就是交友，还可以净化交友的圈子。正所谓“不用开门，明月自然来做客；无须会友，古人多少是同心。”
(整理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