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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管理，严苛得近乎无理。进车问需要换鞋，不能抽姻。“刚开始，来参观的领导不知道，搞得日本人很痛苦”。
周建琴走出县城的车站时，路面上机动车、人力三轮车追逐着出站的人群，车轮卷起飞扬的尘土；路边几家煎饼摊，熟悉的吆喝声。嘈杂而亲切的喧闹，未曾改变。周建琴告诉自己：“终于回家了!”
2000年的夏天，在日本做了3年研修生的周建琴，再次回到老家浙江长兴县白岘村。她笑称自己是只土鳖，却因偶然的际遇出了海，成了“海鱼”。
这只“海龟”，又把海里的资源拖进了山坳。2002年，她研修的那家日本企业，在白岘投资了一家服装厂，周建琴是生产科长，拿着和上海白领同等的年薪。
今年33岁的周建琴，有30年是在浙北一隅的山坳里度过的。如果剪去这段无端嫁接的出国经历，周建琴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每天在灶台边打转，屁股后跟着个小子，没事就打打麻将。”
从最偏僻的地方一下跑到日本
白岘村位于浙江北部最偏远的山坳里，是浙江、安徽、江苏三省的交界处，当地人解释说，“岘”即开门见山。在这里，大多数姑娘都重复这样的故事——中学毕业回家学门手艺，通常是裁缝；打几年工，赚嫁妆钱；嫁人，相夫教子。
周建琴也不例外，中学毕业后学了两年裁缝，在白岘开了家很小的缝纫店。一直到1998年，这个在白岘生活了23年的农村姑娘，除了继续维持小店，还要不断应付上门说亲的媒婆。
“当时连去上海打工都不愿意，赚不了多少钱还受人指使。想不到竟然去了更远的日本。”回忆1998年，周建琴觉得是命运和自己开了个玩笑。
那一年，白岘所在的长兴县要选派一批研修生去日本的服装厂，周建琴的七舅俞全堂给她妹妹周建娣报了名。“七舅擅自决定的，当时全家人都反对。”周建琴说，在舅舅的坚持下，她陪着妹妹去考试。结果，妹妹因为没满22周岁不能去，而她正好年龄够，又有裁缝基础，就被选上了。
周建琴有点发懵。日本，那么远，语言又不通，怎么办?从祖辈到父辈，家里也没一个人支持，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国，而且还是去日本，怎么想都别扭。
“从最偏僻的地方，一下跑到日本，很多人不接受。”长兴县最早接触研修生选派的刘桂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2年，国家劳动部给了浙江湖州市10个研修生指标，招了半个月，无人响应。这10个指标的任务又下放到长兴县，由县外经贸局负责组织，刘桂英时任外经贸局外贸科科长。
“研修生”是干什么的?刘桂英脑筋也有些短路，慢慢地弄清楚了点，就是去日本学技术，还能挣钱。刘桂英去外经贸局对口联系的畎桥乡，挨家挨户动员。
因为第一批全是去服装厂，所以都招女生。一开始挑人时，考虑到“国家形象”，倾向于相貌好一些、文化程度高一点的。
“又不是给日本人选老婆，要挑人长得好看干啥?”乡亲们狐疑，有的人报了名又退掉。最后，副乡长邱建平动员自己的表妹报了名，刘桂英又动员小学校长把女儿送去，这才勉强凑够了10个人。出发前往北京的当天，一位强烈反对孙女出国的爷爷，硬把孙女从车上拖了下来。长兴首批赴日研修生终于只成行了9个。
直到1998年，研修生外派在当地仍处于拓荒状态，村民的思想阻力很大。后来周建琴的七舅劝她：“到外面看看，绝对是好的，对以后的发展一定有促进。”七舅在家族中算得上见多识广，周建琴觉得他的话应该有道理。
那年夏天，一家人东借西挪凑够1.5万元，把周建琴送到日本去了。
没有几名研修生，我们也不会来这里投资
“刚去，比较胆怯，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周建琴去日本后，被安排在香川县YKS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刚开始主要是适应环境，首先改变生活习惯，不能乱扔垃圾。到工厂后，触动也很大，日本人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很死板，每件衣服有100多道工序，一人一道，而且前道和后道必须挨在一起做，防止漏了。”
这种严苛的工序，周建琴现在需要说服其他员工接受。周建琴等白岘的几名研修生回国后，YKS株式会社在白岘投资了一家分厂，周建琴现在是管理者。
“2000年，回国前，YKS的社长楠井芳问我们回去干吗，我说也不清楚，你要到我们那建厂，我就继续帮你干。”周建琴说，YKS在苏州已经有家中外合资的分公司，有在中国投资的经验，我就想能不能引到自己家乡。当年下半年，楠井芳出差中国时，顺道来长兴看望研修生，白岘乡政府就邀请他们过来投资。
