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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初辟，上帝害怕亚当孤单，乘其熟睡，抽取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就了一个女人。此后，女人遂成了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而男人则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依恋妻子，与她结为一体……一旦分离，难免就有相思的烦恼，以及拉呱絮聒之必要。大概从那时开始，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夫妻之间的两地书便已出现。
在中国，无论是《诗经》中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还是古诗乐府之“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千里远婚姻，悠悠隔山陂”，或许都昭示了夫妻之间的两地书由来已久。及至唐代，现存的敦煌文书中更出现了《夫与妻书》和《妻与夫书》之类的书仪，供人摹仿套用。唐人张敖编撰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中，就有一往一复的天涯芳信：
自从面别，已隔累旬；人信劳通，音书断绝。冬中甚寒，伏惟几娘子动止康和，儿女佳健。此某推免，今从官役，且得平安，唯忧家内如何存济。努力侍奉尊亲，男女切须教训。今因使往，略附两行，不具一一。（《与妻书》）
拜别之后，道路遥长，贱妾忧心，形容憔悴。当去之日，云不多时，一别已来，早经晦朔。翁婆年老，且得平安，家内大小，并得寻常。时候，伏惟某郎动止万福，事了早归，深所望也。（《妻答书》）
据敦煌学者的研究，《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是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类中最为简要的一种。而类似的夫妻对答，在其他的残篇遗简中亦颇有所见，这说明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两地书的形式已相当成熟。信中的“几娘子”和“某郎”，在有的两地书中或作“次娘子”和“次郎”，“几”或“次”相当于后世尺牍活套中的“某”或“Δ”，是一种泛指，供写信人套用。
敦煌书仪之大量出现，反映了上层礼仪向一般民众的扩散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传播更加深入和广泛。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三十四上有一个段子说：
绍兴辛巳，女真犯顺。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箱箧，乃自燕山来者，有所附书十余封，多是敌营妻寄军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枢密行府僚属方圆仲处亲见一纸，别无他语，止诗一篇，云：“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辛巳”亦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当时，金人进攻南宋，米忠信乘着夜色前往劫寨，结果缴得女真人的一个箱子，里面都是妻子写给丈夫的书信。其中有一张纸上只有一首打油诗，内容是一个名叫垂杨的妻子捎给丈夫山丹的几句话：你到江南打仗很辛苦，天长日久，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干脆咱俩就散伙吧，你到那里讨一个南蛮婆子算了，我在北方就嫁个这里的契丹人吧——这是笑话女真男人出外打仗，侵略南宋，没想到后院起火，老婆难耐雌守之苦，很快就有了契丹相好，坚决要求与前线的女真士兵分手。