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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狂人日记》既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在竹内好看来，《狂人日记》赋予了鲁迅“文学的自觉”，因表现了鲁迅某种根本的态度而有其价值。竹内好在狂人的觉醒及赎罪意识中感受到了鲁迅的“回心”，而在文体和内容的选择上看到了鲁迅的“挣扎”。在由《狂人日记》到鲁迅再到中国的层层递进关系中，竹内好捕捉到了“回心”与“挣扎”的精神特质，并以此为基点切入到现代日本的历史实践中，从而引发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性反思，这即是竹内好的思维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作为方法的“竹内鲁迅”。
关键词：竹内鲁迅;《狂人日记》;回心;挣扎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106-03
海外汉学对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其中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是不容小觑，日本对鲁迅的研究在国际中都享有盛誉，而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又被视为日本鲁迅研究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为后人开创了一种鲁迅研究的范式。《狂人日记》既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在竹内好看来，正如《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样，《狂人日记》之于鲁迅也有着特殊的意味。在其发表以前，鲁迅一直蛰伏在绍兴会馆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我们只能感受到他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竹内好认为，鲁迅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东西。在竹内好的著作《鲁迅》一书中，《狂人日记》被他看作是包含着鲁迅小说所有倾向的萌芽的作品，对作品整体而言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竹内好说《狂人日记》赋予了鲁迅“文学的自觉”，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狂人日记》之所以开辟了近代文学的道路，并不是因为这篇作品为白话争得了自由，也并不是因为它使作品世界成为可能，更不是因为它具有打破封建思想的意义。我认为，这篇稚拙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作者通过它把握到了某种根柢上的态度。”[1]鲁迅通过《狂人日记》获得了文学的自觉，而竹内好通过《狂人日记》追踪到了本源上的鲁迅。本文拟从竹内好对《狂人日记》的阐释人手，探寻竹内好在鲁迅身上汲取到的精神资源，并从中析出作为方法的“竹内鲁迅”。
一、《狂人日记》与“回心”
“回心”是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在《思想的形成》一文中，竹内好首次提出“回心”这一概念，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发表之前的蛰伏期抓到了对其一生具有决定作用的，可以称作“回心”的东西，也是让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关键性契机，但对于“回心”的具体内涵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一般认为，日语当中“回心”这个词，来自英语的Conversion，除了原词所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之外，一般特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2]在《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中，竹内好将“回心”与“转向”一词并置而提，他认为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他以此来区分中日文化，认为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文化。结合起来看，竹内好使用“回心”这个词，既有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醒的意思，同时也有抵抗外在他者，否定固化自我，从而回归真我的意思。
竹内好所说的“回心”首先作为一种自觉和觉醒意识呈现在《狂人日记》中。小说中两次描写到月光：“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3]狂人在这冰冷的月光的刺激下，感到自己所处的情况不妙，并且在这月光中他觉醒到自己过去三十多年的浑噩状态，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竟是个吃人的世界，他恍然大悟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4]在众人眼中，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病人，而在狂人眼中，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在此，狂人作为吃人世界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者，在意识到吃人世界的可怕时，他竭力呼喊着：“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5]
