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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余华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都运用了“水”这一意象，并在中西方文学想象的基础上赋予其独特的隐喻内涵。在他笔下，“水”作为二元对立模式中的无限物潜隐着母性色彩;“水”是非理性年代里人们与灾难抗争的锐器;“水”具有生机与活力，不仅维系与延长濒临绝境的生命，更赋予处于困境中的底层百姓顽强坚韧的品格，使他们以一种更坚毅的姿态与充满苦难的实际生存状态进行斗争。
关键词：余华;“水”;意象;二元对立;抵御灾难;生命
基金项目：本文系“基于‘书城’到‘书房’变迁的新世纪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徐州为例”（201910320117Y）阶段性研究成果。
水是生命之源，因其随物赋形、生生不息、横流漫衍的特点，在人类生存、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国家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水常常代表“生命”，具有高度的象征寓意。叶舒宪曾提出：“作为中国第一本体论范畴的‘道’，其原型乃是以原始混沌大水为起点和终点的太阳循环运行之道。”[1]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水，由于它的形状而显出美。辽阔的、一平如镜的、宁静的水在我们心里产生宏伟的形象。”此般富有灵性的自然之物，自然引起了中西方文人们的关注，在他们的笔下大量运用“水”这一意象，并基于不同的描写视角赋予其多元的象征意味，以传达对于水的内在情感体验。同样，余华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都运用了“水”意象，并以此寄托他对于“水”的深层意绪。水包括自然界固有物质“水”和“泛指一切水域”两大类别，本文将视点立足于前者在作品中的使用，探究可食用的物质“水”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下简称《许》）与《兄弟》中独特的隐喻内涵。
在当代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皆隐伏着对于“贫穷与饥饿”主题的书写。20世纪60年代势如浩劫的大饥荒成了当代作家们反映芸芸众生实际生存状态的“窗口”，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历史苦难进行深刻关照，以或细腻、或尖锐、或宏大的笔触描摹出一幅幅心酸艰苦的人民生活图景。这样一种饥荒记忆的传达，使读者从鲜活的文字中体味到厚重的历史沉重感与深切真实的时代悲剧性。将视点凝聚具体作品，会发现不同的作家会为笔下的主人公设置各式抵御饥荒灾难的方法。例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瘿袋从骡粪中漂出碎玉米粒儿供全家食用;莫言的《蛙》中一群学生围着亮晶晶的煤块猛烈咀嚼，吃得津津有味，满嘴乌黑;《丰乳肥臀》中的右派们都成了具有反刍习性的食草动物，一个劲地将野菜往嘴里塞，上官鲁氏为了不让家中待哺的孩子饿肚子，将豆子吞进胃里，再一股脑呕出。这些人物在粒米难求、饿意难挡、饿殍遍野的饥荒年代里，在饥饿厉鞭的鞭笞下，在生理煎熬的难耐中，放下身份、舍弃尊严、绞尽脑汁地觅食以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从余华自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我们同样可以捕捉到饥荒肆虐席卷的身影，当作品中的人物身陷饥饿囹圄时，他们往往会选择用“水”来暂时地化解当下的生存困境。《活着》中，当有庆难捱饿意，无力支持，数次向娘抱怨再也走不动路时，家珍对于吃食也毫无头绪，只好无奈回应“有庆，你就去喝几口水填填肚子吧”[2]。《兄弟》中，李兰前往上海治病，宋凡平因身份问题被关押，家中只李光头和宋钢两个落魄兄弟。宋钢每日研究那只煤油炉，李光头在外到处闲逛。当家中仅有的物资储备消耗殆尽时，饥肠辘辘的李光头不存期待地回家发现宋钢正就着盐和酱油，喝着清水。此时的饥饿意志战胜了一切，孤独窘迫的两人将本用来解渴的水视作珍贵食粮匆匆填肚。而《许三观卖血记》中，“水”始终是萦绕在许三观卖血人生时不可或缺的依赖。前前后后卖血十一次，每次卖血前都少不了“水”，因為“这水喝多了，人身上的血也会跟着多起来，水会浸到血里去的……”[3]8
