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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关中的地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并从宗教、农业、军事、伦理四个方面对关中的地名进行文化解读。
【关键词】 关中地名;宗教文化;农业文化;军事文化;伦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34-02
自从文字出现就逐渐开始有地名，人们对地名的取定，也往往具有某种特定意义和吉祥的寓意，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地名都是受其地域及文化的影响。
陕西这块古老而神圣的土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有过光彩夺目的辉煌。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摇篮在陕西的渭河流域。①于是，陕西地区特别是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自古便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关中地区素有“天府”“陆海”之称。有记载云：“渭水流域，川渠纵横，土壤膏腴，物产丰富。” ②正是如此，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很长时间就成了中华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各朝文化的积淀也势必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本文从宗教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伦理文化四个方面看一下其对陕西关中地区地名的影响。
一、关中地名与宗教文化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之一，各种宗教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产生或者传播就构成了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
西汉中期，佛教沿丝绸之路从西北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西汉末年抵达都城长安。先于内地接受了佛教影响的是西北胡族人，汉武帝时在西北边境屯田，部分胡人被编入屯防军中效力，以至胡人习俗在西北地区大为传播。东汉时期，“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后汉书 · 西羌传》）后来三国时用内迁胡军从军组织骑兵，关中为曹魏政权所控制，由此使胡人增多，并将他们所信仰的佛教也带入陕西。
魏晋时期，长安成为佛教要地，南北朝时，佛教大师辈出。南朝佛学尚义理研究，初具宗派雏形。北朝各代佛学重实修，禅观、净土盛行于世。公元五五五年，西魏岐山首领拓跋玉率先开启法门寺塔及供奉佛祖舍利。北周代替西魏控制关中后，佛事仍然不断。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当时的长安佛寺林立，涌现出玄奘、杜顺、善导等著名的中国僧人和讲授佛经的学者，已成为各宗并隆的佛教中心。
可以看到明显是受佛教影响的地名，例如香积村和法门镇，此二处地名均是因佛教寺院之名而得名，唐代大诗人王维有《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香积寺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在西安城西南17.5公里的神禾塬上，位于潏河与交河合流地区的香积村，另外一个就是位于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法门镇法门寺而得名，据说此寺始建于“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由东汉到北魏均名阿育王寺。此次建成后多次被毁多次重修，隋开皇三年，改天下佛寺为道场，此次改名为“成实道场”，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名法门寺，延称至今。这是受佛教影响的两个典型地名，此外在关中地区，还可以找到很多存有佛教气息的地名，如娘娘庙、关寺、底庙、铁佛、寺前等。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产生与陕西地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陕西周至东南的终南山楼观台被奉为道教圣地，相传为周代大夫函谷令尹喜在此结草为楼，以观天体，见紫气东来，知有真人从此经过后，老子西游入关，便迎归草楼。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并在楼南高岗筑台授经，因而名曰经台或楼观台，而楼观台所在地即为周至县东南11公里的楼观乡。在户县西10公里祖庵镇，是元代关中道教全真教的著名圣地。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在金人统治下隐居不世，自立其生，聚众讲道。王重阳死后葬于成道宫，门徒马丹阳在宫中修建了一套大厅，亲书横额“祖庭”二字，从此各方门称这里为“祖庵”，这就是现在重阳宫的前身，不难看出，祖安镇即使因此而得名。
二、关中地名与军事文化
陕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记载云：“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县也。”（《史记 · 刘敬传》）而陕西境内的关隘要塞，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四周，同时关中一些重要的地区，地名也多与关塞有关，如：关中地区西北角的固关，西南角的留凤关，东南角的牧户关。其中尤以潼关、武关、大散关著名。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雄视秦晋豫三省要冲，既是关中的东大门，也是古都长安的东大门。它南依秦岭，东南有禁谷之险，谷南有十二连城横绝秦岭诸谷，其北渭洛二水江注黄河，绕关咆哮东去，西部华岳峰峻岭峭，巍然如屏障，谷深崖绝。唐代诗人杜甫写过“文人视要处，窄狭客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的诗句来形容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形势。据《唐书》记载，潼关古为“桃林塞”，《左传》有：“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的记事，杜预注解说桃林塞就是潼关。战国时，秦国在此创设关隘，名曰函谷关，遂成为秦国的东方门户。自此迄东汉数百年间，函谷关名闻天下，雄镇一方。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建都于关东的东汉王朝，为了戒备西方，废弃函谷关隘，西移关隘于陕西华阴县东，命之曰“潼关”。
