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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仔细阅读陈崇正的小说之前，笔者对这位80后青年作家并不熟悉。我无法清晰地将这个名字与那两个令人疑惑的笔名“傻正”、“且东”联系在一起，更别说去确切地了解笔名背后，这个名叫“陈崇正”的潮州少年是何方神圣。这也难怪，尽管也曾头顶“新概念作文”获奖者的光环，但相对于那些大红大紫的青春写手来说，生于1983年的陈崇正只能算是籍籍无名之辈。然而多年来，他与纯文学相伴，在市场的诱惑之外艰难跋涉，浪迹民间（陈崇正目前主持民间刊物《领悟》）勤勉地写作，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并逐渐形成鲜明的写作风格。尽管如今，这种向死而生的写作姿态并不为人所知，但假以时日，谁又会永远漠视这位饱含诚意的写作者呢？
陈崇正的作品不多，只有两部小说集《宿命飘摇的裙摆》和《此外无他》，以及零星发表的一些中短篇作品。从文学题材来看，他的写作极为芜杂，各种题材交相辉映，比如《半步村叙事》、《香蕉林密室》等讲述的是乡村故事；而《视若无睹》、《我有青鸟，不翼而飞》则涉及城市题材，再比如《病刀》、《梅花黑手镯》等居然包含着武侠小说的元素。各种不同的故事和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旨在通过不同的人生境遇展现出人性的丰饶与复杂，以及作者对此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正如评论者所言的，“傻正早已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那样，从一个时代的精神现象入手，去揭示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生存意义上的困境了。”①
陈崇正不断地探索心灵的边界和小说的极限，如其所言的，“活着，唯求一点真诚，此外无他”。②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绝难看到那些以“80后”的名义所任意挥洒的青春、理想与激情，尽管其间也因叙事的芜杂和主题的涣散，而呈现出诸多不足之处，但其自觉的文学意识，以及隐含其中的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揭示，依然令人印象深刻。纵观陈崇正的小说，当然不乏笔力幼稚的习作，但多数小说显现出的艺术风貌着实令人惊叹，其揭示的问题也具有直逼人心的力量。其中，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水准，也最具文学意义的无疑当属他以“半步村”为地标的一系列小说。就像莫言笔下声名卓著的“高密东北乡”一样，陈崇正的叙事也试图通过东州、碧河、十二指街等不断重复的地理空间，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学世界，这便是“半步村”的世界，一个包含着历史记忆和现实境遇的亦真亦幻的文学空间。通过分析这个别具一格的文学世界，我们得以照见陈崇正小说的整体风貌和艺术情怀，也借此彰显80后乡村叙事的独特意义。
二
关于“半步村叙事”在自己写作中的重要意义，陈崇正曾这样谈到：
我依然把人物放在半步村，放在碧河岸边，那是我熟悉的风景，我知道人物只有到那儿，那个我虚构的乐土，他们才会迸发开口歌唱的激情。与此相关的地方还有美人城和十二指街。它们都是我创造出来的宠儿，这样的土地是有灵气的，他们开始说话，并悄悄地滋养着我的人物。③
对于陈崇正来说，半步村是“一个漂浮在记忆之中的村庄”，正如《半步村叙事》的开头所昭示的，那些“骆驼般起伏的群山绵延环绕，形成足够的真空让它可以独立于历史之外，又布满历史的斑纹。”这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乡村形象，不由让人想起既往文学中流行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等宏大命题，然而陈崇正的写作终究与此无关。他在历史化的极限之外，开辟了一条不拘一格的写作之路。在他笔下，半步村的封闭、蛮荒，它那极具野性的文明史，似乎包含着一种兼具杂糅风格的邪性美学特征，但其终极思考却是严肃而认真的。
