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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阐释人生价值时的一句名诗,每当我诵读这句诗时,就会想起一个人,她生就的傲骨美人儿坯,她所创造的生命价值比夏花还要绚烂;她死得很悲壮,但比秋天的落叶还要静美!
她就是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
本刊连载《赵一曼传》一书,此书,真实全面地记述了赵一曼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及后续评说。
第七章 夜幕·江城·哈尔滨
1.深入敌占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东北党组织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春,赵一曼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黄维新一起,结伴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来到敌占区,踏上已经沦陷的东北大地。一路上他们扮成一对夫妇。
赵一曼和黄维新首先在大连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情况,然后又来到沈阳。赵一曼暂时留在沈阳中共奉天特委专门负责女工工作。黄维新去了哈尔滨。
1932年秋,党组织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会工作,推进工人反日运动的开展,又派赵一曼到哈尔滨总工会工作 ,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筹备处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职。赵一曼来到哈尔滨与老曹(即黄维新)在南岗区马家沟一带租了一套白俄的房子,以一个幸福家庭的形式组织起哈尔滨总工会机关。赵一曼每天白天的工作是上街买菜、做饭、洗衣服。在邻里和外界的眼中,赵一曼是一个漂亮、贤惠、能干、很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一到夜里,她锁上房门、遮住窗户,开始抄写刻印党和工会的文件及宣传品,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又要把文件和传单放在菜篮子底下,走上街头到秘密联络点分发出去。
赵一曼与老曹就这样以夫妻的名义,在敌占区、北满中心城市——哈尔滨,领导着秘密的抗日斗争。
2.领导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哈尔滨是一座非常有国际特色的城市,在20世纪初,就一度成为远东著名的国际商贸城,素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哈尔滨电车公司早在1927年10月10日正式通车。日本占领哈尔滨后,成立了交通株式会社,日本人充当了电车厂的“太上皇”。
1933年4月2日,晚8点多钟,2号电车从道外开往哈尔滨火车站。伪宪兵王文昌身着便衣在正阳街站上车,车掌张鸿渔让他买票,他不买,还说“我在哈尔滨坐电车,从来没买过票”。此时电车已开到桃花巷站,宪兵王文昌不但不买票还用拳头打车掌张鸿渔。车开到西门脸(现景阳街口处)刚停下,王文昌扯着张鸿渔不放,把他拽下车拳打脚踢,然后拉到宪兵队内,把张鸿渔捆起来毒打,打得遍体鳞伤。电业局总办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不同情受伤者,反而大骂张鸿渔给电业局闯了大祸,并声称要开除张鸿渔。电车工人对此极为愤慨,当晚没到收车时间,工人们便提前收车回库,向总工会报告了情况。
总工会老曹和赵一曼得知这一信息后,连忙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支部利用这一事件领导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压迫。当天晚上就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现南岗区国庆街11号电业局住宅),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到会的有党团员、工会会员、积极分子100多人参加,会场上群情激愤。赵一曼和老曹都讲了话。通过动员,工人们一致同意罢工。当晚就以党团员、工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在工人中组织了纠察队、组织部、宣传部。赵一曼和工人们一起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一夜之间,便把漫画和标语分别贴在正阳街、桃花巷、教堂街、火车站、新城大街、电车总厂和电车沿线的各马路上。
4月3日早晨,电车全部停在库里,整个市面上一台电车也没出,各站台挤满了等车的乘客。他们看到标语、传单和漫画,知道了宪兵队打车掌的罪行。于是,街头巷议,很快轰动了全市,到处都可以听到对宪兵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咒骂声,而对电车工人则表示同情和支持。“三十六棚”的铁路工人还纷纷捐款声援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电车工人的反日大罢工,使哈尔滨市的市内交通陷入瘫痪。城市秩序混乱异常。敌人采取多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镇压工人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敌人不得不向工人道歉,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斗争的历史上有其重要历史意义和地位。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接连发表文章,报道斗争经过,总结论述斗争经验教训,以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
3.良师益友
1932年秋,赵一曼来到哈尔滨不久,经负责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的金伯阳同志介绍,为当时担任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的文学青年方未艾辅导革命理论课。
一天,同方未艾单线联系的金伯阳同志给他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要他很好地利用副刊,将其作为宣传革命、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为了提高理论水平,金伯阳给他介绍一位同志,让他好好向这位同志学习。金伯阳说这位同志参加革命很早,还在苏联学习过,革命经验丰富,革命理论水平很高,当时也没说是男是女。
方未艾回忆说:
一天下午,伯阳来到报社找我,说要与这位同志在公园接头。
