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一五”计划顺利完成，我国初步构建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这一年的11月，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江苏无锡，一家毫不起眼的小作坊改名为港下针织厂。小作坊的创立者叫周林森，他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棉花匠人。
　　港下针织厂即是我国知名民企红豆集团的前身，从针织厂创业至今，这家民企已走过62年的岁月。目前，红豆已成长为一家以制造业为主业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长期位居中国民营企业100强，产业横跨纺织服装、橡胶轮胎、红豆杉大健康、园区开发商业地产等四大行业。
　　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的大型民企中，很难找到像红豆这样典型的企业，它几乎就是一部共和国民企的发展史。它的发展贯穿了共和国经济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队企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再到成长为一家面向世界，营业额超过600亿元的现代化大型民企集团。
　　这种经历，让红豆与生俱来有一种很多民企所不具备的独特气质，既富于创新，也不失历史的厚重。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掌门人周海江的带领之下，展开一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和实践。

匠人精神，一部轻工业史

　　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最初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在“一五”（1953-1977）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绝大多数都是重工业。它们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北和华北。作为原有的轻工业中心，长三角得到的投资并不多。
　　缺乏重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反倒给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往西、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一带留出了发展轻工业的空间。这一地区本身就有很深厚的民间工商传统，也有技术和人才，很多民间工匠曾长期在上海的正规工厂受训。因此，即便在改革开放前那段特殊时期，无锡的社队企业依然顽强地在发展。它们多从事纺织、印染和小电机制造等行业。
　　港下针织厂就是这样一家社队企业。它的厂房是一排两层楼瓦房，条件简陋，但在周海江祖父周林森的带领下，这家企业成为了港下人民公社效益最好的企业。1960年秋天，针织厂产值达到近6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天大的数字。1970年，产值更一度达到20万元。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港下针织厂的经营也并不稳定，多次濒临倒闭。但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这家社队企业始终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直到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風。
　　1983年，周海江的父亲周耀庭已经当上了村支书，而组织一纸调令，让他去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上任。很多村民认为，这是去接手一个“烂摊子”：厂里只有八台老掉牙的棉纺车，仓库里堆满库存，工人都回了家。但就是这个“烂摊子”，却在周耀庭的带领下不断“旧貌换新颜”。
　　1987年年底，周海江辞去河海大学教师的职务，加入还处在创业阶段的红豆，成为江苏省首位辞去公职加入民营企业的大学生。1988年7月，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此专门刊发了一篇报道《大学教员周海江到乡镇企业展才华》，引起一时轰动。
　　除了企业家精神，其实从周林森到周耀庭，再到周海江，红豆的创业过程之中还体现着一种植根于江南锡商传统的“匠人精神”。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解放前的上海滩，浙江人尤其是宁波人一般从事金融投机和商贸流通，而无锡人一般开工厂做实业家，如荣氏家族，普通无锡人则热衷于从事技术工作。上海各大工厂最好的师傅，多半都是无锡人。

这种经历，让红豆与生俱来有一种很多民企所不具备的独特气质，既富于创新，也不失历史的厚重。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掌门人周海江的带领之下，展开一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和实践。

　　红豆的“匠人精神”一脉相承。在20世纪70年代初，港下针织厂所生产的土布便以质地优良、穿着舒适而远近驰名。改革开放后，红豆又成为了国内最早从日本、法国引进设计专家和联合培养的设计人才的服装企业之一。同时，红豆也在国内同行中，率先花巨资从德国、日本引进全球领先的生产线。
　　在技术端，红豆的变革也从未停歇。在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的带领下，“智慧红豆”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智慧设计、智慧产品、智慧供应链、智慧全渠道SPA以及智慧管理”等五大体系已开始高效运营。红豆旗下通用股份全钢工业4.0工厂正在建设，目前密炼车间试投产，半钢硫化车间已达到黑灯车间运行。同时规划的全钢三厂胎胚自动输送系统将实现胎胚的自动卸胎、输送、称重、入库，全过程无人作业。
　　无论是国际化的设计，还是智慧供应链的柔性生产以及工业4.0的推进，在周海江看来，创新和变革的终极目的依然指向了“用户”和“产品”。他说，红豆的产业板块横跨衣食住行，现在还有了红豆杉大健康，任何一个板块都与消费者密切相关，因此必须有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用最好的设计理念、最好的设备，生产出顶级的产品，提供一流的消费者体验一直都是红豆的执着所在。

