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什么麦当劳与肯德基总是相邻而居?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华的商业区还是在幽静的居民区，麦当劳与肯德基总是形影不离，就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麦当劳与肯德基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家连锁快餐店，为什么都要把分店开到对方的门口，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人口聚集区呢?在大众的眼里，看上去似乎很不合理，但这恰恰体现了商家的高明之处，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经济学的道理。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豪特林选址模型来进行分析，豪特林选址模型将空间简化为一个有固定长度的街道，消费者沿这条街道均匀分布(实际情况下，消费者不是均匀分布的，这是一个简化)，因此每个街区的消费者数目相等。假设街道的长度为1，麦当劳和肯德基就可以通过选择连锁店的位置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其实，对于麦当劳和肯德基来说，除了位置以外，所有的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他们除了愿意在最近的快餐店消费外，对任何一个快餐店都不存在偏好。因为麦当劳和肯德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是无差异的，二者的替代性很强，因此，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去麦当劳和肯德基都是一样的。
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选址过程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假设图中的A为坐标原点，B为坐标是1的点，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策略就是在[0，1]上选择坐标。此时，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策略空间同为[0，1]。
倘若先给麦当劳定策略，肯德基要选择策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只有当顾客数目最多时其利润才达到最大化。假设麦当劳的策略为P，当P<0.5时。肯德基的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是比P稍微大一点，即麦当劳紧右边的位置，此时肯德基获得了它右侧的所有顾客，这些顾客占了全部顾客的大部分。当P=0.5时，肯德基的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是0.5。这时候麦当劳和肯德基各拥有一半的顾客。当P>0，5时，肯德基的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是比P稍微小一点，即麦当劳紧左侧的位置。此时，肯德基就获得了它左侧的全部顾客，这些顾客占了全部顾客的大部分。
如果先定肯德基的策略，麦当劳的策略也可以作相同的分析。在这场博弈中，纳什均衡只有一个，即(0.5，0.5)，所以麦当劳和肯德基都会把连锁店选择在街道中央，各拥有一半的顾客。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其他解释：
一个解释为：假设肯德基在某街道开了一家连锁店。为了让消费者知道，肯德基需要一定的费用做宣传，当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肯德基时，麦当劳可以在它的附近开一家店，因为肯德基和麦当劳基本上可以完全替代，二者的顾客群体也都差不多。所以当顾客去肯德基饱餐一顿后，出了门口就会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一家麦当劳店，心想下次就去吃麦当劳。因此麦当劳不用花任何费用做宣传就能让顾客知道这里还有家麦当劳店。如此这般，如果麦当劳在某一地点开了一家连锁店，肯德基也会采用这样的策略。
另一个解释为：肯德基和麦当劳作为两家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不排除二者有合谋行为的可能。合谋本身是“囚徒困境”，双方都有背叛的动机。但是如果双方紧紧地挨在一起，就会减少背叛的可能，因为如果有一方背叛，另一方马上就会知道，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对其进行惩罚。
为了得到固定的客源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麦当劳与肯德基必须相邻而居，相邻而居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事物的工具，使我们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为什么公交车上让座的情况越来越少?
据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公交车上让座这一做法。在一辆公交车内，竟然没有一个人给坐在地上的六旬老者让座。此类事情并不罕见：不给年迈的老人让座……洞察其背后的语境。就是：我们早已习惯了常态的“不让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第一，我们会脸红并不是因为忧虑弱势群体不被礼让的现实；第二。“不让座”的高调在市场背景下掺和着经济逻辑铿锵不悖。“让座”是否已经转变成了道德与规则的博弈。舆论以近乎道德暴力的姿态谴责甚至鄙视“不让座”的行为。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显然刺激不了每况愈下的“让座率”。
人们不愿意让座，原因何在?
“让座”并不是公德范畴下的律令，而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准。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我们首先需要弄懂的是“道德”究竟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最简洁的说法就是，“道德”衍生于“资源不足”。因为车内的座位不足，需要有人给“更需要坐下的”老人让座，从而便引出了“道德”这一命题。
比如乘车，它属于一种消费行为，乘客用花钱消费的方式，购买了自己的乘车权，他就当然有不给别人让座的权利，法律也并没有规定必须有给他人让座的义务——而当我们在“让座”概念中回旋时。忘记了一点，正是因为公交车内座位的“资源不足”，所以坐着的乘客才被拉入道德命题中，而制度安排方面的理念又被深深地折射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上。
从制度安排方面来说，让座和不让座都是符合乘车的游戏规则的，然而让座的乘客牺牲了自己享受座位的安逸，没有让座的乘客却要承担无德的责备，实际上，他们都是制度不完善、资源紧缺的受害者。而公共道德的底线是彼此之间是否妨碍了对方，举一个我们身边比较常见的例子，比如在公交车上吸烟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公德的问题，而“不让座”只是个体行为选择，属于私德范畴。所以，让座是情分不是本分。
