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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在刚刚完成的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中，中国电科做出了突出贡献。你对中国电科的表现如何评价？
熊群力：在此次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八大系统中，中国电科是测控通信系统的主要力量，同时承担了发射场系统、运载火箭系统、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着陆场系统等大系统的装备、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应该说，中国电科发挥了军工电子“国家队”的中坚作用。
中国电科的两届领导班子，在十年的组建、建设、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销售收入和利润不断攀升。同时，中国电科在预警机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中硕果累累。在国资委科技创新排名中，中国电科地位显著提高。
《国企》：离开中国电科六年之后，你又回来了。离开的这六年给了你什么感受？
熊群力：重新回到这里，看到中国电科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中国电科的感受，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第一，离开这六年的时间，中国电科总体发展很好，从各类指标数据就能看出。第二，中国电科还可以发展得更好。因为，中国电科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或者说，我们现在离国资委提出的世界一流的企业目标还有差距。
以科技为例，可以肯定中国电科是国内一流的。但有多少科研成果或者科技水平是世界一流呢？哪怕是跻入世界领先行列呢？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里有些最基本的东西，即使做军工也不可回避，那就是集成电路、软件、计算机、通信，这些是支撑信息技术、信息装备和信息产业的基础性东西，这方面我们整个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都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电科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支柱，那么我们至少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里面应该成为国家的顶梁柱，这是使命，是责任。
《国企》：对于中国电科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军工色彩的企业，你认为该如何实现转型和发展？
熊群力：不管是军工企业还是以民品为主的企业，都应该是一个市场中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体成员。
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转型，如果是指转到现代企业制度，我认为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像中国电科这样既有军工产业，同时民品产业又逐渐成为主体的企业，仍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一员。所以中国电科向现代企业转型是必然，当然，要根据具体问题探讨相应的实现途径和方法。
《国企》：你如何理解并实施“集团主导、所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
熊群力：集团公司在学习科学发展观以后制定的“二次腾飞”发展战略，其中提到“一个转变”，就是经营管理模式要从“以所为本”向“集团主导、所为基础”转变。
我觉得这个提法提得特别好。以所为本，从历史上讲，有他的客观合理性。集团在组建之初，集团并不具备主导能力，所以以所为本发展，让所先走一步，充分调动所的积极性。但是，十年过去了，现在提出“集团主导、所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非常符合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符合企业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央的要求。
中央提发展方式转变，其核心内容就是从以前粗放式的发展到集约式的发展，也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传统的、粗放的、分散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了。
《国企》：中国电科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未来愿景是“打造世界一流的电子产品供应商、信息技术体系的集成商和电子信息服务商”。打造一流企业与国家利益会有冲突吗？
熊群力：不会，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作为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的基本定位和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需要有一支自己的经营队伍；从企业的角度看，即使是国家的企业，也要讲效益。
追求效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基本使命。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国企为了解决特定的历史问题，在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出现冲突时，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例如，灾难来临，国企特别是央企，不能去考虑要什么样的合同、投入多少、利润多少的问题，此时，你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作为你的首要任务，去抗震救灾。
《国企》：国家利益与企业本能如何平衡？
熊群力：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不影响企业向追求一流的目标迈进，相反，这会促使企业会做得更好。你看美国的那些大公司，平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真正到了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绝对首先保证国家利益。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很多公众都能做到这一点。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的战略规划纲要里很明确，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把国家利益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当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国家利益就是一切”是有本质区别的。我所说的“高于一切”，是指国家利益是最高境界、最高层面的。企业利益，职工利益也非常重要，要兼顾。在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我们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家利益。
《国企》：有专家在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时提出，要将央企分为效益类和非效益类。他们认为，对这种非效益类的央企进行考核时，在现有领域中不应该追求完全的经济指标。结合中国电科实际，你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说法？
熊群力：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即使是西方的所谓的完全市场经济化的企业，也不都只有经济指标。就是说只要是企业，他就应该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要指标。但是即使是最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也不完全是利益导向，也要讲社会责任。
军工企业仍然是竞争性行业，因为任何一项军工任务，都是由很多军工企业去完成。中国电科属于行业翘楚，但也仍然面临竞争。这就需要经济指标的考核。只是，在特定时候，经济指标的权重是不是可以小一点？或者说，在某些特定的时段，或者特定的领域，或者特定的项目上，是以经济指标为主，还是以政治指标为主，可以灵活考量。
例如这次的“神九”项目，我们既把他当成一个重大的科技工程，又看作是重大的政治工程。我们确实不能完全考虑以效益为主，而是要考虑如何确保这个任务圆满、顺利、安全地完成。
《国企》：近一年来，中国电科走向了大阔步改革之路。你理想中的中国电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
熊群力：国资委提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对中国电科来说，既是机遇，是挑战，也是使命。
我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去考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未来，考虑中国创新型国家的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讲，通过转型升级，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耐心，做强做优中国电科，最终实现“国内卓越、世界一流”的企业目标。