大散关是关中通往西南的大门，所在大散岭，是东峪口附近的秦岭分水岭，这里两山关控斗绝，形势险要，为入川之要道，蜀道之险隘，历史上大散关关城有所移徙，大散关唐宋以前在秦岭山巅，元明之際，曾北移义门镇，明嘉靖年间散官又南移二里关，易其名曰，“二里散关”，经过散关入蜀的，历史上称之为陈仓道，沿这条南下的蜀道，过散关后顺凤洲故道而行，所以又称之为古道。陈仓道是先秦以来就是秦蜀间最主要的孔道，大散关横锁陈仓道，古人赞叹：“路径蜀山险，气增秦地雄”，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武关是关中东南的大门，扼控武关道的咽喉。唐人王启《武官赋》对武关的形势作用，有过生动的描写，曰：“关乎地势争雄，山形互对，西连蜀汉之险，北接峣函之塞，世乱则厄险区域，时清则流通内外。”武关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时期已有建制，楚人谋征华阳，既有将通“少习”以听命的打算。“少习”，即后来的武关。 三、关中地名与农业文化
陕西农业的产生，当始于炎黄时期或是更早，后来兴起了关中平原西部的周人，继承了祖先炎黄以来重视农耕的传统，涌现出以擅长耕稼著称的后稷。关中地区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渭河流域丰富多彩的石器时代农业文化遗存，美丽动人的炎黄传说，勤劳勇敢的周秦先民的农业大开发，使陕西这块沃土成为中国农业产生、发展、发达最早的地区。
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是水源。陕西地区的先民在很早以前就懂得利用自然的水源浇灌农田。关中平原土质肥沃，适宜耕种是有利条件，但降水量偏少，季节分布悬殊，冬春干旱，平原东部土壤易盐碱化又是不利因素。因此，自古人们就懂得修渠灌水。渭水支流水资源，位于西周都城丰镐附近，周围地势南高北低，就势开渠引水，便成自流灌溉。这是已知最早最明确的关中水利工程记载。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利用流经关中地区的渭河及其支流泾河、洛河等抗旱洗盐，形成了以汉都长安为中心的农田水利网。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成国渠从今眉县杜家村西南沿渭水东流，经扶风、武功、兴平至咸阳市东北再入渭水全长110多公里，在眉县东南10公里有地名曰“金渠”，据《通志》记载：“引洪沟河水至宁曲堡，康熙八年凿井开窗，以通水路，自宁曲而下田数百顷，宁曲居民聚集而居。”因此可见“金曲”是因渠而得名。
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长安的国都地位一去不再复返，关中水利事业随之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私井兴起，私井灌溉在清代初年出现。据说井灌最初见于关东，清初传至渭北澄城、富平一带。康熙末年，陕西井灌已遍地开花。所以在关中地区就可以找到露井、甘井，罕井等地名。
另外，还可以看到我国先民自古就认识到水的重要性。以关中地区为例，很多地区均以水为名，如下河村、三岔河，横水野河、河西、赤水、金水、田水等。而唐家河、寇家河，狄家河等河流更是与家族联系在一起。
作为自古重农的地区，农作物、植物也会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一个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及植被类型就会对当地的地名造成影响，以宝鸡地区为例就有杏林、核桃坝，桑树林、双白洋等与植物农作物等有关的地名。
四、关中地名与伦理文化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伦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不仅以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独立形式存在，而且神奇般的渗透于各种文化形式之中。
在陕西地域伦理文化发展史上，周朝伦理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周公制礼作乐，建构的德性文化范式是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人们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安宁和稳定，希望用伦理道德规范来调整各个方面的关系，因而宗教制度、宗法意识在这里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
周人地处渭水流域，其祖先为传说中的神农后裔的子孙。③周人推崇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道德。同时在群众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道德规范。周人将社会推崇的“德”和“礼”，内化为深沉稳固的心理品性，从而使个人与家族，家族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和情感联结，成了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西汉在长安建都200余年，其主体伦理文化对陕西人尤其是关中人的影响从地名上也得以体现。
西汉统治者都很重视道德建设，不仅在制度方面重新制礼作乐，而且在思想上定儒为尊，并兼采阴阳、道、法、名诸家。西汉初年，对内与民休息，对外采取和亲政策减少北方匈奴的滋扰。这也就形成了求太平、安定的社会心态，出现例如永平，长宁，永乐等地名，在意识形态上，陆贾、贾渲提出重民和德治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随着宗教等级制度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进一步建立，“孝”的道德观念成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宣扬社会孝道的《孝经》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要求。董仲舒提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三纲”并行。在关中地区就有许多类似于孝義、孝雷、孝西、义门，信义等与“五常”有关的地名。
注释：
①翟文明：《可爱的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②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③王升：《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作者简介：