《半步村叙事》一开头便设置了一个悬疑，“那些说话漫不经心的老人，那些在大山里悄悄发生着的故事：钱书琴是如何由一个美人儿变成一个关在石屋中不穿衣服的疯婆娘？何数学在害怕什么？钱老爷子为什么有那么多钱？”总而言之，“这大山里面，到底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沿着这撩人心扉的秘密一路溯源，小说也在剥茧抽丝之后，将村庄的现实与过往，那些影影绰绰的马贼故事，令人惊悚的历史传闻渐次呈现出来。其间也夹杂着野史、轶事和不堪回首的个人记忆，使小说显示出复杂丰饶的面貌。小说值得称道的是，以多重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复杂立体的半步村的世界，它的历史和现实，它被遮蔽的真相和显影的事实不断地撞击缠绕，进而在这遮蔽与敞开之间形成某种张力。这不是一个层层剥笋，追根溯源的小说，而是一个立体式的交相辉映，互相照见的作品。小说之中，无论是钱小门的检讨，宁夏的叙述，还是麻阿婆的讲述，抑或钱少爷的自白，都并非解构主义式的文本嬉戏，也非“罗生门”式的真相困局，而毋宁说是对历史的全方位的合围，一次别开生面的再现，由此得以廓清历史的空白与褶皱。当然小说的年代跨度也是巨大的，亦可从中看到现实那一星半点的痕迹，比如乡村基层政治生态的险恶，但这些都并非小说的重点。
陈崇正的高妙之处在于呈现了文本的“芜杂”，然而这位以想象力见长的作家最后又将这些“芜杂”弃之不顾，换言之，他将各种叙事碎片汇聚一处，却并不侧重彰显其中的耀眼光芒，而是瞩目于一种难以洞见的形而上的命题，譬如恐惧，捕捉笼罩在钱小门一家三代人身上的恐惧；再比如命运，突显小说人物作为命运的囚徒的自白……或许，在奇绝的历史想象和惊悚的情节编织之外，唯有人性深处的恐惧与不安，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敬畏，才能支撑起作为小说家的陈崇正对这个世界的深沉思考。
小说《香蕉林秘室》同样讲述的是半步村的故事，然而不同之处在于，陈崇正将社会现实融汇到了这个作品之中，从而赋予了半步村这个虚构文学空间某种“现实性”。小说所彰显的现实生活的坚硬质地，很大程度在于直指了“计划生育”这个中国独有的敏感议题。当然，这个话题在同龄的80后作家那里并不少见，比如湖南作家郑小驴便有一系列关于此议题的小说作品。或许相对于莫言在小说《蛙》中所作的历史阐释，“计划生育”在陈崇正、郑小驴等更年轻的乡村亲历者那里，有着别样的刻骨记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元素，这个多少包含一些玩世不恭、荒诞调笑，乃至闹剧风格的小说，骤然有了严肃的意味。
这注定是一篇与生殖有关的小说，开头那段阉猪匠二叔陈大同颇具声势的出场便是明证。然而叙述的延宕，却使小说的核心情节来得慢了一些。确切地说，从阉猪到捕蛇，再到经营香蕉林，直到二叔的香蕉林王国和他的密室成为收纳那些无处藏身之人的避难所，故事的基本地理单元才浮出水面。在此，陈崇正犹如一位调皮的叙事者，在枝枝蔓蔓，虚虚实实，乃至饶有意味地叙述了一些互无关联但却富有意义的细节之后，小说进展渐半之时才幡然醒悟，觉察出自己要讲述的重点所在，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样的叙事方式确实值得讨论。在此，借用评论家李德南的说法，“《香蕉林密室》这一文本，在叙事上是花了心思和气力的，有一个宏大的、复杂的、框架式的结构，又特别重视小的、绵密的、细部组织的结构，或者说肌理。如同建造一个香蕉林密室需要付出巨大的心思和精力，创造一个叙事的迷宫，也是需要殚精竭虑。”④确实，在半步村这个架空的文学世界，因为某些叙事细节的存在，小说具有了难得的质感。这或许正是小说在情节的延宕之外的“意外收获”。小说不仅要讲述一个具有意义的故事，还要在这个故事的地基上建构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裹挟着生活本身的洪流。当然，这种“细节的洪流”或许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意义非凡，长篇的容量决定它需要不断的延宕、摇摆，通过叙事细节所展开的迂回缓慢推进，但对于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来说，需要的可能正是某种单刀直入的勇气和魄力。
