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很有可能会是最后一个专访卡扎菲的记者。今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有吗？我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变化，一点动乱的迹象都没有。”说完，卡扎菲哈哈大笑起来，以一种故作轻松的姿态。科尔文也笑了，眼前的场景有种她所熟悉的荒诞——这是她数次近距离采访卡扎菲时常有的感觉。
　　
　　真实诠释卡扎菲
　　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卡扎菲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东疯狗”、“非洲雄狮”等名号，科尔文的评价更为中肯、可信。
　　科尔文第一次见到卡扎菲是在1986年4月，当时她身为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记者。一天凌晨3点，她在阿齐齐亚兵营的地下室里采访了卡扎菲。“那是一次很古怪的采访。门被他反锁了。我不断打开录音机，卡扎菲不断关掉它。”
　　这次采访后，卡扎菲对科尔文印象不错，再看到她时会亲切地问候：“玛丽，你来这儿做什么呀？”有一次，卡扎菲接受科尔文的采访时，看到她很疲惫，采访结束后，还派自己的护士连夜去酒店探望。
　　科尔文总能从细节中洞悉卡扎菲身上一些鲜为人知的特点。他焦躁——“这个平日里神秘兮兮的人曾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准备把所有南欧国家纳入利比亚的反击范围，然后急切地问我：‘你认为美国政府会怎么做？’”他感性——“一次，他问我能否要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的电话。我以为他想跟美国讲和，结果他说：‘我爱她。我想打电话给她，请求她下次上电视时穿上我最喜欢的绿颜色的衣服。’”他极端自大——“他认为自己是上校、革命家、阿拉伯人、非洲人、民族主义者、穆斯林、诗人，甚至是哲学之王，而每个角色都应该配以不同的服装。”他喜欢作秀——最后一次采访的房间窗外就是的黎波里海港。“外界疯传他已经逃跑了，所以他故意要让记者的镜头拍下这片背景，表明自己还镇守在这里，领导着这个国家。”
　　科尔文不动声色又引人入胜的讲述吸引了很多读者，但待在屋子里采访政治强人从来不是她的工作重心，她的任务是常年穿梭在硝烟和炮弹中，她是一名战地记者。
　　
　　战场上写人性
　　1957年，科尔文出生于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她曾经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那时我想的无非是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大四那年，她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事业风生水起，但科尔文并不满意，她觉得美国通讯社的报道“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1986年，她加入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
　　在科尔文的笔下，炮弹不仅是一个名词，伤亡也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九死一生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说：“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
　　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所幸，科尔文活着回来了，并凭借她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此前，她还曾凭借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
　　科尔文其实不需要这些证书作名片，人们只需看到她的脸，就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付出过什么——她只剩下了一只眼睛。
　　2001年，科尔文前往斯里兰卡报道战事。她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境，还设法躲避检查，溜进了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见到了当时猛虎组织高层的很多人。但就在结束采访准备返回时，她遭到了政府军的攻击，子弹打进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
　　最终，科尔文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捡回一条命，但左眼永久失明。科尔文系上一条黑色眼罩，奔赴下一个战场。
　　“有人说我傻，但我不在乎。如果我待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安逸地喝着咖啡，写一个矫情的专栏，那才叫傻。”
　　科尔文曾在伊拉克的咖啡馆里跟一名战地摄影记者聊天，两天后再见时，他已失去了双膝以下的部分。有些同行只见过一面，再见时已是冰冷墓碑上小小的照片。
　　死亡就这么嚣张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民众有权知道政府、军队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要相信，当你在国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时，很多人正等着看你的报道。要相信他们在关心战争中的不幸，并在试图阻止它。”
　　
　　战场上的爱情
　　战场为科尔文带来的也有甜蜜和温暖，那就是她的两场战地恋情。1987年，在两伊战争前线，她认识了来自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帕特里克·毕晓普。毕晓普对这个初出茅庐、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一见钟情，向她传授自己的各种战地经验，总希望能演一出“英雄救美”。科尔文回忆：“他常幻想我们乘坐的采访车被炮弹击中，然后他把我从残骸中救出来，这样我就会爱上他——其实我已经爱上他了。”
　　但是，这两名战地记者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它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 ”
　　几年后，科尔文又与在巴以战场上认识的西班牙《国家报》记者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奥结了婚。可惜这段婚姻也很快走到尽头。
　　战地记者的身份令科尔文无法拥有正常的爱情，甚至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她说：“在经历了战争、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 “得奖也让我焦躁不安，我始终有一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是从战争中受益的人。我们把那些人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说这话时，科尔文声音沙哑，指间的香烟氤氲缭绕。这个一生挚爱战地新闻的女人，身上从来没有香水的味道。
　　编辑：刘心印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