在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水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对立。《活着》中，家珍和有庆到处转悠寻找野菜，但他们都知道野菜已经没有了，因此当有庆饿到寸步难行时，家珍只能让他以水填肚。《兄弟》中，当“煤油用尽，米也吃光”的坏消息降临在两兄弟头上时，宋钢只得无力地用盐和酱油佐以水下咽，李光头别无选择，也学着宋钢以水代餐。“野菜”是会被挖尽的，“米”也终会被吃完，当有限的食物“野菜”和“米”消耗殆尽，家珍和宋钢都想到了使用无限的“水”来缓解当下困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水”是源源不竭的。它作为有限食物的对立面，在关键时刻扮演“呼之即来”的重要角色。如果说《活着》和《兄弟》中有限的食物是“野菜”和“米”的话，那《许三观卖血记》中这种有限的事物即为“血”，余华坚信一个人的“血”是有尽的，活生生的人会因体内“血”的流失而丧生，有庆之死就足以明证。但当有限的“血”中注入了无限的“水”后，两者相互交融，“水”将“血”稀释，“血”的浓度虽然下降，但有限的“血”量却随之扩大、延伸，向无限趋近。因此许三观每次卖血前都会摄入大量水分，以饱和体内定量的“血”。他之所以在一路频繁卖血后仍得以保留性命，在一定程度上，路上的那一碗碗“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时的“水”也不再是有限事物的替代品，它凭其无限性维系与延续了那份珍贵的有限。
在余华这三部作品中，饥饿的底层人物在普通存在物已然了尽之时，其个人观念中对“水”的判断而将其视作救命稻草，这就使“水”和它者构成了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对立。“水”是对寻常有限的极致颠覆，他们对汩汩永动的“水”进行索取，而这种索取是定有所得的索取，是基于预设结果的索取，是建立在“水”极致的包容性之上的索取。这种索取在“水”的回应与付出中自发转化成了一种依赖心理。这时的“水”不再是聊以充饥的食物，而是无止境付出，慷慨给予人们生存力量的母性化身。“水”作为地球上的重要物质本就如母亲一般孕育自然生灵，维系万物生长，其自身附着母性光辉。在此基础上，余华通过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将他笔下的“水”塑造成人们的倚赖之物，从而提升了“水”的价值，进一步为“水”刷染上一层浓厚的母性色彩。 水作为重要意象，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已数见不鲜，但中西方因地理环境、文化遵奉、信仰差异等不同会对水产生不同的解读，使水在人类共同印象上产生不同的隐喻特征。在东方，水一向是美好品质与品德的代表，上善若水，是中华悠远绵长的文化底蕴的象征，它“从一开始便与中国古人的生活和文化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并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对自然的认知，逐渐由物质的层面升华到一种精神的境界”。“与中国倾向于以水的自然属性抽象出的概念特征为衍生基点的方式不同，西方相对缺少哲理化意蕴，多了与自然抗争之意。”余华显然受到此类西方隐喻的影响，水在其笔下是抵抗历史灾难和个人灾难的盾牌。
《活着》中，人民公社成立后，福贵家的五亩田、锅、米、盐、柴都归了公社，连羊都要充公，吃食堂、炼钢铁，斗志昂扬。但好景不长，公社猝不及防地说散就散，散伙分到的微量粮食使家家都失了家底，从起初数着米下锅到后来坐吃山空，就着南瓜叶、树皮下咽，再后来村里人日渐稀少，每天都有人拿着饭碗出去要饭。此时有庆为了能继续行走寻食，只能去喝几口水填填肚子。严峻时期，当人最基本的“食”需要难以实现时，是“水”帮助在困境中挣扎的底层百姓度过危机。在这场空前绝后的饥荒灾难里，“水”是赤手空拳的无助群众的利器，并为其抵御灾难的行为注入希望。
《兄弟》中，文化大革命闯入刘镇，每日游行的人大旗小旗挥舞飘荡，大字报黏着墙，大街上乱作一团，人人乘着无秩序的势头毫无节制地叫喊吵闹、兴风作浪。宋凡平昨天还在挥舞红旗，转眼就被扣上高帽，挂上“地主宋凡平”的木牌，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连连经受抄家和批斗。黑暗混沌的时代里，母親外出治病，父亲被关押囚禁，对于这个原先幸福的小家庭来说，无异于浩劫。这场政治错误冲击了家庭平稳的运作秩序，打乱了家庭预期的生活计划，李光头整日无所事事、自我消遣，宋钢闲居家中，做饭炒菜。两人在疯狂火热的“文革”中相依为命、互相扶持。二人没有经济来源，无处添置吃食，家中存量没几日便耗尽，无计可施的兄弟俩只能在嘴里放上一点盐和酱油，喝碗清水，充当午饭。之后二人因如何使用五元钱扭打一团，却都因双肚空空而累得歪歪斜斜，宋钢转向厨房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喝了好一会，嘶哑地喊叫：“我有力气啦！”[4]然后跑去寻找爸爸了。李光头也饿得呜呜叫唤，站起来到厨房的水缸里喝饱了水，这时他觉得有点力气了。正因“水”的存在，他们才能在孤独阴郁的时期抓住生活下去的希冀，即使周遭既定俨然倾覆，历史行径中的人还是能通过汲取“水”而跃起抗争。
