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历届北洋政府中，担任阁僚的政府大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上海，这些人虽说籍贯各异，可自幼及长，都在上海的学校接受教育，能操一口流利沪语，当然应算标准上海人。他们中有原籍广东香山的唐绍仪、祖籍福建厦门的颜惠庆、原籍浙江钱塘的汪大燮、原籍浙江奉化的王正廷、原籍江苏嘉定的顾维钧和籍贯江苏上海的陆徵祥，这些人有的还当过内阁总理。在内阁任职的还有江苏南通人张謇（农商总长）、江苏上海人曹汝霖（分别当过外交次长、交通总长）和浙江吴兴人章宗祥（司法总长）等，也都和上海直接联系在一起，甚至连当过司法和教育总长的湖南长沙人章士钊，清末时都在上海做过《苏报》主笔，这些会掼“上海派头”的大人物，不啻民初政坛上的“上海帮”。人们对民国丧权辱国的外交史扼腕之余，多会自然而然地把那些参与外交有上海背景的官僚划入“卖国贼”行列。
　　以签订于1915年5月25日的《二十一条》为例，太想当皇帝的袁世凯授意外交官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以换取东瀛强邻的支持。具体负责谈判的正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曹汝霖，他们成为全国民众诅咒的大汉奸，《辞海》中直接写明陆、曹两人代表中方签字。对此事的历史后果，陆徵祥心中很“拎得清”（沪语“明白”之意），但身为职业外交家，背着再大骂名也只得去做。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反帝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刹那间得到释放并迅速地膨胀开来。北洋政府中那几位“上海帮”外交官，如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等在巴黎和会上折冲樽俎，其中顾氏表现尤为出色，他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时任驻美公使。在从1月至6月的马拉松谈判中，几次关键时刻，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席代表王正廷都借故推托缺席，把31岁的顾维钧推到前台。国内“五四”烈焰因中国外交的失败而起，国外的谈判代表承受的压力之重，可以想见。陆徵祥称病住进圣克卢医院，中国留学生却是不依不饶地在6月27日（签约前夜）包围该医院，顾维钧向学生作出庄严承诺：如中国政府经步步退让后提出的最低要求仍遭拒绝，中方将拒签对德和约。次日正式的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由于中国最后的方案又被列强把持的和会退回，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首次重大胜利，虽说“弱国无外交”，但顾维钧等“上海帮”外交官与列强的斗智斗勇，给嗣后华盛顿会议重新解决中国的山东问题奠定了基础。
　　留在北京的“上海帮”成了北洋武夫政权倒霉的替罪羊。另一位也是上海出来的前外长汪大燮，于1919年5月3日晚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处告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随即策划了第二天的学生上街大游行。结果，曹汝霖的住宅被烧，另两位可算半个上海人的陆宗舆（浙江海宁人，驻日公使）与章宗祥也和曹一起，顿时成为愤怒的青年学生切齿痛恨的活靶子，三人丢了官不算，最可悲的他们还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能证实这一点。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