三
《寄魂》和《你所不知道的》也同样属于“半步村”系列小说，这两篇小说都体现出作者对当代乡村现实的深沉思考。《寄魂》从具有传奇色彩的“破爷”重返半步村开始讲起。作为一位赎罪者，破爷的归来不仅是要治愈笼罩半步村的树皮人病，更是带着救治人心的目的而来。小说的惊人之处在于借用了科幻的外壳，以现代（或后现代）科技的名义，在半步村的土地上摆出了一尊幻想之物——魂机——作为小说的核心道具。按照小说的说法，魂机的主要功能在于收集人们的记忆，并将之公布于众，这便使得一切肮脏的思想都无处可逃。作为一位80后新人，陈崇正的创作灵感可能来自于那道著名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但陈崇正的深刻之处在于，将此命题引入到信仰世界重建的高度，从而具有了超善恶的伦理意义。
如果说不再淳朴的半步村为树皮人疾病所困扰，只是因为这“是报应，是树木对砍树的男人的恶毒报复，是一命抵一命”，那么更为恐怖的则在于，如今的半步村沉浸在暴力、奸情，乃至谎言编织的世界中无法自拔。尽管幻想中的“魂机”不仅能治愈树皮人病，也是治愈人心的利器，但是如此“神器”却终究难以抵挡人性之恶，最终也被内心龌龊之人砸碎。小说最后的描绘中，魂机成了一种绝妙的隐喻，照见了当下的世道人心。当今之时，乡村的淳朴已被侵蚀，呈现出溃败的迹象，诗意的消失，疾病的蔓延，信仰世界的坍塌，实利主义无孔不入，凡此种种，无不令人心痛。好在陈崇正用他深沉的理想主义和改变谎言世界的决心，在乡村诗意的溃败之后，为窘迫的现实提供了难得的人文思考，这样的信念和情怀终究令人感动。
《你所不知道的》也从侧面呈现了当下乡村的严峻现实。故事讲述多年之后离婚的“我”重返半步村，这时候就连当年的矮胖子叔叔也已死去，而古老的乡村也为生存所迫，在苗姑姑的带领下干起了拐卖儿童的勾当。当然，小说的重点不在于一味突出现实的严峻，而在于显示叙事的高妙，比如对出人意料的结尾的设计，甚至超过了对作品意义的关心。小说最后，一路设下伏笔的故事终于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环，小丁的手指保住了，但苗姑姑却无力回天，人贩子集团中的基层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高层却逍遥法外。而在此之中，那位“搅局”的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似乎已不再重要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若隐若现》中，这个欢喜岭的故事又何尝没有半步村的影子？然而，故事所有的叙事似乎只是为了成全最后情节的戏剧性斗转。小说最后，我的妻子居然就是代号为“AK47”的乞丐帮中人，她只是破爷的一颗棋子，因此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围绕“我”所设置的一个圈套。或多或少，这都有些用力过猛的嫌疑。
在陈崇正的小说世界里，半步村如此重要，以至于当他将目光转向城市之时，也一次次重返这个古老的乡村。《幸福彼此平行》中“我”的重返，便来源于“生活的网将人死死网住”，让人看不到头的“日复一日的岁月”，陷入生活而无法自拔的主人公偶然来到了半步村，此时的他却开始回忆起自己的大学同学莫小帘，那个没有安全感却终究被城市所侵蚀的女孩。在此，无法独处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摆在我和莫小帘的面前，面对千疮百孔的生活，幸福又在何方？就像小说最后所说的，“我认识的那个莫小帘，大概会像一盏白纸糊成的孔明灯，随着海涛声漂浮在天地之间的某个角落。”
四