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经常将“回心”看作“罪的自觉”“死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这些虽与“回心”的表述不同，但都体现着相同的内涵，都表现出觉醒之后获得一种“罪的意识”，通过根本上的自我否定而获得作为人格的和社会性个人的自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荻得一种独醒的自觉之后，想到自己也是这吃人世界中的一员，可能也曾是吃人者的同谋，也许在无意之中吃了妹妹的几片肉，他忏悔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6]这些内心的独白表明狂人已经将自己视为一个吃过人的人，而不只是吃人世界中独自保持清醒的那一个，此时他因自己吃人的行为而获得一种罪的自觉，这种赎罪意识促使他生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7]的呼喊。
二、《狂人日记》与“挣扎”
“挣扎”是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又一关键词，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对此做出了解释：…挣扎’这个中文词汇有忍耐、承受、拼死打熬等意思。我以为是解读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线索，也就不时地照原样引用。如果按照现在的用词法，勉强译成日文的话，那么近于‘抵抗’这个词。”[8]在竹内好看来，“挣扎”或者说“抵抗”是鲁迅接受外来事物、正视自身的方式，也是鲁迅对待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态度。正如他所指出的：“他（鲁迅）‘时常因为生命的迅速消灭’而工作，也就是说他为了消灭自己而生存。不过，他却不能相信作为消灭‘旧事物’的武器的‘新事物’。对于‘旧事物’来说是‘新事物’的东西，怎么能消灭那个‘旧事物’呢？那只不过是作为权威的‘新事物’而已。新事物本身就是旧的。‘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谚语》）。镇压学生运动的官吏就曾经是学生运动的主谋（《娜拉走后怎样》）。以权威的语言讲话的人自己必须听从权威的语言。消灭旧事物的不是旧事物以外的新事物，而只能是‘旧事物’中的某种陈旧性。消灭自己的人除了自己不会是别人。”[9]在竹内好这里，所谓“挣扎”就象征对自身的否定性的固守和重塑，既扬弃他者，也扬弃自身。 在《狂人日记》中，竹内好捕捉到了鲁迅这种“挣扎”的态度。首先从文体上来说，竹内好指出鲁迅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还没有白话文文章。没有既定的表现形式，而他却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有必要凭借写作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10]而鲁迅创造新的表现形式的方式并不是像胡适提倡白话文而作白话诗那样，把文言旧诗的构思翻译成白话文，鲁迅拒绝凭借古文的文人构思，同时也拒绝白话文通俗小说的传统。竹内好说他“同时接受了文人的传统、白话小说的传统，但却不满意于任何一方。他从对传统的反叛开始，为了使自己与一切文学传统断绝关系，他曾一度成为章炳麟的门下。为了否定现代，他回归到古代。所以，与其说他始于沒有表现形式之处，不如说他是从对一切表现形式的反叛开始。”[11]竹内好曾在《鲁迅》一书中提到章炳麟对鲁迅的影响，他认为鲁迅师从章炳麟，听他的国学讲义，并不是因为尊敬他的文章，而是敬佩他的革命战斗精神，我们也能在他师从于章炳麟的行为中看出他不同于梁启超、胡适等人将通俗的白话文传统当成消灭古文的武器，他选择身处古文传统中自觉其陈旧性，从而努力与一切文学传统断绝关系。对《狂人日记》小说的文体，竹内好评价道：“《狂人日记》的文体既不是白话文也不是古文，是一种奇妙的文体。这种破坏性的文体，与其说对描写狂人的心理有必要（结果是对狂人心理描写有益，使其成功了），不如说是从破坏现有文体的意识出发。而且这好像与作品的内容——旨在破坏既有的制度与道德——相辅相成。”[12]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小说中颇具创造性的将13则“语颇错杂无论次，间亦有略具联络者”[13]的日记按照狂人的心理活动组织起来，同时还别具匠心的在以白话文体为主的日记之外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在白话与文言的对立中为我们建构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充满疯人疯语的狂人的世界，一个是思维清晰的正常人的世界，在这种对立与反讽中不仅表现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也表现出了鲁迅在“挣扎”中对新形式的创造。
在小说的内容上竹内好同样看到了鲁迅所谓的“挣扎”。鲁迅承认《狂人日记》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之作，而对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反抗，又恰恰是贯穿文学革命的一条主线。竹内好指出：“为了消灭象征‘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旧事物，许多人搬出各种各样的招数。其中‘民主和科学’扮演了两面的救世主。他们想要用新事物对抗旧事物。以提取对象性的旧事物为媒介，使新事物本身现实化。那是作为权威加以固定的。最初提倡它的胡适，又最早从战线中脱离，没有提倡它的鲁迅，到最后嗤笑胡适。鲁迅不相信新事物。那也许会有，但他自己不以为然。‘中国大概很有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他不具有消灭‘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武器。他自身也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一部分。”[14]《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恐惧生活在“吃人”世界之中，他不仅恐惧自己被吃，而且对自己的哥哥吃人，自己是吃人者的弟弟，并且是否自己在不经意间也吃过人的事情同样抱有恐惧，这强烈的恐惧感如洪水猛兽般将他吞噬，对这可怕的“吃人”世界他既无法逃脱也难以拯救，他能做的只有尽力去挽救那些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为了不被吃，就必须阻止吃人。已经吃过人的他无法获救，但必须拯救还没有吃过人、没有被玷污的灵魂。为了拯救这样的灵魂，他能够做的只有毁灭可恶的自己。他因毁灭自己而生。”[15]鲁迅将自己视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一部分，而狂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被害者同时也是“吃人”社会的一份子，鲁迅抱着赎罪的意识与黑暗和绝望斗争了一生，而狂人为了拯救被扭曲的社会奋力呼喊，可见他们都采取同样的“挣扎”的态度去面对现实，都是在挣扎与抵抗中涤荡自己的灵魂。
