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田野与社会》
　　行龙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35.00元
　　有句云：“青史有待垦天荒”，二十多年前，社会史领域还是一片天荒的时候，我认识了晋人行龙先生。那时，他正一页一页地翻看山西各县的地方志，做卡片，写提要，准备在社会史领域开出一片新天地。我那时与他有同好，研究的是民众信仰问题，但后来我落荒了，兴趣转到了写历史随笔，与他便失了音问。二十多年过去了，一日，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本书，棕黄色凝重淡雅的封面，厚厚的近500页，书名是《走向田野与社会》，出版者为海内文化人敬重的三联书店。这是他新出的一部社会史论集!摩挲着这部油墨香气尚未散去的大著，我思忖着：昔日，的潜龙，如今已飞天了。
　　古人评文论诗，常以几个字尽其意，我仿之，想用三个字来评论行龙之书，这三个字是：能预流。“预流”，是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术语，大意是：一时代必有新的学术材料和新问题，从而形成一时代之新学术，治学之士参与此学术潮流，便是“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否则便是未人流。(原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之《陈垣敦煌劫余录》)以此衡之，行龙的治学路子，允称“预流”。
　　从行著看，行龙的治学范围是中国社会史，断代是近现代，地域主要是山西省，治学方法为征引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其中，田野调查又是其主要着力的方法。行龙的这个治学路子，正合了“新史学”的潮流。
　　所谓“新史学”，指19世纪以来蔓延全球史学界的新潮流，梁启超曾有名文《新史学》论之。旧史学的注意力在王朝史，在帝王将相，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权者暴者的相砍书，而史家的治学路径则主要靠翻文献，所谓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新史学则把目光投向低处、广处、深处和细微处，着重研究下层社会，研究民众的生活和文化，研究小人物，研究具体的社会事项和事件。即使是研究大时代，也着重社会底部和细微处。例如，德国学者做的“纳粹统治下的日常生活”这一题目，就属于此种目光。新史学还强调把目光放远，着重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如物价、人口的变化；又强调把目光放宽，重视研究“总体史”，即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社会结构整体的历史。这样的研究，较之旧史学，能够更近些距离地触摸历史的原生态；而对于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大势，寻觅历史定律，它是真正的基石。
　　行龙的研究目光，正是投向了历史的低处、广处、深处和细微处。他研究晋商，研究商会，研究乡绅，研究农民，研究村庄，研究这些研究对象的生活、文化和心理，研究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研究他们的变迁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行龙的目光还投向“总体史”和“长时段”，他考察了中国近代的人口史、资源史和环境史，特别是研究了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从抄自他书中的几篇文章的题目，便可清楚地窥见他目光的指向。《山西商会与地方社会》、《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赤桥的事——我的村庄情结》、《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模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不用细看这些文章内容，单从题目，便可看出行龙的治学路子属于“新史学”。
　　晚近的“新史学”，借鉴文化人类学，极强调田野调查。因为“文献不足征”，因为远去的历史太隔膜，所以需要走向田野。旧式的历史家是不把底层社会放在眼里，书之竹帛的。司马光写《通鉴》，是给人主牧民做参考的；《史记》字缝里虽留下过几位商贾的片羽，但后来的正史便基本把小人物扫地出门了；即便是共和国史专著中，论述底层社会和小人物的篇章也是凤毛麟角。“礼失求诸野”，田野调查不仅可以补文献之不足，还有弱化历史隔膜的功能。行龙把历史学者的田野调查称之为“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我认为很准确。我理解，这里的“田野”，是指与书斋，与象牙塔，与现代都市相对的，保存了较多历史信息的一种“场”，它或许在农村，或许在城镇，或许在知情者的口中，或许在民间流传的杂书残本中。到“田野”里去，可以感受古人活动过的场所，体验“空间的历史”(以空间换时间)，还可以触摸历史的滞留物，掘出被岁月掩埋的历史信息。“田野”，大有利于获得对古人“同情的理解”。
　　行龙娴熟地使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得了颇为可观的学术成绩。例如，他对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的研究，对晋水流域的环境和灾害的研究，对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的研究，对山西农村集体化的研究，对晋商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对晋商商号的研究，都是靠着田野调查，还原了历史的概貌，理清了历史的脉络，从而正确地解读了历史。书中的《追寻集体化——剪子湾村田野调查札记》一文，是行龙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揭示中国农村历史真貌的力作。行龙曾先后带领三名学生在剪子湾村做了长达半年的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对村落原貌中所有家户所做的较为系统的影像记录。
　　他的一些发现，动摇了人们对中国农村的某些固有印象和观念。比如，“凡农村必有地主富农”，乃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但看了行龙的调查材料，就应该修正一下这个观念。行龙写道：“1950年春天，剪子湾村在外来工作队的组织下进行了近一个多月的和平土改，结果在全村38户中，划为贫农33户，147人，中农4户，15人，上中农1户，5人。有趣的是该村的阶级成分较为单一，不存在什么地主富农的现象。”没有地主富农?这可能吗?但调查结果明明白白：确实没有。党的文献上说，土改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有地主富农，这土改怎么搞呢?行龙为此专门访问了剪子湾村老支书安新顺。安支书解释说：“这村是穷苦人的村，都是外地来的，不像周围的马淖、长江、山丈头等村那样都是本地人，家族关系重，有大户人家。但是解放了，剪子湾村也得进行土改，分地分窑洞呀。没有被没收和征收土地的斗争对象，也得想办法，最后就是把全村人所有的耕地都集中起来进行丈量，不管是贫农还是中农，然后再按照各家人口数和具体困难情况依次重新分配。当时就是这样。”这一席话，一下子就把看似难解的历史解释清了。这是一个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庄的土改个案，这一个案提示了中国农村历史面貌的多样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及其变迁史的认识。
　　行龙对于土改的田野调查，逻辑地使他对土改后果产生了一个深刻认识：“可以说，土地改革的一个直接政治后果，就是确定了阶级身份的差别，即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身份的确立，而这一符号象征生成的最大功能，就在于它成了集体化时期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仪式化的政治运动的逻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