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受到的教育，是羞于在公众场合谈“吃”字的。因为“吃”，多半容易与“好吃懒做”“嘴馋手懒”连在一起。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靖江。父母忙于农事、疲于生计，生活粗糙、日子简单。精致的食物，不只是食材，连加工它的时间都是一种奢侈。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童年，关于食物的记忆，大都与填饱肚皮相关。
　　这几年，美食突然就成了靖江一张香喷喷的名片，连粯子粥都上了五星级酒店的台盘。我开始不明白，粯子粥有什么好吃的？那时天天吃、顿顿吃，吃到整个童年都是粯子味。我离开靖江后一直试图抹去关于它的记忆，差不多有十来年的时间都不愿意碰它。我知道酵烧饼是好吃的，做它所用的是小麦磨成的面粉，比起元麦磨成的粯子粉，可是“精粮”。做酵烧饼需要闲工夫，偶尔为之也很容易失败，而一只失败的酵烧饼不仅浪费了宝贵的食材，也让做酵烧饼的人有落下笨拙名声之风险，故而我极少有机会吃到它。至于蟹黄汤包，虽然我的老师范锡林写汤包写得了一个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又经央视纪录片“食尖上的中国”在全国普及了它的吃法，如今每到秋冬季节，闻香而至的客人令汤包在靖江大小饭馆一桌难求，但它当年毕竟不是随便能上寻常百姓餐桌的奢侈品。至于马桥出产馄饨，祖师香沙芋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季市变成一个代表靖江饮食文化的乡镇，这些都是我离开靖江好多年才听说的。
　　不是说，要富过三代才能懂得吃吗？我有一点不大明白，难道季市人与我生活的不是同一个靖江、同一个时代？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酵烧饼直至为这一产品固化了味道标准？他们从什么年代开始研究老汁鸡，慢火细炖，酥香入骨，以至迎风飘送至百里千里之外？难道季市人有与生俱来的“吃货”基因？这些都是我想要去考证的疑问。
　　对了，放在十几年前，“吃货”这个词绝对具有浓重的贬义。而今，比起“美食家”，季市人似乎更能接受“吃货”这个直白通俗，带点生活喜感和调侃意味的词。这不，看看散布在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老季市菜馆、季市茶馆、季市烧饼铺，就知道季市人早已骄傲地把“吃货”制成标签牢牢地贴在身上。
　　世界上真有一种人，舌头特别执着专一。昔日张季鹰还曾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乡，“非家乡食物不足以慰衷肠”。无锡与靖江仅一江之隔，车程也就比一袋烟的工夫长一点点。我若东施效颦，多半被人骂矫情。但最近几年，仿佛一夜梦醒之后余味无穷地想起昨晚大快朵颐的每一道佳肴，关于味蕾的童年记忆，就在人生走到中年之后被一一唤醒。
　　因此我更加热衷回靖江。回靖之后，我常常大方地以客人自居，到处蹭吃。为此常常无暇在父母家中吃饭，只能打包带回父亲最拿手的糖醋排骨、红焖猪手。
　　最常去的是王家。王家虽有司厨保姆，但主妇是厅堂太太与私家大厨两者身份切换自如之神女子。我进去帮厨，常常如学徒工，只有洗菜洗碗的份。她的口头禅是看着点、学着点。眼见她不紧不慢地舞弄一番，不一會儿，扁豆肉丝菜饭、大蒜炒腊肉、红烧长江杂鱼全部上桌，色香味都堪与星级酒店媲美。
　　要是去袁家，慢慢腾腾的袁会烧一大锅新钓的鱼。一大盆洗净的始旁皮、参鱼，溜溜地滑进加过姜葱的热油锅，“滋滋滋”地冒着清烟。明明三分钟即可熟的小鱼，他偏要慢慢地炖，一直炖到你口水快滴下来。他上桌后，还要示范：拎着小鱼头，一抖，一根完整的鱼骨头便分身出来。
　　若是去徐家，可以傻傻地坐在客厅嗑瓜子看电视等叫吃饭。不多一会儿，徐家的巧妇就变戏法似的整出一大桌最地道的靖江家常菜，每一道都让人垂涎三尺。我总是在与袁家媳妇惨烈的对比中，一边赞赏，一边自惭形秽、自我安慰：其实我们也不是不会做菜啦，起码做出来的都是熟的啊，就是味道没有那么纯正、品相不是那么好看而已嘛。
　　至于侯家妈妈为啥记挂我，我一直觉得惭愧且没来由。有次侯家妈妈给我带了足有二十块半生的苋菜烧饼，紫红色的苋菜汁氤在薄薄的面饼上，成了我对靖江烧饼的最深记忆。带回无锡后，每天拿几张出来，双面煎至金脆，切成八块之后，每块里面都有两只大大的虾仁。整整一周，我都沉浸在侯家妈妈的疼爱里自我陶醉。
　　还有文颖，她假开会之名，给我带过蟹黄汤包、芦笋馄饨、香沙芋头、双鱼肉脯……凡此赠予我以美食之靖江的旧亲故友，如再一一列举，实有诱人口水之嫌疑。作罢。
　　今天是周日。傍晚，我用剩饭做了粯子粥，做了最简单的韭菜懒锅塌，烩了一碗蒜苗香沙竽，暂时忘掉了日渐浑圆的腰，一边吃一边晒图到家庭微信群 ：一个标准靖江人的晚饭，必须有粯子粥，标配是香沙芋，最好有韭菜懒锅塌。同时有三样，是为小康！
　　我离家已十八年矣。有朝一日我无须在外讨生活，我想我多半还是回到靖江去。除了记忆中醇香的味道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有你们，一起共过厨事的老友。
　　顾颖倩：1970年代生于靖江，现居无锡。热爱文字，有作品散见于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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