2002年6月，YKS独家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在白岘的一块河滩地动工建设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年底投入试生产，100％出口日本。周建琴担任生产课长，另一名研修生李惠鹤担任总务课长。这也是长兴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一开始就遇到问题，很长时间不能出货，要求达不到；而且员工也不好找，山沟沟里有毛竹，一年能赚几千块过日子，有些人不愿意来上班。”周建琴说，借着本地人的优势，她在本乡找了120名员工，开始培训。
惠凯丝的总经理新村胜义告诉本刊记者：“没有几名研修生，我们也不会来这里投资。而且，技术和管理上，他们了解日本的模式，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沟通，让公司的管理比较顺畅。日本人不参与直接管理，有利于员工接受。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日本人在这边管理了。”
“白岘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刚来投资时，是第一家工厂，现在有很多家企业了。”新村胜义对这里的投资很有信心。惠凯丝的厂址所在地原本是一片荒滩，河水涨一点就淹了，现在成了工厂集聚地。
刘桂英介绍，回来的研修生在经济上有很大促进，有80％的研修生自主创业。有的开发优质珍珠养殖，还有的创办Ⅱ公司，产品出口日本。而当年的外经贸科科长刘桂英，也提前内退，自己办了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劳务输出和研修生的中介服务。
出去总比不出去好
日本来的企业，解决了当地100多人的就业，普通员工人均月收入1500元，周建琴等中层年收入约10万元，她还因对乡村发展的贡献，被选为湖州市人大代表。
周建琴的七舅俞全堂告诉本刊记者，他最看重的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改变。“1993年我在村子建了个罐头厂，后来通过省粮油公司做起了外贸，和日本人做过生意。和他们定好几号发货，就不能拖延，他们的货款到位时间也没有差池，信誉非常好。而当时，国内贸易‘三角债’泛滥。”
而且，第一批研修生赴日后的经历，让俞全堂印象深刻。1992年那批，去日本不久企业倒闭了，后来劳动部和日方协商，在她们呆满5个月后回来，日方补偿一年的工钱，每人拿回了将近7万元人民币。
“当时觉得日本人蛮奇怪的，没干活，也给钱。这种守约的合同意识，在90年代的国内还非常少见。”这也是他力促周建琴出国的原因。
惠凯丝在自岘投资，给了他近距离找差距的机会。尤其是日本人的管理，严苛得近乎无理。进车间需要换鞋，不能抽烟。“刚开始，来参观的领导不知道，搞得日本人很痛苦。”
缝制粗分有40道工序，细分有100多道，衣服做好后包装很简单，但细节要求严格，没有一根线头。在缝制过程中，如果针断了，那道工序的员工需要把断针全部找到，拼完整，用透明胶带贴在登记簿上，并要详细登记那件衣服在何时何道工序断的；如果断针不完整，必须马上经过2道机器检测，把断的部分找出来。
“工厂对卫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俞全堂说，有次一集装箱发往日本客户的衬衫，有一件衬衫的包装内发现一根头发，虽然这位经销商和社长关系非常好，但仍然拒绝付款长达1个月，就为了给个教训。日本的客户来工厂走访，会找个架子，摸摸灯架上有无灰尘。
俞全堂说：“我们做事情习惯马马虎虎，经常能通融。”前不久全国颁布“禁塑令”，他很快办了个竹篮厂，但是禁塑的力度没他想象的大，尤其是在中小城市。他的小厂没开工就破产了。
俞全堂觉得，日本人的先进之处由研修生直接学回来，也带动了大家一起转变。
过去17年，长兴县赴日研修生外派已达几千人。日本报纸说，在长兴，几乎任何一个村里都有可以讲日语的人。“出去總比不出去好，研修生不仅带来经济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改变了、机会也多了。你永远不知道下个研修生会带来些什么。”刘桂英说。
周建琴走出县城的车站时，路面上机动车、人力三轮车追逐着出站的人群，车轮卷起飞扬的尘土；路边几家煎饼摊，熟悉的吆喝声。嘈杂而亲切的喧闹，未曾改变。周建琴告诉自己：“终于回家了!”