揆情度理，“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积弱如清水鼻涕的赵宋政权打不过剽悍的女真人，奇思妙想的文人才子，便只能收集（甚或是编造）因第三者插足、对手“军婚”遭破坏的故事偷着乐——这是南宋士大夫从汉文化的三纲五常出发，取笑北方民族的夫妻关系。在他们看来，垂杨、山丹的两地书简单干脆，几乎可以说是白纸乱涂数点墨，自然不需同时代汉地书仪繁文缛节的客套和委婉。
及至明清，教人撰写书信的尺牍活套层出迭现。这些活套，有的反映了某个区域颇为普遍的社会实态，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譬如，清代婺源人汪文芳所辑的《增补书柬活套》流传极广，在徽州，几乎各个县份都有该书的刊本和抄本。其中的活套，就反映了徽州人日常生活及商业活动中的诸多应酬。此类活套，主要分为问候、思慕、庆贺、慰唁、馈送、邀约、借贷、荐托、箴规、索取和延聘等，各类都有套语——这是根据事由的分类。还有的则根据信函的书写者，分为各种情形。以家书类为例，就分作“祖在家（示孙）”、“孙在外（禀祖）”、“孙在家（禀祖）”、“父在家（示子）”、“子在外（禀父）”、“父在外（示子）”、“子在家（禀父）”、“伯叔在家寄侄”、“侄外奉伯叔”、“伯叔在外寄侄”、“在家奉伯叔”、“兄在外寄弟”、“弟在家奉兄”、“兄在家寄弟”、“弟在外奉兄”、“母示子书”、“子在外禀母”、“夫寄妻”和“妻寄夫”等。这些活套，有的也叫“写信不求人”，意思是应用者不需要找人帮忙，只要填入相关人等的名讳即可。
有的活套甚至被编成启蒙读物，将写信时的遣词用字都一一编入。如刊本《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简称《书信要言》）全书为四言，中间部分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写信的套语。譬如，妻子写给丈夫的内容就有不少：
女儿起嫁，我难做主，接他不多，你回议处，无人嘀量，实难应许，盆桶有限，奁仪使女，首饰衣服，箱笼橱椅，衣架须，门幔帐坠，器皿铺陈，……备办不周，受他言语，儿女分上，再三难阻，你躲不归，尽是我举，讨尽，受尽苦楚。
时下作田，节临谷雨，浸谷撒秧，当先预备，灰粪牛租，临期难具，割麦莳田，无人相助，早起夜眠，十分忧虑……
媳妇儿孙，不受训诲，生事冤家，惹人恼躁，柱[枉]废[费]心机，全无所靠，四处嬉游，家赀荡废，……汝我命低，终难过世，不得他力，反加着，玷辱祖宗，带累亲戚……
你在途中，务宜将息，晏些起程，早些歇息，且自宽心，不可恼，忍耐回家，嘀量算计，只此报知，收拾仔细。
该书发现于徽州，印刷颇为粗糙，文字亦多错讹。从“汪大盛”的名字来看，这应是徽州人编辑或出版的一册启蒙读物。信中有不少方言土语，“”的意思大概是被人说了闲话。从中可见，徽州妇人家长里短絮絮叨叨，备述女儿出嫁、置办妆奁的破费及难处。接着说雇人做农活，遭磨洋工，丈夫寄钱无多，不够应付。此外，还涉及婆媳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家另过。最后是嘱咐丈夫在外保重，不可气恼……
此类夫妻间的两地书，在明清时代所见颇多。譬如，徽州文书抄本中就收录了一份相当有趣的信函。从中，我们仿佛看到，寒夜孤灯之下，一位商人妇正拈管展笺，书写心事恨词：
信奉良人知之：常言俗语，无文且喜。二大人康泰，儿女安宁。前接来银十两，猪油拾斤，欠账零零碎碎，算来不够还人。
“良人”是对丈夫的称呼。老夫老妻虽然未必完全是爱弛情衰，但整日价忙于柴米油盐生意琐事，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风花雪月卿卿我我需要表白，除非发生大的变故才需相互通报，故曰“无文且喜”，亦即所谓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妻子先是照例寒暄，叙说公公婆婆及儿女一切都好，接着说收到寄来的银钱十两和猪油十斤，临了还抱怨寄下的银钱不够开销……
