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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弈论研究人们的收益分配问题和策略选择问题。“囚徒困境”、“智猪博弈”、“扑克牌讹诈游戏”是博弈论中几种经典的模式。在博弈论当中，有些模式下信息不对称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这就需要通过包含准确判断力和丰富经验的决策来加以克服。
关键词：博弈论；囚徒困境；智猪博弈；扑克牌讹诈游戏；军备竞赛
一、“囚徒困境”与美苏争霸
国际关系的军事领域中，军备竞赛是博弈论“囚徒困境”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军备竞赛中最经典的案例应属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当然，美苏争霸的背后有着非常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单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策略空间的不完全信息状态，使得当时作为全球两个超级大国的美国和苏联，面临着扩军或者裁军的“囚徒困境” 选择。美苏双方由于对对方决策的不了解，和对国际社会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恐惧，都不会轻易选择裁军不设防，反而会选择扩军。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国选择裁军不设防，而苏联选择扩军，则美国可能遭受苏联的压迫侵略甚至丧失主权，反之亦然。因此，尽管博弈双方都清楚扩军和军备竞赛会损害和消耗本国经济实力，却不得不勉为其难。我们应该看到，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其实是一种非零和博弈。而解决“囚徒困境”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通常是通过外力介入即导入新游戏规则的制度约束，增加“背叛”者的成本。在军事领域，“囚徒困境”下的博弈并不鲜见，事实上一战、二战的爆发都是这种博弈更极端的表现方式，直至由原先军备竞赛的非零和博弈，转化成战争冲突的零和博弈。在现当代国际社会中，避免这种零和博弈的途径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战争法的制定对国际策略空间的参与者给予游戏规则上的约束；二是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三是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美苏争霸中，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的约束。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等的出现使得战争成本过高，因此没有从军备竞赛升级成更极端的战争冲突形式。
二、“智猪博弈”与小国的军事结盟策略
根据“智猪博弈”的原理，选择等待是“小猪”的占优策略。搭便车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1965年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基本含义指的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在实践中善于投机的企业常常充分利用外部性而坐收渔翁之利。在军事领域， 搭便车的方法运用比搭便车理论的提出要早得多，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弱国选择通过合纵连横，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借用强国的实力，来维护本国的生存。在近代，由于列强争夺全球资源，国际间的不安全因素增加，很多国家由于国家安全面临挑战，往往会选择结盟战略。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的政治》中指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不论是什么，但权力总是其最直接的目标。争取权力的斗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近代以来的军事结盟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国、强国之间因需要达成某种共同目的而结成的强强联盟，还有一种便是小国、弱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搭便车”寻求大国、强国的保护。这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兵者，国之大事”，在国家安全方面，是绝对不等同于企业的盈利和运营。将本国的军事安全“搭便车”一味委托给大国、强国，虽然暂时节约了国防和军备开支的“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相当危险和不明智的。因为在现实当中，一旦战争的危险来临，没有那一个大国会为了与本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弱小盟友火中取栗，二战前东欧的很多小国将国家安全完全依靠于英、法等强国的保护，结果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纷纷沦陷便是深刻的教训。因此，在军事领域，“搭便车”策略不是不可以使用，但是不应该轻易放弃本国的军事实力而完全依赖别的国家保护，毕竟“智猪博弈”模型也是建立在一定前提条件之下的。
三、“扑克牌讹诈游戏”与慕尼黑谈判
“扑克牌讹诈游戏”是模拟策略博弈的一种模式。游戏中根据“理性人”假设，甲抽到黑牌至少可以赢a根火柴，所以一定会博，如果抽到红牌则面临认输的“不讹诈策略”和继续博的“讹诈策略”两种纯策略；而对于乙来说，只有甲博时才获得影响一局博弈的机会，此时乙也有两种纯策略，即只要甲博就要求摊牌的“摊牌策略”和只要甲博就认输的“不摊牌策略”。
而这种“扑克牌讹诈游戏”在近现代军事史上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二战前英、法两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的顶点——慕尼黑谈判。1938年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两国为了达到避免战争爆发的目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将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协定不仅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1.1万平方英里的领土、360万居民和1/2以上的经济资源，还丧失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边境地区安全屏障的防御要塞，破坏了英、法在东欧的同盟体系，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助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协定签订后，从慕尼黑返回伦敦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机场上挥舞着协定得意地宣称：“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然而 1939年3月，希特勒即践踏在《慕尼黑协定》中承诺的国际保证，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该协定的签订不但没换来张伯伦所宣扬的“一代人的和平”，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事实上，在慕尼黑谈判中，纳粹德国希特勒得寸进尺，出尔反尔，一再地进行讹诈，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始终选择退让而不是摊牌，用原则换取暂时的“和平”。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张伯伦输掉的是军事外交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要紧的一次外交博弈，而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时期英国著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指出：“《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是英国未经战争而遭到的一次可耻的失败”。
四、小结
