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先是苏联援华空军，后是美国援华陈纳德飞虎队的队员，他们穿着的夹克背面，统一用宋体白油漆书写着“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十二个大字。讲起这十二个字，还有一段来历。
　　约1937年11至12月间，苏联空军援华抗日。同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日军沿津浦线北犯滁县、嘉山、凤阳、蚌埠。此时，苏联援华空军驻武昌，派出一架小型双人的侦察机，飞临凤阳、蚌埠前线侦察， 遭日军扫射，中弹受损。驾驶员返程时急于着陆，沿淮河西向飞行。当飞过正阳关时，看见有一大片平坦的地面，就准备降落。但降落时再细看，原来那平坦的地面是偌大的湖面（即霍邱县城西湖）。没有其他选择，飞机紧急迫降在湖边。四周乡民一看有“鬼子飞机落在湖边”，纷纷拿锄头、铁镐、棍棒围拢上来。见两个飞行人员爬出机舱后在湖边徘徊，他们不由分说，一声喊“打”，一拥而上。棍棒交加，把两个飞行员打倒在地。飞行员哇哇乱叫，乡人也听不懂叫的什么。有人报告附近的一个乡绅说：“湖边逮着两个日本人。”乡绅到湖边一看“两个日本人”都是黄头发，感到有些蹊跷。早听说日本人很像中国人，怎么这“两个日本鬼子”不像中国人。乡绅就命乡人不要再打，并派人快去县政府报告。县政府的主任秘书是中央政治学校（即今台湾政治大学前身）毕业生，当时会说简单英语。他到湖边一看，见是两个西洋人，不是日本人，就用英语向两人发问，两人只是摇头。主任秘书断定这两个飞行员是俄国人，但在霍邱这个偏远的地方，上哪里去找会俄语的人？两个飞行员已被打得不能行走，于是叫人用门板把两人抬到县政府。霍邱县城不大，全城都传说“来了两个俄国开飞机的”。有人就说，高塘集某某人，从前在北京学过俄文，回家乡后，教书也没有人要，后来一直在家闲住。这话很快传到县政府，县政府立即派人用轿子，连夜到距县城六七十里的高塘集去请这位会俄文的先生。见到俄文先生说明了来意，俄文先生劈头就说：“我的俄文都就饭吃了，现在哪还能去和俄国人说话。”县政府来人一再坚持说，“全县只找到你一个人会说俄国话，再说你总能和两个俄国人对付两句；不然，我们对两个俄国人一点也不了解。”这样，俄文先生就连夜坐轿子到县政府，一见两个俄国飞行员，一个“哈啦绍”，立即打通了交道。俄文先生结结巴巴地和两个俄国飞行员对话后，大致了解了情况。两位飞行员原是苏联援华的空军，是由武汉起飞，到前线侦察敌情，被日军地面部队射中，机件损坏，迫降在湖边，被农民误以为是日本人，受了一顿毒打。
　　县政府了解了情况后，立即打电话通知阜阳专员公署。专员公署命把两个苏联飞行员妥送阜阳，并立即电报告知武汉军事委员会。军委会立即回电称，派专车至阜阳接两个飞行员至武汉。霍邱县要用轿子抬两个飞行员去阜阳，但两个飞行员坚决不乘轿子，说“坐人抬人的轿子，太不人道！”县政府只好雇三辆皖北供人乘坐的“土车”，连俄文先生一齐送到阜阳。军事委员会派来的汽车，又把他们三人一齐接到武汉。
　　军委会有关人员从霍邱城西湖毒打苏联飞行员的事件中，知道中国农村缺少文化，才发生了这次误打事件，于是就想出在苏联飞行员穿的夹克背上，用白油漆写上“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十二个大字。这里用“洋人”来表示苏联人很好，因为乡下农民又分不清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故统称为“洋人”。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回忆录》中也提到“洋人来华助战”的事，上句讲对了；下句用字不够准确。我1938年7月在武昌南湖飞机场边，确曾看到许多俄国人（飞行员）穿的夹克背上写的十二个大字。1942年底，我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看到许多外国飞行员穿的夹克背上，仍是用宋体白油漆写着“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不过此时的“洋人”已由苏联人变成了美国人，是美国陈纳德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