报社和公园都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只隔一道横街。我们沿着人行横道向北没几分钟走到了,只见假山坡下喷水池旁,松树阴里,在一条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着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一双绛色的高跟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在我们走近她时,她合上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在她英俊的脸庞上浮起亲切的微笑,一双凤眼里闪出星似的光芒。她慢慢站起来,在我们走到她身边时,她先让金伯阳坐,然后又让我坐。我们都坐下后,金伯阳做了介绍。说她叫李洁,说我就是他向她讲过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金伯阳对我说他称李洁为大姐,也让我称李洁为李大姐。
赵一曼给方未艾的第一印象像书香门第的大小姐,气质非凡,有一种高雅飘逸的风度。并不算太漂亮,尤其是和哈尔滨姑娘比起来有些单薄。
从那次接头以后,赵一曼一有时间就到《国际协报》的单身宿舍里给方未艾讲课。她讲社会发展史、讲哲学史、讲政治经济学、讲各国革命史。
赵一曼讲课态度极其认真,语言特别简洁,每讲完一段就提问,她不准许方未艾用笔记,只让他用心记。
当方未艾学习精神不集中时,赵一曼就提醒他注意,还提出问题让他回答,检查是否记住所讲的内容要点。有时还让方未艾说出体会,检验他是否能够把所学的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写作方面。赵一曼讲,学习理论是为了指导行动和写作,要理论联系实际,不然,学习理论就等于白学。对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犯教条主义,否则会给党的工作造成重大损失。
据方未艾回忆,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赵一曼曾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滨江述怀》,时过多年,年事已高的方未艾还记得诗是这样写的:
誓志为人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方未艾的眼里,赵一曼不单性格豪爽,刚毅坚强,还独有诗人的气质和文学家的才华。如果她从事文学写作,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女作家。
他们除了谈理论之外,还谈文学。赵一曼说她在中国的作家中,最喜欢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中,最爱读高尔基的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也很喜欢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反抗。她说有一次在中央大街和伯阳一起走,遇见一对青年男女。伯阳认识他们,与他们打招呼,然后伯阳告诉她,那男青年是三郎,女青年是悄吟。这是赵一曼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又在大街上见过,两个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一双男式的皮鞋,可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进,一边谈笑,风姿潇洒,旁若无人,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赵一曼还询问他们是否参加了组织。赵一曼提醒方未艾,他们既是你的朋友,就应该给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强,战果也大。
方未艾的一生经历坎坷,但他始终心态平和,毫无怨言。2002年4月,我们去辽宁山区的小县城桓仁县采访了他。96岁的方未艾还能记起他和赵一曼交往时的许多细节。他说赵一曼可谓良师益友,对他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第八章 黑土·白雪·红地盘
1.奔赴珠河抗日战场
1934年2月26日,中共哈尔滨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总工会书记老曹等30多人被捕。老曹被捕不久牺牲在狱中,赵一曼去海伦巡视躲过一劫。其处境也十分危险,当时,组织考虑她的身体不好,建议她到一个别人不认识她的城市里做地下工作。而赵一曼坚决要求到抗日游击区去搞军事工作。
1934年7月的一天,赵一曼穿一件蓝士林偏襟布衫,一身农村妇女的打扮,手里提一个小藤箱。她把装脸盆、牙具等洗漱用品和服装、皮鞋的包裹交给医生张险焘拿着,同行的还有工人老魏。赵一曼不慌不忙地走在前面,张险焘和老魏跟在后面。当伪警察让赵一曼打开藤箱接受检查的时候,张险焘十分担心,他不知道赵一曼那藤箱里有没有重要的东西,会不会被搜查出来。赵一曼主动打开藤箱让敌人检查,只见里面是几张破烂报纸,包着两条又臭又腥的咸鱼,还有几个烧饼。搜查的伪警察见此,捂着鼻子叫“赶快拿走”。赵一曼又包好咸鱼,盖上箱盖不慌不忙地提着藤箱上了火车。赵一曼此行是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到珠河县(今尚志市)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原来,那破烂报纸里夹有党的重要文件。
赵一曼等一行来到抗日根据地三股流的常万屯。这是一个有十几座低矮的茅草房、20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当时是以关化新为书记的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所在地,以赵尚志为队长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创建的重要根据地的中心。1933年10月10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时,哈尔滨总工会还派了代表到这里来祝贺。以后省委陆续调张兰生(1935年3月任中心县委书记)等人来到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工作。根据组织决定赵一曼来到珠河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张险焘担任后方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和刚刚由游击队扩建为哈东支队的支队司令赵尚志,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要建设抗日根据地正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于建立珠河反日游击队的同时,在铁南、铁北地区建立了被群众称之为“红地盘”的抗日根据地。
