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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在同一作家笔下具有大致相同的艺术追求。以文学成就而论，蒲松龄的诗歌创作远不如其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然而两者又不无一致之理。研究蒲松龄的诗歌创作，特别是研究最能显现其才情的七绝诗创作，无论学唐倾向、使事用典、性真追求与瑰丽的想象，对于深入探讨《聊斋志异》的文化品格与艺术特色皆大有裨益。
关键词：蒲松龄;七绝诗;学人诗;聊斋志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21）02-0084-15
蒲松龄以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享誉后世，并不以诗名。蒲松龄的郢中社友张笃庆，以一介书生却能于当时以诗名世，以致《清史列传》卷七○、《清史稿》卷四八四皆以之入《文苑传》，蒲松龄则难与其并列。可见古人对于诗文类“正统”体裁的重视。清初的诗坛盟主王士禛，与蒲松龄有交往并喜汲引后进，然而在其笔记或诗话中，对于蒲松龄的诗歌创作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评价。终有清一代，各种诗话作品论及蒲松龄诗歌之作者无多。然而从其传世的一千馀首诗歌创作中，诸体兼备且各有优长，洵非寻常作手。探讨蒲松龄的诗歌创作，对于深入研究其《聊斋志异》的写作，大有裨益，绝非爱屋及乌的徒劳之举。
一、使事用典与唐诗情韵
清刘熙载《艺概》卷二有云：“绝句于六义多取风、兴，故视他体尤以委曲、含蓄、自然为尚。” [1]74在近体诗的绝句中，七绝又较五绝言长，最易窥见作者情性，因而当该体诗在作者诗集中有相当数量的基础时，以之為切入角度加以观照，自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蒲松龄的七绝诗传世者近二百七十首，约占其各体诗歌总量的四分之一强，题材涉及纪行、应酬、遣怀、闲适、亲情、悯农、咏史，内容广泛，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众所周知，蒲松龄于八股举业，几乎沉酣一世，亟欲假科场奋志青云，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对于诗词一道，也恰如他“志异书成共笑之” [2]卷二295的超然态度，本不以为是读书人的正路。蒲松龄写于顺治十六年（1659）的《郢中社序》有云：“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 [3]1033这与时代后于蒲松龄的吴敬梓（1701-1754）的小说人物语如出一辙，《儒林外史》第三回，周进教训喜好诗词歌赋的童生魏好古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 [4]36然而世事往往难料，俗语所谓“着意种花花不活，闲插杨柳柳成荫”，蒲松龄未能以八股文章得志于场屋，自效于时，反而以友朋“共笑之”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扬名于后世，成为世界文豪级的著名作家。蒲松龄对于诗词创作并无刻意以求的执着心态，不过将之视为“约以燕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 [3]1033的消遣之物而已。然而若以成就论，其诗其词固然远逊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但却比他孜孜以求、刻苦钻研的八股文章要有趣味得多，这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一个问题。
从蒲松龄的七绝诗来看，其诗风近于“以才学为诗”的“学人”之诗，而并不以有所谓“一唱三叹之音”的“诗人”之诗为尚。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与讲求“神韵”说的王士禛在诗学观上“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路径。蒲松龄与王士禛曾有诗歌唱和之雅，后者还曾为《聊斋志异》“点志”其目，然而却没有在其笔记或诗话中郑重地提及这位乡村教师的诗名或佳句，显然诗歌艺术追求的相左，无形中隔膜两人在这方面的交流。