熊群力：在此次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八大系统中，中国电科是测控通信系统的主要力量，同时承担了发射场系统、运载火箭系统、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着陆场系统等大系统的装备、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应该说，中国电科发挥了军工电子“国家队”的中坚作用。
中国电科的两届领导班子，在十年的组建、建设、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销售收入和利润不断攀升。同时，中国电科在预警机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中硕果累累。在国资委科技创新排名中，中国电科地位显著提高。
《国企》：离开中国电科六年之后，你又回来了。离开的这六年给了你什么感受？
熊群力：重新回到这里，看到中国电科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中国电科的感受，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第一，离开这六年的时间，中国电科总体发展很好，从各类指标数据就能看出。第二，中国电科还可以发展得更好。因为，中国电科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或者说，我们现在离国资委提出的世界一流的企业目标还有差距。
以科技为例，可以肯定中国电科是国内一流的。但有多少科研成果或者科技水平是世界一流呢？哪怕是跻入世界领先行列呢？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里有些最基本的东西，即使做军工也不可回避，那就是集成电路、软件、计算机、通信，这些是支撑信息技术、信息装备和信息产业的基础性东西，这方面我们整个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都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电科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支柱，那么我们至少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里面应该成为国家的顶梁柱，这是使命，是责任。
《国企》：对于中国电科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军工色彩的企业，你认为该如何实现转型和发展？
熊群力：不管是军工企业还是以民品为主的企业，都应该是一个市场中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体成员。
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转型，如果是指转到现代企业制度，我认为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像中国电科这样既有军工产业，同时民品产业又逐渐成为主体的企业，仍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一员。所以中国电科向现代企业转型是必然，当然，要根据具体问题探讨相应的实现途径和方法。
《国企》：你如何理解并实施“集团主导、所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
熊群力：集团公司在学习科学发展观以后制定的“二次腾飞”发展战略，其中提到“一个转变”，就是经营管理模式要从“以所为本”向“集团主导、所为基础”转变。
我觉得这个提法提得特别好。以所为本，从历史上讲，有他的客观合理性。集团在组建之初，集团并不具备主导能力，所以以所为本发展，让所先走一步，充分调动所的积极性。但是，十年过去了，现在提出“集团主导、所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非常符合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符合企业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央的要求。
中央提发展方式转变，其核心内容就是从以前粗放式的发展到集约式的发展，也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传统的、粗放的、分散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了。
《国企》：中国电科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未来愿景是“打造世界一流的电子产品供应商、信息技术体系的集成商和电子信息服务商”。打造一流企业与国家利益会有冲突吗？
熊群力：不会，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作为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的基本定位和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需要有一支自己的经营队伍；从企业的角度看，即使是国家的企业，也要讲效益。
追求效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基本使命。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国企为了解决特定的历史问题，在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出现冲突时，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例如，灾难来临，国企特别是央企，不能去考虑要什么样的合同、投入多少、利润多少的问题，此时，你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作为你的首要任务，去抗震救灾。
《国企》：国家利益与企业本能如何平衡？
熊群力：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不影响企业向追求一流的目标迈进，相反，这会促使企业会做得更好。你看美国的那些大公司，平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真正到了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绝对首先保证国家利益。其实，不仅仅是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很多公众都能做到这一点。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的战略规划纲要里很明确，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要把国家利益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当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国家利益就是一切”是有本质区别的。我所说的“高于一切”，是指国家利益是最高境界、最高层面的。企业利益，职工利益也非常重要，要兼顾。在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我们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家利益。
《国企》：有专家在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时提出，要将央企分为效益类和非效益类。他们认为，对这种非效益类的央企进行考核时，在现有领域中不应该追求完全的经济指标。结合中国电科实际，你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说法？
熊群力：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即使是西方的所谓的完全市场经济化的企业，也不都只有经济指标。就是说只要是企业，他就应该是以市场经济为主要指标。但是即使是最发达地区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也不完全是利益导向，也要讲社会责任。
军工企业仍然是竞争性行业，因为任何一项军工任务，都是由很多军工企业去完成。中国电科属于行业翘楚，但也仍然面临竞争。这就需要经济指标的考核。只是，在特定时候，经济指标的权重是不是可以小一点？或者说，在某些特定的时段，或者特定的领域，或者特定的项目上，是以经济指标为主，还是以政治指标为主，可以灵活考量。
例如这次的“神九”项目，我们既把他当成一个重大的科技工程，又看作是重大的政治工程。我们确实不能完全考虑以效益为主，而是要考虑如何确保这个任务圆满、顺利、安全地完成。
《国企》：近一年来，中国电科走向了大阔步改革之路。你理想中的中国电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
熊群力：国资委提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对中国电科来说，既是机遇，是挑战，也是使命。
我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去考虑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未来，考虑中国创新型国家的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讲，通过转型升级，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耐心，做强做优中国电科，最终实现“国内卓越、世界一流”的企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