从小生长在川南山区身体瘦弱的赵一曼来到珠河三股流,首先要克服地域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刚来珠河的赵一曼对北方的生活并不习惯,开始她常穿着旗袍和皮鞋,吃不惯高梁米和大楂子。一次,她生病了,请珠河团县委书记朱新阳给她找南方点心吃。朱新阳笑着说,这里上哪找南方点心?赵一曼认识到在东北农村开展抗日工作,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她入乡随俗,脱掉旗袍和皮鞋,穿上农村妇女服装。她强制自己吃东北粗粮,以尽快适应东北农村生活。
赵一曼每当深入到群众家里开展工作时,总是先要帮助人家打扫卫生、做饭、照看孩子,想方设法与群众建立亲密友好关系。她白天帮老乡干活,晚上召集会议,讲抗日救国道理。为把广大妇女都组织动员起来,她先是走村串户挨家去动员,后来就把妇女召集到一起,教唱抗日歌曲,做军衣、军鞋支援前线,鼓励她们支持丈夫参加抗日斗争。游击队在外作战回来了,她就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员做饭、打水、缝补衣服、做子弹袋。同时担负起护理伤病员,宣传、递送信件的任务。
赵一曼来珠河后曾化名李映辉,当时珠河县委有几个姓李的妇女干部,如李秋岳、李顺姬等,老百姓根据她们身体的胖瘦和皮肤的颜色分为胖李、瘦李、黑李、白李,因为赵一曼瘦弱都叫她瘦李。
有一次,赵尚志带着哈东支队司令部的几十名战士来到赵一曼做妇女工作的村子里,妇女会积极为战士们洗衣做饭,缝补衣服。赵一曼见战士个个灰头土脸,她问一个小战士,你为什么不洗脸,小战士回答说:“我们赵司令说了,这年头只要打日本鬼子,没那么多讲究。”赵一曼找到了根源,直接去找赵尚志,她见赵尚志满脸黢黑,胡茬很长便说:“什么司令带什么兵,我们要准备和日本坚持长期作战,看来这支队伍就要坚持长期不洗脸了。”被赵一曼这么一挖苦,赵尚志朝战士一瞪眼,你们竟让我丢脸,他和战士们都笑着到河沟里去洗脸了。赵一曼笑着说:“其实赵司令还是很爱面子的。”
赵一曼在组织妇女工作的同时,也把儿童组织起来,建立了儿童团。山里的孩子上不起学,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多数放猪、放牛,女孩子在家做饭,带弟弟妹妹。每当召集妇女开会,这些儿童也都格外高兴,跟着跑来。为了发挥这股未来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赵一曼把儿童们组织起来,建立儿童团,选出队长,让儿童团承担起站岗、放哨、盘查过路人、为部队传送消息的任务。
为了组织发动群众,赵一曼和珠河中心县委的同志一起,根据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改编成抗日歌曲来教大家唱。如《九一八纪念歌》、《亲爱兄弟》、《农民四季歌》、《革命十二月》、《妇女歌》、《送郎参军四季歌》、《青年歌》、《放猪歌》、《并屯歌》、《劝伪军士兵歌》、《回头是岸》、《抗日骑兵飞下山》、《三八枪》、《小钢炮》等。
这些歌曲以浅显的道理告诉农民为何受苦,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鼓励青年奔赴前线,劝姐妹送郎参军,劝告伪军兄弟哗变倒戈抗日。这些歌曲在珠河抗日游击区流传甚广,人人会唱。
赵一曼每次教大家唱一首歌,还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所以许多妇女都愿和赵一曼在一起,跟她学唱歌,听她讲故事。从中受到抗日救国教育。赵一曼最喜欢唱的是那首悲壮的法国歌曲《红旗歌》。这首外国歌曲比较难唱,教了多少遍,大家都没学会。后来这首歌就成了赵一曼的保留节目,一有什么集体活动,大家都欢迎她独唱这首歌。
赵一曼在当时是“红地盘”的女歌星。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很快就融入到珠河游击区的人民群众之中。许多妇女也都团结在赵一曼周围。在赵一曼的组织领导下,珠河妇女会组织不断发展,广大妇女被组织起来,成为重要的抗日力量。
2.巧取武装,智运枪支
赵一曼在珠河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群众武装的建设。她和中心县委的其他同志一道建立起数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在这里,不仅建有不脱产的农民反日自卫队,还建有脱产的农民反日武装——模范队、青年义勇军。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地方,逮捕窜入游击根据地内的汉奸走狗,配合游击队作战,并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补充主力部队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随着农民自卫队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少枪支弹药。为了训练和武装这支队伍,赵一曼也在考虑要千方百计地筹集武器弹药。
当时,离铁道南“红地盘”不远,在通往帽儿山车站的公路沿线上,每隔五六里路就设有一个日伪警察哨所,每个哨所里有五六个伪警察驻守,有一台电话联系。赵一曼决定,去缴这几个伪警察哨所的武器,以武装农民自卫队。一次,她和从海伦转移到珠河,曾一起组建海伦游击队的雷炎商量具体办法,她提出必须做好准备,速战速决,趁敌不备,乘夜袭击。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赵一曼与雷炎带领几个年轻力壮的自卫队员,骑马出发了。
到了第一个哨所,为了防止敌人向别的伪警察所打电话求援,赵一曼让自卫队员割断了电话线。按事先准备好的方案,雷炎手里拿一个胶皮球囊,腰里别一把砍刀,摸黑接近了敌人岗哨。敌岗哨发现有人,雷炎马上蹲下身假装大便,按响球囊发出像拉肚子噼噼啦啦的声音。岗哨以为是从哨所里出来的同伴在解手,刚一转身,就被雷炎扑过去按倒在地。这时,赵一曼带领自卫队员立刻冲上前去,把正在熟睡的几个伪警察都堵在被窝里,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接着,又骑马奔向另一个伪警察哨所……就这样,竟创造了没费一枪一弹,一个晚上端三四个伪警察哨所,缴获了二十多支枪的战绩。
还有一次,地方组织通过敌人的内部关系从珠河县城伪军手里买到十几支枪和大批子弹。但由于敌人封锁盘查严密,一时无法从县城里运出去。赵一曼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要求去完成这一艰险任务。
这一天,赵一曼带着小沙姑娘,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进了珠河县城。当走到城门口时,赵一曼注意到有一辆毛驴车,没有经过检查很快赶出了城门。远远地她就从那边闻到一股恶臭味。赵一曼问小沙:“这车是干什么的?”小沙说:“这是专门掏厕所的拉粪车。”
进城后,赵一曼与地下党员贾嵩明接上关系,取出枪支弹药。在商量运输办法时,老贾犯了难。赵一曼想了想说,有办法了。她让老贾弄一些油纸和油布,把枪和子弹严严实实地捆绑包扎起来。然后,找了一辆马拉的掏粪车,把包好的枪支弹药藏到粪车里,用拉粪车把枪弹运送出去。一切准备好后,一辆特殊的粪车出发了。当粪车走到城门口时,站岗的伪警察捂着鼻子喊:“快走,快走!”于是车老板高喊一声:“驾!”猛抽几鞭子,便大摇大摆地赶着粪车出了城。
