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医疗卫生题材电影再次备受关注，无疑为“后疫情”时期相关类型影片创作提供了契机。《我不是药神》作为疫情爆发前最后一部“现象级”医疗类现实题材华语电影，所传达的价值观深入人心，称得上是商业性、艺术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优秀范本。通过解读影片如何运用独特的电影语言成功地实现主流价值观的重塑与构建，为今后同类型影片归纳有益的创作经验。对经典影片的分析是对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也是“后疫情”时期电影创作范式的一次探索。
关键词：医疗类电影;现实题材;我不是药神;后疫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以及两会期间多次强调“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由于突发的疫情与现存医疗卫生体系、個人生存与社会保障之间矛盾集中显露，无论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还是上层建筑层面的维护都有待提升。《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正是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背景下的新创作。影片一经上映便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不只是由于这一领域电影匮乏，人们有着强烈的观影需求;还因为它把隐蔽已久的社会敏感话题公之于众，多层面的价值取向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该影片运用特殊的叙事策略、视听语言，诠释了主流价值观内容及功能，满足了观众审美与心理需求，取得当下该类电影阶段性的新突破，进而潜移默化影响到“后疫情”时期同类型电影创作实践。
一、价值观内容选择与重塑
（一）底层化的生存信仰
医疗救治与保障可以更好地维护患者的生命权，生命的快乐也是人生最本质的追求。死亡与明天谁先到来，影片中没有给出答案，人世间也不会有标准答案。在《药神》中，盗版抗癌药物是白血病人生存下去最后的“救命稻草”。对白血病人来说，抓住它才能活着，而对程勇来讲则是生存下去的事业，在与死神争夺生命权过程中，他们都表现出了坚定活下去的强烈信念。
影片一开始就闪现着程勇店中摆放的财神和印度神像，本土的财神代表着程勇对金钱的崇拜与需求。从他的身上充分反映出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现状与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矛盾。程勇因自身经济危机，与前妻争夺儿子抚养权，父亲病危却没钱救命，个人生计与家庭问题迫使程勇寻找一条寻财之路，处于绝境的他选择追求生存信仰。随着故事发展，围绕在程勇周围的病患纷纷出场，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有千万种。正如影片中所说的“他只是想活着，他有什么错”，可以说“活着”成为观众核心的泪点。不难发现，对于生命权的追求成为影片叙事的源动力，程勇在为自己的生存与病患的生命而自我成长;白血病患者为了活着，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活着”的信仰激励他们不断求索生路。他们都处于社会底层，但都从未放弃活下去的勇气与尊严，这是影片传达给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
（二）平民化的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气概和行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离不开英雄人物的引领，如疫情期间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主义践行者，他们不畏牺牲，保全集体。不同于西方同类型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这里则被嵌入了底层叙事。从市民阶层的小人物到人人皆知的“药神”形象，程勇身上所体现的英雄主义显而易见，法律的强制性力量没有压垮他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小我”身处困境时铤而走险，为“大我”走私救命药。在法律层面虽违背了社会准则，但他依然坚守救赎生命的道德伦理底线，或许他是影片中被“情”与“法”捆绑最紧的人。在影片中另一舍生取义的人物当属彭浩（影片中被称为“黄毛”），一出场便蛮横地抢走了吕受益看守的抗癌药。当他再次碰到程勇时，却又带着些许胆怯，而在一次搬运货物过程中，为了帮助程勇摆脱警察追捕，彭浩驾车逃离现场，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影片不仅在解决人物与外界的矛盾冲突，更是以解决人物自我冲突的方式传达社会价值。
具体情节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但典型的英雄形象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程勇将“小我”融入“大我”的高尚情怀完成了其个人的心灵救赎，彭浩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不仅拯救了程勇，也救了所有急需药物的病人，平民化的英雄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充分展现。可见《药神》在类型上虽遵循着英雄叙事，但主要并未塑造传统医疗题材影视剧中所推崇的积极正面、社会地位崇高的形象，而是关注有着真实生活体验甚至性格缺陷的平民百姓，本质上聚焦于对普通人的描写。
（三）模糊化的真善美
真善美一直都是影视作品中自觉的审美价值追求。习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2]，通过此类影片可以传递主流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向善向美的思想境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也可以相互转化。在《药神》中受社会环境所限，一边是人物对真善美的迫切追求;另一边却是假恶丑阴暗面的显现。黑白界线模糊，主人公程勇善良吗？在走投无路时，他翻找吕受益留给他的电话号码，打过去的一瞬间他就决定触碰法律的警戒线，金钱的诱惑使他第一次去印度走私抗癌药物，起初“命就是钱”的理念并无法体现他的善意;张长林的出现则彻底打消了程勇那一丝善意，程勇主动放弃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转让给长期贩卖假药的张长林，这时他在患者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一落千丈，更谈不上“善”;影片基调在吕受益死后走到低谷，此时程勇得以醒悟，由原价供药到免费送药，药贩到药神形象从此刻发生了转折。曹警官在影片中的第一面是一个严肃的警察形象，替姐姐出气、受局长委派追查走私印度仿制药案件，就是这样一个起初尽职尽责完成上级所分配的任务。随着案件调查深入，他近距离地接触到患者，并得知程勇走私药物真实目的，刚毅正直的曹警官主动向上级请求放弃案件追查，侠骨柔情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曹警官的身上。
