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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中国的每位总编辑都能拜访一位年迈的前辈，录一段口述史，那将功德无量。寻找与纪念先贤，向他们致敬，是回首走过的路与起点，也为了寻根，拾回一些新闻界的自尊。
邹凡扬先生，是我在复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两周前，他去世了，享年93岁。我从香港赶去上海，向他最后道别。屈指数来，与他同辈的老新闻人，多已凋零，他走得晚。
告别式低调而简约，应了先生的性格。亲朋故知向他鞠躬，敬花，最后望他一眼。场内回荡着弘一法师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他生前喜欢的。我拿到一份铅印的生平，替代了现场宣读的悼词。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变成一纸讣文。
我成为邹先生的弟子，有些偶然。他并非科班学者出身。上世纪80年代初，他出掌上海广播电视局，与徐铸成、陆诒、马达、王维等新闻界前辈获聘复旦新闻系兼职教授。1986年，我已在新闻系广电专业当助教。我考取他的研究生，成为他唯一的门生，遂有师生之缘。
邹先生的身世，颇为传奇。他1923年出生，上海川沙高桥人，之江大学肆业。1939年，他16岁，还是高中年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不少上海出去的中共领导人，如乔石、钱其琛等都有相似的地下党学运经历。1946至1949年，他跻身上海新闻圈，曾任大光通讯社采访主任、上海中联通讯社总编辑、新闻观察周刊总编辑。当时，他跨界“中统”、“军统”，身份复杂，三度采访蒋介石，在上海滩是个神秘人物。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直到1949年5月解放军攻进上海后才公开。他代表中共接管上海电台时，那条宣告大上海解放的23字新闻，就出自他手，并向全国播出。
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他被打倒，并开除党籍，在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干了十年农活。“文革”后复出，任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台长，上海电视台负责人，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
不过，有几件事，我没能在邹先生的讣文中找到：1979年元月，在质疑与反对声中，是他冲破官方禁令，拍板播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电视广告（广告资料已失传，卖的是中药补酒）；70年代末，上海有所谓“白天老邓（邓小平）晚上小邓（邓丽君）”的说法，是他决定对当时仍遭非议批判的邓丽君歌曲开禁。时隔30多年，在没有“文革”记忆的晚辈看来，这些轶事，恍若天方夜谭，或微不足道。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爬出极左意识形态的焦土废墟。
当时每次上课或见面，我都会跑去北京东路二号那栋英式老楼。那时上海电台和广电局机关都设在那里。邹先生，身材挺拔，一头白发，仍是个美男子，可以想见他年轻时的倜傥。他声音不大，话也不很多，一口上海普通话，总是笑嘻嘻的。我与他年龄相差近40岁，忘年之交。我常向他介绍大学里的各种思潮，全无顾忌。他认真地听，不轻易下结论。他的开明宽容，常使我无意中低估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艰难。他掀起大幕的一角，告诫我疯狂革命后社会良性渐变的重要与可能。他与我谈及他在反右与“文革”中的经历与自我反省。每当我问及敏感问题时，他嘿嘿一笑，喜怒不形于色，节制而沉稳，想必是他当年地下党残酷历练造就的性格。
得知我想学拍纪录片，他安排我去上海电视台见习。他关照说，既然是实验，如不能播出，就当成作业。我和时任上海电视台记者、也是系友的朱咏雷策划了“上海保姆面面观”多集专题片。因触及农村保姆进城及非法雇佣等敏感问题，加上摄制时采用自然光、同期声、没有配乐，触犯了当时的正统规矩，这部片子挨批后停播了一期（后又播出）。对此，邹先生并无责备，只是说，学生实验，要鼓励。后来该片还被选送上海国际电视节观摩。
