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之后，许多爱国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挠奔往延安，山西太原友仁中学16岁的女青年刘茜也来到延安，后来在延河岸边，和一位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的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相爱而谈起了恋爱。这本来是桩好事，可是在恋爱期间，刘茜发现黄克功有些骄横，他自恃红军出身，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立过大功，又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刘茜忍受不了黄克功的骄横和他约束自己交友的霸道，也不满黄试图从物质上征服自己的用心，便婉转向他表示要终止发展两人的关系。
　　现存陕西省档案馆内的刘茜致黄克功的一封信即是他们热恋即将结束时的一个信号：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的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
　　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交友……
　　这钱吗？假如你爱我，就不应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
　　……
　　接到信后，1937年9月底的一个黄昏，黄克功约刘茜去延河边谈话，实际上是去摊牌。时黄杀心已起，怀揣了勃郎宁手枪去赴会，结果由于两人谈不到一块。当刘明白无误地表示要与黄断绝恋爱关系后，暮色苍茫中，黄克功一怒之下，拔枪打死刘茜。事后，他返校洗去身上的血迹，并将手枪认真擦拭了一番，于是举步到校部汇报并向法院自首。
　　黄的陈述书这样写道：
　　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随处滥找爱者，故意破坏订婚之口头协约，损功名誉。……余乃不得不亲临该处，邀刘做最后之口头谈判。在谈话时余对刘态度和蔼，而刘却眨眼无情，恶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与刺激过大，则拔手枪而恫吓之，谁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毙命耶。
　　案发后，对黄的随意杀人，延安舆论有两种看法，一是杀人抵命天经地义，绝不能因杀人者身份而宽恕；一则可惜黄克功年轻有为，又有军功，似乎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后在审讯中，黄克功承认了刘茜的死不是因为走火而是他一枪未能杀死刘遂又加一枪，这就是蓄意杀人了，延安检察机关于是侦察起诉，认为他枪杀自己的革命同志，破坏革命纪律和团结，在客观上是“汉奸行为”。黄不服这样的结论，辩称：“我并非洋汉奸卖国贼，只要我一息尚存，还恨日本帝国主义。我是一个党员，还愿牺牲自己为革命奋斗。我杀她是因为她公开和不公开地破坏我的名誉。”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黄于是又向毛泽东上书，请求裁决。
　　10月10日，毛泽东就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人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和审判黄案的审判长雷经天，他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1938年5月，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被依法处决。这一消息很快遍传，延安甚至西安、太原等地都广泛反响，人们盛赞共产党和八路军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相比较于日呈腐败的国统区，大家不约而同把中国希望的曙光瞩目于延安那一方土地。（摘自《报刊文摘》2012.4.13）B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