这一段话具有浓厚的徽州乡土背景。明清以来，徽商外出，经常要往家中寄送猪油。据说，在江南各地，有一种人拿着竹节，每天到肉摊上收购猪油，收到后就装入桶内销往徽州。有一首《收猪油》的竹枝词这样写道：“两只竹节收猪油，每日派人肉铺兜。猪油收来做何用，装入桶内销徽州。徽州地方少猪肉，猪油炖酱夸口福。更把猪油冲碗汤，吃得肚肠滑漉漉。”江浙一带滩簧编出的笑话，说的是“徽州朝奉，富而啬，好绷场面，日进青菜豆腐，而悬猪油少许于墙角，餐后，揩油于唇，立大门前告人曰：我家今天吃猪油炖酱”。虽然说“猪油炖酱夸口福”，典出江南一带讥讽徽州人为揩油之祖师的笑话，但嗜好猪油为徽州的风俗，这一点并无疑义。徽州绩溪人胡适先生在其口述自传中就曾说过：“……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可见，这封书信的乡土色彩极为浓厚。
正月元宵灯节，红烛点了八斤，清明标挂在迩，冤孽又要用银。社屋呼唱[猖]做戏，班名便是奇音，公众用银十两，派到我家二星。驼背叔公点戏，做了《舍郎》、《古城》。
元宵、清明等岁时节日有不少开销，如红烛就点了八斤（徽州的蜡烛是论斤计算）。“标挂”也叫“挂钱”或“挂纸”，清初《新安竹枝词》有“鼓吹喧阗拥不开，牲拴列架走舆抬，问渠底事忙如许，唐宋坟头挂纸来”。就是指清明扫墓时，将白纸条挂在坟墓上，以祭奠亡灵。在徽州，“社则有屋，宗则有祠”，如果说宗祠反映了一姓的血缘脉络，那么社屋则凸显了人们的地缘关系。在社祭时有的需要祭祀五猖神，祭祀的仪式称为“呼猖”。鲁迅《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五猖会》的短文，说儿时到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神像是五个男人。其实，五猖神源出皖南。民间祭祀时，需谨备长江鲜鱼、三牲福事、干净斋饭和水花豆腐等，拜请五方诸位众神——风猖神王、狂猖神王、毛猖神王、野猖神王和伤猖神王。而祭神时例须做戏酬神，此处做戏的戏班名叫“奇音班”，由大家凑份子聘请。从这封信来看，当时，全村共花了十两银子，写信的妇人家出了“二星”。“星”是秤杆上标记斤、两、钱的小点，这里的“二星”可能指的是二钱。戏是由驼背叔公点的，做了两出戏，一出叫《舍郎》，一出叫《古城》。
喜儿台前闯祸，三害打骂上门，“半世死”骂过不了，“少年亡”骂过不宁，气得我心里跌丁丁，骇得我手脚如冰，馒头、肉包倍[赔]礼，百般小心出门。
这是说儿子（喜儿）在看戏的台前闯祸，一个绰号“三害”的人打上门来，自己遭人辱骂，被骂得非常难听，什么“半世死”，什么“少年亡”，什么难听的就骂什么。自己虽然气得不得了，但也只好忍气吞声，拿出一些食物来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商人妇讲这些话，意思是说家里没有男人支撑门户，所以备受他人欺凌，也以此衬托出自己咽苦吞涩，既当爹又当妈、管束子弟之不易。
荷花偷吃冷粽，重阳肚痛至今，请医服药不效，求神问挂[卦]不灵，菜园无人料理，挑粪也要倩人。
荷花可能是个丫环，因重阳日偷吃了冷粽而一直肚子疼痛，无论是请医生还是求神保佑都不奏效，所以无人浇菜挑粪，家务可谓千头万绪。说这些话，又在表示自己早起晚息，杂事萦心，世态人情经历多多，持家相当辛苦。
今年新娶侄息[媳]，讲话又不听人，题[提]起女中针指，全然莫莫[默默]无闻，况且好吃懒做，兼之又不成人，日日人家去坐，时时多嘴多唇，得在邻居啕气，人人看家面情，不但人品丑陋，而且塔鞋拖裙。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我看来，其实，两个女人就足够上演数台戏了。年纪大的总归看不惯年轻人的做派，而在晚辈眼里，倚老卖老恐怕也同样讨嫌。从上述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商人妇眼里，刚过门的侄媳妇人长得丑陋不堪，穿着疲疲沓沓，不仅描鸾刺绣各色女工一样不晓，而且为人好吃懒做，四处游荡，多嘴多舌，经常与人啕气（“啕气”亦即淘气，也就是生气的意思）。