由于在国际关系的军事战略领域中，常常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因此需要决策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正确判断。
关键词：博弈论；囚徒困境；智猪博弈；扑克牌讹诈游戏；军备竞赛
一、“囚徒困境”与美苏争霸
国际关系的军事领域中，军备竞赛是博弈论“囚徒困境”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军备竞赛中最经典的案例应属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当然，美苏争霸的背后有着非常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单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策略空间的不完全信息状态，使得当时作为全球两个超级大国的美国和苏联，面临着扩军或者裁军的“囚徒困境” 选择。美苏双方由于对对方决策的不了解，和对国际社会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恐惧，都不会轻易选择裁军不设防，反而会选择扩军。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国选择裁军不设防，而苏联选择扩军，则美国可能遭受苏联的压迫侵略甚至丧失主权，反之亦然。因此，尽管博弈双方都清楚扩军和军备竞赛会损害和消耗本国经济实力，却不得不勉为其难。我们应该看到，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其实是一种非零和博弈。而解决“囚徒困境”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通常是通过外力介入即导入新游戏规则的制度约束，增加“背叛”者的成本。在军事领域，“囚徒困境”下的博弈并不鲜见，事实上一战、二战的爆发都是这种博弈更极端的表现方式，直至由原先军备竞赛的非零和博弈，转化成战争冲突的零和博弈。在现当代国际社会中，避免这种零和博弈的途径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战争法的制定对国际策略空间的参与者给予游戏规则上的约束；二是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三是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美苏争霸中，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的约束。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等的出现使得战争成本过高，因此没有从军备竞赛升级成更极端的战争冲突形式。
二、“智猪博弈”与小国的军事结盟策略
根据“智猪博弈”的原理，选择等待是“小猪”的占优策略。搭便车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1965年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基本含义指的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在实践中善于投机的企业常常充分利用外部性而坐收渔翁之利。在军事领域， 搭便车的方法运用比搭便车理论的提出要早得多，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弱国选择通过合纵连横，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借用强国的实力，来维护本国的生存。在近代，由于列强争夺全球资源，国际间的不安全因素增加，很多国家由于国家安全面临挑战，往往会选择结盟战略。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的政治》中指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不论是什么，但权力总是其最直接的目标。争取权力的斗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近代以来的军事结盟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国、强国之间因需要达成某种共同目的而结成的强强联盟，还有一种便是小国、弱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搭便车”寻求大国、强国的保护。这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兵者，国之大事”，在国家安全方面，是绝对不等同于企业的盈利和运营。将本国的军事安全“搭便车”一味委托给大国、强国，虽然暂时节约了国防和军备开支的“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是相当危险和不明智的。因为在现实当中，一旦战争的危险来临，没有那一个大国会为了与本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弱小盟友火中取栗，二战前东欧的很多小国将国家安全完全依靠于英、法等强国的保护，结果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纷纷沦陷便是深刻的教训。因此，在军事领域，“搭便车”策略不是不可以使用，但是不应该轻易放弃本国的军事实力而完全依赖别的国家保护，毕竟“智猪博弈”模型也是建立在一定前提条件之下的。
三、“扑克牌讹诈游戏”与慕尼黑谈判
“扑克牌讹诈游戏”是模拟策略博弈的一种模式。游戏中根据“理性人”假设，甲抽到黑牌至少可以赢a根火柴，所以一定会博，如果抽到红牌则面临认输的“不讹诈策略”和继续博的“讹诈策略”两种纯策略；而对于乙来说，只有甲博时才获得影响一局博弈的机会，此时乙也有两种纯策略，即只要甲博就要求摊牌的“摊牌策略”和只要甲博就认输的“不摊牌策略”。
而这种“扑克牌讹诈游戏”在近现代军事史上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二战前英、法两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的顶点——慕尼黑谈判。1938年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两国为了达到避免战争爆发的目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将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协定不仅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1.1万平方英里的领土、360万居民和1/2以上的经济资源，还丧失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边境地区安全屏障的防御要塞，破坏了英、法在东欧的同盟体系，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助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协定签订后，从慕尼黑返回伦敦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机场上挥舞着协定得意地宣称：“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然而 1939年3月，希特勒即践踏在《慕尼黑协定》中承诺的国际保证，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该协定的签订不但没换来张伯伦所宣扬的“一代人的和平”，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事实上，在慕尼黑谈判中，纳粹德国希特勒得寸进尺，出尔反尔，一再地进行讹诈，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始终选择退让而不是摊牌，用原则换取暂时的“和平”。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张伯伦输掉的是军事外交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要紧的一次外交博弈，而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时期英国著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指出：“《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是英国未经战争而遭到的一次可耻的失败”。
四、小结
由于在国际关系的军事战略领域中，常常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因此需要决策者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