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新年伊始，各大机构和资深学者都拿出了“水晶球”试图勾勒未来的全球经济的走向。虽然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观点“互掐”，但今年悲观派明显占据上风，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都已态度鲜明地加入了这一阵营，萨默斯甚至预测世界经济将出现“长期停滞”。而对于新兴市场的预测更几乎是一边倒，高盛集团已建议投资者削减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资产配置；摩根士丹利认为巴西、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汇率将在2013年暴跌17%之后继续下滑；德意志银行则预测2014年新兴国家股市将比发达国家低10%。即使是在经济危机中交出近乎完美答卷的中国，当下被唱空的论调也不少，金融大鳄索罗斯就撰文称未来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不光是外国人悲观，中国人自己也显得底气不足，法兴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姚炜就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多为6.9%，如果发生硬着陆（概率约为20%）还可能跌至5%以下。舆论似乎已对2014年不报太大希望，但市场真的会如他们所料一路下行，甚至爆发危机吗？
　　目前来看，世界各国经济现状已出现明显分化。一方面，主要的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复苏，欧美在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之后已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另一方面，众多新兴经济体正处于风暴中心，2013年8月至今已先后经历过两轮剧烈动荡，切身感受了资本外流，汇率贬值，股债双杀，央行被迫加息等惊悚剧情。虽然不少人将新兴市场的此轮动荡归因于QE退出，但由本质上看，从美国的次贷到欧债，再到如今的新兴市场，其实都是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在逻辑上的正常延续，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三颗“苦瓜”。回顾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过程不难发现，其开始于金融部门的创新过度，标志性事件是雷曼兄弟倒闭，可以说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原罪造下的孽。而欧债危机的核心是主权债务问题，是政府为了熨平波动而透支信用、过度举债造成的恶果。“有形的手”虽然暂时掩盖了对市场原罪的清洗和释放，但拿国家的钱去填补金融业的“大窟窿”使得“癌细胞”从市场、企业层面扩散到了政府层面，从私营部门的金融危机发展成了公共部门的财政危机。当下新兴市场动荡也需要追溯到前两轮危机后，各国对货币宽松、信贷扩张等高杠杆刺激的过分依赖，造成其长期忽略内部结构转型升级。随着政策“猛药”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曾经被掩盖的市场原罪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也就是说，新兴市场还在为当年饮鸩止渴的刺激政策买单，因此并不能算是一场新的危机。
　　虽然三次危机“一母同胞”，但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的传导顺序却有其必然性。欧洲之所以成为美国之后的危机接盘者，源于发达国家都通过救市把私人债务转嫁到了政府身上，期望复苏私营部门盘活全局。但原来的债务并没有凭空消失，在最终平仓时，欧盟这个邦联制经济体在内部发展上的不均衡，以及政策分歧、成员博弈等弱点就暴露了出来，导致希腊这样的“欧猪”国家最终无力承担巨大的政府债务，财政收支脆弱平衡被打破后引发连锁问题，美国则凭借深厚的经济内力和统一的政策甩掉了这个“烫手山芋”。而欧美诸国从危机爆发起就坚持量化宽松，实际上一直凭借欧元、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不断贬值在无声无息中消化政府债务，并将危机进一步扩展至全球。新兴市场一方面由于自身“基本面”糟糕，无法承受长期痛苦的平仓。另一方面又不具备全球性货币的地位，不能通过“铸币税”来转嫁危机，最终成了击鼓传花中的最后一个。
　　既然新兴市场危机难以避免，那么中国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能否例外？国内金融机构早年就曾总结工业经济、国民禀赋、城市化、市场规模、战略纵深，以及改革空间的“5+1”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这些基本要素在当下危机环境中也依然存在，是中国与众不同的基本前提。而与大部分新兴经济的脆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内部稳健的政经形势。从政治角度来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始终坚决推进政府改革，并以反腐败为突破口倡导政治的清正廉明化，配合上社保并轨、单独二胎等民生政策得到了百姓支持，创造出良好的政治环境；而从经济角度看，我国外汇庞大的储备（2013年末已达到3.8万亿）无疑构建了一道重要的危机防火墙，而持续的“双顺差”不仅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显示了海外投资者的充足信心。加之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兑现也在降低国内曾经的“高杠杆”风险。因此在此轮危机中，国内市场的总体风险依然可控。
　　然而，不少专家学者预测2014中国经济要出问题，楼市、股市、银行、外贸等领域个个岌岌可危，政冶家们也纷纷强调今年将是关键的一年，但年年难过年年过，中国至令也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在思维方式上陷入了某种误区。喧嚣的崩溃论、拐点论看似热闹却常常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的发展是有逻辑的，纷繁的表象下总有客观规律一以贯之，分析者却忽略了本质。而且各类经济现象背后的成因复杂，趋势演变过程中肯定会有峰值或谷底，将所有目光聚焦于这些奇异点本身也可能忽略了真正的重点。就像在日常生活之中并不是除了最高和最矮的人，就没有别人一样，更为严谨的研究应该是周期性的、穿透本质的，而非停留在表象只是把所有谷底和峰值的短暂时刻都单独标出来。
　　综上所述，美联储阶段性退出量宽以及新兴市场结构调整的长期性意味着，此轮新兴市场危机可能并不会一次性爆发，或将演变为在低迷环境中常态化、碎片化的爆破。而且在发达国家形势趋稳的大背景下，再度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概率已很小。新兴市场调结构的力度和稳健度已经与美元升值和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间展开了竞赛。调整过慢可能被市场抛弃，但用力过大又会出现自残风险，在“近忧”与“远虑”的两难中“再平衡”难度极大，加上政策刺激退场和危机无处转嫁等原因，新兴市场危机的延续时间可能更长。而不同的基本面也将使得新兴市场在危机中继续分化，类似“脆弱五国”这种经济基础不牢而又面临政府换届的国家（除南非外其他四国）或将遭遇重大打击。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自身具备的强大实力和特殊性，有很大概率能在此轮动荡中独善其身，2014年宏观面的经济和政策波动都将进一步稳定，但微观面却可能相对疲弱。这既表现在面对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企业还处于找方向、找产业、找模式的阶段，经济活力还有待释放；也表现在由于新兴市场的整体波动对产业的影响，如外需下滑对进出口造成拖累，以及汇率和流动性波动加大金融风险。总体看，2014年对中国来说并非危机年、拐点年，而仍是过渡年和调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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