瘌痢叔公酒后，无得[缘]无故出言骂人，与他理论几句，反彼[被]强闯欧[殴]凶，意欲下府告状，幸看庞伯讲请[情]。
瘌痢叔公酒后撒疯，无缘无故骂了我，妇人家与之理论几句，反而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我气不过，很想到徽州府告状去，但被中人庞伯劝阻。平居乡里门前朝暮，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只是自己屡屡受人欺侮——这也是在诉说家中因无男人主持，为妻的好苦也么哥！
黑娘日前分娩，生下一位千金，送我鸭子十个，外有喜酒一壶，回去银锁一把，肚肺一副三斤。玉招姑娘生日，又要送盒人情，原喜烛一对，洪坑索面三斤，百般家用浩大，人情四季纷纷。家中无去[处]想法，千万多寄些银。
妇人饱谙家务应酬，一家一计，肠肚萦牵——邻人或亲戚黑娘生了女儿，送了十个鸭蛋，外加一壶喜酒，礼尚往来，只得将一把银锁和三斤肚肺作为回礼。玉招姑娘生日，又要送上喜烛、索面等人情，开销实在不少。“原喜烛”和“洪坑索面”均为清代徽州的送礼佳品。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有曰：“通行送礼祝年高，尖嘴蒸成大寿桃。泼刺盆鱼金字烛，洪坑挂面上丰糕。”稍后佚名所著的《歙西竹枝词》中亦称：“方物驰名各善长，洪坑索面匣儿装。”可见，“洪坑挂面”亦即“洪坑索面”，显为“通行送礼”之必备。“徽城”指的是徽州府城，亦即歙县县城（歙县为徽州府附郭首县，府、县同城）。“歙西”则指歙县西乡，现在著名的旅游胜地棠樾、唐模等景点均位于此地，在明清时期，该处为徽州盐、典巨商麇居之地，风俗极其奢华。《歙西竹枝词》曰：“谋生远客不忘家，女掌男权费用骄。寅借卯粮拖店账，人情人面做虚花。”这是指责妇人主持家政，仗着丈夫在外经商大手大脚地讲排场。而从商人妇的立场着眼，家里虽然还不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地步，但巧妇确实难为，故而切望丈夫多寄些银钱回家接济。此处的“处”写作“去”，并非一般的笔误，似有方言的背景存焉。
大女儿年岁不少，二女儿长大成人，麻瘩姑娘作代[伐]，亲家也在本村，大女婿苏州生意，二女婿亦在阊门，闻闻（按：疑衍一“闻”字）得小官伶俐，家私却有千金，偏嘴姨夫会过，说来亲上加亲。
此处所话家常，讲到两位女儿的出阁亲事——找的女婿都在苏州做生意，为人均聪明伶俐，而且家里也很有钱。当时的阊门（苏州），就像前一二十年的深圳、现在的上海一样，是世人心目中打工赚钱的好地方。根据明代中叶的标准，徽州人家以财富多寡分为“上饶”、“中饶”和“稍饶”之家。到清代，有千金家私的大概仍属于“中饶之家”，也就是比小康更为富裕的家庭。找了这么好的婆家，岂非表明自己非常能干？
大孩儿在店生意，早晚叫他用心，银水教他看看，戥（等）秤要学称称，将来年纪不小，家中已曾说亲，姑娘年有十二，人品也还精伶，好过亲家太太，聘礼不接多少，只接好银一斤。
这是嘱咐丈夫要让大儿子认真习学生意，学好生意场上的各种基本功——如看秤、识别真假银钱等等。并说自己已为长子找好媳妇，不仅为人比较聪明，而且还不需要费太多的花红彩礼，可以说是拣了个大便宜。这也同样是在评功摆好，自矜能将家务擘划得井井有条。
细儿二月上学，送从富贵先生，只好描红把笔，教法看来中平，吃饭几碗不饱，菜蔬一扫尽空，好酒壹壶不醉，还说供饭不精。从前托他写信，他推肚痛不能，一连过了几日，并无一字回音，此信竟无人写，……幸亏细心叔公，但略一笔挥成。
这是抱怨请来的私塾先生教书非常平庸，但却食量逾人，吃饭不仅要吃好几碗，而且风卷残云般地将蔬菜一扫而空。又喜欢衔杯漱醪，恣其饕餮，酒量相当之大，一壶老酒都见底了居然还不会醉。尽管吃得这么多，他还在抱怨说东家供应的饭菜不够精好。平常连信都不肯代笔，只是推托自己肚子痛，所以交代他写的信好几天都没有写出。幸亏那位细心叔公，帮我写了那封信。如此等等，真是烦心倦目，怨结愁肠……