三、作为方法的“竹内鲁迅”
“竹内鲁迅”是竹内好鲁迅研究的简称，它不仅指代了作家论意义上的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同时也指代由此生发出的以鲁迅为媒介的竹内好的中国观、中国文化观和以此为参照体系的日本民族文化改造论。[16]竹内好通过鲁迅获得了生的自觉，也凭借着鲁迅而对日本的文化、战争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藤田省三在1977年的悼词《竹内好》中指出：“竹内好在日本的现代史中为‘中国’确定了独特的位置，使它成为现代日本社会基本问题的载体。对于竹内好而言，中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在这一悖论的层面上，竹内好把中国、把鲁迅变成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精神原点。”[17]
竹内好对《狂人日记》以及鲁迅的研究，毋宁说是在对日本进行研究，他的鲁迅研究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学内部研究，而是将鲁迅与亚洲、日本和中国的现实的思想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由《狂人日记》到鲁迅再到中国的层层递进关系中，看到了“回心”与“挣扎”的精神特质，并以此来对照评判日本的本土问题。在1948年写作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中，竹内好以“回心”和“抵抗”为核心讨论了历史的形成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欧洲不断入侵和扩张，正是欧洲的近代自我即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自我确立、自我保存的运动本性的体现。而近代以前的东洋自身，恰恰缺乏这种运动，所以欧洲的入侵便成为近代东洋自我形成的契机，正如“东洋的抵抗是欧洲之成为欧洲的历史契机”一样，自我的形成，就在于与他者的关联性当中。在竹内好看来，面对这个契机，中国和日本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国抓住了这个契机，在挣扎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否定与更新，从而形成一种“回心”类型的自我主体;而日本，在其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下，迅速地抛弃传统，进入欧洲所给予的现代模式，其本质却是放弃了自我的形成。在竹内好看来，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迅速地接受西方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资本主义化，这是堕落的进步，是奴隶的进步，因为在这里没有“自我保存的欲望”，也就是丧失了日本的主体性。竹内好认为，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是以西方的入侵为媒介和契机，再造自身的传统。这就是竹内好在《狂人日记》中看到的，也是他在鲁迅的思想中汲取到的精神资源，即消灭旧事物的不是旧事物以外的新事物，而是旧事物中的某种陈旧性，只有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旧的东西变为新的东西，只有通过自我内在的否定才能生成新的自我。 事实上，竹内好对鲁迅及其文学的执著于他而言也是一种“挣扎”，面对东亚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普适性价值体系毫无批判的接受，他试图寻找一条冲破这种形态的思想统治的出路，在不断地寻找过程中，他遇到了鲁迅，在鲁迅的身上不断的汲取养料，凭借鲁迅进行历史的反思。总而言之，竹内好是带着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介入鲁迅研究的，他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去无限地接近鲁迅，并以此为基点切入到现代日本的历史实践中，从而引发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性反思。我们今天阅读竹内好，它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他异于常人的结论，而在于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和他所提出的富有启示性的命题，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感受。虽然竹内好的逻辑是“以中国为方法，以日本为目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在“竹内鲁迅”中获取思想灵感和精神资源，是否可以将日本、欧美等国家作为我们的“方法”，从而去构筑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53.
[2][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19.
[3]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4.
[4]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4.
[5]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53.
