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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某些理论家所指出的，记忆从来都不是自然的生理过程，它往往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同时也可以是自觉的文化实践。另外，记忆本身就是遗忘，就是一种记忆反对另一种记忆，这是记忆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知青生活的记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遗忘与反遗忘的斗争，知青文学正是以反遗忘的名义，以个人化的诉苦、悲悼与忏悔，达成了它最初的解放功能。但与此同时，它也建构了一种关于知青的历史形象和集体话语，强迫性的选择性记忆使整个记忆运动变成了以个人名义进行的集体情感抒发仪式和观念实践。于是，知青记忆慢慢地蜕化为一种主流常识，一种公共化的意识形态，一种抽象的政治结论。
新的记忆之门必须被重新打开，它不仅意味着重新深入到知青生活的最初情境中，去复活那些被意识形态抽象化的具体的鲜活记忆，同时意味着重新建造进入记忆的另外的门户和门后的路径。这必须是对记忆的重构或者说重新组织，它既需要发现新的记忆内容，还需要打碎旧的记忆逻辑和记忆模式，挣脱既定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征用，让旧的记忆内容闪现新的光泽，显露新的意义。因而，记忆并不是恢复过去，也不是简单地、无约束地重构过去，而是一个批判性的生产过程，为了使记忆摆脱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的纠缠，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的碎片化是有效的策略。而这也正是《日夜书》的一个表面特征。
韩少功的《日夜书》就是要开启这样一个重新记忆的旅程。这是一个双向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它要疏离于甚至对抗逐渐庸俗化了的、权力化了的知青记忆——它由既往的知青文学（包括回忆录、访谈、口述史、记录片等）建构起来。重新唤醒被这个超级记忆所遮蔽的个体记忆，拂掉年深日久的灰尘，恢复其生动性和切身性，同时，逃离记忆的黑洞，重新选择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差异性内容。另一方面，这种新的记忆带领我们重新返回当下的现实。因为所谓现实其实已经是被原来的集体记忆所塑造的现实，携带着另类的记忆，以之为批判性的新支点，韩少功得以用新的视野观照当下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日夜书》作为知青写作是一次反知青写作，包括反抗自己曾经的知青记忆和知青写作。
《日夜书》从各种意识形态的叙述下面解放出来，呈现了以前的知青文学所不曾呈现的知青生活场景、事件，以及“奇特”的各色知青人物。摆脱既往固定化的意识形态的压制，知青生活的复杂面相显露出来，它的多样性和含混性，无法被某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收纳、化约和解释，知青生活重新被“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具体化的情境与细节。生活本身的暧昧性和质感显现出来，饥饿感，痛感，“看秋”的孤独感，已与旧有的知青叙述中的社会性迫害模式脱钩。既往在社会意义框架中理解的知青人物，显示出各不相同的，不似以往知青形象的个体性特征，或许，旧有的知青叙述过分强调了知青经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作用——显然，这是“伤痕”、“反思”小说控诉政治、社会迫害的内在需要。《日夜书》中，知青的群体社会性特征淡化了，所谓知青生活只不过人们生活的具体情境罢了（其中不只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知青，还包括当地的农民及干部），尽管知青生活对青年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它毕竟只是影响人格的部分因素，甚至都不好说是很重要的因素。
既往被表述为一个整体的知青生活，具有某种内在本质的知青经验，即负载了特定社会政治意涵的知青想象瓦解了。小说以对知青生活的复调性叙述代替了单声的叙述，在重新回忆中，它内部的复杂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多重的张力出现了。如果我们进行一点知青文学的互文式的联想的话，不难发现，整部小说的回忆叙述暗含着一种对旧有知青记忆机制的反讽意味。某种意义上，呈现丰富性和差异性本身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对知青叙述的批判性审视。
既往的知青文学一般总是具有悲剧性或荒诞性的调子，常见压抑性的灰暗，间或夸张的崇高。《日夜书》不再为一种主导性的情绪和叙述风格所宰制，力求呈现知青生活的多色调和丰富性。