农民自卫队员拿到武器时都十分高兴,特别是小沙姑娘给他们讲起这段智取枪支的故事,大家对赵一曼的机智、勇敢都十分敬佩。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员把枪拿到手里,打趣地说:“这枪会不会太臭了,不好用?”赵一曼接过枪来说:“这枪不臭,就怕你的手臭。”于是,她给战士示范一下如何装子弹,卸大栓,其动作迅速、干净、利落,让所有在场的游击战士都看呆了。这么瘦弱的女人,怎么会有如此熟练的玩枪技艺?真不能小看了这个南方女人,她足智多谋,还会使枪,原以为她就会唱歌,组织妇女、儿童呢!由此,大家对赵一曼更加肃然起敬。瘦李子的传奇故事便从这里一点点流传开来。
3. 解救人体实验受害者
1933年秋,日本鬼子在五常境内背荫河火车站附近,新建一个秘密杀人工厂,里边白天黑夜地机器轰鸣,大烟囱里面不断地冒着黑烟。据群众说,经常看见一车车的人被拉进去,从附近也抓了许多人关进去,却再也没见人出来。杀人工厂周围是高墙加铁丝网,戒备森严。附近住的老百姓都被迫迁走,没人敢在那住,也没人敢在附近走动。
1934年9月下旬,赵一曼带领农民自卫队到离铁道南根据地不远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活动。正当赵一曼率队埋伏在附近观察敌情时,突然有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跑过来。敌在后面紧紧追赶,眼看就要追上时,赵一曼带队冲了上去,向追击的敌人打了一阵枪。随即把这十几个跑得精疲力竭的人背回到游击区的后方医院。原来他们是受尽侵略者摧残从背荫河秘密杀人工厂里逃出来的。
在医院里,赵一曼天天给他们送饭、端药、了解情况。经了解,知道他们都是从各大小城市被抓来的无辜百姓。这个杀人工厂四面是高墙,有电网围着,还有重兵把守,从外面能看到的大烟囱下面是炼人炉。被抓进去的人首先要抽血,每天抽一到两次,把血抽没了动弹不得时就推到炼人炉里,每天都有一批人被烧掉。据说这些实验和细菌战有关。
在这些受害者身体康复后,赵一曼动员他们在群众大会上控诉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中国人的罪行。此事在根据地的影响很大。其中有9个人在赵一曼的培养和教育下参加了抗日部队。他们能获救并成为一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战士看成是第二次生命。这些战士在对敌斗争中英勇顽强,后来都先后光荣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日本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的开始,就把细菌战、毒气战作为常用手段投入使用。早在1932年,日本军队就进行了细菌战的准备,在东京新宿户山的军医学校内设置了机构,称之为“防疫研究室”。又在中国哈尔滨郊区平房及其背荫河设置了研究机关和实验场,这样,日本与中国战场的细菌机关两下结合开始运作,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朝鲜的爱国者以及蒙古、苏联的反法西斯人士作为细菌试验的对象。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不仅侵犯了中国及亚洲诸国的主权,而且彻底践踏、蹂躏了人权,违反了国际公约。
历史上,赵一曼他们是第一次成功解救人体实验受害者,首先揭露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进行“秘密杀人武器”制造,违反人道主义进行活人细菌实验的。并首先报告给共产国际组织,向全世界公布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赵一曼通过这件事教育广大民众,使其更加认清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阴暗和丑恶,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她主持人类正义、捍卫民族独立、解放受难同胞的决心。
4.养伤治病,领导医院转移
在敌人调动兵力向游击区大举进攻的紧急情况下,赵一曼每天奔忙于各村之间,鼓舞群众的情绪,组织群众进行坚壁清野。这时赵一曼经常因为工作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她的肺病又加重了,身体很虚弱,偏偏脖子上又长了一个恶疮,东北老百姓把这个疮叫砍头疮,痛得抬不起头来。因为大部队转移,敌人不断进攻,赵一曼在老百姓家里也住不下去了,就到游击队的流动医院治疗,随流动医院一起活动。
有一天傍晚,流动医院刚刚转移到一个村子里,岗哨就发现敌人的“讨伐”队过来了,这时再向别的村子转移已经来不及,而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根本无法掩护这些伤病员,周围的庄稼已经割倒,光秃秃的无处躲藏,只有村边一片刚刚割下的大豆地,还没上场,大家急得直转,也想不出办法。这时赵一曼想出个好主意,她让群众把伤员抬到豆地里,藏在地垄沟里,用大豆铺子(东北把割倒堆在一起的豆杆叫豆铺子)盖上,每铺子底下藏一个人。赵一曼和张险焘各持一支枪,分别卧在地垄沟两头的豆铺子底下担任警戒。敌人的声音越来越近,张险焘有些紧张,全身都在发抖,把豆铺子搞得直响。赵一曼招呼他说:“别乱动!”敌人烧村以后,用手电筒照了照大豆铺子,他们在一片豆子地里看不到什么,草草搜索一番就走了。当时如果不是躲在豆铺子里,就什么都完了。张险焘后来回忆说,在敌人猛烈进攻下,医院没垮,且安全保存伤员,确实与赵一曼有很大关系。
在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战斗中,赵尚志率队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忽而北上,忽而南进,巧妙进行穿插,牵着日伪“讨伐”军的鼻子兜圈子。1934年11月,赵尚志率队指挥肖田地战斗中肘部中弹负伤,回到游击区流动医院治伤。
当时,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给赵尚志换药只有用纱布条蘸硼酸水消毒。为赵一曼脖子疮上药也是用蘸药的纱布条塞进去进行消毒。这种换药的方法是很疼的。一次赵尚志与赵一曼他们一起换药时,赵尚志与赵一曼开玩笑地说:“咱们看看谁怕疼。”赵一曼说:“你不怕疼我也不怕疼。”赵尚志风趣地说,“瘦李子不简单,真是人瘦骨头硬。”他们顽强地与伤痛作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其他伤病员。
不久,又得到情报,敌人要到流动医院住的二道河子搜山。院长张险焘提出向乌吉密南的四方顶子转移,因为那里离敌人驻地远些,比较安全,大家也都同意这个意见。可是赵一曼却主张向鸡爪顶子转移,那里虽然离敌人近些,但敌人已经搜查过,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山势险要,益于隐蔽。张院长和伤病员都认为敌人出没无常,不太同意赵一曼的看法,但因为赵一曼是上级领导,可以代表司令部来执行任务,也就服从了她。不过每个人心里也都打着鼓。
当流动医院转移到鸡爪顶子的第二天,就听说敌人到了二道河子,并立即围住四方顶子,采取篦梳山林的方式搜查了一个星期。敌人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功夫来剿灭流动医院,是因为知道赵尚志在肖田地战斗中负伤,此时一定在流动医院里治伤。其实,赵尚志换了药就走,始终和部队在一起。这回大家又都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赵一曼有预见性,大家真都被敌人活捉了。
