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而言，都意味着“吃饭”成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6月9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当下共有超过8.2亿人正在挨饿，约20亿人处于“隐性饥饿”中。到今年年底，全球遭受严重饥饿的人口数量将会比去年翻倍。“我们的食品系统正在失灵，而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则将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也成了今年全国两会的焦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的“六保”，其中之一就是“保粮食能源安全”。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针对社会关切给出了四句回应：“粮食连年丰收，库存比较充裕，口粮绝对安全，饭碗端在手里。”
　　全球危机通常伴随着粮食安全危机，这是被历史经验不断证明的。揆诸中国历史，粮食问题既是治乱之果，也是治乱之由，“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
　　我们的饭碗，还端得牢吗？

“自给自足”的回潮

　　全球各地的粮食形势都深陷紧张状态。
　　天灾对生存资料的摧毁性影响，我们其实才见识过不久。2019年非洲猪瘟暴发，导致猪肉价格疯涨、猪肉CPI涨幅创三年新高的情形还近在眼前。
　　人可以不吃肉，但不能不吃饭。从当前形势看，吃饭问题绝非高枕无忧。
　　今年5月初攻袭南亚的蝗灾，给印度这个农业生产大国带来了致命性的一击。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预测，境外沙漠蝗如果得不到控制，夏季迁入我国境内的概率将大幅升高。
　　蝗虫所至，粮食减收，甚至绝收。
　　祸不单行。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疫情蔓延全球导致客观上的贸易停滞，都让全球化出现逆转趋势。过去对以贸易来保障粮食供应的信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据预估，美国疫情至少将持续到七八月份。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全球疫情都还没有出现要结束的迹象。这必然促使各国增加粮食战略储备量，限制出口。
　　一些国家已经陆续发布了粮食出口禁令。越南、泰国、印度等主要稻谷农产国家地区都相继实施了粮食出口紧缩，进入了严格的贸易管控期。
　　粮食贸易问题只是“逆全球化”的一个局部，但它是一个关键的局部。“逆全球化”，既是一种嵌入时代的背景，又是一种剧烈的短期现象。而短期的剧烈，只要持续一个粮食生产周期，就足以让无数国家陷入生存困境。
　　疫情的暴发使各国普遍倾向于“自力更生”。6月8日，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瑞·达利欧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断言，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化转向“自给自足”。“疫后，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将会彻底改变。”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更早期已指出“一个经济自力更生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也作出类似预测：疫情打乱的全球供应链，甚至可能倒逼自然经济复苏—回归到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问题是，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自给，往往并不能自足。
　　如果“各人自扫门前雪”已成定局，那么中国人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对粮食的信心？
　　首先，库存状况。一是目前的实量储备，二是贸易封闭下的粮食生产能力。
　　我国采用粮食收储政策，大中型城市通过米面油等成品储备满足10～15天的供应，从而实现应急保障。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19年中国的稻米总产量接近2.1亿吨，稳居全球第一，而2020年，中国居民对大米的消费量预计为1.9亿吨左右。
　　此外，粮食安全的底气，还取决于耕作能力的“底线”。
　　“有土斯有粮”，耕地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早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就提出的“18亿亩红线”，曾是保障粮食生产能力的底线，且不论这条底线近几年摇摆不定，仅从算术概念上衡量粮食安全问题，对于特殊时期而言，底气还远远不足。

“逆全球化”，既是一种嵌入时代的背景，又是一种剧烈的短期现象。而短期的剧烈，只要持续一个粮食生产周期，就足以让无数国家陷入生存困境。

　　眼下春耕已过，能否保住今年的收成，稳住粮食后续供应，成为整个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剑拔弩张的贸易困局中，秋收冬藏的颗粒间，始终暗涌着无数风云变幻。

