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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6·26’国际禁毒日”电视宣传报道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七集电视纪录片《刀锋》。《刀锋》随警拍摄历时一年，全片以强烈的纪实性与鲜明的主题性对主题式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创新进行了实践尝试。
《刀锋》的叙事策略——聚焦于“锋”，于细小处揭示宏大主题
《刀锋》所承载的主题是一个严峻、现实、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禁毒。整个纪录片所要实现的媒介功能是对“中国三年禁毒人民战争（2005年—2008年）”完成史料性记录，通过揭示与展现毒品问题现状，使人民更为深刻地认识毒品，从而自觉地参与“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的“禁毒战争”。按照纪录片传统的风格化分类标准，《刀锋》属于典型的主题式纪录片，而主题式纪录片创作的瓶颈之一就是“答案已知，主题闭合”。禁毒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成为共识的时代主题，不可能衍生出异议与争议的主题多元色彩，因此，此类主题式纪录片在答案已经先入为主的主题统摄之下，拍摄主体的未知性与开放性的纪录特色被削弱，在传播效果层面很容易产生宣教味道，风格与品质也容易混淆于电视专题片。
针对禁毒主题的已知性与无悬念，纪录片《刀锋》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故事化表达的整体定位，通过“视角收缩，聚合焦点”来消解“禁毒战争”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始于2005年的“中国三年禁毒人民战争”是一场举世关注的扫毒之战。对于这样一场意义深远、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想要通过电视纪录片的艺术手法完成纪实与记史的双重功能，需要充分利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用最小的面积浓缩最宏大的背景与最深刻的思想”。
面对这场宏大的“人民战争”，《刀锋》在叙事视角上选择了收缩策略，放眼“全刀”而后聚焦于“锋”。记录与表现一场“战争”需要把“战争”分解为若干次战斗，从中找到主战场。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研，摄制组最终将拍摄地点选择在云南，因为那里被称为中国禁毒战场中的“赤壁”，它是每年中国毒品犯罪发案最多、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省份；它是和平年代中国境内仍在响枪、响手榴弹的特殊区域。云南就是中国扫毒利剑上的“刀锋”。2007年10月，《刀锋》摄制组沿中缅边境线在云南省临沧市、保山市设立三个摄制点，随警拍摄边境缉毒战；在昆明市火车站、昆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亚洲第一大戒毒所）里设置了摄制点，跟拍实录毒品中转与戒毒康复；通过公安部禁毒局、云南省公安厅与缅甸政府协调，在2008年4月至5月实现了对境外毒源地金三角的采访拍摄。“中国三年禁毒人民战争”这一宏大主题，被分解为若干“小标题”：探秘境外毒源地金三角——打击毒品越境走私——揭示毒品中转渗透内幕——调查吸毒者群体现状。这样一个链条并不是编导的主观逻辑，而是毒品犯罪与危害的客观现实，因此也成为了《刀锋》所选择的叙事脉络。一场声势浩大的“禁毒战争”，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被分解为若干个“点”，如《边塞奇兵》中边境线上的一片密林里的几次伏击、《怒江阻击战》中一座桥上的多次较量、《舞出我天地》中同一舞台上几名戒毒康复人员的命运等。在主题式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消解宏大并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对象，才能使电视纪录片具备可实际操作的前提。
《刀锋》的叙事技巧——拓展纪实理念，突出戏剧张力
