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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精神传承和信仰赓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号召全党要弘扬红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传承革命精神。这为我们在新时代将包括南梁精神与西柏坡精神等在内的中国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提供了根本遵循。
南梁精神与西柏坡精神产生的背景和内涵
南梁是陕甘红军的发源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这里诞生，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存在，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地。南梁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下形成的。同时，这种革命精神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实力由弱小变强大、战略由被动转为主动、地位由从属变为主导三个重要转变。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前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柏坡这个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吹响了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号角。这就是西柏坡精神产生的条件。随着解放战争序幕的拉开，与其他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又带着鲜明时代特征的西柏坡精神，便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逐步形成和发展为一种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新的革命精神。
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信念坚定、不畏艰险、和衷共济、勇于奉献。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敢于斗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民主团结。这两种精神尽管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斗争阶段，但与其他革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在基本内涵、基本特点等方面都是一致的，归结如下：
第一，从精神内涵的基础层面来看，都是坚定信念、牢记使命。
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及根据地广大军民始终坚持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寺村塬时期、照金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红二十六军的南下失败和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先后丢失。1935年的错误“肃反”发生时，刘志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表現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据理力争。正是靠这种理想之光不灭、信仰之火不熄精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是南梁精神最显著的特征。
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光荣历史任务，肩负起“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光荣历史使命。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基于“进京赶考”及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客观现实，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如果在胜利面前不能有效地防止党内骄傲情绪滋生和蔓延，我们将无法突破这种“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经验结晶。毛泽东当年的谆谆告诫，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第二，从精神内涵的关键层面来看，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开拓。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虽然屡经挫折，但共产党人坚信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的前途。为了光明，他们不懈追求，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精神饱满、斗志旺盛。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新性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道路被总结为全国武装斗争中的陕甘模式。习仲勋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对陕甘边领导核心的作用总结道：“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高瞻远瞩，提出了“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的新中国建设目标，革命精神鲜明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勇敢地向困难挑战，以超乎常人的历史眼光和政治智慧，认识到了执政后将面临的问题，初步回答了靠谁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怎样执好政等问题，不仅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基，同时也是对西柏坡精神的丰富和践行。
第三，从精神内涵的价值追求层面来看，都是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刘志丹告诫大家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通过实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革命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深入群众当中，盘腿拉家常，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帮助农民耕种、收割，态度和蔼，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传唱至今的不少陕甘民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制定一系列政策，广泛依靠和发动群众，积极团结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军民空前团结。据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中共分20多次将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迎至解放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毛泽东、周恩来还在西柏坡亲自联名致信邀请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共商建设新中国大计。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民主协商的真心诚意和尊重多样的包容气度。可以说，没有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统一战线既是我党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也是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四，从精神内涵的动力源泉层面来看，都是敢于斗争、勇于牺牲。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面临着恶劣的发展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面临着革命斗争的生死抉择，不利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曾先后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起义等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经历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他们以“提着花岗岩的脑袋”闹革命，历经磨难壮心不已，“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精神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创建了陕甘红军，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5月，在华池南梁阎家洼子，为严守游击队的秘密和主力红军隐藏的枪械弹药，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面对生死，他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正如刘志丹为牺牲的刘林圃烈士所写题词里说的“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对强大的敌人，广大党员干部彰显了不怕艰难困苦、不畏流血牺牲的顽强与勇敢。到了西柏坡时期，党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主动进取。当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到来的时刻，国民党军队尚存365万人而我军只有280万人，以美国外援为后盾的国民党军队，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军队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敢不敢攻克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强大的兵团？正是在此形势下，我们党发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召，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后，党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抓住战机，及时组织战略决战;面对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党中央及时决断，明确指出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
第五，从精神内涵的保障层面来看，都是谦虚谨慎、严于律己。
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是南梁精神最鲜明的特点。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革命先辈为“咱们的老刘”“青天”“老谢”等，这里“只见公仆不见官”。据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蔡子伟回忆：“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边区十大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建设，使根据地成为人民自己的根据地。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這些赞语中最耀眼的就是“群众”二字。
西柏坡时期，党承担了与以往革命高潮不同的历史责任，单独领导了新的革命高潮，正如毛泽东所说：“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党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忠告，并提议通过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6条规定，西柏坡以其成为“立规矩”的地方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出新篇章。
历史一再证明，南梁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中所包含的精神实质是我们党强有力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高尚品德的宝贵凝结和生动体现。两种精神的基本内涵具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走好长征路、赶考路，做新时代的答卷人
南梁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是党自身优秀品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彰显，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制胜基因”之一，必将在新时代继续展现出真理品性和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历史使命，与革命时期相比，现在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对象、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对我们走好长征路、赶考路，做新时代的答卷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弘扬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取得伟大成就后，面临的新的历史考验的需要。
回顾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在伟大征途上迈出的坚实一步，我们要走的路还长得很，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有很多。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树立起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我们的一切工作要符合实际，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同时，我们党也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
第二，弘扬革命精神，是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
在新时代，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更加复杂，侵蚀党的肌体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而且这些因素和现象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充分体现了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勇气和决心。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坚守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第三，弘扬革命精神，是牢记使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向前的根本动力。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恪守为民之责、履行为民之职，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发扬革命精神，对于我们强化公仆意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不渝牢记责任担当，确保我们的一切工作符合实际，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弘扬革命精神，是与时俱进，加快创新发展的需要。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顺境不懈怠、逆境不退缩，始终保持坚定的目标。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战略到新时代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从温饱、小康、全面小康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展目标在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未来逻辑上环环相扣。当前，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迈进。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永远保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克服思想上的僵化，勇于创新，大胆实验，敢为人先，必将为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伟大历史征程，孕育伟大革命精神。南梁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必将滋养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英勇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