[6]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4.
[7]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5.
[8][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3.
[9][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8.
[10][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01.
[11][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02.
[12][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02.
[13]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4.
[14][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00.
[15][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02.
[16]刘国平.“竹内鲁迅”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4（10）.
[17][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
关键词：竹内鲁迅;《狂人日记》;回心;挣扎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106-03
海外汉学对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其中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是不容小觑，日本对鲁迅的研究在国际中都享有盛誉，而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又被视为日本鲁迅研究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为后人开创了一种鲁迅研究的范式。《狂人日记》既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在竹内好看来，正如《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样，《狂人日记》之于鲁迅也有着特殊的意味。在其发表以前，鲁迅一直蛰伏在绍兴会馆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我们只能感受到他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竹内好认为，鲁迅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东西。在竹内好的著作《鲁迅》一书中，《狂人日记》被他看作是包含着鲁迅小说所有倾向的萌芽的作品，对作品整体而言占据着特殊的位置。竹内好说《狂人日记》赋予了鲁迅“文学的自觉”，在书中他这样写道：“《狂人日记》之所以开辟了近代文学的道路，并不是因为这篇作品为白话争得了自由，也并不是因为它使作品世界成为可能，更不是因为它具有打破封建思想的意义。我认为，这篇稚拙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作者通过它把握到了某种根柢上的态度。”[1]鲁迅通过《狂人日记》获得了文学的自觉，而竹内好通过《狂人日记》追踪到了本源上的鲁迅。本文拟从竹内好对《狂人日记》的阐释人手，探寻竹内好在鲁迅身上汲取到的精神资源，并从中析出作为方法的“竹内鲁迅”。
一、《狂人日记》与“回心”
“回心”是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在《思想的形成》一文中，竹内好首次提出“回心”这一概念，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发表之前的蛰伏期抓到了对其一生具有决定作用的，可以称作“回心”的东西，也是让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关键性契机，但对于“回心”的具体内涵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一般认为，日语当中“回心”这个词，来自英语的Conversion，除了原词所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之外，一般特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2]在《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中，竹内好将“回心”与“转向”一词并置而提，他认为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是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他以此来区分中日文化，认为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文化。结合起来看，竹内好使用“回心”这个词，既有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醒的意思，同时也有抵抗外在他者，否定固化自我，从而回归真我的意思。
竹内好所说的“回心”首先作为一种自觉和觉醒意识呈现在《狂人日记》中。小说中两次描写到月光：“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3]狂人在这冰冷的月光的刺激下，感到自己所处的情况不妙，并且在这月光中他觉醒到自己过去三十多年的浑噩状态，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竟是个吃人的世界，他恍然大悟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4]在众人眼中，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病人，而在狂人眼中，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在此，狂人作为吃人世界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者，在意识到吃人世界的可怕时，他竭力呼喊着：“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5]