为什么具备思想性、现实性、纪实性等美学特征的电视纪录片却不能如电视剧一样吸引大众？中国纪录片迄今仍处于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博弈状态之中。如今，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编导开始意识到，电视纪录片的高端定位不能绝对脱离于电视的大众文化本位，创作电视纪录片必须充分认识到大众文化中商品消费的特征，即“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扩大这样的行为被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之范围”。改变纪录片曲高和寡的市场尴尬，就必须考虑观众的审美情趣（梦想、欲望与幻想），增强纪录片的可视性与故事性（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尊重观众的收视需求与习惯，并不等同于向“消费文化”妥协。一部纪录片应该是一个观众乐于阅读的故事文本，纪录片的编导必须考虑观众“故事娱乐”的需求。在娱乐化潮流影响下，纪录片创作已经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化嬗变，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借鉴与引入影视元素，把向影视创作技法“偷拳”，作为创新纪录片创作的重要途径。
主题式纪录片需要按照宣传主题去发现题材、组织素材，同时还需要创造性地处理与表达。《刀锋》在叙事技巧层面采用了“现场体”叙事模式，通过若干完整的、带有极强悬念性的新闻现场，构成一个统一的、情节丰富的故事。禁毒题材中的缉毒警、毒贩、毒枭、卧底，以及监控、推理、追捕等元素带有强烈“戏剧冲突、影视动感”，这使得《刀锋》具备了将戏剧张力融入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可能。在《刀锋》的摄制过程中，没有使用主题式纪录片传统的文本模式（包括采访状态、解说风格、出镜方式），而是专门研究制定了“电视纪录片《刀锋》‘现场体’叙事规范与标准”，并作为操作细则，以保证七集纪录片整体风格的统一性。
纪录“影视化”。整体风格定位为“新闻性定位，影视剧式表达”，纪录片文本内容以新闻事实为真实内核，叙事、画面、配乐、包装等借鉴影视风格与手法，力求实现强烈的剧情感受。
解说“旁白化”。依托场景变换、人物对白、情景现场等手法推动情节发展，解说词以旁白的形式出现。为保证剧作式节奏的整体风格，每集的解说内容控制在１０００字至２０００字之间。
同期“对白化”。采访方式力避静坐式常态人物采访，人物同期声力求鲜明的对白感，叙事所必需的人物独白通过融入情节发展过程、背景环境独特设计等方式实现，以补救影视纪实效果的削弱。
人物“情绪化”。每集纪录片所要塑造的具有较强感染力的核心人物，不是通过解说进行描述式人物刻画，而是使用镜头语言捕捉人物情绪化表情与情绪化语言，通过故事与情节，在矛盾冲突中树立典型人物个性。
出境“故事化”。记者不以常态出镜方式出现在节目内容中，记者介入应与环境的独特性、情节的推进与发展等融为一体，力避因记者的出现与存在而影响故事的影视叙事风格。
画面“造型化”。除不可控制的非常态现场外（如监控、抓捕等），节目中的纪实性镜头语言必须保证光影效果、色彩效果，新闻性的写实与构图造型的写意并重。
拍摄“同步化”。节目内容确保全部为随警实拍、跟拍，不使用任何情景再现式的摆拍与补拍，保证每个选题跟拍的过程完整，“现场”贯穿始终。
采编“剧本化”。在跟拍过程中，以影视冲突与悬念的质感为故事标准，对事件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预判与选择，力避纯自然式记录造成主题与线索的分散。
纪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特征，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也极为忌讳与虚构类影视作品相提并论。《刀锋》在创作过程中所尝试的是将影视剧中的戏剧张力融入纪实性的主题式纪录片中，实现这一理念的途径是随警实拍，积累鲜活的新闻现场，使新闻现场成为真实的“场景”和“戏”。为此，摄制组体验了原生态记录边境缉毒战的残酷与惊险；通过秘拍设备在昆明市摄录了毒品中转的无孔不入与触目惊心；在伏击境外武装贩毒者的火力伏击圈里,想尽办法争取在战斗现场至少有一个“机位”。.每一个参与《刀锋》拍摄的记者都是身披防弹衣的战地记者,通过贴身实拍第一新闻现场,实现了“记者与现场零距离,镜头与毒品零距离”,通过纪实的客观与震撼还原了“禁毒战争”中的本真细节。在随警采访近一年时间内，摄制组先后跟拍各类毒品案件五十多起，最终淘汰了其中近40起，丰富的现场素材使《刀锋》具备了影视剧作的悬念与张力。