张洁，陕西铜川人，现就职于铜川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与管理学院，讲师。
【关键词】 关中地名;宗教文化;农业文化;军事文化;伦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34-02
自从文字出现就逐渐开始有地名，人们对地名的取定，也往往具有某种特定意义和吉祥的寓意，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地名都是受其地域及文化的影响。
陕西这块古老而神圣的土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有过光彩夺目的辉煌。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摇篮在陕西的渭河流域。①于是，陕西地区特别是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自古便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关中地区素有“天府”“陆海”之称。有记载云：“渭水流域，川渠纵横，土壤膏腴，物产丰富。” ②正是如此，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很长时间就成了中华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各朝文化的积淀也势必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本文从宗教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伦理文化四个方面看一下其对陕西关中地区地名的影响。
一、关中地名与宗教文化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之一，各种宗教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产生或者传播就构成了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
西汉中期，佛教沿丝绸之路从西北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西汉末年抵达都城长安。先于内地接受了佛教影响的是西北胡族人，汉武帝时在西北边境屯田，部分胡人被编入屯防军中效力，以至胡人习俗在西北地区大为传播。东汉时期，“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后汉书 · 西羌传》）后来三国时用内迁胡军从军组织骑兵，关中为曹魏政权所控制，由此使胡人增多，并将他们所信仰的佛教也带入陕西。
魏晋时期，长安成为佛教要地，南北朝时，佛教大师辈出。南朝佛学尚义理研究，初具宗派雏形。北朝各代佛学重实修，禅观、净土盛行于世。公元五五五年，西魏岐山首领拓跋玉率先开启法门寺塔及供奉佛祖舍利。北周代替西魏控制关中后，佛事仍然不断。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当时的长安佛寺林立，涌现出玄奘、杜顺、善导等著名的中国僧人和讲授佛经的学者，已成为各宗并隆的佛教中心。
可以看到明显是受佛教影响的地名，例如香积村和法门镇，此二处地名均是因佛教寺院之名而得名，唐代大诗人王维有《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香积寺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在西安城西南17.5公里的神禾塬上，位于潏河与交河合流地区的香积村，另外一个就是位于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法门镇法门寺而得名，据说此寺始建于“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由东汉到北魏均名阿育王寺。此次建成后多次被毁多次重修，隋开皇三年，改天下佛寺为道场，此次改名为“成实道场”，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名法门寺，延称至今。这是受佛教影响的两个典型地名，此外在关中地区，还可以找到很多存有佛教气息的地名，如娘娘庙、关寺、底庙、铁佛、寺前等。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产生与陕西地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陕西周至东南的终南山楼观台被奉为道教圣地，相传为周代大夫函谷令尹喜在此结草为楼，以观天体，见紫气东来，知有真人从此经过后，老子西游入关，便迎归草楼。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并在楼南高岗筑台授经，因而名曰经台或楼观台，而楼观台所在地即为周至县东南11公里的楼观乡。在户县西10公里祖庵镇，是元代关中道教全真教的著名圣地。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在金人统治下隐居不世，自立其生，聚众讲道。王重阳死后葬于成道宫，门徒马丹阳在宫中修建了一套大厅，亲书横额“祖庭”二字，从此各方门称这里为“祖庵”，这就是现在重阳宫的前身，不难看出，祖安镇即使因此而得名。
二、关中地名与军事文化
陕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记载云：“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县也。”（《史记 · 刘敬传》）而陕西境内的关隘要塞，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四周，同时关中一些重要的地区，地名也多与关塞有关，如：关中地区西北角的固关，西南角的留凤关，东南角的牧户关。其中尤以潼关、武关、大散关著名。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雄视秦晋豫三省要冲，既是关中的东大门，也是古都长安的东大门。它南依秦岭，东南有禁谷之险，谷南有十二连城横绝秦岭诸谷，其北渭洛二水江注黄河，绕关咆哮东去，西部华岳峰峻岭峭，巍然如屏障，谷深崖绝。唐代诗人杜甫写过“文人视要处，窄狭客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的诗句来形容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形势。据《唐书》记载，潼关古为“桃林塞”，《左传》有：“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的记事，杜预注解说桃林塞就是潼关。战国时，秦国在此创设关隘，名曰函谷关，遂成为秦国的东方门户。自此迄东汉数百年间，函谷关名闻天下，雄镇一方。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建都于关东的东汉王朝，为了戒备西方，废弃函谷关隘，西移关隘于陕西华阴县东，命之曰“潼关”。