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经常将“回心”看作“罪的自觉”“死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这些虽与“回心”的表述不同，但都体现着相同的内涵，都表现出觉醒之后获得一种“罪的意识”，通过根本上的自我否定而获得作为人格的和社会性个人的自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荻得一种独醒的自觉之后，想到自己也是这吃人世界中的一员，可能也曾是吃人者的同谋，也许在无意之中吃了妹妹的几片肉，他忏悔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6]这些内心的独白表明狂人已经将自己视为一个吃过人的人，而不只是吃人世界中独自保持清醒的那一个，此时他因自己吃人的行为而获得一种罪的自觉，这种赎罪意识促使他生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7]的呼喊。
二、《狂人日记》与“挣扎”
“挣扎”是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又一关键词，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对此做出了解释：…挣扎’这个中文词汇有忍耐、承受、拼死打熬等意思。我以为是解读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线索，也就不时地照原样引用。如果按照现在的用词法，勉强译成日文的话，那么近于‘抵抗’这个词。”[8]在竹内好看来，“挣扎”或者说“抵抗”是鲁迅接受外来事物、正视自身的方式，也是鲁迅对待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态度。正如他所指出的：“他（鲁迅）‘时常因为生命的迅速消灭’而工作，也就是说他为了消灭自己而生存。不过，他却不能相信作为消灭‘旧事物’的武器的‘新事物’。对于‘旧事物’来说是‘新事物’的东西，怎么能消灭那个‘旧事物’呢？那只不过是作为权威的‘新事物’而已。新事物本身就是旧的。‘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谚语》）。镇压学生运动的官吏就曾经是学生运动的主谋（《娜拉走后怎样》）。以权威的语言讲话的人自己必须听从权威的语言。消灭旧事物的不是旧事物以外的新事物，而只能是‘旧事物’中的某种陈旧性。消灭自己的人除了自己不会是别人。”[9]在竹内好这里，所谓“挣扎”就象征对自身的否定性的固守和重塑，既扬弃他者，也扬弃自身。 在《狂人日记》中，竹内好捕捉到了鲁迅这种“挣扎”的态度。首先从文体上来说，竹内好指出鲁迅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还没有白话文文章。没有既定的表现形式，而他却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有必要凭借写作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10]而鲁迅创造新的表现形式的方式并不是像胡适提倡白话文而作白话诗那样，把文言旧诗的构思翻译成白话文，鲁迅拒绝凭借古文的文人构思，同时也拒绝白话文通俗小说的传统。竹内好说他“同时接受了文人的传统、白话小说的传统，但却不满意于任何一方。他从对传统的反叛开始，为了使自己与一切文学传统断绝关系，他曾一度成为章炳麟的门下。为了否定现代，他回归到古代。所以，与其说他始于沒有表现形式之处，不如说他是从对一切表现形式的反叛开始。”[11]竹内好曾在《鲁迅》一书中提到章炳麟对鲁迅的影响，他认为鲁迅师从章炳麟，听他的国学讲义，并不是因为尊敬他的文章，而是敬佩他的革命战斗精神，我们也能在他师从于章炳麟的行为中看出他不同于梁启超、胡适等人将通俗的白话文传统当成消灭古文的武器，他选择身处古文传统中自觉其陈旧性，从而努力与一切文学传统断绝关系。对《狂人日记》小说的文体，竹内好评价道：“《狂人日记》的文体既不是白话文也不是古文，是一种奇妙的文体。这种破坏性的文体，与其说对描写狂人的心理有必要（结果是对狂人心理描写有益，使其成功了），不如说是从破坏现有文体的意识出发。而且这好像与作品的内容——旨在破坏既有的制度与道德——相辅相成。”[12]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小说中颇具创造性的将13则“语颇错杂无论次，间亦有略具联络者”[13]的日记按照狂人的心理活动组织起来，同时还别具匠心的在以白话文体为主的日记之外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在白话与文言的对立中为我们建构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充满疯人疯语的狂人的世界，一个是思维清晰的正常人的世界，在这种对立与反讽中不仅表现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也表现出了鲁迅在“挣扎”中对新形式的创造。
在小说的内容上竹内好同样看到了鲁迅所谓的“挣扎”。鲁迅承认《狂人日记》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之作，而对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反抗，又恰恰是贯穿文学革命的一条主线。竹内好指出：“为了消灭象征‘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旧事物，许多人搬出各种各样的招数。其中‘民主和科学’扮演了两面的救世主。他们想要用新事物对抗旧事物。以提取对象性的旧事物为媒介，使新事物本身现实化。那是作为权威加以固定的。最初提倡它的胡适，又最早从战线中脱离，没有提倡它的鲁迅，到最后嗤笑胡适。鲁迅不相信新事物。那也许会有，但他自己不以为然。‘中国大概很有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他不具有消灭‘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武器。他自身也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一部分。”[14]《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恐惧生活在“吃人”世界之中，他不仅恐惧自己被吃，而且对自己的哥哥吃人，自己是吃人者的弟弟，并且是否自己在不经意间也吃过人的事情同样抱有恐惧，这强烈的恐惧感如洪水猛兽般将他吞噬，对这可怕的“吃人”世界他既无法逃脱也难以拯救，他能做的只有尽力去挽救那些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为了不被吃，就必须阻止吃人。已经吃过人的他无法获救，但必须拯救还没有吃过人、没有被玷污的灵魂。为了拯救这样的灵魂，他能够做的只有毁灭可恶的自己。他因毁灭自己而生。”[15]鲁迅将自己视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一部分，而狂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被害者同时也是“吃人”社会的一份子，鲁迅抱着赎罪的意识与黑暗和绝望斗争了一生，而狂人为了拯救被扭曲的社会奋力呼喊，可见他们都采取同样的“挣扎”的态度去面对现实，都是在挣扎与抵抗中涤荡自己的灵魂。
三、作为方法的“竹内鲁迅”
