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贝多芬到爱因斯坦，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俾斯麦到施罗德，一百年来，德国在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极为特殊和富有追溯意义的印迹
在上海，很难不经常想起德国。
上海街头的出租车，几乎是清一色的“桑塔纳”。新款的巴士，多是“奔驰”。百年名校同济大学，山德国人创办。最时尚的“新天地”附近的中共“一大”会址，更是德国人马克思的理论传入中国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表征地。
在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离开中国不久，在德国举行的2006世界杯将成为这个夏天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国际赛事。
可以说，从贝多芬到爱因斯坦，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俾斯麦到施罗德，一百年来，德国在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极为特殊和富有追溯意义的印迹。
“在逆境中要自强”
“德国”是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乐曾教授最熟稔的研究对象，也曾经是他人生最关键时刻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
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德国农民战争”。在“文革”期间下乡、遭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的父亲、著名留德学者李国豪院士在家书中，不但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来激励他，也跟他讲了不少德国人和他本人在德国经历的事：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开始发表哲学研究成果时还在中学里当教员：自己在留德期间碰上战争和大轰炸，当过“难民”……
凭着这样一种被他自己称为“在逆境中要自强”的信念，在后来的人生中，李乐曾不断进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较早赴联邦德国的人文社科专业留学生。他现在最忙碌的工作，便是为同济大学和德国的交往修史。
至今依然管用的马克思
对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青年学者蒋昌建博士来说，德国是贯穿于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神交”。
“想到德国，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马克思。”蒋昌建说。他说，初识这个德国大胡子老头，是在“幼儿园的墙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再读马克思，发现他的理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丰富，于是愈读愈“景仰”。
曾经在辩论中扬名的蒋昌建认为，理论有三种作用——解释现象、提出观点和预测未来，而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三方面都是别的理论“难以比肩的”。
他说，自己把马克思的集子“基本都翻过”，感觉其中最有用的是看待世界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行为都给出了“至今看来仍然有说服力的解释”。
他最为折服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的预测。他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大力推荐《共产党宣言》——“读一读《共产党宣言》，你就能懂得全球化。”
拉贝日记与勃兰特下跪
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德国人把中国和德国在感情上拉得更近。
他就是约翰·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代表。在侵华日军侵占南京的日子里，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容了数万难民。同时，拉贝在呼啸的枪炮声中，逐日记载了金陵古城那一段惨痛的日子。时隔一个甲子之后的1997午，《拉贝日记》在南京出版。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著名事件是，1970年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当众跪倒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代表德国表达深深的忏悔之意。
《瞭望东方周刊》对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100名本科学生进行了一次随机的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知道勃兰特和拉贝的故事?如果是现在知道了，是否会增加你对德国的好感?
100名受访学生中，有33人表示知道这两个故事，而余下的67人全都表示，了解这两段故事后增加了他们对德国的好感。
与此同时，研究大众传媒和外交的蒋昌建博士注意到，在中国媒体中，德国报道的量并不大，但以正面为主。中日互动中，有关日本的负面报道比较多，尤其是二战历史问题。可以看出的是，中国人对于德国彻底忏悔历史的精神，怀有深切的好感。
蒋昌建博士进一步分析说，德国的忏悔之所以这么彻底，除了因为德国自身经历的两次大规模的包括自己在内的全球性社会灾难只外，更重要的是，战争改变了德国对自身的价值定位：从日耳曼民族优越到可以主宰世界的定位变成了一种与世界交流、对话和包容的态度。
其中，德国政治家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小视的。“勃兰特下跪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并不难，但作为政治家来说，是不容易的。政治家的人性和人性的政治家结合起来的举动所传达的信息，其冲击力是很大的，并能从视觉感动直接导向心灵震撼。”
“而且，我并没有觉得勃兰特这一跪，德国赖以骄傲的东西就从此衰微了。”蒋昌建说。
绵延一百年的文化外交
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特殊印迹，既是德国文化本身的吸引力所致，也是德国政府近一百年来推行对华文化政策的结果。
将于明年迎来百年校庆的同济人学可以被看成是中德一百年来文化交流的缩影。同济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德国医生宝隆在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倡议下创办的“德文医学堂”。
据同济大学校史记载，此时德国政界、工商界和在沪的数百名商人，“感到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这里有近千名德国商人，如办一所工学堂，既能扩大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又十分有利于开拓一个巨大而充满希望的销售市场。”于是，1912年6月，在德文医学堂的基础上又开办了工学堂，合称“同济医工学堂”。
李乐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克纳佩在卸任总领事回到德国之后，一直为同济筹款多方活动。“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比美国人更早提小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同济的建立，不只是工商界的行为，更有明确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按德国模式培养学生的同济大学，在机械制造和医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有过“十军工九同济”的说法。
此后，小德关系由于一次大战遭受了挫折，直到1949年，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1972年与联邦德国建交。
“中德关系是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最好的。”李乐曾说。
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后，中德双方开始酝酿在同济大学建立“中德学院”，按德国模式联合培养经济及工程专业技术硕士生。1998年，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正式成立。
中德学院现任德方副院长司马涛(Thomas Zimmer)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德学院是一个“窗口”，德国政治家、专家、经济界和外交界的人士都喜欢来这里直接跟中国人交流，德国总理施罗德就亲自来视察过。
目前，仅在上海常住的德国人就超过8000人，是上海最大的外国人群体之一。在上海的德国投资项目达2200多项，上海因此被称为“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2006年5月，初次访问中国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宣布启动“总理奖学金计划”，资助中国的未来精英赴德国研修，这被认为是德国政府面向未来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上海，很难不经常想起德国。