《许三观卖血记》中，“水”作为重要意象贯穿全文，它作为卖血必需品在每次卖血前适时出现，可以说“水”已经与“卖血”事件成为一体、不可分割。许三观总共卖血十一次，除去第一次和第三次具有个体主动性，其余八次皆出于生活压力被迫卖血。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公社”与“文革”期间，许三观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创，“五八年”社会改造，家里人每天只会说饿、饿、饿，为了让家人吃上一顿好的饭菜，他踏上了卖血之途。“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下乡，为了让一乐补补身子，早些抽调回城，为了讨好二乐生产队的队长，他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卖血两次。非理性的荒唐岁月里，历史的风云骤变波及至寻常百姓之中就转化成难以抵御的磨难，许三观只能通过卖血化解危机。除此之外，“水”还是抵御个体苦难的武器。许三观的第二次与第七至第十一次卖血，是在家庭遭受变故后被动产生的行为，是个人灾难催生出的无奈决定。但在紧急时刻，许三观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卖血之上。不难发现，当问题以逼迫势头闯入生存空间，并对其形成侵犯，许三观的选择无一例外都是卖血，而每次卖血前，也都需要“水”的参与，那一碗碗卖血前的“水”是无法缺少的生活支柱。在这三部作品中，余华独具匠心地在特殊的时期设置“水”的入场与再现，使其成为他笔下人物与历史灾难搏击的锐器。
《圣经》中水有三重隐喻：生命、再生、罪与罚。哲学家维尔赖特在《原型性的象征》中说：“水既是纯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命。”[5]水生生不息、绵延流淌、透彻灵动、轻柔舒缓的形貌下，彰显的是坚韧不屈的品格。它凭藉此品质，为有庆、宋钢和李光头垂死的生命输入力量。有庆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只能在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水之后继续跟着家珍去转悠找野菜;家中弹尽粮绝，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二人饥肠辘辘，难以支撑，连互相扭打和哭泣都没了力气，一切微小行为都只会让饥饿感肆意繁衍膨胀，只有在饱饮了水缸里的水后，宋钢才能爬起来去找爸爸，李光头才能恢复点精力重新走向大街。是“水”挽救了有庆、宋钢和李光头濒临绝境的生存状态，延续了他们亟待终结的生命。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水”并没有直接为许三观运输生命力量，而是以间接的方式维系他的生存气息。许三观从第五次卖血之后，每次卖血的间隔越发密集，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要在卖血后等待三个月才能进行第二次抽血，但许三观因为接连的家庭变故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待，他一路走一路卖，不隔几天便进一次献血站，他接连卖掉了血、卖掉了力气、卖掉了热气。他在林浦对当地居民说：“多喝水，身上的血就会多起来，身上的血多了，就可以卖掉它两碗。”[3]113在许三观的思维建构中，一直存在着“水=血=力气”的等式，他必须卖血，更必须活着。他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卖血，只有把“水”喝进身体里他才能一路逢卖血站就不要命似地闯，只有把“水”灌进肚子里他才能维系与呵护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因此，这个等式的终极形式实为“水=生命”。“水”是生命的象征，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余华笔下蒙着苦难面纱的人物注入生机，他们通过饮水在延长生命的同时，也继承了“水”顽强不屈的坚韧品格，继而在苦难生活中构建出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2.