经济学包罗万象，让座也是个经济学问题，“自觉让座”的说法虽然不符合经济学的语境，因为“自觉”需要建立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但信息的不对等却是永恒的。一辆公交车就好像是一个竞争性的产业，有座位的乘客属于优质资源，乘客自身就是这个市场中的主体，越早进入这个“产业”的，当然也就越容易占到优质的资源(座位)。但由于资源有限，便会带来竞争性，我们不可能阻挡每位乘客都想做理性的经济人。于是，“让座”这个道德行为当然有成本核算过程，当车内比较拥挤时。让座的成本相对来说就会变得很高，而在“大家都不让座”的市场规则下，其潜在的道德收益就会变得更小。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华的商业区还是在幽静的居民区，麦当劳与肯德基总是形影不离，就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麦当劳与肯德基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家连锁快餐店，为什么都要把分店开到对方的门口，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人口聚集区呢?在大众的眼里，看上去似乎很不合理，但这恰恰体现了商家的高明之处，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经济学的道理。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豪特林选址模型来进行分析，豪特林选址模型将空间简化为一个有固定长度的街道，消费者沿这条街道均匀分布(实际情况下，消费者不是均匀分布的，这是一个简化)，因此每个街区的消费者数目相等。假设街道的长度为1，麦当劳和肯德基就可以通过选择连锁店的位置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其实，对于麦当劳和肯德基来说，除了位置以外，所有的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他们除了愿意在最近的快餐店消费外，对任何一个快餐店都不存在偏好。因为麦当劳和肯德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是无差异的，二者的替代性很强，因此，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去麦当劳和肯德基都是一样的。
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选址过程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假设图中的A为坐标原点，B为坐标是1的点，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策略就是在[0，1]上选择坐标。此时，麦当劳和肯德基的策略空间同为[0，1]。
倘若先给麦当劳定策略，肯德基要选择策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只有当顾客数目最多时其利润才达到最大化。假设麦当劳的策略为P，当P<0.5时。肯德基的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是比P稍微大一点，即麦当劳紧右边的位置，此时肯德基获得了它右侧的所有顾客，这些顾客占了全部顾客的大部分。当P=0.5时，肯德基的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是0.5。这时候麦当劳和肯德基各拥有一半的顾客。当P>0，5时，肯德基的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是比P稍微小一点，即麦当劳紧左侧的位置。此时，肯德基就获得了它左侧的全部顾客，这些顾客占了全部顾客的大部分。
如果先定肯德基的策略，麦当劳的策略也可以作相同的分析。在这场博弈中，纳什均衡只有一个，即(0.5，0.5)，所以麦当劳和肯德基都会把连锁店选择在街道中央，各拥有一半的顾客。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其他解释：
一个解释为：假设肯德基在某街道开了一家连锁店。为了让消费者知道，肯德基需要一定的费用做宣传，当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肯德基时，麦当劳可以在它的附近开一家店，因为肯德基和麦当劳基本上可以完全替代，二者的顾客群体也都差不多。所以当顾客去肯德基饱餐一顿后，出了门口就会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一家麦当劳店，心想下次就去吃麦当劳。因此麦当劳不用花任何费用做宣传就能让顾客知道这里还有家麦当劳店。如此这般，如果麦当劳在某一地点开了一家连锁店，肯德基也会采用这样的策略。
另一个解释为：肯德基和麦当劳作为两家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不排除二者有合谋行为的可能。合谋本身是“囚徒困境”，双方都有背叛的动机。但是如果双方紧紧地挨在一起，就会减少背叛的可能，因为如果有一方背叛，另一方马上就会知道，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对其进行惩罚。
为了得到固定的客源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麦当劳与肯德基必须相邻而居，相邻而居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事物的工具，使我们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为什么公交车上让座的情况越来越少?
据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公交车上让座这一做法。在一辆公交车内，竟然没有一个人给坐在地上的六旬老者让座。此类事情并不罕见：不给年迈的老人让座……洞察其背后的语境。就是：我们早已习惯了常态的“不让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第一，我们会脸红并不是因为忧虑弱势群体不被礼让的现实；第二。“不让座”的高调在市场背景下掺和着经济逻辑铿锵不悖。“让座”是否已经转变成了道德与规则的博弈。舆论以近乎道德暴力的姿态谴责甚至鄙视“不让座”的行为。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显然刺激不了每况愈下的“让座率”。
人们不愿意让座，原因何在?
“让座”并不是公德范畴下的律令，而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标准。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我们首先需要弄懂的是“道德”究竟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最简洁的说法就是，“道德”衍生于“资源不足”。因为车内的座位不足，需要有人给“更需要坐下的”老人让座，从而便引出了“道德”这一命题。
比如乘车，它属于一种消费行为，乘客用花钱消费的方式，购买了自己的乘车权，他就当然有不给别人让座的权利，法律也并没有规定必须有给他人让座的义务——而当我们在“让座”概念中回旋时。忘记了一点，正是因为公交车内座位的“资源不足”，所以坐着的乘客才被拉入道德命题中，而制度安排方面的理念又被深深地折射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上。
从制度安排方面来说，让座和不让座都是符合乘车的游戏规则的，然而让座的乘客牺牲了自己享受座位的安逸，没有让座的乘客却要承担无德的责备，实际上，他们都是制度不完善、资源紧缺的受害者。而公共道德的底线是彼此之间是否妨碍了对方，举一个我们身边比较常见的例子，比如在公交车上吸烟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公德的问题，而“不让座”只是个体行为选择，属于私德范畴。所以，让座是情分不是本分。
经济学包罗万象，让座也是个经济学问题，“自觉让座”的说法虽然不符合经济学的语境，因为“自觉”需要建立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但信息的不对等却是永恒的。一辆公交车就好像是一个竞争性的产业，有座位的乘客属于优质资源，乘客自身就是这个市场中的主体，越早进入这个“产业”的，当然也就越容易占到优质的资源(座位)。但由于资源有限，便会带来竞争性，我们不可能阻挡每位乘客都想做理性的经济人。于是，“让座”这个道德行为当然有成本核算过程，当车内比较拥挤时。让座的成本相对来说就会变得很高，而在“大家都不让座”的市场规则下，其潜在的道德收益就会变得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