根据文献记载，不少徽州人对于私塾先生相当刻薄，近世胡梦龄的《黟俗小纪》指出：“我邑风俗，于蒙师非但不知所择，而且待之甚薄，束修极菲，子弟相从，还讲情面。而山村小族更不加意，只贪便宜，虽市夫匠艺可充馆师，鲁鱼亥豕之诮，往往皆是，此真莫大之忧也。”这虽然指的是黟县一地的情况，但在徽州的许多地方均较普遍。清代民国时期流行于徽州的《蒙馆经》抄本，大致反映了蒙师的处馆生活，“一入门来百事牵，戏联排[牌]匾并堂联，精神尽抖周旋遍，辛苦何尝见着钱”。塾师待遇既薄，教书自然平庸。
在中国，无论是《诗经》中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还是古诗乐府之“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千里远婚姻，悠悠隔山陂”，或许都昭示了夫妻之间的两地书由来已久。及至唐代，现存的敦煌文书中更出现了《夫与妻书》和《妻与夫书》之类的书仪，供人摹仿套用。唐人张敖编撰的《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中，就有一往一复的天涯芳信：
自从面别，已隔累旬；人信劳通，音书断绝。冬中甚寒，伏惟几娘子动止康和，儿女佳健。此某推免，今从官役，且得平安，唯忧家内如何存济。努力侍奉尊亲，男女切须教训。今因使往，略附两行，不具一一。（《与妻书》）
拜别之后，道路遥长，贱妾忧心，形容憔悴。当去之日，云不多时，一别已来，早经晦朔。翁婆年老，且得平安，家内大小，并得寻常。时候，伏惟某郎动止万福，事了早归，深所望也。（《妻答书》）
据敦煌学者的研究，《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是现存敦煌本《吉凶书仪》类中最为简要的一种。而类似的夫妻对答，在其他的残篇遗简中亦颇有所见，这说明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发展，两地书的形式已相当成熟。信中的“几娘子”和“某郎”，在有的两地书中或作“次娘子”和“次郎”，“几”或“次”相当于后世尺牍活套中的“某”或“Δ”，是一种泛指，供写信人套用。
敦煌书仪之大量出现，反映了上层礼仪向一般民众的扩散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传播更加深入和广泛。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三十四上有一个段子说：
绍兴辛巳，女真犯顺。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箱箧，乃自燕山来者，有所附书十余封，多是敌营妻寄军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枢密行府僚属方圆仲处亲见一纸，别无他语，止诗一篇，云：“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辛巳”亦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当时，金人进攻南宋，米忠信乘着夜色前往劫寨，结果缴得女真人的一个箱子，里面都是妻子写给丈夫的书信。其中有一张纸上只有一首打油诗，内容是一个名叫垂杨的妻子捎给丈夫山丹的几句话：你到江南打仗很辛苦，天长日久，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干脆咱俩就散伙吧，你到那里讨一个南蛮婆子算了，我在北方就嫁个这里的契丹人吧——这是笑话女真男人出外打仗，侵略南宋，没想到后院起火，老婆难耐雌守之苦，很快就有了契丹相好，坚决要求与前线的女真士兵分手。揆情度理，“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积弱如清水鼻涕的赵宋政权打不过剽悍的女真人，奇思妙想的文人才子，便只能收集（甚或是编造）因第三者插足、对手“军婚”遭破坏的故事偷着乐——这是南宋士大夫从汉文化的三纲五常出发，取笑北方民族的夫妻关系。在他们看来，垂杨、山丹的两地书简单干脆，几乎可以说是白纸乱涂数点墨，自然不需同时代汉地书仪繁文缛节的客套和委婉。