粮食与中国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粮食大国。
　　距今一万年前我们就进入了原始农业文明。古谚“民以食为天”的原话是：“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王朝存毁，国运起伏，政治明晦，几乎都与粮食的生产状况息息相关。
　　中国人在耕作方面也的确天赋异禀。比如间、套复种的多熟制度，比如根据气象水温规律摸索出的二十四节气规律。
　　黄河流域文明常受洪灾，却比长江流域更能代表古老中华文明，个中原因之一就是黄河流域沃土滋养了最早的农耕文明。美国学者将中国传统农业模式称为“永久农业（Permanent Agriculture）”，这个概念影响了后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人与土自成循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
　　但“风调雨顺”终究只是农业生产的理想化。农民靠天吃饭，也苦天灾久矣。
　　人为机制也不见得完美。纵有重农政策为支撑，土地占有制度的不合理、耕者无其田，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与自然经济相互掣肘，多数农民生活极端贫困，贫瘠地区常見饿殍满地。 　　饥荒，一直是中国社会进程中最具痛感的灾难之一，饥饿，则是国人经受过痕迹最深重的历史记忆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际，发展工业成了当务之急，但用农业供养工业的路径行走得极其艰难，加上计划经济指导思想的偏颇，迨至50年代，农业生产开始耗尽其后劲，耕地和劳动力都负载不堪。
　　1960年，大饥荒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了中国大地，这次天灾人祸是近代史上最惨痛的饥饿记忆之一。
　　为什么千万年的历史经验，仍然不能让中国人摆脱饥饿？
　　传统农业之脆弱性的一大关键，还得回到土地里来。历来不断拉锯、催化的人地矛盾，既是人的困局，也是地的困局。
　　早在18世纪末，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概括了其中规律：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不相等—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
　　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过密型增长（overdue increase）型产业，在劳动投入边际产量降到零点前，农民通常持续地投入大量劳动，很难取得效益的最大化，人口压力一旦激增，粮食生产极易捉襟见肘。
　　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密化”的概念：迫于社会人口压力不断增长，虽然耕种产量总体上不断增加，但粮食生产的单位劳动边际效应却在递减，最终被锁定。
　　根据特殊国情，我国早就摸索到了终结饥饿的唯一解：必须靠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而归根到底，是要靠科技，农药、土壤改造、种子改良，以及从政治高度保证耕地面积，缺一不可。
　　可以说，中国人普遍吃饱肚子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经历过60年代饥荒的袁隆平，在饥饿中苦苦思索：如何尽快研究出提高粮食单产的种植方法，让每个人都吃得饱饭。
　　1971年，袁隆平被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研究杂交水稻，仅短短2年的时间，可以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水稻問世了。
　　亩产1000公斤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下，农业亩产受制于人力、技术及自然条件诸种因素，依考据，唐朝盛时，拥有全国最肥沃灌溉农田的太湖地区，亩产不过都才100～160公斤。封关锁国的王朝生产力进步艰难，到了明清，这个数字也不过涨到300公斤/亩左右。
　　亩产1000公斤的理想，袁隆平已经实现了，而饥饿的深重记忆，潜伏于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代人躯体里，暗藏在历史的体肤里。
　　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对饥饿的深刻体验，推动了杂交水稻的突破。
　　这让人想起费孝通先生在著作《江村经济》里提出一个视角：“驱使（华中共产党运动）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为拯救受控于未知天灾、有限土地的脆弱农业，袁隆平将毕生奉献给了杂交水稻。用世纪性的突破强调了：无论在盛世还是乱世，永远都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端牢饭碗”问题

　　从“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到“18亿亩红线”，从资源角度出发，吃饱饭的问题，依旧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国际战略性问题。

亩产1000公斤的理想，袁隆平已经实现了，而饥饿的深重记忆，潜伏于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代人躯体里，暗藏在历史的体肤里。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相继制定和完善了《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一定程度抑制了耕地面积锐减的势头，提起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同时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在全球自由贸易条件下，守住耕地的重要性已大大减弱。这种自信，本质上是对中国既有耕地及劳动力“比较优势”，及国际自由市场分工的过度信任。
　　过度寄望于市场流通和国际分工的一个关键性漏洞，在于没有意识到粮食作为生存资料的特殊战略性。而这几年的贸易纷争，以及突袭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终于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揭示了这一点。
　　愈加严峻的贸易保护风口下，价格驱动型进口不断增长，进口对农业造成的冲击也一直存在。另一方面，农业生态因资源的过度开发也面临着危机，透支、农业人口缺乏等硬伤像一直未曾熄灭的红灯。
　　据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有关部门研究，早在2010年我国平均达到小康水平时，人均粮食需求量就有了42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则为5.88亿吨；203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4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7.04亿吨。
　　可以说，未来30年中国将依然面对粮食压力。
　　从市场主义的观点出发，粮食供求波动依循自然规律，短缺、过剩都是必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因过剩而销毁粮食的故事并不陌生。然而着眼我国，耳熟能详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宏观视角的粮食生产与消耗方面，也同样适用。
　　这提醒我们，再完善的市场体制、再发达的国际分工和全球化，也不可能从源头解决吃饭问题。
　　生活在城市里，在手机里看世界，为疫情恐慌，为身边世界里渺小而用力的个体而动容，但看起来，我们似乎，“永远、暂时、不必”为吃饭的问题担忧。
　　可预见的贸易保护锐增也好，短期储备与长期耕地紧张的实况也罢，疫情给全球带来的余震尚不可测。如何应对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粮食市场升级为更严重危机风险的可能性，如何保障一个足以从容应对的粮食安全体系，是“后疫情”时期的当务之急。
　　真正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离开手机，回到饭碗里。而饭碗的问题，更要从餐桌上，回到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