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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是遵循毛泽东教育思想创办的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是上世纪我国教育战线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它自1958年创办至1980年改制，历时22年，为国家培养了22万余名相当于初技毕业至大专毕业程度不等的建设人才，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它还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摸索了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成为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典范，在我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1958年3月，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离开了北京中央警卫团，到江西省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主要负责全省的农垦工作。
5月，汪东兴作为江西代表回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去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汪东兴，很高兴地问道：“去了几个月，情况怎样？”汪东兴汇报说，江西总的情况不错，特别是农业生产情况，自1957年12月开始在全省各地办垦殖场，对集中力量大办农业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有的垦殖场针对农民文化低、掌握技术有困难的情况，办了农村技术学校，凡这样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更好些。
毛泽东听到办农村技术学校，很感兴趣地对汪说：“这个办法好，30多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许多多的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一回到江西，即向省长邵式平谈了自己的想法：可否考虑在江西办一所农业方面的学校，免费招收适龄农民入学，学校的费用靠学员自己劳动创造，省里先给一小部分启动资金，这样，从教育入手，促进江西农业的发展。邵式平听了很高兴，当即表态：“这个想法很好，应该考虑。”他还由此联想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说：“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这对发展我们江西的经济有好处。”
可后来，在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全委会上讨论这件事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同意邵式平的提议，认为办劳动大学的设想是从当前农村、农民的实际出发的，并认为这种办学可考虑以各地垦殖场为基础；另一种意见考虑到垦殖场刚创办不久，再以场办学会分散力量，影响垦殖场工作，而且考虑到学校生源、办学资金等难题，认为江西不具备办劳动大学的条件。后由刘俊秀、汪东兴负责带领一些干部到部分垦殖场走访，广泛征求意见，结果，垦殖场的职工群众热情很高，大都赞成在全省创办劳动大学。
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邵式平、刘俊秀、汪东兴的倡议，为了加快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开发和建设，为了满足全省人民群众，特别是较贫困的工农及其子女提高文化素质的需求，作出了《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特决定以原江西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当日在全省各地公布了招生简章，接着在全省各地设立了招生处、招生点。
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当天，在设于南昌市郊西山梅岭的共大总校以及井冈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所分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总校的开学典礼由副省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作了题为《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邵式平则参加了井冈山分校的开学典礼。第二天，《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当时，总、分校共有1.1万学生，工农及其子女占92．7％。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大学在江西这块红色土地上诞生了。
“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共大总校及各分校，按照山区和各垦殖场的特点,分别设立农、林、畜牧兽医、工业等若干科系。办学经费除省政府按每个学员30元开办费和70元基建费拨给以外，其他一切经费全靠学校学员通过劳动解决。据1959年1月底不完全统计，共大全省各校兴办农场66个、林场40个、畜牧场71个、工厂243个，学校经营的耕地面积4．275万亩，林地面积14．2万亩，创办半年来总收入427万余元，初步建立起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基地，为解决办学经费和学生生产自给打下了基础。学生也不断增加，除大部分来自江西本省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当时负责会议接待工作的江西省领导人汪东兴和方志纯去看望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动问及“劳动大学现在办得怎么样”，汪东兴便将学校开办近一年的情况，从艰苦的建校劳动到利用荒山林地、水塘水库等积极兴办学校自己的农（林）场、畜牧场、鱼苗场以及以各类加工作业为主的工厂，从学校编教材、学员分班级学文化学科技学生产技能，到安排邵式平等省委领导给学校师生作政治报告，从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和面貌变化到人民群众的反映等等，都作了详细汇报，并报告说，共大分校由开办初的30所已发展至77所，学生也已达4．6万余人。为了抓好教学，邵式平还将他延安时期的老朋友、当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任职的林仲（曾与邵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教务长），动员到江西来，担任共大副校长。在整个汇报中，方志纯不时插话补充。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仔细认真地听着，直到汪东兴的汇报停顿下来，仍很有兴致地说：“你接着讲，接着讲，能不能总结一下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特点？”汪东兴稍加思索，便归纳了省长邵式平、书记刘俊秀在共大作报告时所讲到的相关内容，从广大工农群众能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半工半读自己创造条件学习、多快好省地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等几个方面汇报了学校的特点及优越性。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会议期间，周恩来也听取了邵式平关于创办共大的情况汇报，并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这年夏季，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在参观“共大成就展览”后，欣然为庆贺共大创建一周年题写赞词，并为共大井冈山分校的校刊题写“井冈熔炉”的题词。