我们一向指责80后作家们的写作缺乏现实感，但陈崇正的小说却通过半步村这个“漂浮在记忆中的村庄”极为顽强地表达了一种现实性。当然，可能是由于生活的积淀不够，也可能是基于创作理念的原因，陈崇正无意于“发挥”或“放大”这种“现实”，而更多在一种略显复杂的叙事之外追求一种情绪性的表达。正如他一向所主张的，小说要写人的“生存感觉”，围绕某种感觉，叙事的表达有时候是精准的，比如《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中，将农民对火葬的恐惧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以一种闹剧的方式完满地解决；再比如《视若无睹》以底层小说的灰暗调子，冷静而刻骨得描摹出小人物的卑微之感；而《凤凰单车的时间简谱》则以极富传奇性的笔墨勾勒出了主人公凌国庆，在有些荒诞的故事中极严肃地探讨了有关宿命的问题；然而有时候的叙事就未必那么恰切，用陈培浩的话说就是，“把太多所谓的精神命题在同一部作品中表达”⑤，反而显得凌乱而干扰了叙事的达成。
总而言之，陈崇正的小说有时显得情节过于复杂，以至于往往在阅读的中途，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重新清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审视他们的过往和现实境遇。他不断地逃离，从既有的美学序列中滑脱出去，不落俗套，甚至不惜掺杂些许玩世不恭，欢腾喧闹的狂欢因子，但他终究在饱含诚意地追求一种有力量的表达。这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亦是对文学寄予更多追求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写作者，即便如此，却终究没人怀疑他那“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文学勇气。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写作给予更多的期待！
注释：
①②⑤傻正：《此外无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第5页、第289页。
③陈崇正：《小说应该书写“生存感觉”——〈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创作谈》，陈崇正博客。
④李德南：《途中之镜——细读〈香蕉林密室〉》，《领悟》2012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在仔细阅读陈崇正的小说之前，笔者对这位80后青年作家并不熟悉。我无法清晰地将这个名字与那两个令人疑惑的笔名“傻正”、“且东”联系在一起，更别说去确切地了解笔名背后，这个名叫“陈崇正”的潮州少年是何方神圣。这也难怪，尽管也曾头顶“新概念作文”获奖者的光环，但相对于那些大红大紫的青春写手来说，生于1983年的陈崇正只能算是籍籍无名之辈。然而多年来，他与纯文学相伴，在市场的诱惑之外艰难跋涉，浪迹民间（陈崇正目前主持民间刊物《领悟》）勤勉地写作，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并逐渐形成鲜明的写作风格。尽管如今，这种向死而生的写作姿态并不为人所知，但假以时日，谁又会永远漠视这位饱含诚意的写作者呢？
陈崇正的作品不多，只有两部小说集《宿命飘摇的裙摆》和《此外无他》，以及零星发表的一些中短篇作品。从文学题材来看，他的写作极为芜杂，各种题材交相辉映，比如《半步村叙事》、《香蕉林密室》等讲述的是乡村故事；而《视若无睹》、《我有青鸟，不翼而飞》则涉及城市题材，再比如《病刀》、《梅花黑手镯》等居然包含着武侠小说的元素。各种不同的故事和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旨在通过不同的人生境遇展现出人性的丰饶与复杂，以及作者对此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正如评论者所言的，“傻正早已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那样，从一个时代的精神现象入手，去揭示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生存意义上的困境了。”①