企业家，一部企业制度史

　　按照传统的工业分类，红豆所处的产业可以称为是轻工业。从最初的纺织小作坊，到规模化的乡镇企业，再到现在插上了互联网、物联网翅膀的“智慧红豆”，红豆是一部中国轻工业的技术进步史。从纺织业，向橡胶轮胎、商业地产园区开发和红豆杉大健康，以及金融等领域拓展，则是红豆发挥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的做大做强史。 　　红豆的发展最终靠的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变革。周海江在中学时代成绩优异，高考完全可以考上国内最好的学校，但他毅然选择位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大学。在深大，他学到真正的“市场意识”。在80年代中期，在深大读书的他发现，深大有很多勤工俭学机会，但都必须竞争上岗，甚至还有“竞选演说”。深大的这种做派，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
　　于是，1988年进入红豆之后，周海江推出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内部赛马”。一个只有20人左右的销售科，周海江将其一分为二，内部互相竞争。之后，又将衬衫和西服分成一厂二厂，同样是内部竞赛。再之后，周海江又搞了更大范围的改革，即所有职位都要竞争上岗。“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竞争，不竞争就不是市场经济。”周海江说。
　　有趣的是，这种“内部赛马”机制似乎是深大毕业的企业家的一种管理习惯。马化腾是周海江的师弟，而腾讯最受外界推崇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內部赛马”。比如一款手游，便可能是好几个团队同时开发，最后选择用户体验最好的那一支团队，而其他人淘汰出局。这种模式尽管残酷，但也保证了腾讯主要利润来源—游戏板块开发质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红豆更为关键的制度变革之路是股权改革。在9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由于股权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了经营，红豆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完全民营化的阻力也比较大，江苏和浙江、福建还有广东等地的氛围颇有不同。于是，周海江提出“增量扩股”的办法，即增发部分为红豆干部和员工持股，而政府的部分不动。这种兼顾各方、实现共赢的策略立刻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同，红豆得以顺利股改。
　　“八方共赢”是周海江经常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八方”即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八方的利益。各方共赢，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周海江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
　　2017年3月24日，凝结周海江30年推动企业制度变革心得和管理实践经验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书在北京中央党校隆重发布。该书以红豆的变革实践为案例，阐述了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党建 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周海江说，“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企业的基础工程。创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否定始于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要克服后者诸如企业过度逐利等先天缺陷。
　　此外，“企业党建”是中国企业的保障系统，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可以从多方面降低企业“内部要素间交易费用”，而且也让企业和企业家走得更正、更稳、更远；“社会责任”是中国企业的应负使命，八方共赢、共同富裕，让企业不断积累社会资本，对股东而言意味着更加长期的利益。
　　在企业发展方向上，周海江未来的目标是把红豆打造成“千亿红豆”。他说，这一提法对应的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红豆的目标是瞄准世界五百强，这个目标是长期的。
　　9月中旬，锡商银行获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红豆集团合计持股30%，为第一大股东。锡商银行是江苏省第二家民营银行，定位于物联网银行，将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中小银行的创新之路。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新枝。

