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我主要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中国应该具备一种历史的角度。
　　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说起。前几年我回山东高密去为我的父亲做寿，整个家族几十个人都参加了。我父亲说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的时期，他认为最近十几年，是他这一辈子中所过生活最好的一段时间。他总结说“中国感谢共产党，高密感谢吴建明”。
　　吴建明是高密市当时的市委书记。他为什么要感谢这个市委书记吴建明呢？因为他解决了高密人的饮水问题。高密这个地方水含氟量很高。高密人在北京、上海认乡亲的重要标志就是一张嘴看到黄牙。吴建明在两年之内把自来水通往高密的千家万户。这件事情当然也是他应该做的，但他的许多前任都没有做。我父亲的这两句话非常纯朴。但是几个本家的年轻人发表了跟我父亲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他们说，感谢什么，一群当官的。
　　这个事情让我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父亲跟我的侄子们会对当下的社会做出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判断呢？就是因为他们考察现实的方法不一样。
　　我父亲是1923年生人，他经历了战争、饥饿、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饱经苦难。当他现在看到自己家里衣食无忧，他得出这个结论，是发自内心的，他是有历史的角度在里面，他是纵向地比较。我这些侄子们，他们都是80后出生，生下来以后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只是横向地比较，他们看到有一些没有他聪明的人比他混得要好，有一些工作不如他勤奋的人发了财，他就感觉到眼下这个社会是很不公平的。
　　从这两代人，或者说从这两种观点里面，我感觉到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都应该有一种纵向比较的角度在里面，也还应该有一种横向的比较在里面。历史的观点和现实的观点，纵向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形成一个焦点，这样就可能得到一个对你要研究对象的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
　　第二，研究中国问题应该引入一种比较的方法。
　　在前几天的汉学家座谈会上，我跟来自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院的院士克拉拉女士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她现在下乡去看到公路两边的很多农田荒芜了，看到草原上没有成群的牛羊，她心里很难过。我对她说，这些现象中国普遍存在。正是因为你所在的国家也存在着跟中国类似的现象，所以你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可以推己度人，以中国的老话就是以“自心比人心”，这样可以对研究的对象有一种尊重的态度、理解的态度。
　　孔夫子还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当下这个时候，“己之所欲，也不要强加于人”。我们过去总是觉得我先进，你落后，我文明，你野蛮，我就把我的先进和文明强加给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道德水准的事。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确实有很多事情很难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来衡量。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生，往往是跟它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跟当地的其他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以这种把自认为是先进的、文明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的做法，我觉得不适合这个社会。因此就是应该在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础上，再引申一步，“己之所欲，也不要强加于人”。
　　第三，研究中国社会应该具有发展的眼光。
　　今年春天，德国驻中国大使施明贤在一次宴会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莫言先生，根据你们中国政府的设想，到了2050年，中国基本上可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重，甚至会变成摧毁这个社会的导火索。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问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严肃的问题也不应该问我一个作家。不过既然他问了，我还是回答。我说：从现在退回去37年是1976年，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青年，我当时最浪漫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由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呢？现在来看，一个人想进城市，谁都可以进。那时候北京有一条禁令叫做“不准围观外国人”。现在的北京，外国人太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就会跟着追，终于开了眼界了，现在任何一条胡同里都塞满了轿车，车辆之多以至于变成了社会公害。
　　我对他说，37年前，想象不到37年后的中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下一个37年以后，大使先生担心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应该相信过去37年内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奇迹的中国人民，在未来的37年里也会创造出更辉煌的奇迹。
　　我们试想中国的未来，看中国的现实，都应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只有用发展的眼光，才可以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才不会被眼前的难题困住，失掉我们奋斗的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8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