及至明清，教人撰写书信的尺牍活套层出迭现。这些活套，有的反映了某个区域颇为普遍的社会实态，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譬如，清代婺源人汪文芳所辑的《增补书柬活套》流传极广，在徽州，几乎各个县份都有该书的刊本和抄本。其中的活套，就反映了徽州人日常生活及商业活动中的诸多应酬。此类活套，主要分为问候、思慕、庆贺、慰唁、馈送、邀约、借贷、荐托、箴规、索取和延聘等，各类都有套语——这是根据事由的分类。还有的则根据信函的书写者，分为各种情形。以家书类为例，就分作“祖在家（示孙）”、“孙在外（禀祖）”、“孙在家（禀祖）”、“父在家（示子）”、“子在外（禀父）”、“父在外（示子）”、“子在家（禀父）”、“伯叔在家寄侄”、“侄外奉伯叔”、“伯叔在外寄侄”、“在家奉伯叔”、“兄在外寄弟”、“弟在家奉兄”、“兄在家寄弟”、“弟在外奉兄”、“母示子书”、“子在外禀母”、“夫寄妻”和“妻寄夫”等。这些活套，有的也叫“写信不求人”，意思是应用者不需要找人帮忙，只要填入相关人等的名讳即可。
有的活套甚至被编成启蒙读物，将写信时的遣词用字都一一编入。如刊本《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简称《书信要言》）全书为四言，中间部分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写信的套语。譬如，妻子写给丈夫的内容就有不少：
女儿起嫁，我难做主，接他不多，你回议处，无人嘀量，实难应许，盆桶有限，奁仪使女，首饰衣服，箱笼橱椅，衣架须，门幔帐坠，器皿铺陈，……备办不周，受他言语，儿女分上，再三难阻，你躲不归，尽是我举，讨尽，受尽苦楚。
时下作田，节临谷雨，浸谷撒秧，当先预备，灰粪牛租，临期难具，割麦莳田，无人相助，早起夜眠，十分忧虑……
媳妇儿孙，不受训诲，生事冤家，惹人恼躁，柱[枉]废[费]心机，全无所靠，四处嬉游，家赀荡废，……汝我命低，终难过世，不得他力，反加着，玷辱祖宗，带累亲戚……
你在途中，务宜将息，晏些起程，早些歇息，且自宽心，不可恼，忍耐回家，嘀量算计，只此报知，收拾仔细。
该书发现于徽州，印刷颇为粗糙，文字亦多错讹。从“汪大盛”的名字来看，这应是徽州人编辑或出版的一册启蒙读物。信中有不少方言土语，“”的意思大概是被人说了闲话。从中可见，徽州妇人家长里短絮絮叨叨，备述女儿出嫁、置办妆奁的破费及难处。接着说雇人做农活，遭磨洋工，丈夫寄钱无多，不够应付。此外，还涉及婆媳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家另过。最后是嘱咐丈夫在外保重，不可气恼……
此类夫妻间的两地书，在明清时代所见颇多。譬如，徽州文书抄本中就收录了一份相当有趣的信函。从中，我们仿佛看到，寒夜孤灯之下，一位商人妇正拈管展笺，书写心事恨词：
信奉良人知之：常言俗语，无文且喜。二大人康泰，儿女安宁。前接来银十两，猪油拾斤，欠账零零碎碎，算来不够还人。
“良人”是对丈夫的称呼。老夫老妻虽然未必完全是爱弛情衰，但整日价忙于柴米油盐生意琐事，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风花雪月卿卿我我需要表白，除非发生大的变故才需相互通报，故曰“无文且喜”，亦即所谓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妻子先是照例寒暄，叙说公公婆婆及儿女一切都好，接着说收到寄来的银钱十两和猪油十斤，临了还抱怨寄下的银钱不够开销……
这一段话具有浓厚的徽州乡土背景。明清以来，徽商外出，经常要往家中寄送猪油。据说，在江南各地，有一种人拿着竹节，每天到肉摊上收购猪油，收到后就装入桶内销往徽州。有一首《收猪油》的竹枝词这样写道：“两只竹节收猪油，每日派人肉铺兜。猪油收来做何用，装入桶内销徽州。徽州地方少猪肉，猪油炖酱夸口福。更把猪油冲碗汤，吃得肚肠滑漉漉。”江浙一带滩簧编出的笑话，说的是“徽州朝奉，富而啬，好绷场面，日进青菜豆腐，而悬猪油少许于墙角，餐后，揩油于唇，立大门前告人曰：我家今天吃猪油炖酱”。虽然说“猪油炖酱夸口福”，典出江南一带讥讽徽州人为揩油之祖师的笑话，但嗜好猪油为徽州的风俗，这一点并无疑义。徽州绩溪人胡适先生在其口述自传中就曾说过：“……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可见，这封书信的乡土色彩极为浓厚。