在患者眼中，程勇的行为是情真意善的，但在法律面前却是罪恶的化身;曹警官对于案件调查态度的转变，完成了他在病患眼中善与美的转换，这也是警察形象时代性的呼唤，而在法律面前包庇案件真相又将真善美弱化。在这两人的身上，“情”与“法”的挣扎最为明显，正是这种在两难中的主动转变和坚守，才让观众为之动容。虽然表面是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但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在戏剧性冲突中的相互转化丰富了人物个性。 二、艺术手法升华价值观表达效果
（一）人物形象塑造
“医疗卫生题材电影本身就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它的故事植根于现实生活。”[3]因此，要从更高的生命伦理的层面，更深入地思考医疗、医生、医患关系的本质，讲好具有戏剧张力的故事。而人物形象塑造与影片深层内涵表达有着密切的联系，刻画典型人物便成为讲好故事的中心任务。影片中有着几位为观众所熟知的演员，他们在之前的影视作品中形象特色鲜明，给观众留下相对固定的典型形象。而在《药神》中一反常态，他们的角色形象都打破了原始框架，外在人物形象与内在人物性格被重新刻画，从更真实的角度诉说现实故事。
例如，徐峥在“系”电影中为观众熟悉的喜剧人物形象在《药神》中得以延伸，但他扮演的程勇在影片前期如同店里的印度神油一样无用，落魄的底层人物形象与之前喜剧片中风光无限形成反差。同时，他也是现实中浑浑噩噩、自甘堕落的底层小市民代表，抛开儿子抚养权、老父亲等钱治病等棘手问题，他或许会一直保持平凡的现状;随着剧情进展，程勇价值观念不断发生转变，由爱财如命的个人主义向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主题方向发展。王传君最初活跃在观众视野中，是《爱情公寓》系列剧中有着绅士风度、幽默搞笑的大男子主义形象。他在《药神》中饰演的吕受益却是一位外表干瘦的虚弱病患，颠覆了关谷神奇（《爱情公寓》中的角色名称）在观众心中的形象。从得知自己患病那一天起，吕受益就打算结束生命，但妻子的关爱、孩子的诞生又重新燃起他对生存的渴望，他仿佛在提醒观众：无论生活有多不易，请珍惜幸福的价值观念。可谓是影片中最令人同情的白血病患者，揭示了当下千千万万患者的痛苦与无奈。谭卓则饰演夜店中热辣的舞女郎，同时也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单亲妈妈，为了患病的女儿与生计，刘思慧放下尊严，向现实低下了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独立女性的社会困境。通过以上几位典型人物分析，可以看到《药神》扭转了原本固化的人物特性，摒弃了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塑造：小人物有大情怀的一面，大人物生活中也有温情的一面，有血有肉的人物设置丰富了影片价值观念。
（二）画面构图与声音设计
电影是视听艺术的综合体，通过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叙述故事。因此，有社会影响力的电影不仅有动人的故事情节，还有通过画面构图、色彩与音乐、音响等元素间接阐释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药神》故事环境置于上海弄堂，在纵横交织的小通道内将故事主体与外界隔离，框架式构图隐喻着以程勇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小人物苦不堪言的生活现状，同时暗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无法公开透明，受社会制度与法律的限制。吕受益戏剧性的出场方式增加了戏剧效果，以模糊立柱为节点的隔景构图表现了他与程勇之间的隔阂，镜头以程勇的主观视角面对吕受益，他一层层摘下口罩面带微笑，其实也是在向观众示意。不规则的构图形式展现了病患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也巧妙地进行了开篇点题。别有用心的画面构图等视觉语言的运用，完成了人物情感与主题意蕴的表达。
作为视听综合的艺术门类，除却多样化的视觉语言，音乐与剧情发展、主题表达、环境气氛等紧密结合，合理地处理音画关系可增强影片价值观表达的感染力。《药神》开头就响起熟悉的印度歌曲《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伴随程勇店内的印度神油、印度神像、挂画，都暗示接下来故事发生的异域环境，歌曲节奏欢快但歌词表达内容却是悲伤的，与影片悲喜交加的節奏相吻合。此外，借助音乐转场的画面较多，例如程勇与病患交谈时都会响起印度风格的音乐，画面转而切到程勇身处印度的场景，这样的处理效果可以增加影片叙事节奏的紧凑感，提高叙事效率。在张长林礼堂卖假药的情节中，刘牧师义愤填膺地痛斥张长林的恶行。随后，遭到程勇等人暴打，本是混乱不堪的搏斗场面，却配上了欢快的音乐，这种创作是在表达压倒恶势力的痛快以及对正义的维护。音画对立在不同场景中的灵活应用，奠定了影片整体黑色幽默的基调，强化了对人物情感与思想内涵的诠释。
另外，相对于音乐能指的含义，语言阐释更加高效，曹警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逼问病患假药来源，没有一个人供出事实。此时一位老太太苦苦哀求的话语成为了诛心之论，并在观众耳边久久萦绕，“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更是直接动摇了曹警官对案件侦查的态度，同时也戳中了百姓心中的痛点，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可见，创作者对影片中每一句台词都进行了精心打磨，从主角到配角的每一次对白都一语中的：一方面高效率推动了情节发展，为真相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另一方面震撼人心的价值观念得以借助语言实现传播。
（三）意象符号转化
影片将观众所熟知的客观实物抽象化为反复出现的视觉符号，使其超越本身的实体功能，具有独特隐喻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们以独有的表意方式传达出丰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间接表达叙事主题。不仅为冰冷的病患世界增添了一丝温情，还使观众能够准确接收创作者的意图。
1.口罩：口罩在影片中隔离的不仅仅是空气，作为每一位白血病人必备的装备，白色口罩还代表着他们的病患身份，保护他们尽可能地远离死亡边界线，对生命多一份尊重。吕受益出场时一层层摘口罩的喜剧效果让人印象深刻，三层口罩说是隔离空气有些夸张，第一层与空气直接接触，隔绝的是细菌;第二层隐喻了与程勇之间存在的隔阂，初次见面无法完全信任他;第三层暗示了对法律的抵触，三层口罩完成了“情”与“法”孰先孰后的主题阐释。病患们第一次与程勇见面时，同样带着白色口罩，在程勇的强制下他们勉强摘下，他们之间虽然身体上的距离很近，却暗示彼此心理上存在一定距离。程勇被抓后，病患们在街道两旁自发地排队为程勇送行，纷纷摘下口罩的举动感动了所有人。程勇与病患之间的隔阂早已不在，正义让病患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此举将程勇无畏的英雄主义发挥到极致。