但是，知青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矛盾性却被知青群体自己所遗忘，并日渐被偏执地窄化。其实，知青经验只是表象，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无论是红卫兵、知青，还是革命的挑战者，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子。知青群体，为红色革命所催生，而后又逐渐将革命的激情导向革命自身。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在从压抑性的旧的革命体制脱身而出时，他们恰恰以否定性的方式真正延续了革命的精神，并在此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生命潜能，这才是所谓知青群体作为一代人更为本质的方面。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不起眼的贺亦民、姚大甲、安燕们为何具有那么大的经折腾的生命能量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同样，我们才能明白知青中的精英们在乡下何以进行自我启蒙，正如《日夜书》中所讲述的，他们读书，思考，身居乡土却关心世界，并以少年人的意气互相标榜，斗气，乐此不疲，在此过程中，他们以求秀异的姿态挑战着平庸的现实生活，在思想的领域里寻找着理想生活，马涛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事件只不过是这种不安分的极端表现罢了。然而，他们在真诚地追求个体自由，否定旧有的革命秩序时，恰恰忽略了他们是在继续革命。在随后的开放年代，知青一代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能量很快耗尽，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中，在对所谓现代目标的坚持中，他们的精英分子落入了历史的狡计与预备的陷阱。
某种意义上，马涛、贺亦民、安燕等人以不乏悲喜剧的方式，保持了所谓知青的本色，马涛更是一如既往地停留在天真状态中，他的悲剧在于，他那些政治姿态在既经改变的历史中已经变味了，他仍然以一种自命不凡的骄傲支撑着，不过，尽管偏执，尽管显得可笑，他自己倒是一以贯之。
马涛们的这种自我意识或自我幻觉往往使他们习惯于自我英雄化，滋生出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的索债心态。这导致了他们的自私性和狭隘性，这种封闭性鲜明地体现在他们自我封闭，拒绝倾听上，永远像才女蔡海伦一样自说自话，不断重复，从来不关心别人在想什么，即使是母亲。
对马涛们来说，知青生活的苦难——它来自体制性的迫害，保证了他们本身的正当性和崇高性，仿佛是一张累计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欠条，给了他们向历史、社会索取债务的权力，更何况还有坐牢这样的神圣履历。即使是普通的知青，也分享了这种身份意识，在重返插队农村的旅游中，不是大家都认为有权利吃饭不付账么？ 这种“自我中心”的心态使知青一代人显现出某种青春性格固化的精神病特征。马涛表现出了让人难以容忍的自私褊狭，从不体谅他人。如果要说社会、历史伤害了他们，就是让他们形成了这种性格和自我意识，而它直接来源于对知青生活的选择性记忆。未经充分反思的知青经验被马涛们滥用和挥霍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此种心智结构一旦固化再难改变，马涛在国外的尴尬处境非但没能让他有所改变，反而使他更加偏执。这种青春期人格的固执造成了知青精英们无法处理与下一代的关系，因为他们自身还仍然停留在上一代的心智水平上，马涛的女儿笑月、安燕的女儿丹丹，基本上都属于问题少女，这不能仅仅归罪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失败，更应归因于父母的不成熟状态。“我”（陶小布）在小说结尾遭受的笑月的质问不仅仅是针对陶小布个人，更代表了来自下一代的对知青一代的历史审判，这也可以视作知青葬送的现实与未来一代的审判。
于是，我们发现，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一个奇妙的辩证法出现了，正是在对政治专制等外在压抑的刻意、夸张的反抗中，知青们使他们努力反抗的权力成为建构自我的内在构成部分，在施虐与受虐的关系中，对抗的激情转化为快感，一种对历史撒娇的姿态由此产生。马涛等启蒙一代，一直生活在表演中，一直和权力默契地玩着虐待与受虐的游戏，它甚至在肉体感觉比如性快感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安燕在性行为上的变态道出了他们与所谓政治暴力的真实关系。他们需要它，没有就要虚构出来。马涛从政治英雄到思想英雄的狂想，正代表了典型的启蒙心态。他所获的癌症更像是一种历史的绝症。叙述人对马涛是充满同情的，其中有对一代人的同情，这是他们的原罪。
《日夜书》由此具有了对知青一代的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尽管未必是小说的重点所在，却给我以深刻印象。韩少功作为曾经参与过知青文学史的知青作家，对知青，也对知青文学史进行了质疑。知青文学具有一种普遍的索债和撒娇的心态，习惯于对自己的历史形象进行自我美化，喜欢推诿历史责任，即使1990年代以来个别知青题材的小说进行了一些假模假式的抽象忏悔，对于权力化的知青进行了超然的外部揭露，也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而韩少功以巨大的体谅看待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也对它进行了严苛的批判，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一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青这一代人不应辜负了历史，枉历了一番丰富的苦难的馈赠与教诲。这是真正的自我批判，它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知青进行道德主义的审判，而是充满了犹疑，他更多地是以丰富复杂的现场化的，历史化的“生活本身”来呈现知青一代人的精神症状的来源，同时，他以关于知青的另类叙述粉碎了陈旧的压抑性的知青叙述，打开了重新理解现实的可能性空间。