不久，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一次大型农业展览会上，江西共大的各项成果，包括各类农产品和多项革新创造都被放在第一展台。这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地方的同志都到江西共大来参观、学习取经。
1960年5月，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授予共大总校及大茅山等分校“百面红旗”先进单位。这时，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对共大这所新型大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来到共大云山分校考察、采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到大茅山分校拍摄了纪录片《大茅山的春天》。
“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
1960年9月，汪东兴奉命回北京工作，但他仍与江西共大保持密切联系。1961年7月，因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汪东兴随毛泽东来到江西。受共大及中共江西省委委托，汪东兴于7月29日下午，向毛泽东汇报江西共大的情况。这次，汪东兴主要汇报了共大的管理、培养学生的目标和方向，学生既学文化又学专业技术，采用了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方法等等。毛泽东听到共大发展这么快，并且逐步完善，十分高兴。他说：“办得好啊！看来，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这是一个事业，一件大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讲科学，不培养人才是不行的。”
汪东兴见毛泽东兴致很高，连忙说：“今年8月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3周年，请主席写几个字鼓励鼓励，好不好？”毛泽东很爽快地说：“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接着又说：“你也应该前去祝贺一下他们。”
7月30日早晨，毛泽东的警卫员张仙朋打电话给汪东兴说，今天凌晨主席结束了一夜的办公，刚躺下又起来，说睡不着，还有一件事没办完。接着就吩咐准备纸和墨，坐在桌前，沉思了一会，就一口气写下了许多字……主席写好后就吩咐打电话，说“请汪东兴来先看看，然后我还要再看看”。
汪东兴迫不及待地来到毛泽东住处，兴冲冲地拿起主席写的“字”，一看，原来是给共大的一封信：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
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为“毛主席七·三〇指示”的信件。汪东兴十分激动地看完后，仍放回毛泽东的案头。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又看了看自己写的信，后传话让汪东兴来到自己住处，对汪说：“我又想了一下，这封信还是暂时不要公开发表的好，一旦公开发表，全国各地都要派人去江西参观、学习、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这样一来影响生产，影响教学，大大加重了江西负担，好事变成坏事喽！你告诉江西共大的同志们，就说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你看怎么样？”接着又吩咐：“这封信请你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传阅。”
汪东兴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庐山参加会议的邵式平，告诉他主席已写了亲笔信祝贺共大。邵得知情况，立即来到汪东兴那里，将信的全文抄去，向江西共大的同志们报喜。
庐山会议刚结束，周恩来就来到共大庐山分校考察。9月18日，周恩来在南昌市江西宾馆接见共大学校的领导及师生代表，将毛泽东主席给共大写指示信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还与大家合影留念。
“这样的学校可以多办一点。”
1963年10月初，共大党委书记张宇晴，副书记、副校长黎超和教务处长章仲瑜接中央通知赴北京，参加了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的“八个部”（农垦部、教育部、宣传部、林业部、农业部、财政部、水产部、水电部）有关负责人会议。会议开始，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1961年给共大的“七·三〇”指示信。他边读边解释，深入阐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大家共同理解指示信的内容。随后，周恩来就共大呈交的书面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详细询问了共大同志的想法，接着指示在座的各部领导支持解决，并请农垦部副部长江一真负责召集各部委讨论议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关于解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该文件涉及共大的经费、领导隶属、招生和毕业分配、师资以及教学设备等问题，为共大的巩固和发展解决了不少问题。不久，周恩来又亲自批准了江西共大的发展计划。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关于共大办学情况的汇报，心里很高兴，并打算去附近的拿山分校去看看。后因没空，他派随行的张平化和刘俊秀代表他去共大拿山分校，把他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了拿山分校的全体师生。他俩回来后详细地汇报了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学校可以多办一点。”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在视察湖南后，其专列从长沙到达江西，在接见江西省有关负责人时，又一次关切地问到共大学校的情况，并勉励要将学校进一步办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江西共大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发展也很快，并引起国内外更广泛的关注。1978年2月17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