2.橘子：橘子的出现不足为奇，可以说是主创人员长期深入病患生活后所挖掘出的意象符号，因其本身相对廉价而成为病患们补充维C的普遍选择。因而橘子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具有代表性符号特征。吕受益与程勇初次相见时掏出的是橘子：一方面表明自己被高昂价格的抗癌药压垮，只能依靠廉价的橘子维持生命;另一方面，吕受益从程勇身上看到了希望，以橘子换取对生命的寄托。此外，橘子不仅在空间起到推动作用，从时间线来看，吕受益躺在病床上再次见到程勇时，最终无奈哀叹道：“吃个橘子吧”，预示着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及其生命的终结;吕受益离开世界之后，程勇遇到拿着橘子坐在门外的彭浩，这是橘子最后一次出现在画面中，暗示彭浩将面临同样的结局。此物接二连三的闪现如同生命接力，将影片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串联起来。同时也寓意着在社会健康人的眼中，他们的生命如同可以随时拿捏在手中的橘子一样微不足道，鲜活的生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奄奄一息。 3.印度神像：印度神像在此完成了符号功能的第二个层次——象征功能。影片中的湿婆迦梨像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这一意象的引入体现出创作团队高水准的艺术表达技巧。吕受益去世后，程勇内心受到强烈的谴责，他决定再次前往印度购买盗版药物，这时画面中出现烟雾缭绕的印度神像，这也是程勇与神距离最近的一次，实现了由凡人向神的转换。迦梨女神本是消灭恶魔的保护者，可是最终因愤怒不止无法控制自己踩踏大地，此时湿婆为减轻众生痛苦，自愿被踩在迦梨女神脚下。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保护平凡的生命，这也是程勇的真实写照：一边为白血病人延续生命撑起一片天;一边又因为私利亲自毁掉之前创造的美好愿景，最后一人负重前行，以牺牲“小我”完成了内心的救赎，重新燃起患者们生存的希望。程勇在向药神形象转变过程中，作为病患们生存的寄托及其自身向善光芒的散发与神像的意象相吻合。
三、价值观表达功能
（一）从个人视角：实现情感共鸣
“医疗”类电影使得重建社会卫生事件的公共空间成为可能。《药神》故事现实原型陆勇在2014年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为罪名被起诉，2015年被捕，上千名白血病病友联名为他求情，19天后被无罪释放。经过三年时间的创作，从新闻到电影的上映不仅聚集了观影人群，更吸引着三年前关注着案件发展的众多社会人士。根据尧斯的接受美学观点，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势能，必须经过大众的接受才能转化为动能，受众才是作品的真正完成者。也就是说，创作者赋予影片的意义只是一部分，还必须包括受众所领悟的以及可能与创作者初衷不完全契合的意义。《药神》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即“谁家没有病人”，看病难、看病贵是人人皆知却在一时之间难以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现实变革中老百姓需要直面的医疗问题。通过观看影片，一部分人能够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即白血病患者，另一部分观众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能够在想象中解决类似的医疗问题或者其他生存困境，从而也参与影片的价值观构建，得到精神的安顿与栖息。此时影像意义空间与观看者经验空间相遇，由内而外完成了影片的创作意义。
（二）从社会角度：激发良性互动
电影一經上映，成千上万的观众立刻参与了相关话题的讨论，截止到2019年底，微博有关《药神》的话题讨论高达130多万次，阅读量超过14亿。其中，当大多数人的意见、观念趋于一致时，电影舆情①就会产生，进而影响电影观念以及事件整体发展。正向舆论能够代表民心所向，推动社会问题的变革;负向舆论也可供电影制作者参考，改善今后电影创作的不足。之所以能够产生不同的电影舆论方向，是因为电影中可讨论的话题具有两面性，而两面性的源头则来自于电影议程设置，这也是促使观众产生沉浸式审美的基本途径。首先，影片设置了一个大的矛盾背景——天价抗癌药与病患生存之间的矛盾;其次，主人公的“情”与国家的“法”之间冲突不断。此外，正版抗癌药代表方对病患的冷漠，进一步引发观众对精英阶层群众观的讨论。影片所带出的争议性话题为观众提供了讨论风口，由意见领袖引领的主导话语组成观念共同体，由共情到共振的转变传达出人文诉求，给定具有两面性价值观的事物确定性答案。
（三）从国家层面：推进政策调整
电影是一张国家的名牌，它可以超越种族和地域，实现跨文化传播，世界各国都将电影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对外进行文化传播，对内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现实题材电影饱含人文情怀、道德主义，以情感体验的方式教化群众，发人深省的话题讨论一度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药神》所引发的有关医疗等社会民生问题舆论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余震效应一直延续至今。影片最后以字幕形式告知国家对慢粒性白血病人的关怀与抗癌药物政策变革，给定观众在影片中一直寻找的解决方法。在《药神》引发舆论热议后，李克强总理就电影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在2020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再次提及抗癌药物问题。电影上映前后，国家在医疗体制改革上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方面，电影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引导观众;另一方面，由影片本身引发的社会舆论推动国家层面进行不合理、不完善、不健全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其维护人民权益的现实作用。
同理，国外“现象级”现实题材电影推动国家相关制度与政策变革的现象屡见不鲜。凭借《寄生虫》一举成为第92届奥斯卡最大赢家的韩国，一直以来都依托现实性的战略和优势推进本国电影产业。多种类型的影片引起社会轰动，催生相关法律出台，促进社会政策革新：如源于真实校园性侵案件的电影《熔炉》推动了“熔炉法”的出台，被称为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同为医药界现实题材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讲述了美国艾滋病患者仿制高价治疗药物，并以较低价格售卖给病友的犯罪事件，虽然违反了市场秩序，其人道主义精神最终还是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允许，并许可其自制药物治疗艾滋病。再次证实，这类电影对现实的揭示与批判，有利于衍生出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并迸发出强大的社会功能，推动上层建筑层面的建设与完善。