陈崇正不断地探索心灵的边界和小说的极限，如其所言的，“活着，唯求一点真诚，此外无他”。②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绝难看到那些以“80后”的名义所任意挥洒的青春、理想与激情，尽管其间也因叙事的芜杂和主题的涣散，而呈现出诸多不足之处，但其自觉的文学意识，以及隐含其中的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揭示，依然令人印象深刻。纵观陈崇正的小说，当然不乏笔力幼稚的习作，但多数小说显现出的艺术风貌着实令人惊叹，其揭示的问题也具有直逼人心的力量。其中，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水准，也最具文学意义的无疑当属他以“半步村”为地标的一系列小说。就像莫言笔下声名卓著的“高密东北乡”一样，陈崇正的叙事也试图通过东州、碧河、十二指街等不断重复的地理空间，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学世界，这便是“半步村”的世界，一个包含着历史记忆和现实境遇的亦真亦幻的文学空间。通过分析这个别具一格的文学世界，我们得以照见陈崇正小说的整体风貌和艺术情怀，也借此彰显80后乡村叙事的独特意义。
二
关于“半步村叙事”在自己写作中的重要意义，陈崇正曾这样谈到：
我依然把人物放在半步村，放在碧河岸边，那是我熟悉的风景，我知道人物只有到那儿，那个我虚构的乐土，他们才会迸发开口歌唱的激情。与此相关的地方还有美人城和十二指街。它们都是我创造出来的宠儿，这样的土地是有灵气的，他们开始说话，并悄悄地滋养着我的人物。③
对于陈崇正来说，半步村是“一个漂浮在记忆之中的村庄”，正如《半步村叙事》的开头所昭示的，那些“骆驼般起伏的群山绵延环绕，形成足够的真空让它可以独立于历史之外，又布满历史的斑纹。”这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乡村形象，不由让人想起既往文学中流行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等宏大命题，然而陈崇正的写作终究与此无关。他在历史化的极限之外，开辟了一条不拘一格的写作之路。在他笔下，半步村的封闭、蛮荒，它那极具野性的文明史，似乎包含着一种兼具杂糅风格的邪性美学特征，但其终极思考却是严肃而认真的。
《半步村叙事》一开头便设置了一个悬疑，“那些说话漫不经心的老人，那些在大山里悄悄发生着的故事：钱书琴是如何由一个美人儿变成一个关在石屋中不穿衣服的疯婆娘？何数学在害怕什么？钱老爷子为什么有那么多钱？”总而言之，“这大山里面，到底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沿着这撩人心扉的秘密一路溯源，小说也在剥茧抽丝之后，将村庄的现实与过往，那些影影绰绰的马贼故事，令人惊悚的历史传闻渐次呈现出来。其间也夹杂着野史、轶事和不堪回首的个人记忆，使小说显示出复杂丰饶的面貌。小说值得称道的是，以多重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复杂立体的半步村的世界，它的历史和现实，它被遮蔽的真相和显影的事实不断地撞击缠绕，进而在这遮蔽与敞开之间形成某种张力。这不是一个层层剥笋，追根溯源的小说，而是一个立体式的交相辉映，互相照见的作品。小说之中，无论是钱小门的检讨，宁夏的叙述，还是麻阿婆的讲述，抑或钱少爷的自白，都并非解构主义式的文本嬉戏，也非“罗生门”式的真相困局，而毋宁说是对历史的全方位的合围，一次别开生面的再现，由此得以廓清历史的空白与褶皱。当然小说的年代跨度也是巨大的，亦可从中看到现实那一星半点的痕迹，比如乡村基层政治生态的险恶，但这些都并非小说的重点。
陈崇正的高妙之处在于呈现了文本的“芜杂”，然而这位以想象力见长的作家最后又将这些“芜杂”弃之不顾，换言之，他将各种叙事碎片汇聚一处，却并不侧重彰显其中的耀眼光芒，而是瞩目于一种难以洞见的形而上的命题，譬如恐惧，捕捉笼罩在钱小门一家三代人身上的恐惧；再比如命运，突显小说人物作为命运的囚徒的自白……或许，在奇绝的历史想象和惊悚的情节编织之外，唯有人性深处的恐惧与不安，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敬畏，才能支撑起作为小说家的陈崇正对这个世界的深沉思考。