[2]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13.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4]叶舒宪，编选.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28.
[5]余华.兄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22.
作者简介：戴娜，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关键词：余华;“水”;意象;二元对立;抵御灾难;生命
基金项目：本文系“基于‘书城’到‘书房’变迁的新世纪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以徐州为例”（201910320117Y）阶段性研究成果。
水是生命之源，因其随物赋形、生生不息、横流漫衍的特点，在人类生存、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国家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水常常代表“生命”，具有高度的象征寓意。叶舒宪曾提出：“作为中国第一本体论范畴的‘道’，其原型乃是以原始混沌大水为起点和终点的太阳循环运行之道。”[1]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水，由于它的形状而显出美。辽阔的、一平如镜的、宁静的水在我们心里产生宏伟的形象。”此般富有灵性的自然之物，自然引起了中西方文人们的关注，在他们的笔下大量运用“水”这一意象，并基于不同的描写视角赋予其多元的象征意味，以传达对于水的内在情感体验。同样，余华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中都运用了“水”意象，并以此寄托他对于“水”的深层意绪。水包括自然界固有物质“水”和“泛指一切水域”两大类别，本文将视点立足于前者在作品中的使用，探究可食用的物质“水”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下简称《许》）与《兄弟》中独特的隐喻内涵。
在当代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皆隐伏着对于“贫穷与饥饿”主题的书写。20世纪60年代势如浩劫的大饥荒成了当代作家们反映芸芸众生实际生存状态的“窗口”，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历史苦难进行深刻关照，以或细腻、或尖锐、或宏大的笔触描摹出一幅幅心酸艰苦的人民生活图景。这样一种饥荒记忆的传达，使读者从鲜活的文字中体味到厚重的历史沉重感与深切真实的时代悲剧性。将视点凝聚具体作品，会发现不同的作家会为笔下的主人公设置各式抵御饥荒灾难的方法。例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瘿袋从骡粪中漂出碎玉米粒儿供全家食用;莫言的《蛙》中一群学生围着亮晶晶的煤块猛烈咀嚼，吃得津津有味，满嘴乌黑;《丰乳肥臀》中的右派们都成了具有反刍习性的食草动物，一个劲地将野菜往嘴里塞，上官鲁氏为了不让家中待哺的孩子饿肚子，将豆子吞进胃里，再一股脑呕出。这些人物在粒米难求、饿意难挡、饿殍遍野的饥荒年代里，在饥饿厉鞭的鞭笞下，在生理煎熬的难耐中，放下身份、舍弃尊严、绞尽脑汁地觅食以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从余华自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我们同样可以捕捉到饥荒肆虐席卷的身影，当作品中的人物身陷饥饿囹圄时，他们往往会选择用“水”来暂时地化解当下的生存困境。《活着》中，当有庆难捱饿意，无力支持，数次向娘抱怨再也走不动路时，家珍对于吃食也毫无头绪，只好无奈回应“有庆，你就去喝几口水填填肚子吧”[2]。《兄弟》中，李兰前往上海治病，宋凡平因身份问题被关押，家中只李光头和宋钢两个落魄兄弟。宋钢每日研究那只煤油炉，李光头在外到处闲逛。当家中仅有的物资储备消耗殆尽时，饥肠辘辘的李光头不存期待地回家发现宋钢正就着盐和酱油，喝着清水。此时的饥饿意志战胜了一切，孤独窘迫的两人将本用来解渴的水视作珍贵食粮匆匆填肚。而《许三观卖血记》中，“水”始终是萦绕在许三观卖血人生时不可或缺的依赖。前前后后卖血十一次，每次卖血前都少不了“水”，因為“这水喝多了，人身上的血也会跟着多起来，水会浸到血里去的……”[3]8