流动医院到了鸡爪顶子山,赵一曼到山顶的庙里,动员两位道士,把自己本来不多的小米拿给伤病员吃,使伤病员的给养得以补充,身体得以恢复。一周后,赵一曼又带着流动医院回到四方顶子去住,并安全地住了不少日子。□
她就是著名的时代先觉者,民族自由解放的女神——赵一曼。
本刊连载《赵一曼传》一书,此书,真实全面地记述了赵一曼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及后续评说。
第七章 夜幕·江城·哈尔滨
1.深入敌占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东北党组织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春,赵一曼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黄维新一起,结伴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来到敌占区,踏上已经沦陷的东北大地。一路上他们扮成一对夫妇。
赵一曼和黄维新首先在大连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情况,然后又来到沈阳。赵一曼暂时留在沈阳中共奉天特委专门负责女工工作。黄维新去了哈尔滨。
1932年秋,党组织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会工作,推进工人反日运动的开展,又派赵一曼到哈尔滨总工会工作 ,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筹备处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职。赵一曼来到哈尔滨与老曹(即黄维新)在南岗区马家沟一带租了一套白俄的房子,以一个幸福家庭的形式组织起哈尔滨总工会机关。赵一曼每天白天的工作是上街买菜、做饭、洗衣服。在邻里和外界的眼中,赵一曼是一个漂亮、贤惠、能干、很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一到夜里,她锁上房门、遮住窗户,开始抄写刻印党和工会的文件及宣传品,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又要把文件和传单放在菜篮子底下,走上街头到秘密联络点分发出去。
赵一曼与老曹就这样以夫妻的名义,在敌占区、北满中心城市——哈尔滨,领导着秘密的抗日斗争。
2.领导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
哈尔滨是一座非常有国际特色的城市,在20世纪初,就一度成为远东著名的国际商贸城,素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哈尔滨电车公司早在1927年10月10日正式通车。日本占领哈尔滨后,成立了交通株式会社,日本人充当了电车厂的“太上皇”。
1933年4月2日,晚8点多钟,2号电车从道外开往哈尔滨火车站。伪宪兵王文昌身着便衣在正阳街站上车,车掌张鸿渔让他买票,他不买,还说“我在哈尔滨坐电车,从来没买过票”。此时电车已开到桃花巷站,宪兵王文昌不但不买票还用拳头打车掌张鸿渔。车开到西门脸(现景阳街口处)刚停下,王文昌扯着张鸿渔不放,把他拽下车拳打脚踢,然后拉到宪兵队内,把张鸿渔捆起来毒打,打得遍体鳞伤。电业局总办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不同情受伤者,反而大骂张鸿渔给电业局闯了大祸,并声称要开除张鸿渔。电车工人对此极为愤慨,当晚没到收车时间,工人们便提前收车回库,向总工会报告了情况。
总工会老曹和赵一曼得知这一信息后,连忙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支部利用这一事件领导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坚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压迫。当天晚上就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现南岗区国庆街11号电业局住宅),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到会的有党团员、工会会员、积极分子100多人参加,会场上群情激愤。赵一曼和老曹都讲了话。通过动员,工人们一致同意罢工。当晚就以党团员、工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在工人中组织了纠察队、组织部、宣传部。赵一曼和工人们一起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一夜之间,便把漫画和标语分别贴在正阳街、桃花巷、教堂街、火车站、新城大街、电车总厂和电车沿线的各马路上。
4月3日早晨,电车全部停在库里,整个市面上一台电车也没出,各站台挤满了等车的乘客。他们看到标语、传单和漫画,知道了宪兵队打车掌的罪行。于是,街头巷议,很快轰动了全市,到处都可以听到对宪兵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咒骂声,而对电车工人则表示同情和支持。“三十六棚”的铁路工人还纷纷捐款声援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电车工人的反日大罢工,使哈尔滨市的市内交通陷入瘫痪。城市秩序混乱异常。敌人采取多种手段,千方百计地镇压工人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敌人不得不向工人道歉,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斗争的历史上有其重要历史意义和地位。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接连发表文章,报道斗争经过,总结论述斗争经验教训,以指导今后的工人运动。
3.良师益友
1932年秋,赵一曼来到哈尔滨不久,经负责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的金伯阳同志介绍,为当时担任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的文学青年方未艾辅导革命理论课。
一天,同方未艾单线联系的金伯阳同志给他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要他很好地利用副刊,将其作为宣传革命、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为了提高理论水平,金伯阳给他介绍一位同志,让他好好向这位同志学习。金伯阳说这位同志参加革命很早,还在苏联学习过,革命经验丰富,革命理论水平很高,当时也没说是男是女。
方未艾回忆说:
一天下午,伯阳来到报社找我,说要与这位同志在公园接头。