南梁精神与西柏坡精神产生的背景和内涵
南梁是陕甘红军的发源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这里诞生，它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存在，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地。南梁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下形成的。同时，这种革命精神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实力由弱小变强大、战略由被动转为主动、地位由从属变为主导三个重要转变。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前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柏坡这个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吹响了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号角。这就是西柏坡精神产生的条件。随着解放战争序幕的拉开，与其他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又带着鲜明时代特征的西柏坡精神，便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逐步形成和发展为一种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新的革命精神。
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信念坚定、不畏艰险、和衷共济、勇于奉献。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敢于斗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民主团结。这两种精神尽管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斗争阶段，但与其他革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在基本内涵、基本特点等方面都是一致的，归结如下：
第一，从精神内涵的基础层面来看，都是坚定信念、牢记使命。
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及根据地广大军民始终坚持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寺村塬时期、照金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红二十六军的南下失败和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先后丢失。1935年的错误“肃反”发生时，刘志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表現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据理力争。正是靠这种理想之光不灭、信仰之火不熄精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是南梁精神最显著的特征。
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光荣历史任务，肩负起“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光荣历史使命。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基于“进京赶考”及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客观现实，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攻击，如果在胜利面前不能有效地防止党内骄傲情绪滋生和蔓延，我们将无法突破这种“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经验结晶。毛泽东当年的谆谆告诫，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第二，从精神内涵的关键层面来看，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开拓。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虽然屡经挫折，但共产党人坚信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的前途。为了光明，他们不懈追求，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精神饱满、斗志旺盛。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建立革命武装、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创新性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道路被总结为全国武装斗争中的陕甘模式。习仲勋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对陕甘边领导核心的作用总结道：“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高瞻远瞩，提出了“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的新中国建设目标，革命精神鲜明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勇敢地向困难挑战，以超乎常人的历史眼光和政治智慧，认识到了执政后将面临的问题，初步回答了靠谁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怎样执好政等问题，不仅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基，同时也是对西柏坡精神的丰富和践行。
第三，从精神内涵的价值追求层面来看，都是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刘志丹告诫大家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通过实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革命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深入群众当中，盘腿拉家常，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帮助农民耕种、收割，态度和蔼，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传唱至今的不少陕甘民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制定一系列政策，广泛依靠和发动群众，积极团结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军民空前团结。据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中共分20多次将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迎至解放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毛泽东、周恩来还在西柏坡亲自联名致信邀请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共商建设新中国大计。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民主协商的真心诚意和尊重多样的包容气度。可以说，没有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统一战线既是我党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也是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四，从精神内涵的动力源泉层面来看，都是敢于斗争、勇于牺牲。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面临着恶劣的发展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面临着革命斗争的生死抉择，不利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曾先后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起义等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经历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他们以“提着花岗岩的脑袋”闹革命，历经磨难壮心不已，“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精神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创建了陕甘红军，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5月，在华池南梁阎家洼子，为严守游击队的秘密和主力红军隐藏的枪械弹药，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面对生死，他们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正如刘志丹为牺牲的刘林圃烈士所写题词里说的“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对强大的敌人，广大党员干部彰显了不怕艰难困苦、不畏流血牺牲的顽强与勇敢。到了西柏坡时期，党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主动进取。当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到来的时刻，国民党军队尚存365万人而我军只有280万人，以美国外援为后盾的国民党军队，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军队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敢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敢不敢攻克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强大的兵团？正是在此形势下，我们党发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召，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后，党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抓住战机，及时组织战略决战;面对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党中央及时决断，明确指出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
第五，从精神内涵的保障层面来看，都是谦虚谨慎、严于律己。
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是南梁精神最鲜明的特点。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革命先辈为“咱们的老刘”“青天”“老谢”等，这里“只见公仆不见官”。据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蔡子伟回忆：“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边区十大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建设，使根据地成为人民自己的根据地。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這些赞语中最耀眼的就是“群众”二字。
西柏坡时期，党承担了与以往革命高潮不同的历史责任，单独领导了新的革命高潮，正如毛泽东所说：“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党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忠告，并提议通过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6条规定，西柏坡以其成为“立规矩”的地方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出新篇章。
历史一再证明，南梁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中所包含的精神实质是我们党强有力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高尚品德的宝贵凝结和生动体现。两种精神的基本内涵具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走好长征路、赶考路，做新时代的答卷人
南梁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是党自身优秀品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彰显，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制胜基因”之一，必将在新时代继续展现出真理品性和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历史使命，与革命时期相比，现在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对象、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大力弘扬革命精神，对我们走好长征路、赶考路，做新时代的答卷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弘扬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取得伟大成就后，面临的新的历史考验的需要。
回顾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在伟大征途上迈出的坚实一步，我们要走的路还长得很，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有很多。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树立起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跟着问题走，我们的一切工作要符合实际，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同时，我们党也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
第二，弘扬革命精神，是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
在新时代，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更加复杂，侵蚀党的肌体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而且这些因素和现象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充分体现了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勇气和决心。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坚守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第三，弘扬革命精神，是牢记使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向前的根本动力。心系群众、服务人民，恪守为民之责、履行为民之职，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们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发扬革命精神，对于我们强化公仆意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不渝牢记责任担当，确保我们的一切工作符合实际，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的检验，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弘扬革命精神，是与时俱进，加快创新发展的需要。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顺境不懈怠、逆境不退缩，始终保持坚定的目标。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改革开放后的“三步走”战略到新时代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从温饱、小康、全面小康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发展目标在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未来逻辑上环环相扣。当前，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迈进。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永远保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克服思想上的僵化，勇于创新，大胆实验，敢为人先，必将为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伟大历史征程，孕育伟大革命精神。南梁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必将滋养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英勇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