大散关是关中通往西南的大门，所在大散岭，是东峪口附近的秦岭分水岭，这里两山关控斗绝，形势险要，为入川之要道，蜀道之险隘，历史上大散关关城有所移徙，大散关唐宋以前在秦岭山巅，元明之際，曾北移义门镇，明嘉靖年间散官又南移二里关，易其名曰，“二里散关”，经过散关入蜀的，历史上称之为陈仓道，沿这条南下的蜀道，过散关后顺凤洲故道而行，所以又称之为古道。陈仓道是先秦以来就是秦蜀间最主要的孔道，大散关横锁陈仓道，古人赞叹：“路径蜀山险，气增秦地雄”，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武关是关中东南的大门，扼控武关道的咽喉。唐人王启《武官赋》对武关的形势作用，有过生动的描写，曰：“关乎地势争雄，山形互对，西连蜀汉之险，北接峣函之塞，世乱则厄险区域，时清则流通内外。”武关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时期已有建制，楚人谋征华阳，既有将通“少习”以听命的打算。“少习”，即后来的武关。 三、关中地名与农业文化
陕西农业的产生，当始于炎黄时期或是更早，后来兴起了关中平原西部的周人，继承了祖先炎黄以来重视农耕的传统，涌现出以擅长耕稼著称的后稷。关中地区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渭河流域丰富多彩的石器时代农业文化遗存，美丽动人的炎黄传说，勤劳勇敢的周秦先民的农业大开发，使陕西这块沃土成为中国农业产生、发展、发达最早的地区。
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是水源。陕西地区的先民在很早以前就懂得利用自然的水源浇灌农田。关中平原土质肥沃，适宜耕种是有利条件，但降水量偏少，季节分布悬殊，冬春干旱，平原东部土壤易盐碱化又是不利因素。因此，自古人们就懂得修渠灌水。渭水支流水资源，位于西周都城丰镐附近，周围地势南高北低，就势开渠引水，便成自流灌溉。这是已知最早最明确的关中水利工程记载。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利用流经关中地区的渭河及其支流泾河、洛河等抗旱洗盐，形成了以汉都长安为中心的农田水利网。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成国渠从今眉县杜家村西南沿渭水东流，经扶风、武功、兴平至咸阳市东北再入渭水全长110多公里，在眉县东南10公里有地名曰“金渠”，据《通志》记载：“引洪沟河水至宁曲堡，康熙八年凿井开窗，以通水路，自宁曲而下田数百顷，宁曲居民聚集而居。”因此可见“金曲”是因渠而得名。
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长安的国都地位一去不再复返，关中水利事业随之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私井兴起，私井灌溉在清代初年出现。据说井灌最初见于关东，清初传至渭北澄城、富平一带。康熙末年，陕西井灌已遍地开花。所以在关中地区就可以找到露井、甘井，罕井等地名。
另外，还可以看到我国先民自古就认识到水的重要性。以关中地区为例，很多地区均以水为名，如下河村、三岔河，横水野河、河西、赤水、金水、田水等。而唐家河、寇家河，狄家河等河流更是与家族联系在一起。
作为自古重农的地区，农作物、植物也会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一个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及植被类型就会对当地的地名造成影响，以宝鸡地区为例就有杏林、核桃坝，桑树林、双白洋等与植物农作物等有关的地名。
四、关中地名与伦理文化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伦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不仅以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独立形式存在，而且神奇般的渗透于各种文化形式之中。
在陕西地域伦理文化发展史上，周朝伦理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周公制礼作乐，建构的德性文化范式是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人们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安宁和稳定，希望用伦理道德规范来调整各个方面的关系，因而宗教制度、宗法意识在这里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
周人地处渭水流域，其祖先为传说中的神农后裔的子孙。③周人推崇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道德。同时在群众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道德规范。周人将社会推崇的“德”和“礼”，内化为深沉稳固的心理品性，从而使个人与家族，家族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和情感联结，成了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西汉在长安建都200余年，其主体伦理文化对陕西人尤其是关中人的影响从地名上也得以体现。
西汉统治者都很重视道德建设，不仅在制度方面重新制礼作乐，而且在思想上定儒为尊，并兼采阴阳、道、法、名诸家。西汉初年，对内与民休息，对外采取和亲政策减少北方匈奴的滋扰。这也就形成了求太平、安定的社会心态，出现例如永平，长宁，永乐等地名，在意识形态上，陆贾、贾渲提出重民和德治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随着宗教等级制度在每一个家庭当中的进一步建立，“孝”的道德观念成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宣扬社会孝道的《孝经》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要求。董仲舒提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三纲”并行。在关中地区就有许多类似于孝義、孝雷、孝西、义门，信义等与“五常”有关的地名。
注释：
①翟文明：《可爱的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②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③王升：《炎帝传》，陕西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作者简介：
张洁，陕西铜川人，现就职于铜川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与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