去英国留学后，我与邹先生时有书信往来，他几乎每信必复，问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他做事，一板一眼，认真守信。有位同期留英读博士的台湾同学，研究莎士比亚。听说邹先生与曾在英国留学的戏剧家黄佐临是邻居，想请他点拔一下论文。我致信邹先生，他立刻帮忙牵线。不久，我便接到佐临先生的回函，内附两封短笺。一封给我，中文的，大意是年迈眼力衰弱，已无力读文字，表示歉意。另一封，英文的，要我转给他当年的一位英国同窗，现已是知名的莎士比亚权威，请他出手相助。（信不长，英文极地道，简约而典雅。“文革”期间国门紧闭，与西方几乎完全隔绝。不知邹先生的这位老邻居是如何保住了他的纯正英语。）
过去20多年，每次探望他，我都劝他尽快写回忆录，或录制口述历史。低调的他，对写回忆录似乎不很积极。对他这辈人，写回忆录想必是个极为痛苦、欲言又止、有太多记忆和是非黑洞的过程。他永远对未知的东西更感兴趣，问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现状与未来。80岁后，他成了一个忠实勤劳的网民，每天盯在屏幕前，造成他视力突降。去年春节，我到华东医院向他拜年。他已病得很重，虽勉强认出我来，几无言语。告别时，我很无力与感伤，我们又要失去一位大历史的亲历者。
当下，中国新闻界正深陷于焦虑与无助。这种危机感的起因，不仅是互联网的颠覆，也因为轻漫新闻业的历史传承。新闻的先贤早已封尘历史。在中国的新闻一线，如今已少见白发记者。记者“青春饭”已是常态，断层深谷，传承从何说起。在中国，新闻这份职业正越来越变得游荡无迹，多半途夭折，无根可寻。前不久，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邀我出席一个研讨会，向两位刚退休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致敬。在一群白发记者中，你感受到职业的尊严与命脉的延续，感觉李普曼、普利策并未走远。
在我工作过的FT伦敦总部，当退休或离职的同事结束最后一天工作日，离开办公室之际，编辑部的不同角落，会慢慢响起用手掌拍击办公桌的声音，一开始有些零落，不合拍，随着更多的同事加入，拍击的节奏升华为崇高的仪式感。倘若中国的每位总编辑都能拜访一位年迈的前辈，录一段口述史，那将功德无量。寻找与纪念先贤，向他们致敬，是回首走过的路与起点，也为了寻根，拾回一些新闻界的自尊。
（据FT中文网，作者系FT中文网荣誉创刊总
编辑、专栏作家）
邹凡扬先生，是我在复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两周前，他去世了，享年93岁。我从香港赶去上海，向他最后道别。屈指数来，与他同辈的老新闻人，多已凋零，他走得晚。
告别式低调而简约，应了先生的性格。亲朋故知向他鞠躬，敬花，最后望他一眼。场内回荡着弘一法师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他生前喜欢的。我拿到一份铅印的生平，替代了现场宣读的悼词。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变成一纸讣文。
我成为邹先生的弟子，有些偶然。他并非科班学者出身。上世纪80年代初，他出掌上海广播电视局，与徐铸成、陆诒、马达、王维等新闻界前辈获聘复旦新闻系兼职教授。1986年，我已在新闻系广电专业当助教。我考取他的研究生，成为他唯一的门生，遂有师生之缘。
邹先生的身世，颇为传奇。他1923年出生，上海川沙高桥人，之江大学肆业。1939年，他16岁，还是高中年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不少上海出去的中共领导人，如乔石、钱其琛等都有相似的地下党学运经历。1946至1949年，他跻身上海新闻圈，曾任大光通讯社采访主任、上海中联通讯社总编辑、新闻观察周刊总编辑。当时，他跨界“中统”、“军统”，身份复杂，三度采访蒋介石，在上海滩是个神秘人物。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直到1949年5月解放军攻进上海后才公开。他代表中共接管上海电台时，那条宣告大上海解放的23字新闻，就出自他手，并向全国播出。
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他被打倒，并开除党籍，在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干了十年农活。“文革”后复出，任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台长，上海电视台负责人，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