四、“后疫情”时期
医疗类现实题材电影价值观构建路径
（一）扎根社会现实生活，与主流价值观“重奏”
“重奏”在音乐学中被定义为每个声部均由一人演奏的多声部器乐曲及其演奏形式，这一形式对演奏者之间默契度的配合提出极高要求，只有整体的协调、统一、均匀，才能够实现有声有色的演出。现实题材电影与主流价值观的表达也应满足重奏原理，因为二者同属上层建筑领域，后者通常属于说教形式的观念理论体系;而现实题材电影则为其教化功能提供了文化传播载体，倘若两者能够如“重奏”般契合在一起，将增强观众对所传达出的价值观接受的亲和力。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程勇的英雄主义、黄毛的舍生取义、曹警官的侠义精神，虽然都是由社会现实生活凝结而成的典型精神实质。但他们本身都不属于医疗体系内部人员，医疗系统只是作为对立面象征性的存在，因此如果想要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不能一味陷入制度体系内部，否则人物丰富度与客观性将遭受质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就文艺作品而言，人物原型带有其所处的阶级与集团的意识倾向，因此在创作这类影片时，不能把人物与其所处的社会割裂开。只有从小人物到大人物触及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才能从对医患矛盾的解决延伸至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将影片社会价值推向新的高度。 （二）注重本土化艺术表达，引发受众共鸣共振
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局限在华语影坛，而是使华语电影立足于本民族，具备走向全球化的视野。就国内目前此类题材电影来看，情况不容乐观，本土化表达还不够成熟，对外传播时大打文化“折扣”，国内外影片票房势力难以平分秋色。要想在世界影坛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探索跨文化输出必备的叙事张力。表面上来看，《药神》确实融入了与国际对话的元素;就叙事空间来讲，始于本土边界的上海弄堂，迈向带有异域奇观的印度市场，奠定了人物由“小我”向“大我”过渡的可视空间，也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感共鸣;就人物而言，刘牧师本民族身份与会说英语的西方牧师身份具有混合型形象特征，其一心为病友着想的英勇果敢，兼具国内国际取得共识的美学特质。但是要想进一步打通“自我”与“他者”观众接受的时空界限，在本土化与国家化张力之间构建普世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生与死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尤其就目前全球疫情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再次得到高度阐释，不同于小范围或局部地区的医疗问题，以此为背景的中国故事本身就具有世界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味迎合海外市场会导致电影符号性大于故事性，形式大于内容，而这类电影真正的使命担当恰恰为讲述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叙事内容，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只有先立足于本土，获得本土的认同，才能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
（三）加强社会批判与反思，寻求人文主义关怀
对于医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是这类题材电影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不同于虚构故事片，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最大限度地触及到历史现场，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充分调动了观众参与度，加大批判力度。但是批判只是提炼矛盾冲突点，完成其社会意义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反思，加强观众对问题的思考，引导人们提高社会问题关注的纵横度。因此，要求影片制作者要有体察民情、洞察世事和人心的敏感度。当下高质量医疗类现实题材电影产量为何如此之少？电影创作人员大多或全部时间都处在所谓“大多数”群体中，疏漏了社会底层“少数”群体，或者说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大获成功的韩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其取材大多来自底层社会案件。如根据韩国三大未解谜案之一改编的典型现实题材电影《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犯罪片类型化叙事手法与逼真的现实还原，通过展现警察、小镇居民等人物的不同情态，揭示了现实的复杂性，刺激了观众精神上的痛点。受疫情影响而暴露或导致的“少数”群体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身处其中的电影人不能“失语”，要在创作中不断培养现实主义精神，将传统关注“精英层”的视角下移，挖掘能够建构主流价值观立场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以人带事，强化对于人的描写，为“少数人”寻求人文关怀更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五、结语
《药神》的突破与创作经验，为国产医疗类现实题材电影的价值观构建问题提供了借鉴。它以小见大，通过人物个性化与人性化的形象塑造，讲述底层社会医疗事件，民众关注的触及现实问题，从而达到共情价值观念的目的。因此，重新审视这类电影的意义不仅在文本之内，更是對文本之外现实的延伸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要冷静分析，辩证看待影片内容，如对于正版药生产商一味批判有些脱离现实，只有严格把关行业内部事实与规则，才能更好地树立起影片的公信力，赢得更广泛的认同、理解、革新。
注释：
①电影舆论，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某部或多部电影乃至整个电影业形成的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
参考文献：
[1]人民网.习近平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EB/OL].[2020-05-25].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525/c209043-31721845.html.
[2]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2015-10-15].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1015/c87423-27699235.html.
