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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汪涌豪教授到访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并发表原题为《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的专题演讲，阐述中国文化中浓郁的“乡愁”特色。全文篇幅较长，本文为节选。
爱恋乡土，进而爱恋祖国，是人类共同的情怀。所以在这个题目下，我们看得到各种慷慨高尚的志节，乃至悲壮凄婉的情感。用各位习惯的说法，因为故乡是人自身的确证，是人认识世界最重要的起始。中国人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因受特殊生存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它有一些独特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它背后所深藏着的文化意味，更值得人探讨和发扬。
“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属于“中纬度文明带”，但因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它除了有一面临海的大河大陆型的基本地貌，它主要的文明地区地势低平，加以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造成了特殊的农耕社会之外，仍无法掩盖其实际存在的近乎封闭的性质。所谓“禹、稷躬耕而有天下”，从早先的原始部落，一直到春秋战国，广大中原地区的文明几乎都可归因于封闭状态下的农业发展，由此造成的“重本抑末”的治世方规，还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整套家族宗法制度，都无不与之相密合与相适应。
譬如，因为前者，中国人主要采取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生产。又因相对而言的民众土寡，迫使人必须精耕细作；而这种精耕细作所造成的技艺与工具的完善，又反过来促使人更注意适应土地的生命周期，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另行开辟屯垦之事。由此，它所建立起的自然经济社会，基本上就是与外部世界关系松散甚至隔绝的区域性小社会。因为后者，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对既等级森严又上下亲和的宗法权威的维护，对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对一种顺天乐俗的生活情趣的崇尚，都是其表现。这与早先中亚游牧民族或欧洲海上民族通常更热衷向外拓展相比，区别很是明显。
我们要说的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情怀，正是基于上述文化传统产生的。这种意识与情怀有一个基准性的情感表达，就是“安土重迁”。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曾作过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从表层看去就是乡土的，它的特点是“不流动”，它所重视和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孤立而隔膜，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集团为单位，大而言之是同宗同族，小而言之是家庭与亲人。至于这种稳定而不流动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就是基于上述农耕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一套家族宗法制度。所以，这个社会不需要创造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不破坏这种关系。而类似远离乡土的行为，就意味着“流动”，就是对“稳定”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类似“物离乡贵，人离乡减”、“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谚语出现。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吗，那又怎么讲？其实那主要是就一个人的行当选择讲，而不是说人可以随意背离故土。
尽管中国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
说到这里，相信各位一定会想到孔子讲的“父母在，不远游”了。确实，这种不离弃父母远走他乡，也是出于对宗法社会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因为所谓“宗”，依《说文》的解释就是“尊祖庙也”，汉字的书写从“门”从“示”，“示”谓神，“门”谓家。自周天子行“家天下”，《周礼·大司徒》就明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当然，“不远游”不等于绝对不让人出门，只是说，当你一定要外出时，对父母必须有一个妥善的安顿，自己则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不然无目的地游荡，会徒增父母的困扰。是所谓“游必有方”。
至于为避乱、逃灾、求仕、谪居和从军，种种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人更不免经常要离开乡土。尽管如此，他们全部的情感与想象仍会留在自己的乡土，他们感觉中最好的人事也仍然是乡人与乡情。这一点，对今天更乐意周游世界的各位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还有，你们都不愿做所谓的“困守者”，更愿意领略与自己不同的生活，并乐意与不同生活中的人交朋友，你们的说法是，“有友谊的地方就是故乡”，甚至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总会遇到故乡”。我所喜欢的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就这样说过。但中国人不这样，只要你有留意，乃或与中国人有交往，你就知道，尽管他们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所以，通常是这样，当他们离家越远，心反而贴得更近。
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由此可见，乡土情怀对中国人心灵的植入，是那样深切地扎根在人心底，以至于成为其情感最深层的底色，认识世界最稳定重要的“内结构”。这种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与其他古老的传统一样，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还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中国很大，中国的古人很容易在各自生命的不同阶段和场域体会到这种痛苦。一旦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内在的基因不可避免地被激活。此时所谓乡土意识的文化根性就会逃无所逃地显现出来，以至于有时人已慨然赋归，心仍不能平复。自几个世纪前东西方文明初度交往，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敏感而真实的文字记录，都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现在，各位在世界各地，一定到处可见读书、旅游、做生意的中国人，有的人已获定居。你起初觉得讶异，继后略感不安。但当你了解了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进而家国情怀，你就会理解，这基本上与你为生活和事业去中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受传统的影响，这个中国人的乡愁可能更强烈一些，他更容易在乡愁中感受自己的过去，并更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乡愁”这个词的西语词源本不仅指思乡，还包含对过往的难以言说的疼惜。汉语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中国人心里都有。
尤其是今天，全球化特有的“统合”、“压缩”性质，使得现代人普遍产生出一种类似罗兰·罗伯森所说的“现代性乡愁”。这种乡愁依托深厚的文化母体，对每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易于感受。故当对乡土的眷恋凝结成浓稠的乡愁，这个乡愁虽可能沾带有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所说的“家的意识形态”，但从根本上说，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关。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
这种对乡土的怀恋，其实就是对广义的中国文化的怀恋。用中国学者李大钊的区分，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动的文化，那它就是静的文化；再依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一书所讨论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游而求食”的“动物文化”，那它就是“植根于土壤”的“植物文化”。中国人对乡土的怀恋，就像树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
