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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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不可抹杀的人物。因为他曾经堕落成媚敌的汉奸而为人不齿,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消失了很久。近些年来,在学术空气相对正常的情况下,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和文章日益多了起来,有关基础研究工作也颇有成绩。如资料丰富翔实的《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的出版,为学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周作人投敌史实的改订和评估引起的争论也是非常有益的。最近出版的倪墨炎的新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却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了一部系统的、材料丰富的、评理公允而分析肯綮的周作人评传。在中国,这十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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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不可抹杀的人物。因为他曾经堕落成媚敌的汉奸而为人不齿,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消失了很久。近些年来,在学术空气相对正常的情况下,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和文章日益多了起来,有关基础研究工作也颇有成绩。如资料丰富翔实的《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的出版,为学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周作人投敌史实的改订和评估引起的争论也是非常有益的。最近出版的倪墨炎的新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却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了一部系统的、材料丰富的、评理公允而分析肯綮的周作人评传。在中国,这十多年来,传记写作大大异乎过去三十年,终于“茂盛”起来。但是仍还有一些难度有待克服。中国的禁忌多,许多历史人物的褒贬常为一种权威的传统的定论所囿,作者稍有异议,往往不能引起平心静
其他文献
<正> 文学艺术活动、文学艺术作品的情感性特征,情感性对于文学艺术的意义、功能,早已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但似乎文艺学还没有充分注意到,在文学艺术情感性特征研究及其功能性研究之外,对于作家艺术家个体与群体情感型态的分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历史时期文学艺术情感型态的总
<正> 如果把鲁迅先生1920年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正式开端,那么,这门学问到今天也有七十年的历史了。自从古典小说这本为高雅文人所不齿的通俗文学被郑重地列为研讨的对象,它就吸引了许多敏感而富于创见的学者。继鲁迅之后,郑振铎、胡适、孙楷第、
<正> 1969年第4期《文学评论》以列名封面要目的显著地位刊出一篇短论:《爱国主义的文化特征》,特别提出一个“文化爱国主义”来大加挞伐。文章指出,“五四”以来,在历次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中,“都一再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爱国主义的不散阴魂”,成为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严重障碍。要想强国兴邦,就非得驱
<正> 神韵,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一个审美范畴。对神韵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为以王渔洋为首的神韵派,而应该把神韵派的研究领域延伸.让它和源远流长的、在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富于神韵的意境的揣摩与探究相联系。当然,也必须同早在王渔洋以前就有好多文艺评论家先后就一些实即“神韵”或大体与“神韵”契合的,如所谓“风神”、“韵味”等等范畴的内涵扣合起来,对神韵论进行研究。只有这样,神韵的研究才不是仅仅属于审美或艺术范畴内的研究;相反地,能从艺术思维(包括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的深层内涵中掘
<正> 一台湾女性小说虽然发轫于风云变幻的50年代,但是波涛奔涌的海峡并没有割断文化母体的脐带。它延续、贯通了五四时期女性小说的血脉,承袭了表现自身世界的传统;同时也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积淀形成的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风尚习俗等内潜力的影响和制约。当年,一些曾在大陆成名并把大陆的文艺经验带到台湾的女作家,如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孟瑶等,为了挽救寂寞萧疏的台湾文坛,或创办刊物,扶植女作家成长,
<正> 上篇一般性判断现在遇到的麻烦是,愿意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了这个,小说的写法要改变,起码需要改造一下文体。我们正进入信息社会,报纸、期刊、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利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向人们倾泻各种信息,每人每天收到的信息内容越来越丰富,速度越来越快,质量越来越高,迫使人们不断加以选择。艺术方面;影视媒介排挤了小说,那不单因为看小说比看电影电视费劲,也因为影视的信息
<正> 要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文学,必须对文学史实作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比较,以期恰当地评价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科举的认识,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从客观的史实中引出规律来。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又必须对史实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样也才可能对文学史上出现的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分析比较,从而产生既不无端贬损,也不过于溢美的恰切评价。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精髓就在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他还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正> 在新时期颇为壮观的小说巨流中,出现了两次以返顾历史为特征的回归浪潮。一是早期“反思文学”对五十年代乃至革命战争年代的回首;二是自“寻根文学”之后形成的对古代(或“拟古代”)乃至“先民”(或“类先民”)生活的反顾。这两次充满激情的回忆都不是“历史题材”意义上的对往昔生活的再现与审度,而是作为价值生活发现的精神认同。特别是可概括为“还原”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潮,更在形而上的层次上对人类生活及其存在方式、人类文明与发展,作了总体上的重估,在强调以感性为核心的生命本体论的意识背景下,呼唤着野性与热
<正> 差不多成为论者的一种共识:无论就艺术力度之精锐、审美格局之更嬗还是发展流变之速律等方面看,长篇比较起中、短篇来,都显得步履滞重、瞠乎其后。创作的落差连带了理论的偏斜,绝大多数论者的难以数计的评论文字,更多地是睃巡于中短篇创作,至于列举一个时期的代表作时,长篇竟常常面临“局外”的尴尬。对于这种现象,尽管我们可以从作家状况、创造特点、传递关系上指点出一系列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我们可以认可情况确实如此,归根结蒂却不能说事情本该如此。新时期文学业已历经过十多个春秋,茅盾文学奖业已评过三届,近数年
<正> 在中日两国民俗文化的深层里,有许多相似的乃至相同的或同源分流的或同中有异的因素值得深入地加以考察。有关鸡(天鸡、金鸡)的神话、传说和信仰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已有几位日本先辈学者做了许多探讨,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可惜的是,中国学者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而这类课题的微观研究不进行到一定程度,宏观研究也就难于做到正确的或近似正确的总体把握。本文的目的是,仅就我所掌握的若干材料对日本学者们的研究做些补充并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特别是从鸡的象征功能入手,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中日两个民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