[3]饶曙光，马玉晨.医者仁心与共同体美学——聚焦中国医疗题材影视剧创作[J].电影评介，2020（5）：1-8.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8.
作者简介：王鹏超，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医疗类电影;现实题材;我不是药神;后疫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以及两会期间多次强调“我们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由于突发的疫情与现存医疗卫生体系、個人生存与社会保障之间矛盾集中显露，无论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还是上层建筑层面的维护都有待提升。《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正是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背景下的新创作。影片一经上映便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不只是由于这一领域电影匮乏，人们有着强烈的观影需求;还因为它把隐蔽已久的社会敏感话题公之于众，多层面的价值取向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该影片运用特殊的叙事策略、视听语言，诠释了主流价值观内容及功能，满足了观众审美与心理需求，取得当下该类电影阶段性的新突破，进而潜移默化影响到“后疫情”时期同类型电影创作实践。
一、价值观内容选择与重塑
（一）底层化的生存信仰
医疗救治与保障可以更好地维护患者的生命权，生命的快乐也是人生最本质的追求。死亡与明天谁先到来，影片中没有给出答案，人世间也不会有标准答案。在《药神》中，盗版抗癌药物是白血病人生存下去最后的“救命稻草”。对白血病人来说，抓住它才能活着，而对程勇来讲则是生存下去的事业，在与死神争夺生命权过程中，他们都表现出了坚定活下去的强烈信念。
影片一开始就闪现着程勇店中摆放的财神和印度神像，本土的财神代表着程勇对金钱的崇拜与需求。从他的身上充分反映出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现状与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矛盾。程勇因自身经济危机，与前妻争夺儿子抚养权，父亲病危却没钱救命，个人生计与家庭问题迫使程勇寻找一条寻财之路，处于绝境的他选择追求生存信仰。随着故事发展，围绕在程勇周围的病患纷纷出场，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有千万种。正如影片中所说的“他只是想活着，他有什么错”，可以说“活着”成为观众核心的泪点。不难发现，对于生命权的追求成为影片叙事的源动力，程勇在为自己的生存与病患的生命而自我成长;白血病患者为了活着，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活着”的信仰激励他们不断求索生路。他们都处于社会底层，但都从未放弃活下去的勇气与尊严，这是影片传达给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
（二）平民化的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气概和行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离不开英雄人物的引领，如疫情期间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主义践行者，他们不畏牺牲，保全集体。不同于西方同类型影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这里则被嵌入了底层叙事。从市民阶层的小人物到人人皆知的“药神”形象，程勇身上所体现的英雄主义显而易见，法律的强制性力量没有压垮他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小我”身处困境时铤而走险，为“大我”走私救命药。在法律层面虽违背了社会准则，但他依然坚守救赎生命的道德伦理底线，或许他是影片中被“情”与“法”捆绑最紧的人。在影片中另一舍生取义的人物当属彭浩（影片中被称为“黄毛”），一出场便蛮横地抢走了吕受益看守的抗癌药。当他再次碰到程勇时，却又带着些许胆怯，而在一次搬运货物过程中，为了帮助程勇摆脱警察追捕，彭浩驾车逃离现场，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影片不仅在解决人物与外界的矛盾冲突，更是以解决人物自我冲突的方式传达社会价值。
具体情节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忘却，但典型的英雄形象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程勇将“小我”融入“大我”的高尚情怀完成了其个人的心灵救赎，彭浩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不仅拯救了程勇，也救了所有急需药物的病人，平民化的英雄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充分展现。可见《药神》在类型上虽遵循着英雄叙事，但主要并未塑造传统医疗题材影视剧中所推崇的积极正面、社会地位崇高的形象，而是关注有着真实生活体验甚至性格缺陷的平民百姓，本质上聚焦于对普通人的描写。
（三）模糊化的真善美
真善美一直都是影视作品中自觉的审美价值追求。习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2]，通过此类影片可以传递主流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向善向美的思想境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也可以相互转化。在《药神》中受社会环境所限，一边是人物对真善美的迫切追求;另一边却是假恶丑阴暗面的显现。黑白界线模糊，主人公程勇善良吗？在走投无路时，他翻找吕受益留给他的电话号码，打过去的一瞬间他就决定触碰法律的警戒线，金钱的诱惑使他第一次去印度走私抗癌药物，起初“命就是钱”的理念并无法体现他的善意;张长林的出现则彻底打消了程勇那一丝善意，程勇主动放弃印度格列宁的代理权，转让给长期贩卖假药的张长林，这时他在患者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一落千丈，更谈不上“善”;影片基调在吕受益死后走到低谷，此时程勇得以醒悟，由原价供药到免费送药，药贩到药神形象从此刻发生了转折。曹警官在影片中的第一面是一个严肃的警察形象，替姐姐出气、受局长委派追查走私印度仿制药案件，就是这样一个起初尽职尽责完成上级所分配的任务。随着案件调查深入，他近距离地接触到患者，并得知程勇走私药物真实目的，刚毅正直的曹警官主动向上级请求放弃案件追查，侠骨柔情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曹警官的身上。