2000年的夏天，在日本做了3年研修生的周建琴，再次回到老家浙江长兴县白岘村。她笑称自己是只土鳖，却因偶然的际遇出了海，成了“海鱼”。
这只“海龟”，又把海里的资源拖进了山坳。2002年，她研修的那家日本企业，在白岘投资了一家服装厂，周建琴是生产科长，拿着和上海白领同等的年薪。
今年33岁的周建琴，有30年是在浙北一隅的山坳里度过的。如果剪去这段无端嫁接的出国经历，周建琴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每天在灶台边打转，屁股后跟着个小子，没事就打打麻将。”
从最偏僻的地方一下跑到日本
白岘村位于浙江北部最偏远的山坳里，是浙江、安徽、江苏三省的交界处，当地人解释说，“岘”即开门见山。在这里，大多数姑娘都重复这样的故事——中学毕业回家学门手艺，通常是裁缝；打几年工，赚嫁妆钱；嫁人，相夫教子。
周建琴也不例外，中学毕业后学了两年裁缝，在白岘开了家很小的缝纫店。一直到1998年，这个在白岘生活了23年的农村姑娘，除了继续维持小店，还要不断应付上门说亲的媒婆。
“当时连去上海打工都不愿意，赚不了多少钱还受人指使。想不到竟然去了更远的日本。”回忆1998年，周建琴觉得是命运和自己开了个玩笑。
那一年，白岘所在的长兴县要选派一批研修生去日本的服装厂，周建琴的七舅俞全堂给她妹妹周建娣报了名。“七舅擅自决定的，当时全家人都反对。”周建琴说，在舅舅的坚持下，她陪着妹妹去考试。结果，妹妹因为没满22周岁不能去，而她正好年龄够，又有裁缝基础，就被选上了。
周建琴有点发懵。日本，那么远，语言又不通，怎么办?从祖辈到父辈，家里也没一个人支持，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国，而且还是去日本，怎么想都别扭。
“从最偏僻的地方，一下跑到日本，很多人不接受。”长兴县最早接触研修生选派的刘桂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92年，国家劳动部给了浙江湖州市10个研修生指标，招了半个月，无人响应。这10个指标的任务又下放到长兴县，由县外经贸局负责组织，刘桂英时任外经贸局外贸科科长。
“研修生”是干什么的?刘桂英脑筋也有些短路，慢慢地弄清楚了点，就是去日本学技术，还能挣钱。刘桂英去外经贸局对口联系的畎桥乡，挨家挨户动员。
因为第一批全是去服装厂，所以都招女生。一开始挑人时，考虑到“国家形象”，倾向于相貌好一些、文化程度高一点的。
“又不是给日本人选老婆，要挑人长得好看干啥?”乡亲们狐疑，有的人报了名又退掉。最后，副乡长邱建平动员自己的表妹报了名，刘桂英又动员小学校长把女儿送去，这才勉强凑够了10个人。出发前往北京的当天，一位强烈反对孙女出国的爷爷，硬把孙女从车上拖了下来。长兴首批赴日研修生终于只成行了9个。
直到1998年，研修生外派在当地仍处于拓荒状态，村民的思想阻力很大。后来周建琴的七舅劝她：“到外面看看，绝对是好的，对以后的发展一定有促进。”七舅在家族中算得上见多识广，周建琴觉得他的话应该有道理。
那年夏天，一家人东借西挪凑够1.5万元，把周建琴送到日本去了。
没有几名研修生，我们也不会来这里投资
“刚去，比较胆怯，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周建琴去日本后，被安排在香川县YKS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刚开始主要是适应环境，首先改变生活习惯，不能乱扔垃圾。到工厂后，触动也很大，日本人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很死板，每件衣服有100多道工序，一人一道，而且前道和后道必须挨在一起做，防止漏了。”
这种严苛的工序，周建琴现在需要说服其他员工接受。周建琴等白岘的几名研修生回国后，YKS株式会社在白岘投资了一家分厂，周建琴现在是管理者。
“2000年，回国前，YKS的社长楠井芳问我们回去干吗，我说也不清楚，你要到我们那建厂，我就继续帮你干。”周建琴说，YKS在苏州已经有家中外合资的分公司，有在中国投资的经验，我就想能不能引到自己家乡。当年下半年，楠井芳出差中国时，顺道来长兴看望研修生，白岘乡政府就邀请他们过来投资。
