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个月,尤其是5月即将结束的一周里,凭借“权威、控制、纪律”在商业帝国里长袖善舞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在知天命的年纪不断往返奔波于台湾和深圳之间,在一些“正义的火气”越来越大的媒体讨伐下,邀法师摆道场,请义工进驻厂部帮助员工实施心理干预,投巨资拉建防护网,在新闻发布会上三鞠躬,“除了道歉还是道歉”,直至超出预期的30%的加薪承诺,除了引发投资者对富士康每年20多亿成本增加的回报担忧,导致鸿海股价跌低之外,郭台铭的危机公关还未触及根本。 “救命!”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这个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休息时间的孩子不经意间的发泄,让在富士康卧底28天的一名记者听到了“一个最真实的灵魂”。
　　超过法律规定的每月36小时加班的上限让员工喜忧参半。在“加班越多,收入越多”的逻辑下,他们成为“被自由”的加班者。即使如此,他们每月的薪水也难以支撑年轻的工人在面对城外花花绿绿的诱惑下保持淡定,他们聚在一起新奇地看着由他们手中代工产出的苹果(IPHONE)手机,只有羡慕的份儿。而富士康蒸蒸日上的事业下,汹涌的订单耗尽了年轻人所有生活的热情。
　　5月27日凌晨,该公司一名年仅28岁的新婚不久的工程师猝死在家中,家属认定系“过劳死”。在此之前,有13名员工堕楼自杀,1人企图割脉。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幅幅亲友肝肠寸断的画面,和一个个破碎支离的家,同时也拷问着:是什么让年轻生命如此决绝地陨落。
　　早先曾有媒体以《富士康罚你站12小时》为题对富士康工人非正常加班作过报道,郭台铭将记者告上法庭,后不了了之。据接近富士康工厂的一线记者调查来看,富士康用官司成功转移了矛盾焦点,同时也错过了改进的良机,为后来的“连跳”埋下伏笔。
　　一位已技术移民加拿大的富士康前员工在网上撰写博文说,自己走路吃饭都在补觉,为了赶工完成任务,不戴手套接触有毒物质,而自杀频频后媒体的深度关注与该博文相互印证:每日晨7点,晚9点,“‘两班倒’的员工接班前后,10万余着装整齐的工人,在富士康园区里浩浩荡荡穿梭,却安静肃穆。他们大多在十八九岁的豆蔻年华,鲜有欢笑和嬉闹,沉默地应付着生产线上的单一工序、难以避免的加班和复杂的制度与纪律。”
　　本应3班倒的作息时间,因为工人12小时的加班,使得富士康在全球化的竞争浪潮下独具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屹立潮头。由于宿舍都是随机安排,为了不影响倒班的舍友休息,在宿舍也只能小声说话,即使是数千人进餐的大食堂,居然也悄无声响。
　　偌大的厂区,有员工感叹犹如置身荒野。
　　事实上,员工们一天24小时只有3件事:吃饭,睡觉,工作。一眼望不到边的,不是阳光下的稻田和麦浪,而是这枯燥乏味,只有生产没有生活的日子。被超强度加班和快节奏工作剥夺的,除了生活的乐趣之外,还有自由。
　　由于代工的保密要求,记者调查发现,富士康所有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摄像头监控,进出厂区的所有物料、物品、文档等均被要求依据流程提出申请,并主动接受各级门岗警卫的监督。从工厂大门到各厂区,门禁重重。电脑、笔记本电脑、光碟、磁碟、移动式存储设备、多媒体拍摄设备、可拍照手机、智能手机等,都被列为严控设备。
　　如厂房内楼梯处用箭头严格指定员工上、下楼区域等方面的严格规范制度,同时也无所不在地统治着员工的生活。不许剩饭,前两次记过,再犯除名。私人物品要带出宿舍,必须有宿管办开的放行单……
　　入职后首要的培训就是反复强调“纪律、责任心、执行力是富士康企业文化的核心精神”,其中,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是作为富士康维持秩序保证效率的不二法门。
　　诚然,资本逐利系其本性。但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必然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最小化。此时的劳动者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机器的附属。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说,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热情。要维持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在近期心理治疗时,许多工人竟然说不出和自己共宿一舍的室友的名字,即使在集体宿舍里,每个人都能在内心世界深居高垒,与世隔绝。
　　这被称为工业化冷漠。互动百科的词条是这样解释的: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将人当作为生产中的一个螺丝钉,而忽略了人的情感因素,工厂的管理也过分物质化和标准化,以致人在工作过程中像一个机器零部件一样冷冰冰,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因这种高效的管理变得冷漠。工业化冷漠其实质就是泰勒主义的推行者,然后过分强调机械化的效率必将导致人产生极端行为。“富士康的13连跳就是例子”。
　　鉴于有资料可查的数据来看,2010年2月28日富士康内刊《鸿桥》中一篇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章发表之前,已经有人跳楼自杀了,事实上,厂方已经意识到了症结所在。文章说,这些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区别。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更愿意融入城市。
　　“新生代民工要求有更多自由,虽然他们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有大型超市、网吧、KTV的企业更吸引他们。和前辈相比,更多新生代民工在发工资的第一天最先想到的是找个去处消费,而不是寄回家。”文章发表之后,龙华基地生活区5楼一男子坠亡,由此拉开了13连跳的序幕。
　　坐困孤城的员工从城里回来后,更有恍如隔世之感,“城外的斑斓生活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出城只是看看,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在因果逻辑下,个人融入社会的程度高低与自杀率呈负相关关系”,19世纪末,社会学的经典名作《自杀论》的作者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
　　正是现实和理想的心理落差,加之长期缺乏人际交流,就会出现“感觉剥夺”,继而心理失衡。心理咨询专家、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朱建军说,尽管富士康的工作环境特别是硬件设施比较完善,但高强度的工作和特有的企业文化造成员工相互交流极为有限,长期处于如此环境,对任何人都是危险的。有网民感到遗憾,不能干就干点别的,干嘛非要自杀呢?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分析,近一月来自杀者的冲动放大了“维特效应”,助长了自杀风潮。
　　按富士康PCEBG人力资源部资深副理万红飞的说法,每月5%的基层员工选择离开,而不是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即使流动量如此巨大,富士康园区的普工招聘时,凌晨四五点钟就排起了长龙,有人前夜睡在地上候着。即使在2010年春节后,全国“用工荒”最严重时,富士康招募人数最多的一天仍有8600人之多。
　　外资企业包括港台投资的企业,薪酬高,管理正规,是打工者的共识。从农村走进城市,许多人梦想在这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积累自己的财富和人生阅历。对于出身农村,学历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的求职者来说,名声在外的富士康满可以作为在同阶层人中炫耀一番的资本。比起道旁摆摊卖货人的风吹日晒和前半年干活后半年要工钱的农民工,还有比富士康更好的选择吗?