正月元宵灯节，红烛点了八斤，清明标挂在迩，冤孽又要用银。社屋呼唱[猖]做戏，班名便是奇音，公众用银十两，派到我家二星。驼背叔公点戏，做了《舍郎》、《古城》。
元宵、清明等岁时节日有不少开销，如红烛就点了八斤（徽州的蜡烛是论斤计算）。“标挂”也叫“挂钱”或“挂纸”，清初《新安竹枝词》有“鼓吹喧阗拥不开，牲拴列架走舆抬，问渠底事忙如许，唐宋坟头挂纸来”。就是指清明扫墓时，将白纸条挂在坟墓上，以祭奠亡灵。在徽州，“社则有屋，宗则有祠”，如果说宗祠反映了一姓的血缘脉络，那么社屋则凸显了人们的地缘关系。在社祭时有的需要祭祀五猖神，祭祀的仪式称为“呼猖”。鲁迅《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五猖会》的短文，说儿时到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神像是五个男人。其实，五猖神源出皖南。民间祭祀时，需谨备长江鲜鱼、三牲福事、干净斋饭和水花豆腐等，拜请五方诸位众神——风猖神王、狂猖神王、毛猖神王、野猖神王和伤猖神王。而祭神时例须做戏酬神，此处做戏的戏班名叫“奇音班”，由大家凑份子聘请。从这封信来看，当时，全村共花了十两银子，写信的妇人家出了“二星”。“星”是秤杆上标记斤、两、钱的小点，这里的“二星”可能指的是二钱。戏是由驼背叔公点的，做了两出戏，一出叫《舍郎》，一出叫《古城》。
喜儿台前闯祸，三害打骂上门，“半世死”骂过不了，“少年亡”骂过不宁，气得我心里跌丁丁，骇得我手脚如冰，馒头、肉包倍[赔]礼，百般小心出门。
这是说儿子（喜儿）在看戏的台前闯祸，一个绰号“三害”的人打上门来，自己遭人辱骂，被骂得非常难听，什么“半世死”，什么“少年亡”，什么难听的就骂什么。自己虽然气得不得了，但也只好忍气吞声，拿出一些食物来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商人妇讲这些话，意思是说家里没有男人支撑门户，所以备受他人欺凌，也以此衬托出自己咽苦吞涩，既当爹又当妈、管束子弟之不易。
荷花偷吃冷粽，重阳肚痛至今，请医服药不效，求神问挂[卦]不灵，菜园无人料理，挑粪也要倩人。
荷花可能是个丫环，因重阳日偷吃了冷粽而一直肚子疼痛，无论是请医生还是求神保佑都不奏效，所以无人浇菜挑粪，家务可谓千头万绪。说这些话，又在表示自己早起晚息，杂事萦心，世态人情经历多多，持家相当辛苦。
今年新娶侄息[媳]，讲话又不听人，题[提]起女中针指，全然莫莫[默默]无闻，况且好吃懒做，兼之又不成人，日日人家去坐，时时多嘴多唇，得在邻居啕气，人人看家面情，不但人品丑陋，而且塔鞋拖裙。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我看来，其实，两个女人就足够上演数台戏了。年纪大的总归看不惯年轻人的做派，而在晚辈眼里，倚老卖老恐怕也同样讨嫌。从上述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商人妇眼里，刚过门的侄媳妇人长得丑陋不堪，穿着疲疲沓沓，不仅描鸾刺绣各色女工一样不晓，而且为人好吃懒做，四处游荡，多嘴多舌，经常与人啕气（“啕气”亦即淘气，也就是生气的意思）。
瘌痢叔公酒后，无得[缘]无故出言骂人，与他理论几句，反彼[被]强闯欧[殴]凶，意欲下府告状，幸看庞伯讲请[情]。
瘌痢叔公酒后撒疯，无缘无故骂了我，妇人家与之理论几句，反而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我气不过，很想到徽州府告状去，但被中人庞伯劝阻。平居乡里门前朝暮，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只是自己屡屡受人欺侮——这也是在诉说家中因无男人主持，为妻的好苦也么哥！