在患者眼中，程勇的行为是情真意善的，但在法律面前却是罪恶的化身;曹警官对于案件调查态度的转变，完成了他在病患眼中善与美的转换，这也是警察形象时代性的呼唤，而在法律面前包庇案件真相又将真善美弱化。在这两人的身上，“情”与“法”的挣扎最为明显，正是这种在两难中的主动转变和坚守，才让观众为之动容。虽然表面是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但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在戏剧性冲突中的相互转化丰富了人物个性。 二、艺术手法升华价值观表达效果
（一）人物形象塑造
“医疗卫生题材电影本身就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它的故事植根于现实生活。”[3]因此，要从更高的生命伦理的层面，更深入地思考医疗、医生、医患关系的本质，讲好具有戏剧张力的故事。而人物形象塑造与影片深层内涵表达有着密切的联系，刻画典型人物便成为讲好故事的中心任务。影片中有着几位为观众所熟知的演员，他们在之前的影视作品中形象特色鲜明，给观众留下相对固定的典型形象。而在《药神》中一反常态，他们的角色形象都打破了原始框架，外在人物形象与内在人物性格被重新刻画，从更真实的角度诉说现实故事。
例如，徐峥在“系”电影中为观众熟悉的喜剧人物形象在《药神》中得以延伸，但他扮演的程勇在影片前期如同店里的印度神油一样无用，落魄的底层人物形象与之前喜剧片中风光无限形成反差。同时，他也是现实中浑浑噩噩、自甘堕落的底层小市民代表，抛开儿子抚养权、老父亲等钱治病等棘手问题，他或许会一直保持平凡的现状;随着剧情进展，程勇价值观念不断发生转变，由爱财如命的个人主义向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主题方向发展。王传君最初活跃在观众视野中，是《爱情公寓》系列剧中有着绅士风度、幽默搞笑的大男子主义形象。他在《药神》中饰演的吕受益却是一位外表干瘦的虚弱病患，颠覆了关谷神奇（《爱情公寓》中的角色名称）在观众心中的形象。从得知自己患病那一天起，吕受益就打算结束生命，但妻子的关爱、孩子的诞生又重新燃起他对生存的渴望，他仿佛在提醒观众：无论生活有多不易，请珍惜幸福的价值观念。可谓是影片中最令人同情的白血病患者，揭示了当下千千万万患者的痛苦与无奈。谭卓则饰演夜店中热辣的舞女郎，同时也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单亲妈妈，为了患病的女儿与生计，刘思慧放下尊严，向现实低下了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独立女性的社会困境。通过以上几位典型人物分析，可以看到《药神》扭转了原本固化的人物特性，摒弃了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塑造：小人物有大情怀的一面，大人物生活中也有温情的一面，有血有肉的人物设置丰富了影片价值观念。
（二）画面构图与声音设计
电影是视听艺术的综合体，通过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叙述故事。因此，有社会影响力的电影不仅有动人的故事情节，还有通过画面构图、色彩与音乐、音响等元素间接阐释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药神》故事环境置于上海弄堂，在纵横交织的小通道内将故事主体与外界隔离，框架式构图隐喻着以程勇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小人物苦不堪言的生活现状，同时暗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无法公开透明，受社会制度与法律的限制。吕受益戏剧性的出场方式增加了戏剧效果，以模糊立柱为节点的隔景构图表现了他与程勇之间的隔阂，镜头以程勇的主观视角面对吕受益，他一层层摘下口罩面带微笑，其实也是在向观众示意。不规则的构图形式展现了病患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也巧妙地进行了开篇点题。别有用心的画面构图等视觉语言的运用，完成了人物情感与主题意蕴的表达。
作为视听综合的艺术门类，除却多样化的视觉语言，音乐与剧情发展、主题表达、环境气氛等紧密结合，合理地处理音画关系可增强影片价值观表达的感染力。《药神》开头就响起熟悉的印度歌曲《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伴随程勇店内的印度神油、印度神像、挂画，都暗示接下来故事发生的异域环境，歌曲节奏欢快但歌词表达内容却是悲伤的，与影片悲喜交加的節奏相吻合。此外，借助音乐转场的画面较多，例如程勇与病患交谈时都会响起印度风格的音乐，画面转而切到程勇身处印度的场景，这样的处理效果可以增加影片叙事节奏的紧凑感，提高叙事效率。在张长林礼堂卖假药的情节中，刘牧师义愤填膺地痛斥张长林的恶行。随后，遭到程勇等人暴打，本是混乱不堪的搏斗场面，却配上了欢快的音乐，这种创作是在表达压倒恶势力的痛快以及对正义的维护。音画对立在不同场景中的灵活应用，奠定了影片整体黑色幽默的基调，强化了对人物情感与思想内涵的诠释。
另外，相对于音乐能指的含义，语言阐释更加高效，曹警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逼问病患假药来源，没有一个人供出事实。此时一位老太太苦苦哀求的话语成为了诛心之论，并在观众耳边久久萦绕，“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更是直接动摇了曹警官对案件侦查的态度，同时也戳中了百姓心中的痛点，引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可见，创作者对影片中每一句台词都进行了精心打磨，从主角到配角的每一次对白都一语中的：一方面高效率推动了情节发展，为真相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另一方面震撼人心的价值观念得以借助语言实现传播。
（三）意象符号转化
影片将观众所熟知的客观实物抽象化为反复出现的视觉符号，使其超越本身的实体功能，具有独特隐喻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们以独有的表意方式传达出丰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间接表达叙事主题。不仅为冰冷的病患世界增添了一丝温情，还使观众能够准确接收创作者的意图。
1.口罩：口罩在影片中隔离的不仅仅是空气，作为每一位白血病人必备的装备，白色口罩还代表着他们的病患身份，保护他们尽可能地远离死亡边界线，对生命多一份尊重。吕受益出场时一层层摘口罩的喜剧效果让人印象深刻，三层口罩说是隔离空气有些夸张，第一层与空气直接接触，隔绝的是细菌;第二层隐喻了与程勇之间存在的隔阂，初次见面无法完全信任他;第三层暗示了对法律的抵触，三层口罩完成了“情”与“法”孰先孰后的主题阐释。病患们第一次与程勇见面时，同样带着白色口罩，在程勇的强制下他们勉强摘下，他们之间虽然身体上的距离很近，却暗示彼此心理上存在一定距离。程勇被抓后，病患们在街道两旁自发地排队为程勇送行，纷纷摘下口罩的举动感动了所有人。程勇与病患之间的隔阂早已不在，正义让病患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此举将程勇无畏的英雄主义发挥到极致。