《刀锋》的叙事策略——聚焦于“锋”，于细小处揭示宏大主题
《刀锋》所承载的主题是一个严峻、现实、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禁毒。整个纪录片所要实现的媒介功能是对“中国三年禁毒人民战争（2005年—2008年）”完成史料性记录，通过揭示与展现毒品问题现状，使人民更为深刻地认识毒品，从而自觉地参与“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的“禁毒战争”。按照纪录片传统的风格化分类标准，《刀锋》属于典型的主题式纪录片，而主题式纪录片创作的瓶颈之一就是“答案已知，主题闭合”。禁毒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早已成为共识的时代主题，不可能衍生出异议与争议的主题多元色彩，因此，此类主题式纪录片在答案已经先入为主的主题统摄之下，拍摄主体的未知性与开放性的纪录特色被削弱，在传播效果层面很容易产生宣教味道，风格与品质也容易混淆于电视专题片。
针对禁毒主题的已知性与无悬念，纪录片《刀锋》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故事化表达的整体定位，通过“视角收缩，聚合焦点”来消解“禁毒战争”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始于2005年的“中国三年禁毒人民战争”是一场举世关注的扫毒之战。对于这样一场意义深远、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想要通过电视纪录片的艺术手法完成纪实与记史的双重功能，需要充分利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用最小的面积浓缩最宏大的背景与最深刻的思想”。
面对这场宏大的“人民战争”，《刀锋》在叙事视角上选择了收缩策略，放眼“全刀”而后聚焦于“锋”。记录与表现一场“战争”需要把“战争”分解为若干次战斗，从中找到主战场。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研，摄制组最终将拍摄地点选择在云南，因为那里被称为中国禁毒战场中的“赤壁”，它是每年中国毒品犯罪发案最多、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省份；它是和平年代中国境内仍在响枪、响手榴弹的特殊区域。云南就是中国扫毒利剑上的“刀锋”。2007年10月，《刀锋》摄制组沿中缅边境线在云南省临沧市、保山市设立三个摄制点，随警拍摄边境缉毒战；在昆明市火车站、昆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亚洲第一大戒毒所）里设置了摄制点，跟拍实录毒品中转与戒毒康复；通过公安部禁毒局、云南省公安厅与缅甸政府协调，在2008年4月至5月实现了对境外毒源地金三角的采访拍摄。“中国三年禁毒人民战争”这一宏大主题，被分解为若干“小标题”：探秘境外毒源地金三角——打击毒品越境走私——揭示毒品中转渗透内幕——调查吸毒者群体现状。这样一个链条并不是编导的主观逻辑，而是毒品犯罪与危害的客观现实，因此也成为了《刀锋》所选择的叙事脉络。一场声势浩大的“禁毒战争”，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被分解为若干个“点”，如《边塞奇兵》中边境线上的一片密林里的几次伏击、《怒江阻击战》中一座桥上的多次较量、《舞出我天地》中同一舞台上几名戒毒康复人员的命运等。在主题式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消解宏大并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对象，才能使电视纪录片具备可实际操作的前提。
《刀锋》的叙事技巧——拓展纪实理念，突出戏剧张力