蒲松龄以才学为诗，并非如后世肌理派以学问为诗、以考据入诗的食古不化，而是在使事用典中求得性情的展示，这一追求与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略同，在其七绝诗的创作中尤为明显。先看其《寿赵夫人》：“笙歌簇簇寿筵张，一曲回波侑一觞。愿得诸郎第四五，青疏台上看乘羊。” [2]卷一43这属于一首应酬之作，是作者南下宝应县作幕僚时，为上司孙蕙的夫人赵氏祝寿所撰写。四句二十八字连用唐中宗惧内、晋丞相王导夫人曹氏性妒以及晋人卫玠童时羊车入市的典故，这首贺寿七绝调侃上司惧内与赵夫人不妒的美德，虽属游戏笔墨，若非腹笥深厚，是难以如此恰如其分而又能妙语解颐的。蒲松龄博极群书，正是因为“读书破万卷”，方能做到“下笔如有神”的从容。蒲松龄博闻强记，《聊斋志异》小说叙事用典如盐著水中，浑然无迹，堪称左右逢源。这种艺术手法在作者的诗歌创作中更是挥洒自如，得其所哉，已臻炉火纯青之妙。可见以才学为根基是蒲松龄文学创作的共有特色。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选录蒲松龄诗三首，其“诗话”有云：“留仙屡应试，不得志于有司。肆力古文辞，绝去町畦，能自达其所志。” [5]1444这是对蒲松龄诗文创作艺术独特性的肯定。这一独特性的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如《送孙广文先生景夏》一组七绝共有六首，多用典故或前人诗词意境抒发对老师一辈的依恋与怀念之情。孙广文即孙瑚（生卒年不详），字景夏，诸城人，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举人，授淄川教谕，曾醵金修葺学宫。广文，即“广文先生”，旧时对儒学教官的别称。蒲松龄于顺治十五年（1658）进县学，康熙四年（1665）孙瑚授淄川教谕，故孙为蒲之学师。这一组七绝诗其三有云“明朝此际还相忆，知在云山第几重” [2]卷二174，系化用唐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6]3217诗意。其四有云“他日屋梁看月落，相思应到碧山头”，则化用唐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6]2289诗意。这种借鉴前人作品文字以充实自家创作意境的艺术手法，唐以后的诗人墨客每喜运用，而于宋词、元曲中更是司空见惯。然而接轨古人若能做到天衣无缝，又谈何容易！文化积淀而外，创作主体还需要有一些灵气。蒲松龄的七绝诗就多有这种灵气的流露。
七绝诗仅四句，需要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内完成对生活的艺术表现，显然起承转合的章法是保证创作成功的关键。使事用典而外，蒲松龄在七绝诗的创作中模仿古人的叙述方式也堪称是一种成功的探索。《宫辞》五首明显有对唐王昌龄宫怨诗的仿效，尽管有“赝古”之作的嫌疑，但想象丰富、色彩艳丽，刻画细腻且出语清新，大有唐人气象，体现了清诗人“以才学为诗”者的另一种风采。《宫辞》其二末二句云：“朱颜不及风中絮，犹逐流莺出建章。” [3]卷一121这两句诗显然受到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末二句“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6]1445的影响;至于“流莺”与汉“建章宫”的联系，缺乏宫廷生活经验的蒲松龄也非凭空结撰，而是语本唐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6]2596。《宫辞》其四末二句：“月上雕阑犹伫望，宫车响过凤楼西。” [2]卷一121这两句也显然受到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四末二句“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 [6]1445的影响，都是刻画嫔妃希冀帝王临幸而不得时的怅惘心情，艺术手法的借鉴痕迹宛然。 《与王心逸兄弟共酌即席戏赠》二首其二：“秋霞声价重名流，中国妆成越女羞。檀板一声春燕语，满堂宾客尽回头。” [2]续录692这是在友人的酒宴席上戏赠歌妓秋霞之作，末句文字直接取用唐杜甫《徐卿二子歌》中两句“小兒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 [6]2306之第二句，其取境则又径用唐李益《从军北征》“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明看” [6]3226二句，所咏虽非同类事物，但意境差似。这是蒲松龄借鉴唐人而又食古能化之一例。
借鉴古人的艺术手法，在蒲松龄的七绝诗中往往不露苦心经营的斧凿痕迹，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具有雅人深致的逸趣。《怀人》七绝以深秋的夜色为背景，融情入景，运用多重意象的组合，渲染出一种凄清的意境，凸显出怀人的痛苦与无奈：“露冷银河天欲低，中宵残月有乌啼。幽窗酒醒愁无那，魂入垂杨作雨飞。” [2]叙录772“中宵”一句可令读者联想到唐张继《枫桥夜泊》中“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6]2721的孤独旅况。“魂入”句似从唐杜常《华清宫》“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 [6]8370脱化而出，浮现出怀人的无奈感。如果读者联想不到作者暗用古人诗意的巧妙之处，对于全诗的理解也不会产生偏差，这正是学人之诗的趣味所在。