在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水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对立。《活着》中，家珍和有庆到处转悠寻找野菜，但他们都知道野菜已经没有了，因此当有庆饿到寸步难行时，家珍只能让他以水填肚。《兄弟》中，当“煤油用尽，米也吃光”的坏消息降临在两兄弟头上时，宋钢只得无力地用盐和酱油佐以水下咽，李光头别无选择，也学着宋钢以水代餐。“野菜”是会被挖尽的，“米”也终会被吃完，当有限的食物“野菜”和“米”消耗殆尽，家珍和宋钢都想到了使用无限的“水”来缓解当下困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水”是源源不竭的。它作为有限食物的对立面，在关键时刻扮演“呼之即来”的重要角色。如果说《活着》和《兄弟》中有限的食物是“野菜”和“米”的话，那《许三观卖血记》中这种有限的事物即为“血”，余华坚信一个人的“血”是有尽的，活生生的人会因体内“血”的流失而丧生，有庆之死就足以明证。但当有限的“血”中注入了无限的“水”后，两者相互交融，“水”将“血”稀释，“血”的浓度虽然下降，但有限的“血”量却随之扩大、延伸，向无限趋近。因此许三观每次卖血前都会摄入大量水分，以饱和体内定量的“血”。他之所以在一路频繁卖血后仍得以保留性命，在一定程度上，路上的那一碗碗“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时的“水”也不再是有限事物的替代品，它凭其无限性维系与延续了那份珍贵的有限。
在余华这三部作品中，饥饿的底层人物在普通存在物已然了尽之时，其个人观念中对“水”的判断而将其视作救命稻草，这就使“水”和它者构成了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对立。“水”是对寻常有限的极致颠覆，他们对汩汩永动的“水”进行索取，而这种索取是定有所得的索取，是基于预设结果的索取，是建立在“水”极致的包容性之上的索取。这种索取在“水”的回应与付出中自发转化成了一种依赖心理。这时的“水”不再是聊以充饥的食物，而是无止境付出，慷慨给予人们生存力量的母性化身。“水”作为地球上的重要物质本就如母亲一般孕育自然生灵，维系万物生长，其自身附着母性光辉。在此基础上，余华通过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将他笔下的“水”塑造成人们的倚赖之物，从而提升了“水”的价值，进一步为“水”刷染上一层浓厚的母性色彩。 水作为重要意象，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已数见不鲜，但中西方因地理环境、文化遵奉、信仰差异等不同会对水产生不同的解读，使水在人类共同印象上产生不同的隐喻特征。在东方，水一向是美好品质与品德的代表，上善若水，是中华悠远绵长的文化底蕴的象征，它“从一开始便与中国古人的生活和文化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并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对自然的认知，逐渐由物质的层面升华到一种精神的境界”。“与中国倾向于以水的自然属性抽象出的概念特征为衍生基点的方式不同，西方相对缺少哲理化意蕴，多了与自然抗争之意。”余华显然受到此类西方隐喻的影响，水在其笔下是抵抗历史灾难和个人灾难的盾牌。
《活着》中，人民公社成立后，福贵家的五亩田、锅、米、盐、柴都归了公社，连羊都要充公，吃食堂、炼钢铁，斗志昂扬。但好景不长，公社猝不及防地说散就散，散伙分到的微量粮食使家家都失了家底，从起初数着米下锅到后来坐吃山空，就着南瓜叶、树皮下咽，再后来村里人日渐稀少，每天都有人拿着饭碗出去要饭。此时有庆为了能继续行走寻食，只能去喝几口水填填肚子。严峻时期，当人最基本的“食”需要难以实现时，是“水”帮助在困境中挣扎的底层百姓度过危机。在这场空前绝后的饥荒灾难里，“水”是赤手空拳的无助群众的利器，并为其抵御灾难的行为注入希望。
《兄弟》中，文化大革命闯入刘镇，每日游行的人大旗小旗挥舞飘荡，大字报黏着墙，大街上乱作一团，人人乘着无秩序的势头毫无节制地叫喊吵闹、兴风作浪。宋凡平昨天还在挥舞红旗，转眼就被扣上高帽，挂上“地主宋凡平”的木牌，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连连经受抄家和批斗。黑暗混沌的时代里，母親外出治病，父亲被关押囚禁，对于这个原先幸福的小家庭来说，无异于浩劫。这场政治错误冲击了家庭平稳的运作秩序，打乱了家庭预期的生活计划，李光头整日无所事事、自我消遣，宋钢闲居家中，做饭炒菜。两人在疯狂火热的“文革”中相依为命、互相扶持。二人没有经济来源，无处添置吃食，家中存量没几日便耗尽，无计可施的兄弟俩只能在嘴里放上一点盐和酱油，喝碗清水，充当午饭。之后二人因如何使用五元钱扭打一团，却都因双肚空空而累得歪歪斜斜，宋钢转向厨房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喝了好一会，嘶哑地喊叫：“我有力气啦！”[4]然后跑去寻找爸爸了。李光头也饿得呜呜叫唤，站起来到厨房的水缸里喝饱了水，这时他觉得有点力气了。正因“水”的存在，他们才能在孤独阴郁的时期抓住生活下去的希冀，即使周遭既定俨然倾覆，历史行径中的人还是能通过汲取“水”而跃起抗争。