“竹内鲁迅”是竹内好鲁迅研究的简称，它不仅指代了作家论意义上的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同时也指代由此生发出的以鲁迅为媒介的竹内好的中国观、中国文化观和以此为参照体系的日本民族文化改造论。[16]竹内好通过鲁迅获得了生的自觉，也凭借着鲁迅而对日本的文化、战争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藤田省三在1977年的悼词《竹内好》中指出：“竹内好在日本的现代史中为‘中国’确定了独特的位置，使它成为现代日本社会基本问题的载体。对于竹内好而言，中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在这一悖论的层面上，竹内好把中国、把鲁迅变成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精神原点。”[17]
竹内好对《狂人日记》以及鲁迅的研究，毋宁说是在对日本进行研究，他的鲁迅研究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学内部研究，而是将鲁迅与亚洲、日本和中国的现实的思想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由《狂人日记》到鲁迅再到中国的层层递进关系中，看到了“回心”与“挣扎”的精神特质，并以此来对照评判日本的本土问题。在1948年写作的《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文中，竹内好以“回心”和“抵抗”为核心讨论了历史的形成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欧洲不断入侵和扩张，正是欧洲的近代自我即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自我确立、自我保存的运动本性的体现。而近代以前的东洋自身，恰恰缺乏这种运动，所以欧洲的入侵便成为近代东洋自我形成的契机，正如“东洋的抵抗是欧洲之成为欧洲的历史契机”一样，自我的形成，就在于与他者的关联性当中。在竹内好看来，面对这个契机，中国和日本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中国抓住了这个契机，在挣扎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否定与更新，从而形成一种“回心”类型的自我主体;而日本，在其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下，迅速地抛弃传统，进入欧洲所给予的现代模式，其本质却是放弃了自我的形成。在竹内好看来，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迅速地接受西方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资本主义化，这是堕落的进步，是奴隶的进步，因为在这里没有“自我保存的欲望”，也就是丧失了日本的主体性。竹内好认为，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是以西方的入侵为媒介和契机，再造自身的传统。这就是竹内好在《狂人日记》中看到的，也是他在鲁迅的思想中汲取到的精神资源，即消灭旧事物的不是旧事物以外的新事物，而是旧事物中的某种陈旧性，只有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之上，才能使旧的东西变为新的东西，只有通过自我内在的否定才能生成新的自我。 事实上，竹内好对鲁迅及其文学的执著于他而言也是一种“挣扎”，面对东亚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普适性价值体系毫无批判的接受，他试图寻找一条冲破这种形态的思想统治的出路，在不断地寻找过程中，他遇到了鲁迅，在鲁迅的身上不断的汲取养料，凭借鲁迅进行历史的反思。总而言之，竹内好是带着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介入鲁迅研究的，他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去无限地接近鲁迅，并以此为基点切入到现代日本的历史实践中，从而引发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性反思。我们今天阅读竹内好，它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他异于常人的结论，而在于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和他所提出的富有启示性的命题，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感受。虽然竹内好的逻辑是“以中国为方法，以日本为目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在“竹内鲁迅”中获取思想灵感和精神资源，是否可以将日本、欧美等国家作为我们的“方法”，从而去构筑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53.
[2][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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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4.
[5]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53.
[6]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4.
[7]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5.
[8][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83.
[9][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8.
[10][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01.
[11][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02.
[12][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02.
[13]鲁迅著，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4.
[14][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00.
[15][日]竹内好著，靳丛林译.从“绝望”开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02.
[16]刘国平.“竹内鲁迅”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4（10）.
[17][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