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1980年11月，经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一种办学形式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共大创办的巨大成就，极其独特的办学思想、理念以及贯穿在整个办学中所体现的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1958年3月，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离开了北京中央警卫团，到江西省担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主要负责全省的农垦工作。
5月，汪东兴作为江西代表回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去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汪东兴，很高兴地问道：“去了几个月，情况怎样？”汪东兴汇报说，江西总的情况不错，特别是农业生产情况，自1957年12月开始在全省各地办垦殖场，对集中力量大办农业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有的垦殖场针对农民文化低、掌握技术有困难的情况，办了农村技术学校，凡这样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更好些。
毛泽东听到办农村技术学校，很感兴趣地对汪说：“这个办法好，30多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农民运动调查，许许多多的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想写的写不出，不学点文化，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一回到江西，即向省长邵式平谈了自己的想法：可否考虑在江西办一所农业方面的学校，免费招收适龄农民入学，学校的费用靠学员自己劳动创造，省里先给一小部分启动资金，这样，从教育入手，促进江西农业的发展。邵式平听了很高兴，当即表态：“这个想法很好，应该考虑。”他还由此联想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说：“我看江西也可以办劳动大学，这对发展我们江西的经济有好处。”
可后来，在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全委会上讨论这件事时，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同意邵式平的提议，认为办劳动大学的设想是从当前农村、农民的实际出发的，并认为这种办学可考虑以各地垦殖场为基础；另一种意见考虑到垦殖场刚创办不久，再以场办学会分散力量，影响垦殖场工作，而且考虑到学校生源、办学资金等难题，认为江西不具备办劳动大学的条件。后由刘俊秀、汪东兴负责带领一些干部到部分垦殖场走访，广泛征求意见，结果，垦殖场的职工群众热情很高，大都赞成在全省创办劳动大学。
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邵式平、刘俊秀、汪东兴的倡议，为了加快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开发和建设，为了满足全省人民群众，特别是较贫困的工农及其子女提高文化素质的需求，作出了《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特决定以原江西南昌林校和各综合垦殖场为基础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总校和分校。”当日在全省各地公布了招生简章，接着在全省各地设立了招生处、招生点。
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当天，在设于南昌市郊西山梅岭的共大总校以及井冈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所分校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总校的开学典礼由副省长兼共大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省委书记兼共大总校校长刘俊秀作了题为《为一座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诞生而欢呼》的报告。邵式平则参加了井冈山分校的开学典礼。第二天，《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祝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的社论。当时，总、分校共有1.1万学生，工农及其子女占92．7％。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大学在江西这块红色土地上诞生了。
“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共大总校及各分校，按照山区和各垦殖场的特点,分别设立农、林、畜牧兽医、工业等若干科系。办学经费除省政府按每个学员30元开办费和70元基建费拨给以外，其他一切经费全靠学校学员通过劳动解决。据1959年1月底不完全统计，共大全省各校兴办农场66个、林场40个、畜牧场71个、工厂243个，学校经营的耕地面积4．275万亩，林地面积14．2万亩，创办半年来总收入427万余元，初步建立起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基地，为解决办学经费和学生生产自给打下了基础。学生也不断增加，除大部分来自江西本省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当时负责会议接待工作的江西省领导人汪东兴和方志纯去看望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动问及“劳动大学现在办得怎么样”，汪东兴便将学校开办近一年的情况，从艰苦的建校劳动到利用荒山林地、水塘水库等积极兴办学校自己的农（林）场、畜牧场、鱼苗场以及以各类加工作业为主的工厂，从学校编教材、学员分班级学文化学科技学生产技能，到安排邵式平等省委领导给学校师生作政治报告，从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和面貌变化到人民群众的反映等等，都作了详细汇报，并报告说，共大分校由开办初的30所已发展至77所，学生也已达4．6万余人。为了抓好教学，邵式平还将他延安时期的老朋友、当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任职的林仲（曾与邵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教务长），动员到江西来，担任共大副校长。在整个汇报中，方志纯不时插话补充。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仔细认真地听着，直到汪东兴的汇报停顿下来，仍很有兴致地说：“你接着讲，接着讲，能不能总结一下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特点？”汪东兴稍加思索，便归纳了省长邵式平、书记刘俊秀在共大作报告时所讲到的相关内容，从广大工农群众能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半工半读自己创造条件学习、多快好省地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等几个方面汇报了学校的特点及优越性。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看来你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坚持办下去。”