不过，有几件事，我没能在邹先生的讣文中找到：1979年元月，在质疑与反对声中，是他冲破官方禁令，拍板播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电视广告（广告资料已失传，卖的是中药补酒）；70年代末，上海有所谓“白天老邓（邓小平）晚上小邓（邓丽君）”的说法，是他决定对当时仍遭非议批判的邓丽君歌曲开禁。时隔30多年，在没有“文革”记忆的晚辈看来，这些轶事，恍若天方夜谭，或微不足道。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爬出极左意识形态的焦土废墟。
当时每次上课或见面，我都会跑去北京东路二号那栋英式老楼。那时上海电台和广电局机关都设在那里。邹先生，身材挺拔，一头白发，仍是个美男子，可以想见他年轻时的倜傥。他声音不大，话也不很多，一口上海普通话，总是笑嘻嘻的。我与他年龄相差近40岁，忘年之交。我常向他介绍大学里的各种思潮，全无顾忌。他认真地听，不轻易下结论。他的开明宽容，常使我无意中低估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艰难。他掀起大幕的一角，告诫我疯狂革命后社会良性渐变的重要与可能。他与我谈及他在反右与“文革”中的经历与自我反省。每当我问及敏感问题时，他嘿嘿一笑，喜怒不形于色，节制而沉稳，想必是他当年地下党残酷历练造就的性格。
得知我想学拍纪录片，他安排我去上海电视台见习。他关照说，既然是实验，如不能播出，就当成作业。我和时任上海电视台记者、也是系友的朱咏雷策划了“上海保姆面面观”多集专题片。因触及农村保姆进城及非法雇佣等敏感问题，加上摄制时采用自然光、同期声、没有配乐，触犯了当时的正统规矩，这部片子挨批后停播了一期（后又播出）。对此，邹先生并无责备，只是说，学生实验，要鼓励。后来该片还被选送上海国际电视节观摩。
去英国留学后，我与邹先生时有书信往来，他几乎每信必复，问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他做事，一板一眼，认真守信。有位同期留英读博士的台湾同学，研究莎士比亚。听说邹先生与曾在英国留学的戏剧家黄佐临是邻居，想请他点拔一下论文。我致信邹先生，他立刻帮忙牵线。不久，我便接到佐临先生的回函，内附两封短笺。一封给我，中文的，大意是年迈眼力衰弱，已无力读文字，表示歉意。另一封，英文的，要我转给他当年的一位英国同窗，现已是知名的莎士比亚权威，请他出手相助。（信不长，英文极地道，简约而典雅。“文革”期间国门紧闭，与西方几乎完全隔绝。不知邹先生的这位老邻居是如何保住了他的纯正英语。）
过去20多年，每次探望他，我都劝他尽快写回忆录，或录制口述历史。低调的他，对写回忆录似乎不很积极。对他这辈人，写回忆录想必是个极为痛苦、欲言又止、有太多记忆和是非黑洞的过程。他永远对未知的东西更感兴趣，问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现状与未来。80岁后，他成了一个忠实勤劳的网民，每天盯在屏幕前，造成他视力突降。去年春节，我到华东医院向他拜年。他已病得很重，虽勉强认出我来，几无言语。告别时，我很无力与感伤，我们又要失去一位大历史的亲历者。
当下，中国新闻界正深陷于焦虑与无助。这种危机感的起因，不仅是互联网的颠覆，也因为轻漫新闻业的历史传承。新闻的先贤早已封尘历史。在中国的新闻一线，如今已少见白发记者。记者“青春饭”已是常态，断层深谷，传承从何说起。在中国，新闻这份职业正越来越变得游荡无迹，多半途夭折，无根可寻。前不久，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邀我出席一个研讨会，向两位刚退休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致敬。在一群白发记者中，你感受到职业的尊严与命脉的延续，感觉李普曼、普利策并未走远。
在我工作过的FT伦敦总部，当退休或离职的同事结束最后一天工作日，离开办公室之际，编辑部的不同角落，会慢慢响起用手掌拍击办公桌的声音，一开始有些零落，不合拍，随着更多的同事加入，拍击的节奏升华为崇高的仪式感。倘若中国的每位总编辑都能拜访一位年迈的前辈，录一段口述史，那将功德无量。寻找与纪念先贤，向他们致敬，是回首走过的路与起点，也为了寻根，拾回一些新闻界的自尊。
（据FT中文网，作者系FT中文网荣誉创刊总
编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