小说《香蕉林秘室》同样讲述的是半步村的故事，然而不同之处在于，陈崇正将社会现实融汇到了这个作品之中，从而赋予了半步村这个虚构文学空间某种“现实性”。小说所彰显的现实生活的坚硬质地，很大程度在于直指了“计划生育”这个中国独有的敏感议题。当然，这个话题在同龄的80后作家那里并不少见，比如湖南作家郑小驴便有一系列关于此议题的小说作品。或许相对于莫言在小说《蛙》中所作的历史阐释，“计划生育”在陈崇正、郑小驴等更年轻的乡村亲历者那里，有着别样的刻骨记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元素，这个多少包含一些玩世不恭、荒诞调笑，乃至闹剧风格的小说，骤然有了严肃的意味。
这注定是一篇与生殖有关的小说，开头那段阉猪匠二叔陈大同颇具声势的出场便是明证。然而叙述的延宕，却使小说的核心情节来得慢了一些。确切地说，从阉猪到捕蛇，再到经营香蕉林，直到二叔的香蕉林王国和他的密室成为收纳那些无处藏身之人的避难所，故事的基本地理单元才浮出水面。在此，陈崇正犹如一位调皮的叙事者，在枝枝蔓蔓，虚虚实实，乃至饶有意味地叙述了一些互无关联但却富有意义的细节之后，小说进展渐半之时才幡然醒悟，觉察出自己要讲述的重点所在，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样的叙事方式确实值得讨论。在此，借用评论家李德南的说法，“《香蕉林密室》这一文本，在叙事上是花了心思和气力的，有一个宏大的、复杂的、框架式的结构，又特别重视小的、绵密的、细部组织的结构，或者说肌理。如同建造一个香蕉林密室需要付出巨大的心思和精力，创造一个叙事的迷宫，也是需要殚精竭虑。”④确实，在半步村这个架空的文学世界，因为某些叙事细节的存在，小说具有了难得的质感。这或许正是小说在情节的延宕之外的“意外收获”。小说不仅要讲述一个具有意义的故事，还要在这个故事的地基上建构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裹挟着生活本身的洪流。当然，这种“细节的洪流”或许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意义非凡，长篇的容量决定它需要不断的延宕、摇摆，通过叙事细节所展开的迂回缓慢推进，但对于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来说，需要的可能正是某种单刀直入的勇气和魄力。
三
《寄魂》和《你所不知道的》也同样属于“半步村”系列小说，这两篇小说都体现出作者对当代乡村现实的深沉思考。《寄魂》从具有传奇色彩的“破爷”重返半步村开始讲起。作为一位赎罪者，破爷的归来不仅是要治愈笼罩半步村的树皮人病，更是带着救治人心的目的而来。小说的惊人之处在于借用了科幻的外壳，以现代（或后现代）科技的名义，在半步村的土地上摆出了一尊幻想之物——魂机——作为小说的核心道具。按照小说的说法，魂机的主要功能在于收集人们的记忆，并将之公布于众，这便使得一切肮脏的思想都无处可逃。作为一位80后新人，陈崇正的创作灵感可能来自于那道著名的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但陈崇正的深刻之处在于，将此命题引入到信仰世界重建的高度，从而具有了超善恶的伦理意义。
如果说不再淳朴的半步村为树皮人疾病所困扰，只是因为这“是报应，是树木对砍树的男人的恶毒报复，是一命抵一命”，那么更为恐怖的则在于，如今的半步村沉浸在暴力、奸情，乃至谎言编织的世界中无法自拔。尽管幻想中的“魂机”不仅能治愈树皮人病，也是治愈人心的利器，但是如此“神器”却终究难以抵挡人性之恶，最终也被内心龌龊之人砸碎。小说最后的描绘中，魂机成了一种绝妙的隐喻，照见了当下的世道人心。当今之时，乡村的淳朴已被侵蚀，呈现出溃败的迹象，诗意的消失，疾病的蔓延，信仰世界的坍塌，实利主义无孔不入，凡此种种，无不令人心痛。好在陈崇正用他深沉的理想主义和改变谎言世界的决心，在乡村诗意的溃败之后，为窘迫的现实提供了难得的人文思考，这样的信念和情怀终究令人感动。