报社和公园都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只隔一道横街。我们沿着人行横道向北没几分钟走到了,只见假山坡下喷水池旁,松树阴里,在一条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着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一双绛色的高跟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在我们走近她时,她合上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在她英俊的脸庞上浮起亲切的微笑,一双凤眼里闪出星似的光芒。她慢慢站起来,在我们走到她身边时,她先让金伯阳坐,然后又让我坐。我们都坐下后,金伯阳做了介绍。说她叫李洁,说我就是他向她讲过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金伯阳对我说他称李洁为大姐,也让我称李洁为李大姐。
赵一曼给方未艾的第一印象像书香门第的大小姐,气质非凡,有一种高雅飘逸的风度。并不算太漂亮,尤其是和哈尔滨姑娘比起来有些单薄。
从那次接头以后,赵一曼一有时间就到《国际协报》的单身宿舍里给方未艾讲课。她讲社会发展史、讲哲学史、讲政治经济学、讲各国革命史。
赵一曼讲课态度极其认真,语言特别简洁,每讲完一段就提问,她不准许方未艾用笔记,只让他用心记。
当方未艾学习精神不集中时,赵一曼就提醒他注意,还提出问题让他回答,检查是否记住所讲的内容要点。有时还让方未艾说出体会,检验他是否能够把所学的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写作方面。赵一曼讲,学习理论是为了指导行动和写作,要理论联系实际,不然,学习理论就等于白学。对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犯教条主义,否则会给党的工作造成重大损失。
据方未艾回忆,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赵一曼曾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滨江述怀》,时过多年,年事已高的方未艾还记得诗是这样写的:
誓志为人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方未艾的眼里,赵一曼不单性格豪爽,刚毅坚强,还独有诗人的气质和文学家的才华。如果她从事文学写作,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女作家。
他们除了谈理论之外,还谈文学。赵一曼说她在中国的作家中,最喜欢鲁迅的作品,苏联作家中,最爱读高尔基的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也很喜欢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反抗。她说有一次在中央大街和伯阳一起走,遇见一对青年男女。伯阳认识他们,与他们打招呼,然后伯阳告诉她,那男青年是三郎,女青年是悄吟。这是赵一曼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又在大街上见过,两个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一双男式的皮鞋,可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进,一边谈笑,风姿潇洒,旁若无人,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赵一曼还询问他们是否参加了组织。赵一曼提醒方未艾,他们既是你的朋友,就应该给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强,战果也大。
方未艾的一生经历坎坷,但他始终心态平和,毫无怨言。2002年4月,我们去辽宁山区的小县城桓仁县采访了他。96岁的方未艾还能记起他和赵一曼交往时的许多细节。他说赵一曼可谓良师益友,对他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第八章 黑土·白雪·红地盘
1.奔赴珠河抗日战场
1934年2月26日,中共哈尔滨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总工会书记老曹等30多人被捕。老曹被捕不久牺牲在狱中,赵一曼去海伦巡视躲过一劫。其处境也十分危险,当时,组织考虑她的身体不好,建议她到一个别人不认识她的城市里做地下工作。而赵一曼坚决要求到抗日游击区去搞军事工作。
1934年7月的一天,赵一曼穿一件蓝士林偏襟布衫,一身农村妇女的打扮,手里提一个小藤箱。她把装脸盆、牙具等洗漱用品和服装、皮鞋的包裹交给医生张险焘拿着,同行的还有工人老魏。赵一曼不慌不忙地走在前面,张险焘和老魏跟在后面。当伪警察让赵一曼打开藤箱接受检查的时候,张险焘十分担心,他不知道赵一曼那藤箱里有没有重要的东西,会不会被搜查出来。赵一曼主动打开藤箱让敌人检查,只见里面是几张破烂报纸,包着两条又臭又腥的咸鱼,还有几个烧饼。搜查的伪警察见此,捂着鼻子叫“赶快拿走”。赵一曼又包好咸鱼,盖上箱盖不慌不忙地提着藤箱上了火车。赵一曼此行是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到珠河县(今尚志市)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原来,那破烂报纸里夹有党的重要文件。
赵一曼等一行来到抗日根据地三股流的常万屯。这是一个有十几座低矮的茅草房、20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当时是以关化新为书记的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所在地,以赵尚志为队长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创建的重要根据地的中心。1933年10月10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时,哈尔滨总工会还派了代表到这里来祝贺。以后省委陆续调张兰生(1935年3月任中心县委书记)等人来到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工作。根据组织决定赵一曼来到珠河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张险焘担任后方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和刚刚由游击队扩建为哈东支队的支队司令赵尚志,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要建设抗日根据地正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于建立珠河反日游击队的同时,在铁南、铁北地区建立了被群众称之为“红地盘”的抗日根据地。
从小生长在川南山区身体瘦弱的赵一曼来到珠河三股流,首先要克服地域的差异和语言的障碍。刚来珠河的赵一曼对北方的生活并不习惯,开始她常穿着旗袍和皮鞋,吃不惯高梁米和大楂子。一次,她生病了,请珠河团县委书记朱新阳给她找南方点心吃。朱新阳笑着说,这里上哪找南方点心?赵一曼认识到在东北农村开展抗日工作,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她入乡随俗,脱掉旗袍和皮鞋,穿上农村妇女服装。她强制自己吃东北粗粮,以尽快适应东北农村生活。