人们总是太习惯把自己的堕落，随波逐流看作外在压力所致或受迫害的结果，很多知青总喜欢这么给自己辩解。相比之下，外号“秀鸭婆”的梁队长，或许因为不是知青吧，具有完全不同的心态，以巨大的道德力量，承担起在世的责任。这是真正的伟大。不知道韩少功这一笔是不是信手的闲墨？
《日夜书》采取了复调的叙述，打破了以往知青叙述单声的意识形态化叙事。为了写出知青生活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韩少功必须找到一种具有充分张力和包容性的叙述方式。在小说中，叙事人穿越于回忆与现实之间，叙述与沉思相互交叉，使叙事人不断跳离，而不是沉浸在记忆中，也使他避免过久地以某一个或几个人物组织整体性故事。叙事人不断地讲述互相没有直接联系，形态各异的故事，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又由一个统一的叙事人串联起来。“我”并不总是一个故事角色，有时更像一个故事的见证者或转述人，尽管在某些段落中“我”是一个主要的人物，执行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但从整部小说看起来，与其说“我”是一个主要故事角色，不如说更像一个见证者更恰当。通过这种方式，“我”保持着一个反思主体的冷静，不时脱身而出，进行颇为理性化的思辨与讨论。这种叙事策略既保持了叙述的整体性，又避免了总体化的压抑性结构，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叙述空间内部的差异性和张力，也制造了反思性的间离效果。
韩少功的知青写作也经历过“伤痕”与“反思”等阶段，尽管他总是疏离于文学潮流，别有怀抱，却也与主流知青文学分享了一些共同的观念。但此后，他与意识形态化的知青叙述拉开了越来越远的距离。对于他们这一代来说，知青经验是一所炼狱，只有真正的穿越它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只能靠知青一代自己。知青经验，如经过认真清理和反省，代表了经过真正的现实人生的历练和消毒的理想主义，它既不同于那种抛弃理想，犬儒化的虚无主义，也不同于缺乏底层生活历练的简单化的理想主义。
只能真正消化了知青经验，才能获得眺望未来的新视野。知青记忆由是才能得到超度与升华。1990年代以来，韩少功一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正面涉足过知青题材，这或许也是他多年来想写而又不愿写，不敢写的领域。阅读这部小说，我似乎隐约感受到他在写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停歇的狂暴的内心风雨，飘摇不定的情感激荡，其中有一代人的沉重命运和一代人隐秘的内心路程。
《日夜书》，是让人记住那些既经流逝又永远活在当下的日日夜夜吗？日夜书，不只是知青，每一代人都要进行这样的功课吧。或早或晚。
新的记忆之门必须被重新打开，它不仅意味着重新深入到知青生活的最初情境中，去复活那些被意识形态抽象化的具体的鲜活记忆，同时意味着重新建造进入记忆的另外的门户和门后的路径。这必须是对记忆的重构或者说重新组织，它既需要发现新的记忆内容，还需要打碎旧的记忆逻辑和记忆模式，挣脱既定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征用，让旧的记忆内容闪现新的光泽，显露新的意义。因而，记忆并不是恢复过去，也不是简单地、无约束地重构过去，而是一个批判性的生产过程，为了使记忆摆脱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的纠缠，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的碎片化是有效的策略。而这也正是《日夜书》的一个表面特征。
韩少功的《日夜书》就是要开启这样一个重新记忆的旅程。这是一个双向的辩证过程，一方面，它要疏离于甚至对抗逐渐庸俗化了的、权力化了的知青记忆——它由既往的知青文学（包括回忆录、访谈、口述史、记录片等）建构起来。重新唤醒被这个超级记忆所遮蔽的个体记忆，拂掉年深日久的灰尘，恢复其生动性和切身性，同时，逃离记忆的黑洞，重新选择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差异性内容。另一方面，这种新的记忆带领我们重新返回当下的现实。因为所谓现实其实已经是被原来的集体记忆所塑造的现实，携带着另类的记忆，以之为批判性的新支点，韩少功得以用新的视野观照当下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日夜书》作为知青写作是一次反知青写作，包括反抗自己曾经的知青记忆和知青写作。
