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4日，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会上发布了《2021-2023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的通知》，公开了国内球员和外援的最新限薪令，同时也公布了相应的监管和处罚措施。此外，中国足协在这次会议上还公布了《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按照通知细则，国安、泰达、鲁能、建业、亚泰、绿城等为人熟知的俱乐部名称均将成为历史名词。这究竟是中国足球新一轮折腾的开始，还是向着真正的职业化迈进？

“限投限薪”沉默的背后

　　围绕“限投”、“限薪”问题，中国足协已经不是第一次出台相关规定与要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次会议之后，多数俱乐部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或意见，这与三年前中国足協同样在上海召开会议，公布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规定时形成鲜明对比，根本原因是多数俱乐部这些年饱受巨额支出带来的恶果。特别是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与冲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俱乐部身后的母公司或企业在大环境冲击下，营业额和利润都大幅度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再拿出巨额资金“烧”足球，老板们苦不堪言。
　　俱乐部老板们看重面子。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足协为了帮助各俱乐部减负，曾根据国际足联相关规定要求适当减薪，但一些俱乐部老板怕外界说没钱，硬撑着没有降薪。广州恒大上赛季初将郜林、曾诚、冯潇霆三名大将转让，将于汉超开除，仅这四名球员的离队就为俱乐部节省了近亿元的薪水支出，由此可以看出中超俱乐部的开支情况。
　　于是，当中国足协进一步加强“限投限薪”时，俱乐部自然是窃喜，反对声几乎没有，俱乐部、媒体和球迷普遍表示支持。耐人寻味的是，大骂中国足协这个规定的反倒是一直躲在幕后、不为外界关注的经纪人群体。新规定出台，经纪人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坦率地说，金元时代中国足球挣钱最多的不是球员，而是经纪人。过去这些年，中国足坛的经纪人人数呈几何式增长，一些原本在媒体行业的记者也改行从事经纪工作，如果没有利润空间，何以出现这种状况？
　　球员当然有意见，一年前可以挣到千万元，一年后忽然打了对折，这种怨气恐怕还不小，只不过碍于当下的形势，不可能公开站出来反对。但是，即便对照最新的限薪额度，中超球员年薪依然远超韩日联赛球员，更是中国普通百姓收入的几十倍甚至近百倍。
　　两年前，也就是中国足协出台“四帽”规定时，专门组织召开了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日本职业俱乐部和帮助中国足协实施监控的普华永道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职业俱乐部的薪水明显不合理。与会的亚足联官员直言：“2018赛季，中超联赛俱乐部的薪资总支出高达6.9亿美元，而日本职业联赛仅为2.4亿美元，还不到中超的一半。中超亏损总额超过了7亿美元，平均每家俱乐部亏损达到了2.76亿美元。亏损很大程度因薪资所致，因为俱乐部的薪资普遍占总支出的七成或更多。从2018赛季的2倍多到2020赛季的3倍多，中超联赛的薪酬只增不减，这不是正常现象。不止于此，过去10年来，金元足球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以钱来衡量对国内青少年球员的评定，完全背离了足球运动的本质。
　　有人会说，球员的身价是由市场决定，不应该采用行政手段干预。此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中国足协出台这种限制性制度，本身并不是阻止中国足球的发展，捆绑老板的手脚，放弃对竞技成绩的追求。相反，是为了中国足球健康成长。让市场说了算，并不意味着监管部门乃至政府部门彻底不闻不问。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未放弃过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也不存在没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放之足坛，同样如此。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迄今为止，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恐怕没有一家是盈利的，支付高额薪资的费用也不是源自于俱乐部，而是后台支柱公司或企业通过其他领域获取的资金来填补足球的投资。
　　此次会议出台的新规宣告了中国足坛金元时代的终结。从长远发展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幸事，是对过去10年来中国足球走过的时代定性。
　　针对金元足球，有关方面其实很早就做出批示，“不能依靠金钱的方式来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但有些俱乐部依然我行我素。2017年初，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发出警告：“天价球员是投资足球的人有钱就任性造成的，他们意在商业而非足球。我们对此高度警惕，并将出台更严格的整肃措施。”当时，向金元足球宣战已经成为中国足协在职业联赛建设方面的重点工作。从收取调节费、抑制高价引援，到削减外援名额与出台U23规定，再到这一次更严格的限资、限薪规定，中国足球在遏制金元足球方面的工作从未停止过。最终目的是要让中国职业足球的资本归位，杜绝资本在中国足坛的无序扩张，彻底终结金元足球。
　　当然，效果如何，有待实践的检验。过去十年中，部分俱乐部短期内通过砸钱和天价挖人的方式将国内最好的球员聚集到一起，再在国际上肆意抬价，招揽了不少大牌球星，为取得好成绩奠定了基础，但未使中国足球实质性进步并带来积极影响。金元时代，国家队队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之前有过之而无及。俱乐部为追求短期效应，宁愿砸钱引进外援，也不想培养本土的年轻球员，导致中国足坛人才青黄不接，国家队无人可用，年轻球员鲜有机会接班。通过进一步“限投限薪”改变这种情况，还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中性名称乃职业化必由之路