赵一曼每当深入到群众家里开展工作时,总是先要帮助人家打扫卫生、做饭、照看孩子,想方设法与群众建立亲密友好关系。她白天帮老乡干活,晚上召集会议,讲抗日救国道理。为把广大妇女都组织动员起来,她先是走村串户挨家去动员,后来就把妇女召集到一起,教唱抗日歌曲,做军衣、军鞋支援前线,鼓励她们支持丈夫参加抗日斗争。游击队在外作战回来了,她就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员做饭、打水、缝补衣服、做子弹袋。同时担负起护理伤病员,宣传、递送信件的任务。
赵一曼来珠河后曾化名李映辉,当时珠河县委有几个姓李的妇女干部,如李秋岳、李顺姬等,老百姓根据她们身体的胖瘦和皮肤的颜色分为胖李、瘦李、黑李、白李,因为赵一曼瘦弱都叫她瘦李。
有一次,赵尚志带着哈东支队司令部的几十名战士来到赵一曼做妇女工作的村子里,妇女会积极为战士们洗衣做饭,缝补衣服。赵一曼见战士个个灰头土脸,她问一个小战士,你为什么不洗脸,小战士回答说:“我们赵司令说了,这年头只要打日本鬼子,没那么多讲究。”赵一曼找到了根源,直接去找赵尚志,她见赵尚志满脸黢黑,胡茬很长便说:“什么司令带什么兵,我们要准备和日本坚持长期作战,看来这支队伍就要坚持长期不洗脸了。”被赵一曼这么一挖苦,赵尚志朝战士一瞪眼,你们竟让我丢脸,他和战士们都笑着到河沟里去洗脸了。赵一曼笑着说:“其实赵司令还是很爱面子的。”
赵一曼在组织妇女工作的同时,也把儿童组织起来,建立了儿童团。山里的孩子上不起学,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多数放猪、放牛,女孩子在家做饭,带弟弟妹妹。每当召集妇女开会,这些儿童也都格外高兴,跟着跑来。为了发挥这股未来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赵一曼把儿童们组织起来,建立儿童团,选出队长,让儿童团承担起站岗、放哨、盘查过路人、为部队传送消息的任务。
为了组织发动群众,赵一曼和珠河中心县委的同志一起,根据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改编成抗日歌曲来教大家唱。如《九一八纪念歌》、《亲爱兄弟》、《农民四季歌》、《革命十二月》、《妇女歌》、《送郎参军四季歌》、《青年歌》、《放猪歌》、《并屯歌》、《劝伪军士兵歌》、《回头是岸》、《抗日骑兵飞下山》、《三八枪》、《小钢炮》等。
这些歌曲以浅显的道理告诉农民为何受苦,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鼓励青年奔赴前线,劝姐妹送郎参军,劝告伪军兄弟哗变倒戈抗日。这些歌曲在珠河抗日游击区流传甚广,人人会唱。
赵一曼每次教大家唱一首歌,还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所以许多妇女都愿和赵一曼在一起,跟她学唱歌,听她讲故事。从中受到抗日救国教育。赵一曼最喜欢唱的是那首悲壮的法国歌曲《红旗歌》。这首外国歌曲比较难唱,教了多少遍,大家都没学会。后来这首歌就成了赵一曼的保留节目,一有什么集体活动,大家都欢迎她独唱这首歌。
赵一曼在当时是“红地盘”的女歌星。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很快就融入到珠河游击区的人民群众之中。许多妇女也都团结在赵一曼周围。在赵一曼的组织领导下,珠河妇女会组织不断发展,广大妇女被组织起来,成为重要的抗日力量。
2.巧取武装,智运枪支
赵一曼在珠河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群众武装的建设。她和中心县委的其他同志一道建立起数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在这里,不仅建有不脱产的农民反日自卫队,还建有脱产的农民反日武装——模范队、青年义勇军。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地方,逮捕窜入游击根据地内的汉奸走狗,配合游击队作战,并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补充主力部队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随着农民自卫队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少枪支弹药。为了训练和武装这支队伍,赵一曼也在考虑要千方百计地筹集武器弹药。
当时,离铁道南“红地盘”不远,在通往帽儿山车站的公路沿线上,每隔五六里路就设有一个日伪警察哨所,每个哨所里有五六个伪警察驻守,有一台电话联系。赵一曼决定,去缴这几个伪警察哨所的武器,以武装农民自卫队。一次,她和从海伦转移到珠河,曾一起组建海伦游击队的雷炎商量具体办法,她提出必须做好准备,速战速决,趁敌不备,乘夜袭击。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赵一曼与雷炎带领几个年轻力壮的自卫队员,骑马出发了。
到了第一个哨所,为了防止敌人向别的伪警察所打电话求援,赵一曼让自卫队员割断了电话线。按事先准备好的方案,雷炎手里拿一个胶皮球囊,腰里别一把砍刀,摸黑接近了敌人岗哨。敌岗哨发现有人,雷炎马上蹲下身假装大便,按响球囊发出像拉肚子噼噼啦啦的声音。岗哨以为是从哨所里出来的同伴在解手,刚一转身,就被雷炎扑过去按倒在地。这时,赵一曼带领自卫队员立刻冲上前去,把正在熟睡的几个伪警察都堵在被窝里,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接着,又骑马奔向另一个伪警察哨所……就这样,竟创造了没费一枪一弹,一个晚上端三四个伪警察哨所,缴获了二十多支枪的战绩。
还有一次,地方组织通过敌人的内部关系从珠河县城伪军手里买到十几支枪和大批子弹。但由于敌人封锁盘查严密,一时无法从县城里运出去。赵一曼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要求去完成这一艰险任务。
这一天,赵一曼带着小沙姑娘,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进了珠河县城。当走到城门口时,赵一曼注意到有一辆毛驴车,没有经过检查很快赶出了城门。远远地她就从那边闻到一股恶臭味。赵一曼问小沙:“这车是干什么的?”小沙说:“这是专门掏厕所的拉粪车。”
进城后,赵一曼与地下党员贾嵩明接上关系,取出枪支弹药。在商量运输办法时,老贾犯了难。赵一曼想了想说,有办法了。她让老贾弄一些油纸和油布,把枪和子弹严严实实地捆绑包扎起来。然后,找了一辆马拉的掏粪车,把包好的枪支弹药藏到粪车里,用拉粪车把枪弹运送出去。一切准备好后,一辆特殊的粪车出发了。当粪车走到城门口时,站岗的伪警察捂着鼻子喊:“快走,快走!”于是车老板高喊一声:“驾!”猛抽几鞭子,便大摇大摆地赶着粪车出了城。
农民自卫队员拿到武器时都十分高兴,特别是小沙姑娘给他们讲起这段智取枪支的故事,大家对赵一曼的机智、勇敢都十分敬佩。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员把枪拿到手里,打趣地说:“这枪会不会太臭了,不好用?”赵一曼接过枪来说:“这枪不臭,就怕你的手臭。”于是,她给战士示范一下如何装子弹,卸大栓,其动作迅速、干净、利落,让所有在场的游击战士都看呆了。这么瘦弱的女人,怎么会有如此熟练的玩枪技艺?真不能小看了这个南方女人,她足智多谋,还会使枪,原以为她就会唱歌,组织妇女、儿童呢!由此,大家对赵一曼更加肃然起敬。瘦李子的传奇故事便从这里一点点流传开来。
