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哲学阐释与现实启示

来源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uanluchao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党执政的内在要求。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实践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唯物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群众历史观等角度阐释党自我革命历程,有助于进一步彰显党自我革命的哲学意蕴,并充分认识党的执政理路。在此基础上,揭示党自我革命的现实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其他文献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智识阶层对现代化的概念及其实践途径的探讨和争论远至梁启超的访欧心影录,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学人们对何为"现代化"的争论大体分为四派:西化派、传统派、折中派、共产主义派,其主轴归根结底是"现代化是什么、我国应该如何实现现代化".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加入,使得探讨具有了革命性的色彩.就探讨的表现而言,何为"现代化"歧见不多,但怎样才能使得"中国实现现代化"则聚讼纷纭,分歧迄今仍然余波未了,21世纪初的新"科玄大战"和当下个别涉及到中西不同理解的社会事端常引起众议即是两个例证.这些
汉代是孔子在中国确立最终影响力的朝代,自先秦以降,孔子形象经历了从"师""圣"到"神"的变化.汉代孔子观的特殊性在于孔子的神圣化,孔子成为素王、教主,以《春秋》为依据,为世间立法.王充身处其中却逆流而动,对孔子进行问难,因此背上了非圣无法的罪名,人们也往往因其异端者的身份而忽视其"问孔"的意义.评价王充的孔子观需要结合孔子形象的历史演化,并回到王充本人的立场.从今人的角度看来,王充在恢复孔子的人性及宏扬批判精神上,功不可没.
在当前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存在劳务公司化的倾向.延续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进路,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制度环境对效率的约束导致社工机构产生目标替代,使得生存逻辑主导的效率机制推动组织形式转变,包括转换成弹性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和调整劳动关系.本文认为,政府购买服务不能简单视为政府的职能转变,而是带来了"家政式"国家-社会关系新的可能.社工机构的劳务公司化是"家政式"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组织层面的重要表征.这一国家-社会关系的新形态塑造了社会组织自主性受限的制度环境,对社工机构的效率形成约束
如何认识中共的先进性,是个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思想与方法、党内、国内与国际等诸多维度于一体的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抗战时期西方观察家通过对中共领导层的系统性访谈,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全面性实地考察,以及多领域、多层面的相关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了其知识背景、社会背景和思想信仰,指出中共领导层大多由知识分子组成,具有强大的知识学习与传播能力,大多出身基层,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能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认为他们普遍具有简朴、清廉、亲民,个性鲜明、务实求真,信仰坚定、团结奉献,博学多识、思想开放
学校教育是中共培养"民族未来主人和战士"的重要途径.抗战胜利后太岳解放区的学校教育经历了由"新教育方针"向"新型正规化"转制的历史过程.面对转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中共依然坚持满足群众需要和教育为中心工作服务两项基本要求,一方面从学校教育的制度化建设着手进行正规化改造,另一方面则从领导、师资、经费和教材方面提供保障,最终促成了学校教育模式的深刻变革.尽管特定环境下的这一转制存在诸多缺憾,却从历史走向上奠定了学校教育走向"新型正规化"的基础.中共在教育转制中充分体现出自身在环境变化中不断调整策略的灵活性和联系
"观侨取象"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表述,而是意涵甚丰,既有强调"侨元"的理论意味,也有凸显"象思维"的传统承继,还有重视"观哲学"的现代阐释."观侨取象"是具有内涵意蕴的深度考察,存在"期待视域"并试图在以"侨动为象"的过程里捕捉到由于物质位移导致了精神质变的现象,其某种意义上可谓是一种"阅读方式",即对宇宙万物中那些最具有精神性价值的对象的阅读."象"背后的"象思维",作为东方思维的主流特征,诉诸"物我两忘"即回归"本真之我"而与"道"一体相通,是艺术类型的另类致思路径,一定程度上对取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取
作为史学大家的司马光,也是家训名家,其家族世系高门,儒礼传家,家风纯正.司马光秉承祖上遗风,制定家规家范,严厉约束家族子孙言行,确保司马家族优良家风得以延续.司马光家风
摘 要:临终关怀政策对临终关怀事业发展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以基本政策工具为X维度、临终关怀发展则为Y维度,构建二维政策工具框架对1994—2020年期间国家出台的48份临终关怀政策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工具未能在我国现行的临终关怀政策中得到均衡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据临终关怀政策的主导地位,需求型与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基本政策工具应用存在结构性失调,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临
在互联网加持的信息化时代,权力场域下的特权意识、随意逾矩、乱法胡为等诸多问题很容易触发网络问责。网络问责是实体问责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与嬗变。互联网去权威化及分散化特质为公众话语表达创造了平等、开放、自由的能量场,并推动传统问责范式的转变。以网络曝光、网络扒粪和网络审判为实践样态的网络问责,并不尽然能达到网络问责的理想状态。网络空间权利滥用、责任缺失等诸多流弊,导致迫害性问责、偏激问责、无序问责等异化现象。如何规范网络问责,使之走向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是打造健康问责生态的关键。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以制度化构建、
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制,编纂行政程序法典,是"为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的需要;是建设法治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善治良政的需要.我国现已制定了大量的涉及行政程序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为编纂行政程序法典奠定了基础.《民法典》的成功编纂和颁布,为编纂行政程序法典提供了宝贵经验.我国编纂行政程序法典,其内容应覆盖所有行政部门和所有行政领域.凡是属于行政行为程序性质的共性规范,均应纳入编纂的范围.但对与调整行政主体外部行政行为程序无直接关系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