《许三观卖血记》中，“水”作为重要意象贯穿全文，它作为卖血必需品在每次卖血前适时出现，可以说“水”已经与“卖血”事件成为一体、不可分割。许三观总共卖血十一次，除去第一次和第三次具有个体主动性，其余八次皆出于生活压力被迫卖血。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公社”与“文革”期间，许三观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创，“五八年”社会改造，家里人每天只会说饿、饿、饿，为了让家人吃上一顿好的饭菜，他踏上了卖血之途。“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下乡，为了让一乐补补身子，早些抽调回城，为了讨好二乐生产队的队长，他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卖血两次。非理性的荒唐岁月里，历史的风云骤变波及至寻常百姓之中就转化成难以抵御的磨难，许三观只能通过卖血化解危机。除此之外，“水”还是抵御个体苦难的武器。许三观的第二次与第七至第十一次卖血，是在家庭遭受变故后被动产生的行为，是个人灾难催生出的无奈决定。但在紧急时刻，许三观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卖血之上。不难发现，当问题以逼迫势头闯入生存空间，并对其形成侵犯，许三观的选择无一例外都是卖血，而每次卖血前，也都需要“水”的参与，那一碗碗卖血前的“水”是无法缺少的生活支柱。在这三部作品中，余华独具匠心地在特殊的时期设置“水”的入场与再现，使其成为他笔下人物与历史灾难搏击的锐器。
《圣经》中水有三重隐喻：生命、再生、罪与罚。哲学家维尔赖特在《原型性的象征》中说：“水既是纯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命。”[5]水生生不息、绵延流淌、透彻灵动、轻柔舒缓的形貌下，彰显的是坚韧不屈的品格。它凭藉此品质，为有庆、宋钢和李光头垂死的生命输入力量。有庆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只能在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水之后继续跟着家珍去转悠找野菜;家中弹尽粮绝，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二人饥肠辘辘，难以支撑，连互相扭打和哭泣都没了力气，一切微小行为都只会让饥饿感肆意繁衍膨胀，只有在饱饮了水缸里的水后，宋钢才能爬起来去找爸爸，李光头才能恢复点精力重新走向大街。是“水”挽救了有庆、宋钢和李光头濒临绝境的生存状态，延续了他们亟待终结的生命。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水”并没有直接为许三观运输生命力量，而是以间接的方式维系他的生存气息。许三观从第五次卖血之后，每次卖血的间隔越发密集，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要在卖血后等待三个月才能进行第二次抽血，但许三观因为接连的家庭变故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待，他一路走一路卖，不隔几天便进一次献血站，他接连卖掉了血、卖掉了力气、卖掉了热气。他在林浦对当地居民说：“多喝水，身上的血就会多起来，身上的血多了，就可以卖掉它两碗。”[3]113在许三观的思维建构中，一直存在着“水=血=力气”的等式，他必须卖血，更必须活着。他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卖血，只有把“水”喝进身体里他才能一路逢卖血站就不要命似地闯，只有把“水”灌进肚子里他才能维系与呵护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因此，这个等式的终极形式实为“水=生命”。“水”是生命的象征，并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余华笔下蒙着苦难面纱的人物注入生机，他们通过饮水在延长生命的同时，也继承了“水”顽强不屈的坚韧品格，继而在苦难生活中构建出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2.
[2]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13.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4]叶舒宪，编选.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28.
[5]余华.兄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22.
作者简介：戴娜，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