2.橘子：橘子的出现不足为奇，可以说是主创人员长期深入病患生活后所挖掘出的意象符号，因其本身相对廉价而成为病患们补充维C的普遍选择。因而橘子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具有代表性符号特征。吕受益与程勇初次相见时掏出的是橘子：一方面表明自己被高昂价格的抗癌药压垮，只能依靠廉价的橘子维持生命;另一方面，吕受益从程勇身上看到了希望，以橘子换取对生命的寄托。此外，橘子不仅在空间起到推动作用，从时间线来看，吕受益躺在病床上再次见到程勇时，最终无奈哀叹道：“吃个橘子吧”，预示着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及其生命的终结;吕受益离开世界之后，程勇遇到拿着橘子坐在门外的彭浩，这是橘子最后一次出现在画面中，暗示彭浩将面临同样的结局。此物接二连三的闪现如同生命接力，将影片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串联起来。同时也寓意着在社会健康人的眼中，他们的生命如同可以随时拿捏在手中的橘子一样微不足道，鲜活的生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奄奄一息。 3.印度神像：印度神像在此完成了符号功能的第二个层次——象征功能。影片中的湿婆迦梨像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这一意象的引入体现出创作团队高水准的艺术表达技巧。吕受益去世后，程勇内心受到强烈的谴责，他决定再次前往印度购买盗版药物，这时画面中出现烟雾缭绕的印度神像，这也是程勇与神距离最近的一次，实现了由凡人向神的转换。迦梨女神本是消灭恶魔的保护者，可是最终因愤怒不止无法控制自己踩踏大地，此时湿婆为减轻众生痛苦，自愿被踩在迦梨女神脚下。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保护平凡的生命，这也是程勇的真实写照：一边为白血病人延续生命撑起一片天;一边又因为私利亲自毁掉之前创造的美好愿景，最后一人负重前行，以牺牲“小我”完成了内心的救赎，重新燃起患者们生存的希望。程勇在向药神形象转变过程中，作为病患们生存的寄托及其自身向善光芒的散发与神像的意象相吻合。
三、价值观表达功能
（一）从个人视角：实现情感共鸣
“医疗”类电影使得重建社会卫生事件的公共空间成为可能。《药神》故事现实原型陆勇在2014年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为罪名被起诉，2015年被捕，上千名白血病病友联名为他求情，19天后被无罪释放。经过三年时间的创作，从新闻到电影的上映不仅聚集了观影人群，更吸引着三年前关注着案件发展的众多社会人士。根据尧斯的接受美学观点，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势能，必须经过大众的接受才能转化为动能，受众才是作品的真正完成者。也就是说，创作者赋予影片的意义只是一部分，还必须包括受众所领悟的以及可能与创作者初衷不完全契合的意义。《药神》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即“谁家没有病人”，看病难、看病贵是人人皆知却在一时之间难以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现实变革中老百姓需要直面的医疗问题。通过观看影片，一部分人能够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即白血病患者，另一部分观众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能够在想象中解决类似的医疗问题或者其他生存困境，从而也参与影片的价值观构建，得到精神的安顿与栖息。此时影像意义空间与观看者经验空间相遇，由内而外完成了影片的创作意义。
（二）从社会角度：激发良性互动
电影一經上映，成千上万的观众立刻参与了相关话题的讨论，截止到2019年底，微博有关《药神》的话题讨论高达130多万次，阅读量超过14亿。其中，当大多数人的意见、观念趋于一致时，电影舆情①就会产生，进而影响电影观念以及事件整体发展。正向舆论能够代表民心所向，推动社会问题的变革;负向舆论也可供电影制作者参考，改善今后电影创作的不足。之所以能够产生不同的电影舆论方向，是因为电影中可讨论的话题具有两面性，而两面性的源头则来自于电影议程设置，这也是促使观众产生沉浸式审美的基本途径。首先，影片设置了一个大的矛盾背景——天价抗癌药与病患生存之间的矛盾;其次，主人公的“情”与国家的“法”之间冲突不断。此外，正版抗癌药代表方对病患的冷漠，进一步引发观众对精英阶层群众观的讨论。影片所带出的争议性话题为观众提供了讨论风口，由意见领袖引领的主导话语组成观念共同体，由共情到共振的转变传达出人文诉求，给定具有两面性价值观的事物确定性答案。
（三）从国家层面：推进政策调整
电影是一张国家的名牌，它可以超越种族和地域，实现跨文化传播，世界各国都将电影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对外进行文化传播，对内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现实题材电影饱含人文情怀、道德主义，以情感体验的方式教化群众，发人深省的话题讨论一度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药神》所引发的有关医疗等社会民生问题舆论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余震效应一直延续至今。影片最后以字幕形式告知国家对慢粒性白血病人的关怀与抗癌药物政策变革，给定观众在影片中一直寻找的解决方法。在《药神》引发舆论热议后，李克强总理就电影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在2020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再次提及抗癌药物问题。电影上映前后，国家在医疗体制改革上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方面，电影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引导观众;另一方面，由影片本身引发的社会舆论推动国家层面进行不合理、不完善、不健全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其维护人民权益的现实作用。
同理，国外“现象级”现实题材电影推动国家相关制度与政策变革的现象屡见不鲜。凭借《寄生虫》一举成为第92届奥斯卡最大赢家的韩国，一直以来都依托现实性的战略和优势推进本国电影产业。多种类型的影片引起社会轰动，催生相关法律出台，促进社会政策革新：如源于真实校园性侵案件的电影《熔炉》推动了“熔炉法”的出台，被称为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同为医药界现实题材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讲述了美国艾滋病患者仿制高价治疗药物，并以较低价格售卖给病友的犯罪事件，虽然违反了市场秩序，其人道主义精神最终还是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允许，并许可其自制药物治疗艾滋病。再次证实，这类电影对现实的揭示与批判，有利于衍生出社会公共话语空间，并迸发出强大的社会功能，推动上层建筑层面的建设与完善。
四、“后疫情”时期
医疗类现实题材电影价值观构建路径
（一）扎根社会现实生活，与主流价值观“重奏”