《日夜书》从各种意识形态的叙述下面解放出来，呈现了以前的知青文学所不曾呈现的知青生活场景、事件，以及“奇特”的各色知青人物。摆脱既往固定化的意识形态的压制，知青生活的复杂面相显露出来，它的多样性和含混性，无法被某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收纳、化约和解释，知青生活重新被“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具体化的情境与细节。生活本身的暧昧性和质感显现出来，饥饿感，痛感，“看秋”的孤独感，已与旧有的知青叙述中的社会性迫害模式脱钩。既往在社会意义框架中理解的知青人物，显示出各不相同的，不似以往知青形象的个体性特征，或许，旧有的知青叙述过分强调了知青经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作用——显然，这是“伤痕”、“反思”小说控诉政治、社会迫害的内在需要。《日夜书》中，知青的群体社会性特征淡化了，所谓知青生活只不过人们生活的具体情境罢了（其中不只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知青，还包括当地的农民及干部），尽管知青生活对青年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它毕竟只是影响人格的部分因素，甚至都不好说是很重要的因素。
既往被表述为一个整体的知青生活，具有某种内在本质的知青经验，即负载了特定社会政治意涵的知青想象瓦解了。小说以对知青生活的复调性叙述代替了单声的叙述，在重新回忆中，它内部的复杂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多重的张力出现了。如果我们进行一点知青文学的互文式的联想的话，不难发现，整部小说的回忆叙述暗含着一种对旧有知青记忆机制的反讽意味。某种意义上，呈现丰富性和差异性本身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对知青叙述的批判性审视。
既往的知青文学一般总是具有悲剧性或荒诞性的调子，常见压抑性的灰暗，间或夸张的崇高。《日夜书》不再为一种主导性的情绪和叙述风格所宰制，力求呈现知青生活的多色调和丰富性。
但是，知青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矛盾性却被知青群体自己所遗忘，并日渐被偏执地窄化。其实，知青经验只是表象，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无论是红卫兵、知青，还是革命的挑战者，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之子。知青群体，为红色革命所催生，而后又逐渐将革命的激情导向革命自身。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在从压抑性的旧的革命体制脱身而出时，他们恰恰以否定性的方式真正延续了革命的精神，并在此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生命潜能，这才是所谓知青群体作为一代人更为本质的方面。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不起眼的贺亦民、姚大甲、安燕们为何具有那么大的经折腾的生命能量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同样，我们才能明白知青中的精英们在乡下何以进行自我启蒙，正如《日夜书》中所讲述的，他们读书，思考，身居乡土却关心世界，并以少年人的意气互相标榜，斗气，乐此不疲，在此过程中，他们以求秀异的姿态挑战着平庸的现实生活，在思想的领域里寻找着理想生活，马涛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事件只不过是这种不安分的极端表现罢了。然而，他们在真诚地追求个体自由，否定旧有的革命秩序时，恰恰忽略了他们是在继续革命。在随后的开放年代，知青一代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能量很快耗尽，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中，在对所谓现代目标的坚持中，他们的精英分子落入了历史的狡计与预备的陷阱。
某种意义上，马涛、贺亦民、安燕等人以不乏悲喜剧的方式，保持了所谓知青的本色，马涛更是一如既往地停留在天真状态中，他的悲剧在于，他那些政治姿态在既经改变的历史中已经变味了，他仍然以一种自命不凡的骄傲支撑着，不过，尽管偏执，尽管显得可笑，他自己倒是一以贯之。
马涛们的这种自我意识或自我幻觉往往使他们习惯于自我英雄化，滋生出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的索债心态。这导致了他们的自私性和狭隘性，这种封闭性鲜明地体现在他们自我封闭，拒绝倾听上，永远像才女蔡海伦一样自说自话，不断重复，从来不关心别人在想什么，即使是母亲。
对马涛们来说，知青生活的苦难——它来自体制性的迫害，保证了他们本身的正当性和崇高性，仿佛是一张累计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欠条，给了他们向历史、社会索取债务的权力，更何况还有坐牢这样的神圣履历。即使是普通的知青，也分享了这种身份意识，在重返插队农村的旅游中，不是大家都认为有权利吃饭不付账么？ 这种“自我中心”的心态使知青一代人显现出某种青春性格固化的精神病特征。马涛表现出了让人难以容忍的自私褊狭，从不体谅他人。如果要说社会、历史伤害了他们，就是让他们形成了这种性格和自我意识，而它直接来源于对知青生活的选择性记忆。未经充分反思的知青经验被马涛们滥用和挥霍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此种心智结构一旦固化再难改变，马涛在国外的尴尬处境非但没能让他有所改变，反而使他更加偏执。这种青春期人格的固执造成了知青精英们无法处理与下一代的关系，因为他们自身还仍然停留在上一代的心智水平上，马涛的女儿笑月、安燕的女儿丹丹，基本上都属于问题少女，这不能仅仅归罪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失败，更应归因于父母的不成熟状态。“我”（陶小布）在小说结尾遭受的笑月的质问不仅仅是针对陶小布个人，更代表了来自下一代的对知青一代的历史审判，这也可以视作知青葬送的现实与未来一代的审判。