　　相比“限投限薪”争议较少的情况，围绕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讨论却相当激烈。部分有较长历史的俱乐部明确表示希望保留传统名称，这些俱乐部的球迷以联名信的方式，呼吁中国足协从情感、历史的角度保留俱乐部名称。但更多的俱乐部已经开始按照中国足协的相关要求，展开改名工作，包括公开征集等方式。广州恒大已更名广州俱乐部，广州富力更名广州城俱乐部，重庆当代力帆有可能更名为重庆1997，因为他们从1997年开始征战顶级联赛。目前，绝大多数俱乐部都将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执行。
　　中国足协不是第一次提出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问题。早在上世纪职业化改革之初，足协就提出过俱乐部中性冠名，但几次都是无疾而终。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有相关的要求：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立足长远，系统规划，努力打造百年俱乐部。
　　这次足协旧事重提，是进一步落实足改方案的相关要求。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前提首先就是名称的中性化，如果仍以企业名称冠名俱乐部，股权结构多样化就只能停留于纸面。
　　日本足球1993年开创职业联赛时，首先就是俱乐部名称中性化。1991年2月14日，日本足协宣布首届职业联赛的10支参赛队为日产队、日本铁路队、松下电器队、清水队、三菱队、全日空队、马自达队、名古屋俱乐部队、读卖新闻队和住友金属队。一年后，日本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10支参赛俱乐部为横滨水手队、千叶东日本联队、大阪钢巴队、清水鼓动队、浦和红宝石队、横滨弗卢吉尔斯队、广岛三箭队、名古屋逆戟鲸八队（2008年改名为名古屋鲸鱼队）、川崎绿茵队和鹿岛鹿角队，为俱樂部股权结构变革创造了条件。
　　以浦和红宝石俱乐部为例，其前身是三菱队，至职业联赛起步时，依然只有一家投资商，即三菱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日元。至1996年，浦和第一次股份改革，增资至9000万日元，埼玉市和埼玉县政府分别购买了俱乐部5%的股份，其他90%依然为三菱拥有。至2000年，浦和俱乐部的股份拥有者变成了29家股东，县市政府保留股份，俱乐部增资至1.6亿日元。至2017年时，俱乐部已经拥有43家股东，政府继续拥有股份，俱乐部的总资本已达2亿7280万日元。如果不是因为俱乐部拥有中性名称，恐怕其他企业不会愿意参与到俱乐部的股份之中，也就是说，中性名称让股份多元化成为可能。这正是中国足协希望俱乐部采用中性名称的原因，只有中性名称才能使俱乐部扎根城市和社区，更好地实现本地化。

　　日本足协当初专门就球队名称问题做出解释：首先，过去是企业办队，如果队名仍含有企业名字，会给人以“它不过是企业一部分”之印象，长此以往，令球迷厌烦，而新的队名可以改变俱乐部球队是企业队的形象。其次，球队通过以地名命名，可以将这一地区的球迷与球队联系起来，提升球队在球迷心目中的地位。第三，俱乐部用中性名称，不会因后台支柱公司或企业的变革产生连锁反应，也便于赞助商介入。这是日本足协与日本职业联盟在1993年职业联赛出台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相比之下，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当年因为起步匆忙，迟迟没有完成这项工作，直至28年后的今天才着手推进，让人唏嘘。
　　从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中国足球一直重复走着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化足球老路。大连体委将俱乐部全体人员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组织关系全部转到万达集团名下。随后，上海体委和北京体委也将俱乐部全体人员的关系分别转至申花集团和中信国安总公司，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国内俱乐部几乎没有什么独立法人，都只是大集团、大公司下属的二级甚至三四级子公司。所以，一家俱乐部完全听命于集团大老板，也就谈不上造血功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依然很遥远。国内所谓职业俱乐部的经济基础不扎实，因为生存直接取决于公司或企业的经济情况，一旦公司或企业出现了问题，俱乐部也就不复存在。
　　参加国内职业联赛的球队名义上是俱乐部，但实质只是公司或企业旗下的一个分支部门。所有球员只是企业的员工，与球队所在的城市、地区、社区毫无关联，没有职业足球的地域感、归属感，没有文化传承。中国足球职业化30年，倒闭或关张的俱乐部已经超过两百家。
　　此番中国足协下决心，以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各俱乐部采用中性名称，或许短期内会产生诸多不良反应，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还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