“重奏”在音乐学中被定义为每个声部均由一人演奏的多声部器乐曲及其演奏形式，这一形式对演奏者之间默契度的配合提出极高要求，只有整体的协调、统一、均匀，才能够实现有声有色的演出。现实题材电影与主流价值观的表达也应满足重奏原理，因为二者同属上层建筑领域，后者通常属于说教形式的观念理论体系;而现实题材电影则为其教化功能提供了文化传播载体，倘若两者能够如“重奏”般契合在一起，将增强观众对所传达出的价值观接受的亲和力。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程勇的英雄主义、黄毛的舍生取义、曹警官的侠义精神，虽然都是由社会现实生活凝结而成的典型精神实质。但他们本身都不属于医疗体系内部人员，医疗系统只是作为对立面象征性的存在，因此如果想要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不能一味陷入制度体系内部，否则人物丰富度与客观性将遭受质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就文艺作品而言，人物原型带有其所处的阶级与集团的意识倾向，因此在创作这类影片时，不能把人物与其所处的社会割裂开。只有从小人物到大人物触及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才能从对医患矛盾的解决延伸至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将影片社会价值推向新的高度。 （二）注重本土化艺术表达，引发受众共鸣共振
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局限在华语影坛，而是使华语电影立足于本民族，具备走向全球化的视野。就国内目前此类题材电影来看，情况不容乐观，本土化表达还不够成熟，对外传播时大打文化“折扣”，国内外影片票房势力难以平分秋色。要想在世界影坛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探索跨文化输出必备的叙事张力。表面上来看，《药神》确实融入了与国际对话的元素;就叙事空间来讲，始于本土边界的上海弄堂，迈向带有异域奇观的印度市场，奠定了人物由“小我”向“大我”过渡的可视空间，也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感共鸣;就人物而言，刘牧师本民族身份与会说英语的西方牧师身份具有混合型形象特征，其一心为病友着想的英勇果敢，兼具国内国际取得共识的美学特质。但是要想进一步打通“自我”与“他者”观众接受的时空界限，在本土化与国家化张力之间构建普世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生与死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尤其就目前全球疫情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再次得到高度阐释，不同于小范围或局部地区的医疗问题，以此为背景的中国故事本身就具有世界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味迎合海外市场会导致电影符号性大于故事性，形式大于内容，而这类电影真正的使命担当恰恰为讲述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叙事内容，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只有先立足于本土，获得本土的认同，才能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
（三）加强社会批判与反思，寻求人文主义关怀
对于医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是这类题材电影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不同于虚构故事片，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最大限度地触及到历史现场，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充分调动了观众参与度，加大批判力度。但是批判只是提炼矛盾冲突点，完成其社会意义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反思，加强观众对问题的思考，引导人们提高社会问题关注的纵横度。因此，要求影片制作者要有体察民情、洞察世事和人心的敏感度。当下高质量医疗类现实题材电影产量为何如此之少？电影创作人员大多或全部时间都处在所谓“大多数”群体中，疏漏了社会底层“少数”群体，或者说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大获成功的韩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其取材大多来自底层社会案件。如根据韩国三大未解谜案之一改编的典型现实题材电影《青蛙少年失踪事件》，犯罪片类型化叙事手法与逼真的现实还原，通过展现警察、小镇居民等人物的不同情态，揭示了现实的复杂性，刺激了观众精神上的痛点。受疫情影响而暴露或导致的“少数”群体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身处其中的电影人不能“失语”，要在创作中不断培养现实主义精神，将传统关注“精英层”的视角下移，挖掘能够建构主流价值观立场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以人带事，强化对于人的描写，为“少数人”寻求人文关怀更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五、结语
《药神》的突破与创作经验，为国产医疗类现实题材电影的价值观构建问题提供了借鉴。它以小见大，通过人物个性化与人性化的形象塑造，讲述底层社会医疗事件，民众关注的触及现实问题，从而达到共情价值观念的目的。因此，重新审视这类电影的意义不仅在文本之内，更是對文本之外现实的延伸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要冷静分析，辩证看待影片内容，如对于正版药生产商一味批判有些脱离现实，只有严格把关行业内部事实与规则，才能更好地树立起影片的公信力，赢得更广泛的认同、理解、革新。
注释：
①电影舆论，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某部或多部电影乃至整个电影业形成的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
参考文献：
[1]人民网.习近平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EB/OL].[2020-05-25].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525/c209043-31721845.html.
[2]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2015-10-15].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1015/c87423-27699235.html.
[3]饶曙光，马玉晨.医者仁心与共同体美学——聚焦中国医疗题材影视剧创作[J].电影评介，2020（5）：1-8.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8.
作者简介：王鹏超，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