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初，一篇题為《广州为什么是全世界唯一千年不衰的商业城市？》的文章走红。文中写道，后起如纽约、首尔、东京等世界名城都是过去五百年间才开始繁荣崛起，上海开埠时间175年，香港则是从上世纪50年代繁荣起来的。而曾经与广州一起站在世界巅峰的威尼斯现在多是往事可追忆。
　　广州究竟是座怎样的城市？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有论者称：“一个城市要真正提振自身的真实竞争力，关键在于能不能跟上每一个产业变革的浪潮。譬如20世纪80年代广州兴于外贸，20世纪90年代上海兴于金融，21世纪深圳、杭州兴于互联网，城市地位的此消彼长，本质上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
　　如果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观察，不难发现，在过去上千年的超长马拉松比赛中，广州始终在第一梯队。
　　从客观条件看，广州拥有极佳的地理位置优势，又有深厚的商业文明的文化传统。但是，仅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广州的长盛不衰。毕竟，这些条件并非广州独有。
　　某种程度上说，广州的持久繁荣，可以总结为放大格局，承担国家使命：比如，在盛唐时，朝廷在广州设立中央直辖的外贸管理机构职务——市舶使;在明清海禁时期，广州承担着国家“一口通商”的职责，成为最早顺应全球化浪潮的中国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创办，成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缩影和标志。
　　近年来，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一些城市领风气之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而广州则似乎显得相对低调，甚至间或有担忧、质疑甚至唱衰之声。不过，对于广州这样一座千年不衰的名城来说，仅以产业浪潮中的起伏就作出结论，难免失之草率。事实上，在全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四个一线城市中，广州近五年的GDP增速始终高于北京、上海两市。而且，其增速亦始终高于全国GDP增速。
　　格局与使命，才是决定一座城市发展上限的关键。
　　当下的广州，正迎来又一次铸就新格局，承担新使命的征程。
　　一方面，在越过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门槛之后，广州正在迅速积蓄发展新动能，跳出纯速度发展的格局，谋划更长远的发展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中国城市中的重要领军者，广州一面移植“大树”，一面加速“播种”，这既是寻求自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自然结果，也是这个改革开放先行者在改革再出发中的又一次主动探路。
　　另一方面，在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在城市领导者的思考中，“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成为国际显示度不断提高的广州的重要选项。与其他城市相比，国家对广州的定位和期望亦更多置于国际视野。因之，在广州人的观察中，“从亚太来看，广州是地理中心”的视角，也便顺理成章。处于亚太地理中心的广州，如何超越国内、区域的格局，着眼于亚太乃至全球视域审视和承担自身所肩负的国家中心城市使命，既是决定广州未来发展高度的关键所在，同时于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观察，这也关乎一个宏大的命题——即如何为把广东建设成为向世界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作出更大贡献。
　　正因为如此，理解广州发展的底气与根本逻辑，不仅助益于读懂这座城市，也助益于理解一种全新的成长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正是这座千年名城贡献于其他城市、贡献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发展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