《你所不知道的》也从侧面呈现了当下乡村的严峻现实。故事讲述多年之后离婚的“我”重返半步村，这时候就连当年的矮胖子叔叔也已死去，而古老的乡村也为生存所迫，在苗姑姑的带领下干起了拐卖儿童的勾当。当然，小说的重点不在于一味突出现实的严峻，而在于显示叙事的高妙，比如对出人意料的结尾的设计，甚至超过了对作品意义的关心。小说最后，一路设下伏笔的故事终于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环，小丁的手指保住了，但苗姑姑却无力回天，人贩子集团中的基层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高层却逍遥法外。而在此之中，那位“搅局”的神秘女子的真实身份似乎已不再重要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若隐若现》中，这个欢喜岭的故事又何尝没有半步村的影子？然而，故事所有的叙事似乎只是为了成全最后情节的戏剧性斗转。小说最后，我的妻子居然就是代号为“AK47”的乞丐帮中人，她只是破爷的一颗棋子，因此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围绕“我”所设置的一个圈套。或多或少，这都有些用力过猛的嫌疑。
在陈崇正的小说世界里，半步村如此重要，以至于当他将目光转向城市之时，也一次次重返这个古老的乡村。《幸福彼此平行》中“我”的重返，便来源于“生活的网将人死死网住”，让人看不到头的“日复一日的岁月”，陷入生活而无法自拔的主人公偶然来到了半步村，此时的他却开始回忆起自己的大学同学莫小帘，那个没有安全感却终究被城市所侵蚀的女孩。在此，无法独处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摆在我和莫小帘的面前，面对千疮百孔的生活，幸福又在何方？就像小说最后所说的，“我认识的那个莫小帘，大概会像一盏白纸糊成的孔明灯，随着海涛声漂浮在天地之间的某个角落。”
四
我们一向指责80后作家们的写作缺乏现实感，但陈崇正的小说却通过半步村这个“漂浮在记忆中的村庄”极为顽强地表达了一种现实性。当然，可能是由于生活的积淀不够，也可能是基于创作理念的原因，陈崇正无意于“发挥”或“放大”这种“现实”，而更多在一种略显复杂的叙事之外追求一种情绪性的表达。正如他一向所主张的，小说要写人的“生存感觉”，围绕某种感觉，叙事的表达有时候是精准的，比如《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中，将农民对火葬的恐惧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以一种闹剧的方式完满地解决；再比如《视若无睹》以底层小说的灰暗调子，冷静而刻骨得描摹出小人物的卑微之感；而《凤凰单车的时间简谱》则以极富传奇性的笔墨勾勒出了主人公凌国庆，在有些荒诞的故事中极严肃地探讨了有关宿命的问题；然而有时候的叙事就未必那么恰切，用陈培浩的话说就是，“把太多所谓的精神命题在同一部作品中表达”⑤，反而显得凌乱而干扰了叙事的达成。
总而言之，陈崇正的小说有时显得情节过于复杂，以至于往往在阅读的中途，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重新清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审视他们的过往和现实境遇。他不断地逃离，从既有的美学序列中滑脱出去，不落俗套，甚至不惜掺杂些许玩世不恭，欢腾喧闹的狂欢因子，但他终究在饱含诚意地追求一种有力量的表达。这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亦是对文学寄予更多追求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写作者，即便如此，却终究没人怀疑他那“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文学勇气。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写作给予更多的期待！
注释：
①②⑤傻正：《此外无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第5页、第289页。
③陈崇正：《小说应该书写“生存感觉”——〈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创作谈》，陈崇正博客。
④李德南：《途中之镜——细读〈香蕉林密室〉》，《领悟》2012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