3. 解救人体实验受害者
1933年秋,日本鬼子在五常境内背荫河火车站附近,新建一个秘密杀人工厂,里边白天黑夜地机器轰鸣,大烟囱里面不断地冒着黑烟。据群众说,经常看见一车车的人被拉进去,从附近也抓了许多人关进去,却再也没见人出来。杀人工厂周围是高墙加铁丝网,戒备森严。附近住的老百姓都被迫迁走,没人敢在那住,也没人敢在附近走动。
1934年9月下旬,赵一曼带领农民自卫队到离铁道南根据地不远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活动。正当赵一曼率队埋伏在附近观察敌情时,突然有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跑过来。敌在后面紧紧追赶,眼看就要追上时,赵一曼带队冲了上去,向追击的敌人打了一阵枪。随即把这十几个跑得精疲力竭的人背回到游击区的后方医院。原来他们是受尽侵略者摧残从背荫河秘密杀人工厂里逃出来的。
在医院里,赵一曼天天给他们送饭、端药、了解情况。经了解,知道他们都是从各大小城市被抓来的无辜百姓。这个杀人工厂四面是高墙,有电网围着,还有重兵把守,从外面能看到的大烟囱下面是炼人炉。被抓进去的人首先要抽血,每天抽一到两次,把血抽没了动弹不得时就推到炼人炉里,每天都有一批人被烧掉。据说这些实验和细菌战有关。
在这些受害者身体康复后,赵一曼动员他们在群众大会上控诉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中国人的罪行。此事在根据地的影响很大。其中有9个人在赵一曼的培养和教育下参加了抗日部队。他们能获救并成为一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战士看成是第二次生命。这些战士在对敌斗争中英勇顽强,后来都先后光荣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日本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的开始,就把细菌战、毒气战作为常用手段投入使用。早在1932年,日本军队就进行了细菌战的准备,在东京新宿户山的军医学校内设置了机构,称之为“防疫研究室”。又在中国哈尔滨郊区平房及其背荫河设置了研究机关和实验场,这样,日本与中国战场的细菌机关两下结合开始运作,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朝鲜的爱国者以及蒙古、苏联的反法西斯人士作为细菌试验的对象。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不仅侵犯了中国及亚洲诸国的主权,而且彻底践踏、蹂躏了人权,违反了国际公约。
历史上,赵一曼他们是第一次成功解救人体实验受害者,首先揭露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进行“秘密杀人武器”制造,违反人道主义进行活人细菌实验的。并首先报告给共产国际组织,向全世界公布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赵一曼通过这件事教育广大民众,使其更加认清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阴暗和丑恶,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她主持人类正义、捍卫民族独立、解放受难同胞的决心。
4.养伤治病,领导医院转移
在敌人调动兵力向游击区大举进攻的紧急情况下,赵一曼每天奔忙于各村之间,鼓舞群众的情绪,组织群众进行坚壁清野。这时赵一曼经常因为工作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她的肺病又加重了,身体很虚弱,偏偏脖子上又长了一个恶疮,东北老百姓把这个疮叫砍头疮,痛得抬不起头来。因为大部队转移,敌人不断进攻,赵一曼在老百姓家里也住不下去了,就到游击队的流动医院治疗,随流动医院一起活动。
有一天傍晚,流动医院刚刚转移到一个村子里,岗哨就发现敌人的“讨伐”队过来了,这时再向别的村子转移已经来不及,而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根本无法掩护这些伤病员,周围的庄稼已经割倒,光秃秃的无处躲藏,只有村边一片刚刚割下的大豆地,还没上场,大家急得直转,也想不出办法。这时赵一曼想出个好主意,她让群众把伤员抬到豆地里,藏在地垄沟里,用大豆铺子(东北把割倒堆在一起的豆杆叫豆铺子)盖上,每铺子底下藏一个人。赵一曼和张险焘各持一支枪,分别卧在地垄沟两头的豆铺子底下担任警戒。敌人的声音越来越近,张险焘有些紧张,全身都在发抖,把豆铺子搞得直响。赵一曼招呼他说:“别乱动!”敌人烧村以后,用手电筒照了照大豆铺子,他们在一片豆子地里看不到什么,草草搜索一番就走了。当时如果不是躲在豆铺子里,就什么都完了。张险焘后来回忆说,在敌人猛烈进攻下,医院没垮,且安全保存伤员,确实与赵一曼有很大关系。
在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战斗中,赵尚志率队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忽而北上,忽而南进,巧妙进行穿插,牵着日伪“讨伐”军的鼻子兜圈子。1934年11月,赵尚志率队指挥肖田地战斗中肘部中弹负伤,回到游击区流动医院治伤。
当时,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给赵尚志换药只有用纱布条蘸硼酸水消毒。为赵一曼脖子疮上药也是用蘸药的纱布条塞进去进行消毒。这种换药的方法是很疼的。一次赵尚志与赵一曼他们一起换药时,赵尚志与赵一曼开玩笑地说:“咱们看看谁怕疼。”赵一曼说:“你不怕疼我也不怕疼。”赵尚志风趣地说,“瘦李子不简单,真是人瘦骨头硬。”他们顽强地与伤痛作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其他伤病员。
不久,又得到情报,敌人要到流动医院住的二道河子搜山。院长张险焘提出向乌吉密南的四方顶子转移,因为那里离敌人驻地远些,比较安全,大家也都同意这个意见。可是赵一曼却主张向鸡爪顶子转移,那里虽然离敌人近些,但敌人已经搜查过,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山势险要,益于隐蔽。张院长和伤病员都认为敌人出没无常,不太同意赵一曼的看法,但因为赵一曼是上级领导,可以代表司令部来执行任务,也就服从了她。不过每个人心里也都打着鼓。
当流动医院转移到鸡爪顶子的第二天,就听说敌人到了二道河子,并立即围住四方顶子,采取篦梳山林的方式搜查了一个星期。敌人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功夫来剿灭流动医院,是因为知道赵尚志在肖田地战斗中负伤,此时一定在流动医院里治伤。其实,赵尚志换了药就走,始终和部队在一起。这回大家又都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赵一曼有预见性,大家真都被敌人活捉了。
流动医院到了鸡爪顶子山,赵一曼到山顶的庙里,动员两位道士,把自己本来不多的小米拿给伤病员吃,使伤病员的给养得以补充,身体得以恢复。一周后,赵一曼又带着流动医院回到四方顶子去住,并安全地住了不少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