上海街头的出租车，几乎是清一色的“桑塔纳”。新款的巴士，多是“奔驰”。百年名校同济大学，山德国人创办。最时尚的“新天地”附近的中共“一大”会址，更是德国人马克思的理论传入中国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表征地。
在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离开中国不久，在德国举行的2006世界杯将成为这个夏天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国际赛事。
可以说，从贝多芬到爱因斯坦，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俾斯麦到施罗德，一百年来，德国在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极为特殊和富有追溯意义的印迹。
“在逆境中要自强”
“德国”是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乐曾教授最熟稔的研究对象，也曾经是他人生最关键时刻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
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德国农民战争”。在“文革”期间下乡、遭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的父亲、著名留德学者李国豪院士在家书中，不但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来激励他，也跟他讲了不少德国人和他本人在德国经历的事：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开始发表哲学研究成果时还在中学里当教员：自己在留德期间碰上战争和大轰炸，当过“难民”……
凭着这样一种被他自己称为“在逆境中要自强”的信念，在后来的人生中，李乐曾不断进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较早赴联邦德国的人文社科专业留学生。他现在最忙碌的工作，便是为同济大学和德国的交往修史。
至今依然管用的马克思
对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青年学者蒋昌建博士来说，德国是贯穿于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神交”。
“想到德国，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马克思。”蒋昌建说。他说，初识这个德国大胡子老头，是在“幼儿园的墙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再读马克思，发现他的理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丰富，于是愈读愈“景仰”。
曾经在辩论中扬名的蒋昌建认为，理论有三种作用——解释现象、提出观点和预测未来，而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三方面都是别的理论“难以比肩的”。
他说，自己把马克思的集子“基本都翻过”，感觉其中最有用的是看待世界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行为都给出了“至今看来仍然有说服力的解释”。
他最为折服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的预测。他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大力推荐《共产党宣言》——“读一读《共产党宣言》，你就能懂得全球化。”
拉贝日记与勃兰特下跪
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德国人把中国和德国在感情上拉得更近。
他就是约翰·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代表。在侵华日军侵占南京的日子里，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容了数万难民。同时，拉贝在呼啸的枪炮声中，逐日记载了金陵古城那一段惨痛的日子。时隔一个甲子之后的1997午，《拉贝日记》在南京出版。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著名事件是，1970年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当众跪倒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代表德国表达深深的忏悔之意。
《瞭望东方周刊》对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100名本科学生进行了一次随机的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知道勃兰特和拉贝的故事?如果是现在知道了，是否会增加你对德国的好感?
100名受访学生中，有33人表示知道这两个故事，而余下的67人全都表示，了解这两段故事后增加了他们对德国的好感。
与此同时，研究大众传媒和外交的蒋昌建博士注意到，在中国媒体中，德国报道的量并不大，但以正面为主。中日互动中，有关日本的负面报道比较多，尤其是二战历史问题。可以看出的是，中国人对于德国彻底忏悔历史的精神，怀有深切的好感。
蒋昌建博士进一步分析说，德国的忏悔之所以这么彻底，除了因为德国自身经历的两次大规模的包括自己在内的全球性社会灾难只外，更重要的是，战争改变了德国对自身的价值定位：从日耳曼民族优越到可以主宰世界的定位变成了一种与世界交流、对话和包容的态度。
其中，德国政治家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小视的。“勃兰特下跪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并不难，但作为政治家来说，是不容易的。政治家的人性和人性的政治家结合起来的举动所传达的信息，其冲击力是很大的，并能从视觉感动直接导向心灵震撼。”
“而且，我并没有觉得勃兰特这一跪，德国赖以骄傲的东西就从此衰微了。”蒋昌建说。
绵延一百年的文化外交
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特殊印迹，既是德国文化本身的吸引力所致，也是德国政府近一百年来推行对华文化政策的结果。
将于明年迎来百年校庆的同济人学可以被看成是中德一百年来文化交流的缩影。同济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德国医生宝隆在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倡议下创办的“德文医学堂”。
据同济大学校史记载，此时德国政界、工商界和在沪的数百名商人，“感到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这里有近千名德国商人，如办一所工学堂，既能扩大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又十分有利于开拓一个巨大而充满希望的销售市场。”于是，1912年6月，在德文医学堂的基础上又开办了工学堂，合称“同济医工学堂”。
李乐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克纳佩在卸任总领事回到德国之后，一直为同济筹款多方活动。“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比美国人更早提小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同济的建立，不只是工商界的行为，更有明确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按德国模式培养学生的同济大学，在机械制造和医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有过“十军工九同济”的说法。
此后，小德关系由于一次大战遭受了挫折，直到1949年，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1972年与联邦德国建交。
“中德关系是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最好的。”李乐曾说。
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后，中德双方开始酝酿在同济大学建立“中德学院”，按德国模式联合培养经济及工程专业技术硕士生。1998年，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正式成立。
中德学院现任德方副院长司马涛(Thomas Zimmer)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德学院是一个“窗口”，德国政治家、专家、经济界和外交界的人士都喜欢来这里直接跟中国人交流，德国总理施罗德就亲自来视察过。
目前，仅在上海常住的德国人就超过8000人，是上海最大的外国人群体之一。在上海的德国投资项目达2200多项，上海因此被称为“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2006年5月，初次访问中国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宣布启动“总理奖学金计划”，资助中国的未来精英赴德国研修，这被认为是德国政府面向未来的一项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