为什么具备思想性、现实性、纪实性等美学特征的电视纪录片却不能如电视剧一样吸引大众？中国纪录片迄今仍处于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博弈状态之中。如今，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编导开始意识到，电视纪录片的高端定位不能绝对脱离于电视的大众文化本位，创作电视纪录片必须充分认识到大众文化中商品消费的特征，即“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扩大这样的行为被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之范围”。改变纪录片曲高和寡的市场尴尬，就必须考虑观众的审美情趣（梦想、欲望与幻想），增强纪录片的可视性与故事性（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尊重观众的收视需求与习惯，并不等同于向“消费文化”妥协。一部纪录片应该是一个观众乐于阅读的故事文本，纪录片的编导必须考虑观众“故事娱乐”的需求。在娱乐化潮流影响下，纪录片创作已经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化嬗变，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借鉴与引入影视元素，把向影视创作技法“偷拳”，作为创新纪录片创作的重要途径。
主题式纪录片需要按照宣传主题去发现题材、组织素材，同时还需要创造性地处理与表达。《刀锋》在叙事技巧层面采用了“现场体”叙事模式，通过若干完整的、带有极强悬念性的新闻现场，构成一个统一的、情节丰富的故事。禁毒题材中的缉毒警、毒贩、毒枭、卧底，以及监控、推理、追捕等元素带有强烈“戏剧冲突、影视动感”，这使得《刀锋》具备了将戏剧张力融入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可能。在《刀锋》的摄制过程中，没有使用主题式纪录片传统的文本模式（包括采访状态、解说风格、出镜方式），而是专门研究制定了“电视纪录片《刀锋》‘现场体’叙事规范与标准”，并作为操作细则，以保证七集纪录片整体风格的统一性。
纪录“影视化”。整体风格定位为“新闻性定位，影视剧式表达”，纪录片文本内容以新闻事实为真实内核，叙事、画面、配乐、包装等借鉴影视风格与手法，力求实现强烈的剧情感受。
解说“旁白化”。依托场景变换、人物对白、情景现场等手法推动情节发展，解说词以旁白的形式出现。为保证剧作式节奏的整体风格，每集的解说内容控制在１０００字至２０００字之间。
同期“对白化”。采访方式力避静坐式常态人物采访，人物同期声力求鲜明的对白感，叙事所必需的人物独白通过融入情节发展过程、背景环境独特设计等方式实现，以补救影视纪实效果的削弱。
人物“情绪化”。每集纪录片所要塑造的具有较强感染力的核心人物，不是通过解说进行描述式人物刻画，而是使用镜头语言捕捉人物情绪化表情与情绪化语言，通过故事与情节，在矛盾冲突中树立典型人物个性。
出境“故事化”。记者不以常态出镜方式出现在节目内容中，记者介入应与环境的独特性、情节的推进与发展等融为一体，力避因记者的出现与存在而影响故事的影视叙事风格。
画面“造型化”。除不可控制的非常态现场外（如监控、抓捕等），节目中的纪实性镜头语言必须保证光影效果、色彩效果，新闻性的写实与构图造型的写意并重。
拍摄“同步化”。节目内容确保全部为随警实拍、跟拍，不使用任何情景再现式的摆拍与补拍，保证每个选题跟拍的过程完整，“现场”贯穿始终。
采编“剧本化”。在跟拍过程中，以影视冲突与悬念的质感为故事标准，对事件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预判与选择，力避纯自然式记录造成主题与线索的分散。
纪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特征，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也极为忌讳与虚构类影视作品相提并论。《刀锋》在创作过程中所尝试的是将影视剧中的戏剧张力融入纪实性的主题式纪录片中，实现这一理念的途径是随警实拍，积累鲜活的新闻现场，使新闻现场成为真实的“场景”和“戏”。为此，摄制组体验了原生态记录边境缉毒战的残酷与惊险；通过秘拍设备在昆明市摄录了毒品中转的无孔不入与触目惊心；在伏击境外武装贩毒者的火力伏击圈里,想尽办法争取在战斗现场至少有一个“机位”。.每一个参与《刀锋》拍摄的记者都是身披防弹衣的战地记者,通过贴身实拍第一新闻现场,实现了“记者与现场零距离,镜头与毒品零距离”,通过纪实的客观与震撼还原了“禁毒战争”中的本真细节。在随警采访近一年时间内，摄制组先后跟拍各类毒品案件五十多起，最终淘汰了其中近40起，丰富的现场素材使《刀锋》具备了影视剧作的悬念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