专访周海江

锡商精神，一脉相承

　　南风窗：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特殊时期，无锡的“工业血脉”也一直在顽强持续，红豆的前身港下针织厂便是一个例子。这是否和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
　　周海江：工业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势必离不开人文环境的土壤。
　　无锡的工商文化源远流长，自19世纪中叶，无锡的“丝市”“布码头”就已闻名遐迩，至20世纪上半叶，无锡迅速崛起了以杨、荣、薛、唐四大家族为龙头的民族工商业群体，形成了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三大支柱产业。到1937年，无锡的工业产值已经排列在上海、广州之后，居中国第三位。
　　从鱼米之乡到工商业勃兴地的巨变，为无锡人带来的思想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工商业先驱无不投身实业、热心公益，被后人总结出“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厚生、实业报国”的锡商精神，这种精神和情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无锡人。
　　在20世纪中叶，除了港下针织厂的例子，还有另外一家社队企业叫无锡春雷造船厂，它是当地第一家社队企业。在绝大多数农民刚刚吃饱肚子的时候，这家藉航运而起的社队企业早早做到了户均收入千元，家家有电灯、户户用拖拉机和人人享受合作医疗。周边的村落眼看着春雷村办企业致了富，都摩拳擦掌，大办社队企业。
　　企业发展离不开本地独特的文化土壤，红豆62年的创业历程，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锡商精神对我们的激励。

民企“造血式”扶贫

　　南风窗：共同富裕一直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红豆在新疆的扶贫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如何做到“造血”？近年来，中国很多大型民企都开始积极扶贫，红豆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它们？
　　周海江：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设新疆“要坚持就业第一，增强就业能力，引导各族群众有序进城就业、就地就近就业”。红豆集团的经验就是，通过产业拉动当地百姓就业，提高当地职工收入。只有产业发展了，扶贫才能持续，群众才能真正脱贫。
　　可以告诉你一组数据。目前，新疆红豆384名职工中，新疆少数民族职工占84%以上。有的员工一家三口以务农为生时，年收入约3000元，而在新疆红豆工厂上班，全家全年收入可达10多万元，可实现在霍尔果斯口岸买车、买房。
　　还必须入乡随俗，人性化管理。我们对于新入职的南、北疆职工实行同工、同薪、同吃、同住，并专门开设了清真食堂。每逢古尔邦节、肉孜节等少数民族节日，我们会营造各族员工一家亲的温馨氛围。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新疆红豆在每个车间都设置了“回音壁”，职工对公司或公司领导有什么意见、建议甚至怨言都可以写个纸条，随时贴在回音壁上，我们要求所在单位“一把手”都要处理，并且必须在24小时内予以回复。

走出去与国家形象

　　南风窗：在海外，每一家企业、每一位个体都可以说是国家形象的代言。现在，一些后发地区的人民可能将中国人和“暴发户”联系在一起。红豆主导建设的柬埔寨西港特区被称为“柬埔寨的深圳”，在当地口碑极佳。你们做对了什么？
　　周海江：我认为，西港特区真正践行了“八方共赢”的理念。首先，推動了经济发展，让政府和群众双双受益。2007年，西哈努克省全省只有18家工厂企业（不算手工类小型企业），2018年达到160家，其中西港特区内的企业占比超过80%，工业产值对西哈努克省的经济贡献率已超过50%。

2007年，西哈努克省全省只有18家工厂企业，2018年达到160家，其中西港特区内的企业占比超过80%，工业产值对西哈努克省的经济贡献率已超过50%。

　　产业发展，拉动了就业，就能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仅属地波雷诺县就有70%的家庭在特区工作。同时，特区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发展，依托特区的发展，很多人干起了服务业，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距离特区最近的一个叫布腾的村子，十年前，村子大部分被树丛覆盖，村民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打猎为生，全家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一头牛，约300美元。如今，村民通过在特区工作，每月就能挣回一头牛。2018年，西哈努克省年人均收入3358美元，跃居柬埔寨全国前茅。
　　必须一提的是，西港特区是工业区，但西港特区一开始就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绝不以牺牲自然环境，影响周边村民的生活为代价。比如，我们建设了柬埔寨最大的标准污水处理厂，既解决了园区的污水问题，还让当地其他群众也受益。
　　归根到底，还是要关注人。我们“授人以渔”，增强村民谋生技能。特区搞免费中文教学，还与无锡商院合作培训员工，目前已有4万人次接受培训。同时，还先后资助两批柬籍学员到中国深造。公益也很重要，红豆集团为西哈努克省捐建了市民公园，还发起成立了柬中友谊公益志愿者联盟。
　　八方共赢，兼顾各方利益，让当地群众得到实惠，这就是我们做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