　　事实上,与付出相比,得到的薪酬并不尽如人意,现实与想象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这“最好的选择”如此的不堪。高体力的消耗让现代竞争环境渲染下的惨烈使他们“拔剑四顾心茫然”,对未来没有信心,对现状不满足,既没有离开的勇气,又不具备跳槽后进步的能力,于是,在恐惧、懊恼、自卑等等的压力下,在大家熟睡的夜里走上天台,纵身一跃和这世界做个了断。一切都将结束,那一声,击碎头颅击碎梦想击碎现实,把父母的期望、亲友的期盼统统击碎。他们一个接一个,用自己的生命抗议,是命运不公还是自己不争?
　　近现代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体制铸成的错,终究还是人的错。
　　从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型”政府包办了经济与社会的所有职能,“企业办社会”即典型。富士康与之略有不同的是,抛却政治因素,以经济代替社会。正如社会观察家冉云飞所说,打110报警,却是内部的保安出面。冉云飞担心,这种管理模式会增加富士康管理层不应有的社会权力和暗箱操作的机会,更加深员工一入富士康“深似海”的无助感。本来高强度的加班、机器人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没有任何业余享受和情感交流,这就足够让人抓狂,何况活在巨大压力下,且无处可伸诉的憋屈,足以让人完全崩溃……
　　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谈及法国大革命时说:“为了壮大自己,君主制削弱了其他一切社会力量。为了统治国家,政权摧毁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纽带。一旦维系人们的纽带被割断,整个国家就土崩瓦解了。这时,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支撑君主、贵族及教会。”众所周知,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是现代经济理论中风险控制的大忌。这足以解释,为什么郭台铭宣布两年后考虑退休的消息,使得鸿海股价应声走低。
　　这就是典型的“有利益,无社会”。
　　“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恐奔跑的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管理学家德鲁克开出的药方,承认了在群体中追求归属感和安全感是人的天性。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的萌醒,使得“社会必须在独立中合群,重新组织以求自治”的要求愈发迫切。
　　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关键期,“通过一点点的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脱胎换骨的动力”,这就是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党和政府把“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摆在同样重要位置的改革期待。
　　届时,富士康工人将会有更多元选择。
　　生活没有幸福到一切唾手可得,但也没有绝望到人人束手无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说:“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然而事实上,这世界不只有血流成河,不只有征战杀戮。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阳光依旧温暖我们的身骨,草木应季生长,人们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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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立于1974年,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凭借扎根科技、专业制造和前瞻决策,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壮大,拥有60余万员工及全球顶尖IT客户群,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2008年富士康依然保持强劲发展、逆势成长,出口总额达556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9%,连续7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跃居《财富》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今年以来,富士康跳楼的连锁效应,引起了后继者的共鸣,引发大家的共同注意。
　　5月26日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发生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死者是C2宿舍一位男性。
　　5月25日,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
　　5月21日富士康发生今年“第10跳”,死者为21岁男性员工。
　　5月14日,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安徽籍,21岁。
　　5月11日,在深圳宝安区龙华街道水斗富豪新村 11巷某栋住宅楼,一名租住在该楼的女子突然爬到8楼的楼顶,跳楼身亡。
　　5月6日,一名年仅24岁入职不到一年的男性员工从富士康龙华总部招待所6楼房间阳台纵身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4月7日,富士康观澜工厂一名18岁云南籍宁姓女工从厂外宿舍楼坠亡。
　　4月6日,富士康观澜工厂C8栋宿舍一名未满19岁的江西籍饶姓女工从宿舍楼7楼坠楼。
　　3月29日,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从湘潭大学毕业的23岁湖南籍男工,被发现死在宿舍楼J1楼一楼过道,后被警方认定为“生前高坠死亡”。 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田姓女子从宿舍楼跳下摔伤,其本人表示跳楼原因为“活着太累”。 3月11日,富士康龙华基地一名20多岁 的李姓男工在生活区C2宿舍楼5楼坠亡。
　　1月23日,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此事经过家属猛追不舍及媒体持续曝光,二次尸检结论为“高坠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