于是，我们发现，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一个奇妙的辩证法出现了，正是在对政治专制等外在压抑的刻意、夸张的反抗中，知青们使他们努力反抗的权力成为建构自我的内在构成部分，在施虐与受虐的关系中，对抗的激情转化为快感，一种对历史撒娇的姿态由此产生。马涛等启蒙一代，一直生活在表演中，一直和权力默契地玩着虐待与受虐的游戏，它甚至在肉体感觉比如性快感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安燕在性行为上的变态道出了他们与所谓政治暴力的真实关系。他们需要它，没有就要虚构出来。马涛从政治英雄到思想英雄的狂想，正代表了典型的启蒙心态。他所获的癌症更像是一种历史的绝症。叙述人对马涛是充满同情的，其中有对一代人的同情，这是他们的原罪。
《日夜书》由此具有了对知青一代的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尽管未必是小说的重点所在，却给我以深刻印象。韩少功作为曾经参与过知青文学史的知青作家，对知青，也对知青文学史进行了质疑。知青文学具有一种普遍的索债和撒娇的心态，习惯于对自己的历史形象进行自我美化，喜欢推诿历史责任，即使1990年代以来个别知青题材的小说进行了一些假模假式的抽象忏悔，对于权力化的知青进行了超然的外部揭露，也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而韩少功以巨大的体谅看待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也对它进行了严苛的批判，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一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青这一代人不应辜负了历史，枉历了一番丰富的苦难的馈赠与教诲。这是真正的自我批判，它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知青进行道德主义的审判，而是充满了犹疑，他更多地是以丰富复杂的现场化的，历史化的“生活本身”来呈现知青一代人的精神症状的来源，同时，他以关于知青的另类叙述粉碎了陈旧的压抑性的知青叙述，打开了重新理解现实的可能性空间。
人们总是太习惯把自己的堕落，随波逐流看作外在压力所致或受迫害的结果，很多知青总喜欢这么给自己辩解。相比之下，外号“秀鸭婆”的梁队长，或许因为不是知青吧，具有完全不同的心态，以巨大的道德力量，承担起在世的责任。这是真正的伟大。不知道韩少功这一笔是不是信手的闲墨？
《日夜书》采取了复调的叙述，打破了以往知青叙述单声的意识形态化叙事。为了写出知青生活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韩少功必须找到一种具有充分张力和包容性的叙述方式。在小说中，叙事人穿越于回忆与现实之间，叙述与沉思相互交叉，使叙事人不断跳离，而不是沉浸在记忆中，也使他避免过久地以某一个或几个人物组织整体性故事。叙事人不断地讲述互相没有直接联系，形态各异的故事，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又由一个统一的叙事人串联起来。“我”并不总是一个故事角色，有时更像一个故事的见证者或转述人，尽管在某些段落中“我”是一个主要的人物，执行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但从整部小说看起来，与其说“我”是一个主要故事角色，不如说更像一个见证者更恰当。通过这种方式，“我”保持着一个反思主体的冷静，不时脱身而出，进行颇为理性化的思辨与讨论。这种叙事策略既保持了叙述的整体性，又避免了总体化的压抑性结构，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叙述空间内部的差异性和张力，也制造了反思性的间离效果。
韩少功的知青写作也经历过“伤痕”与“反思”等阶段，尽管他总是疏离于文学潮流，别有怀抱，却也与主流知青文学分享了一些共同的观念。但此后，他与意识形态化的知青叙述拉开了越来越远的距离。对于他们这一代来说，知青经验是一所炼狱，只有真正的穿越它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而这种解放只能靠知青一代自己。知青经验，如经过认真清理和反省，代表了经过真正的现实人生的历练和消毒的理想主义，它既不同于那种抛弃理想，犬儒化的虚无主义，也不同于缺乏底层生活历练的简单化的理想主义。
只能真正消化了知青经验，才能获得眺望未来的新视野。知青记忆由是才能得到超度与升华。1990年代以来，韩少功一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正面涉足过知青题材，这或许也是他多年来想写而又不愿写，不敢写的领域。阅读这部小说，我似乎隐约感受到他在写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停歇的狂暴的内心风雨，飘摇不定的情感激荡，其中有一代人的沉重命运和一代人隐秘的内心路程。
《日夜书》，是让人记住那些既经流逝又永远活在当下的日日夜夜吗？日夜书，不只是知青，每一代人都要进行这样的功课吧。或早或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