（摘编自《文汇报》2010年4月18日）
爱恋乡土，进而爱恋祖国，是人类共同的情怀。所以在这个题目下，我们看得到各种慷慨高尚的志节，乃至悲壮凄婉的情感。用各位习惯的说法，因为故乡是人自身的确证，是人认识世界最重要的起始。中国人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因受特殊生存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它有一些独特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它背后所深藏着的文化意味，更值得人探讨和发扬。
“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属于“中纬度文明带”，但因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它除了有一面临海的大河大陆型的基本地貌，它主要的文明地区地势低平，加以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造成了特殊的农耕社会之外，仍无法掩盖其实际存在的近乎封闭的性质。所谓“禹、稷躬耕而有天下”，从早先的原始部落，一直到春秋战国，广大中原地区的文明几乎都可归因于封闭状态下的农业发展，由此造成的“重本抑末”的治世方规，还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整套家族宗法制度，都无不与之相密合与相适应。
譬如，因为前者，中国人主要采取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生产。又因相对而言的民众土寡，迫使人必须精耕细作；而这种精耕细作所造成的技艺与工具的完善，又反过来促使人更注意适应土地的生命周期，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另行开辟屯垦之事。由此，它所建立起的自然经济社会，基本上就是与外部世界关系松散甚至隔绝的区域性小社会。因为后者，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对既等级森严又上下亲和的宗法权威的维护，对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对一种顺天乐俗的生活情趣的崇尚，都是其表现。这与早先中亚游牧民族或欧洲海上民族通常更热衷向外拓展相比，区别很是明显。
我们要说的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情怀，正是基于上述文化传统产生的。这种意识与情怀有一个基准性的情感表达，就是“安土重迁”。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曾作过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从表层看去就是乡土的，它的特点是“不流动”，它所重视和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孤立而隔膜，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集团为单位，大而言之是同宗同族，小而言之是家庭与亲人。至于这种稳定而不流动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就是基于上述农耕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一套家族宗法制度。所以，这个社会不需要创造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不破坏这种关系。而类似远离乡土的行为，就意味着“流动”，就是对“稳定”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类似“物离乡贵，人离乡减”、“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谚语出现。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吗，那又怎么讲？其实那主要是就一个人的行当选择讲，而不是说人可以随意背离故土。
尽管中国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
说到这里，相信各位一定会想到孔子讲的“父母在，不远游”了。确实，这种不离弃父母远走他乡，也是出于对宗法社会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因为所谓“宗”，依《说文》的解释就是“尊祖庙也”，汉字的书写从“门”从“示”，“示”谓神，“门”谓家。自周天子行“家天下”，《周礼·大司徒》就明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当然，“不远游”不等于绝对不让人出门，只是说，当你一定要外出时，对父母必须有一个妥善的安顿，自己则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不然无目的地游荡，会徒增父母的困扰。是所谓“游必有方”。
至于为避乱、逃灾、求仕、谪居和从军，种种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人更不免经常要离开乡土。尽管如此，他们全部的情感与想象仍会留在自己的乡土，他们感觉中最好的人事也仍然是乡人与乡情。这一点，对今天更乐意周游世界的各位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还有，你们都不愿做所谓的“困守者”，更愿意领略与自己不同的生活，并乐意与不同生活中的人交朋友，你们的说法是，“有友谊的地方就是故乡”，甚至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总会遇到故乡”。我所喜欢的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就这样说过。但中国人不这样，只要你有留意，乃或与中国人有交往，你就知道，尽管他们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所以，通常是这样，当他们离家越远，心反而贴得更近。
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由此可见，乡土情怀对中国人心灵的植入，是那样深切地扎根在人心底，以至于成为其情感最深层的底色，认识世界最稳定重要的“内结构”。这种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与其他古老的传统一样，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还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中国很大，中国的古人很容易在各自生命的不同阶段和场域体会到这种痛苦。一旦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内在的基因不可避免地被激活。此时所谓乡土意识的文化根性就会逃无所逃地显现出来，以至于有时人已慨然赋归，心仍不能平复。自几个世纪前东西方文明初度交往，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敏感而真实的文字记录，都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现在，各位在世界各地，一定到处可见读书、旅游、做生意的中国人，有的人已获定居。你起初觉得讶异，继后略感不安。但当你了解了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进而家国情怀，你就会理解，这基本上与你为生活和事业去中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受传统的影响，这个中国人的乡愁可能更强烈一些，他更容易在乡愁中感受自己的过去，并更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乡愁”这个词的西语词源本不仅指思乡，还包含对过往的难以言说的疼惜。汉语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中国人心里都有。
尤其是今天，全球化特有的“统合”、“压缩”性质，使得现代人普遍产生出一种类似罗兰·罗伯森所说的“现代性乡愁”。这种乡愁依托深厚的文化母体，对每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易于感受。故当对乡土的眷恋凝结成浓稠的乡愁，这个乡愁虽可能沾带有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所说的“家的意识形态”，但从根本上说，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关。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
这种对乡土的怀恋，其实就是对广义的中国文化的怀恋。用中国学者李大钊的区分，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动的文化，那它就是静的文化；再依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一书所讨论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游而求食”的“动物文化”，那它就是“植根于土壤”的“植物文化”。中国人对乡土的怀恋，就像树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
（摘编自《文汇报》2010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