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开始后，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和陈师曾(美术家)等人聚会，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鲁迅指出，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了。于是他向蔡元培提出3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有“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他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
　　民国十五年(1926)。傅斯年和恩师胡适在巴黎相聚了几天。两人的谈话提及丁文江，傅斯年痛恨其政治立场，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在北京介绍傅斯年认识丁文江时，笑着对傅斯年说：“这就是你当年要杀的丁文江!”结果俩人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丁文江在长沙病危，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傅斯年著有《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和《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
　　上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德国留学。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他无意中和周恩来、曹谷冰(曾任大公报经理)等3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曹谷冰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陈寅恪一起打。陈寅恪和周恩来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谷冰等人走后才出来。陈寅恪笑着说：“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做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
　　吴晗对夫人袁震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十分佩服。他俩经常争论问题。一次，他们争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所崇拜的“适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取笑他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哈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了。”
　　1946年汪曾祺到了上海后，因为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老师沈从文获悉后，写信把他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有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上世纪40年代，傅斯年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是先后赶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鲁迅和许寿裳等人在日本听章太炎讲课时，极少发言。有一次，章太炎问大家“文学如何定义”。鲁迅回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章太炎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对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