2002年6月，YKS独家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在白岘的一块河滩地动工建设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年底投入试生产，100％出口日本。周建琴担任生产课长，另一名研修生李惠鹤担任总务课长。这也是长兴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一开始就遇到问题，很长时间不能出货，要求达不到；而且员工也不好找，山沟沟里有毛竹，一年能赚几千块过日子，有些人不愿意来上班。”周建琴说，借着本地人的优势，她在本乡找了120名员工，开始培训。
惠凯丝的总经理新村胜义告诉本刊记者：“没有几名研修生，我们也不会来这里投资。而且，技术和管理上，他们了解日本的模式，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沟通，让公司的管理比较顺畅。日本人不参与直接管理，有利于员工接受。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日本人在这边管理了。”
“白岘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刚来投资时，是第一家工厂，现在有很多家企业了。”新村胜义对这里的投资很有信心。惠凯丝的厂址所在地原本是一片荒滩，河水涨一点就淹了，现在成了工厂集聚地。
刘桂英介绍，回来的研修生在经济上有很大促进，有80％的研修生自主创业。有的开发优质珍珠养殖，还有的创办Ⅱ公司，产品出口日本。而当年的外经贸科科长刘桂英，也提前内退，自己办了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劳务输出和研修生的中介服务。
出去总比不出去好
日本来的企业，解决了当地100多人的就业，普通员工人均月收入1500元，周建琴等中层年收入约10万元，她还因对乡村发展的贡献，被选为湖州市人大代表。
周建琴的七舅俞全堂告诉本刊记者，他最看重的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改变。“1993年我在村子建了个罐头厂，后来通过省粮油公司做起了外贸，和日本人做过生意。和他们定好几号发货，就不能拖延，他们的货款到位时间也没有差池，信誉非常好。而当时，国内贸易‘三角债’泛滥。”
而且，第一批研修生赴日后的经历，让俞全堂印象深刻。1992年那批，去日本不久企业倒闭了，后来劳动部和日方协商，在她们呆满5个月后回来，日方补偿一年的工钱，每人拿回了将近7万元人民币。
“当时觉得日本人蛮奇怪的，没干活，也给钱。这种守约的合同意识，在90年代的国内还非常少见。”这也是他力促周建琴出国的原因。
惠凯丝在自岘投资，给了他近距离找差距的机会。尤其是日本人的管理，严苛得近乎无理。进车间需要换鞋，不能抽烟。“刚开始，来参观的领导不知道，搞得日本人很痛苦。”
缝制粗分有40道工序，细分有100多道，衣服做好后包装很简单，但细节要求严格，没有一根线头。在缝制过程中，如果针断了，那道工序的员工需要把断针全部找到，拼完整，用透明胶带贴在登记簿上，并要详细登记那件衣服在何时何道工序断的；如果断针不完整，必须马上经过2道机器检测，把断的部分找出来。
“工厂对卫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俞全堂说，有次一集装箱发往日本客户的衬衫，有一件衬衫的包装内发现一根头发，虽然这位经销商和社长关系非常好，但仍然拒绝付款长达1个月，就为了给个教训。日本的客户来工厂走访，会找个架子，摸摸灯架上有无灰尘。
俞全堂说：“我们做事情习惯马马虎虎，经常能通融。”前不久全国颁布“禁塑令”，他很快办了个竹篮厂，但是禁塑的力度没他想象的大，尤其是在中小城市。他的小厂没开工就破产了。
俞全堂觉得，日本人的先进之处由研修生直接学回来，也带动了大家一起转变。
过去17年，长兴县赴日研修生外派已达几千人。日本报纸说，在长兴，几乎任何一个村里都有可以讲日语的人。“出去總比不出去好，研修生不仅带来经济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改变了、机会也多了。你永远不知道下个研修生会带来些什么。”刘桂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