会议期间，周恩来也听取了邵式平关于创办共大的情况汇报，并题写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名。这年夏季，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在参观“共大成就展览”后，欣然为庆贺共大创建一周年题写赞词，并为共大井冈山分校的校刊题写“井冈熔炉”的题词。
不久，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一次大型农业展览会上，江西共大的各项成果，包括各类农产品和多项革新创造都被放在第一展台。这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地方的同志都到江西共大来参观、学习取经。
1960年5月，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授予共大总校及大茅山等分校“百面红旗”先进单位。这时，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对共大这所新型大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来到共大云山分校考察、采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到大茅山分校拍摄了纪录片《大茅山的春天》。
“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
1960年9月，汪东兴奉命回北京工作，但他仍与江西共大保持密切联系。1961年7月，因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汪东兴随毛泽东来到江西。受共大及中共江西省委委托，汪东兴于7月29日下午，向毛泽东汇报江西共大的情况。这次，汪东兴主要汇报了共大的管理、培养学生的目标和方向，学生既学文化又学专业技术，采用了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方法等等。毛泽东听到共大发展这么快，并且逐步完善，十分高兴。他说：“办得好啊！看来，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这是一个事业，一件大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讲科学，不培养人才是不行的。”
汪东兴见毛泽东兴致很高，连忙说：“今年8月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3周年，请主席写几个字鼓励鼓励，好不好？”毛泽东很爽快地说：“这是一件大事，我写几个字去祝贺他们。”接着又说：“你也应该前去祝贺一下他们。”
7月30日早晨，毛泽东的警卫员张仙朋打电话给汪东兴说，今天凌晨主席结束了一夜的办公，刚躺下又起来，说睡不着，还有一件事没办完。接着就吩咐准备纸和墨，坐在桌前，沉思了一会，就一口气写下了许多字……主席写好后就吩咐打电话，说“请汪东兴来先看看，然后我还要再看看”。
汪东兴迫不及待地来到毛泽东住处，兴冲冲地拿起主席写的“字”，一看，原来是给共大的一封信：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
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为“毛主席七·三〇指示”的信件。汪东兴十分激动地看完后，仍放回毛泽东的案头。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又看了看自己写的信，后传话让汪东兴来到自己住处，对汪说：“我又想了一下，这封信还是暂时不要公开发表的好，一旦公开发表，全国各地都要派人去江西参观、学习、取经，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这样一来影响生产，影响教学，大大加重了江西负担，好事变成坏事喽！你告诉江西共大的同志们，就说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你看怎么样？”接着又吩咐：“这封信请你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传阅。”
汪东兴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庐山参加会议的邵式平，告诉他主席已写了亲笔信祝贺共大。邵得知情况，立即来到汪东兴那里，将信的全文抄去，向江西共大的同志们报喜。
庐山会议刚结束，周恩来就来到共大庐山分校考察。9月18日，周恩来在南昌市江西宾馆接见共大学校的领导及师生代表，将毛泽东主席给共大写指示信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还与大家合影留念。
“这样的学校可以多办一点。”
1963年10月初，共大党委书记张宇晴，副书记、副校长黎超和教务处长章仲瑜接中央通知赴北京，参加了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的“八个部”（农垦部、教育部、宣传部、林业部、农业部、财政部、水产部、水电部）有关负责人会议。会议开始，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1961年给共大的“七·三〇”指示信。他边读边解释，深入阐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大家共同理解指示信的内容。随后，周恩来就共大呈交的书面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详细询问了共大同志的想法，接着指示在座的各部领导支持解决，并请农垦部副部长江一真负责召集各部委讨论议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关于解决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该文件涉及共大的经费、领导隶属、招生和毕业分配、师资以及教学设备等问题，为共大的巩固和发展解决了不少问题。不久，周恩来又亲自批准了江西共大的发展计划。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关于共大办学情况的汇报，心里很高兴，并打算去附近的拿山分校去看看。后因没空，他派随行的张平化和刘俊秀代表他去共大拿山分校，把他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了拿山分校的全体师生。他俩回来后详细地汇报了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学校可以多办一点。”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在视察湖南后，其专列从长沙到达江西，在接见江西省有关负责人时，又一次关切地问到共大学校的情况，并勉励要将学校进一步办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江西共大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发展也很快，并引起国内外更广泛的关注。1978年2月17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
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1980年11月，经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作为一种办学形式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共大创办的巨大成就，极其独特的办学思想、理念以及贯穿在整个办学中所体现的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