黑娘日前分娩，生下一位千金，送我鸭子十个，外有喜酒一壶，回去银锁一把，肚肺一副三斤。玉招姑娘生日，又要送盒人情，原喜烛一对，洪坑索面三斤，百般家用浩大，人情四季纷纷。家中无去[处]想法，千万多寄些银。
妇人饱谙家务应酬，一家一计，肠肚萦牵——邻人或亲戚黑娘生了女儿，送了十个鸭蛋，外加一壶喜酒，礼尚往来，只得将一把银锁和三斤肚肺作为回礼。玉招姑娘生日，又要送上喜烛、索面等人情，开销实在不少。“原喜烛”和“洪坑索面”均为清代徽州的送礼佳品。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有曰：“通行送礼祝年高，尖嘴蒸成大寿桃。泼刺盆鱼金字烛，洪坑挂面上丰糕。”稍后佚名所著的《歙西竹枝词》中亦称：“方物驰名各善长，洪坑索面匣儿装。”可见，“洪坑挂面”亦即“洪坑索面”，显为“通行送礼”之必备。“徽城”指的是徽州府城，亦即歙县县城（歙县为徽州府附郭首县，府、县同城）。“歙西”则指歙县西乡，现在著名的旅游胜地棠樾、唐模等景点均位于此地，在明清时期，该处为徽州盐、典巨商麇居之地，风俗极其奢华。《歙西竹枝词》曰：“谋生远客不忘家，女掌男权费用骄。寅借卯粮拖店账，人情人面做虚花。”这是指责妇人主持家政，仗着丈夫在外经商大手大脚地讲排场。而从商人妇的立场着眼，家里虽然还不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地步，但巧妇确实难为，故而切望丈夫多寄些银钱回家接济。此处的“处”写作“去”，并非一般的笔误，似有方言的背景存焉。
大女儿年岁不少，二女儿长大成人，麻瘩姑娘作代[伐]，亲家也在本村，大女婿苏州生意，二女婿亦在阊门，闻闻（按：疑衍一“闻”字）得小官伶俐，家私却有千金，偏嘴姨夫会过，说来亲上加亲。
此处所话家常，讲到两位女儿的出阁亲事——找的女婿都在苏州做生意，为人均聪明伶俐，而且家里也很有钱。当时的阊门（苏州），就像前一二十年的深圳、现在的上海一样，是世人心目中打工赚钱的好地方。根据明代中叶的标准，徽州人家以财富多寡分为“上饶”、“中饶”和“稍饶”之家。到清代，有千金家私的大概仍属于“中饶之家”，也就是比小康更为富裕的家庭。找了这么好的婆家，岂非表明自己非常能干？
大孩儿在店生意，早晚叫他用心，银水教他看看，戥（等）秤要学称称，将来年纪不小，家中已曾说亲，姑娘年有十二，人品也还精伶，好过亲家太太，聘礼不接多少，只接好银一斤。
这是嘱咐丈夫要让大儿子认真习学生意，学好生意场上的各种基本功——如看秤、识别真假银钱等等。并说自己已为长子找好媳妇，不仅为人比较聪明，而且还不需要费太多的花红彩礼，可以说是拣了个大便宜。这也同样是在评功摆好，自矜能将家务擘划得井井有条。
细儿二月上学，送从富贵先生，只好描红把笔，教法看来中平，吃饭几碗不饱，菜蔬一扫尽空，好酒壹壶不醉，还说供饭不精。从前托他写信，他推肚痛不能，一连过了几日，并无一字回音，此信竟无人写，……幸亏细心叔公，但略一笔挥成。
这是抱怨请来的私塾先生教书非常平庸，但却食量逾人，吃饭不仅要吃好几碗，而且风卷残云般地将蔬菜一扫而空。又喜欢衔杯漱醪，恣其饕餮，酒量相当之大，一壶老酒都见底了居然还不会醉。尽管吃得这么多，他还在抱怨说东家供应的饭菜不够精好。平常连信都不肯代笔，只是推托自己肚子痛，所以交代他写的信好几天都没有写出。幸亏那位细心叔公，帮我写了那封信。如此等等，真是烦心倦目，怨结愁肠……
根据文献记载，不少徽州人对于私塾先生相当刻薄，近世胡梦龄的《黟俗小纪》指出：“我邑风俗，于蒙师非但不知所择，而且待之甚薄，束修极菲，子弟相从，还讲情面。而山村小族更不加意，只贪便宜，虽市夫匠艺可充馆师，鲁鱼亥豕之诮，往往皆是，此真莫大之忧也。”这虽然指的是黟县一地的情况，但在徽州的许多地方均较普遍。清代民国时期流行于徽州的《蒙馆经》抄本，大致反映了蒙师的处馆生活，“一入门来百事牵，戏联排[牌]匾并堂联，精神尽抖周旋遍，辛苦何尝见着钱”。塾师待遇既薄，教书自然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