在通常情况下，蒲松龄的七绝诗极喜化用或借用乃至“偷”用古人诗意，用以扩充自家七绝的情感空间，以便在有限的字句中传达出更为丰富的情感。刘孔集曾与蒲松龄一同在孙蕙幕中供事，两人有同僚之谊。刘、蒲分别以后，后者写有《寄刘孔集》三绝句，抒发离别后的挂念之情。其一有云：“为问刺桐花外月，此时照见广陵无？” [2]卷一85在物质条件相对简陋的时代，月亮与人类远较现代亲密。唐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6]1769唐沈佺期《杂诗三首》其三：“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 [6]1035这些吟咏都可以视为蒲松龄文学创作的参考。而“广陵”一词，是扬州的别称，唐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6]5337其间的抱怨无奈意绪，是否激发了蒲松龄的念友情怀？总之，怀念友朋之情，蒲松龄通过有限的字句，巧借前人有关诗句的意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的确耐人寻味。《寄刘孔集》其三末二句“天外归鸿能解意，犹衔残梦到维扬” [2]卷一85，作者在酝酿取义时，也明显吸收了古人有关诗歌的创作经验，转益多师，从而丰富了其诗的表现力。唐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6]2289，用“梦”作为联系友人情感的纽带;唐岑参《春梦》“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6]2107，熟悉唐诗的读者，完全可以以李、岑甚至更多诗人有关梦的作品，作为深入理解蒲氏诗作的管钥，获取鉴赏的愉悦。
唐人诗歌多以情韵取胜，蒲松龄的七绝在借鉴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尤其注意对唐诗韵味的把握与追求。《五月十九移斋石隐园》：“石竹初残百合开，胧胧树色荫苍苔。松风已自清肌骨，又听蕉窗暮雨来。” [2]卷三322“胧胧”句当语出唐王昌龄《西宫春怨》“斜抱云和深见月，胧胧树色隐昭阳” [6]1445二句。孙蕙姬妾顾青霞喜吟王昌龄的这首诗，蒲松龄《听青霞吟诗》七绝有云：“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色隐昭阳。”自注云：“青霞最爱‘斜抱云’之句。” [2]卷一15可见蒲松龄对王昌龄七绝诗的喜好，自己的创作借鉴其《西宫春怨》也痕迹宛然。蒲诗末句“蕉窗”也有所本，唐杜牧《雨》诗：“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 [6]5996书写客居异乡游子孤寂清冷之情栩栩如生。蒲诗运用“蕉窗”意象，寄人篱下的感慨而外，也传达出几许闲适之情，这与作者坐馆毕际有家较为心满意足的心态是相符的。全诗四句具有唐人观照自然的豁达情趣，唐人韵味即通过四句的递进抒情被完美地传达了出来，这就比单纯化用古人诗句以扩充自家创作意境的手法更上层楼。
《红锦边莲》是一首咏物的七绝，形象思维的解喻，拟人手法的运用，令这首小诗的唐人风味更加浓郁：“无双越女白如玉，忽作赪颜照碧湍。绝似玉环朝带酒，低垂红袖倚阑干。” [2]卷四420诗中以古代著名美女西施、杨贵妃为喻，刻画出红锦边莲的娇羞、艳丽而又柔弱的身姿，极具唐诗风采。
清初诗坛，有所谓唐宋诗之争，入主出奴，喧嚣一时。蒲松龄常年以塾师为业，身居乡里，而其所专攻者又不在诗，因而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搅入学唐或宗宋的漩涡中。广收博采、转益多师当是蒲松龄取法前贤的原则，他在《宋七律诗选跋》一文中曾说：“宋人之什，率近于俚;而择其佳句，则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也。” [3]1116基于这一较为通达的认识，他的七绝诗除学唐韵以外，也不乏对宋诗风调的追慕。如《元旦口号》云：“喔喔邻鸡唱晓风，楮钱烧罢火飞空。稚孙自炫新衣美，也学成人拜老翁。” [2]卷四519这首七绝的末二句与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中“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41册26004两句，章法全同，可见蒲松龄对待宋人诗的态度。
蒲松龄的一些咏史的七绝诗，如《淮阴》评论汉初韩信有云：“九原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 [2]卷一88又如《读汉高本纪》论述刘邦对待儒者的态度：“长者呼来辍洗迎，谁言龙准恶儒生。果然帐下皆屠狗，孺子何尝任甲兵。” [2]续录771用七绝咏史作翻案文章，皆以理趣取胜，颇有宋诗的味道。
二、性真与人情之常
蒲松龄吟诗喜欢使事用典，并且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使友人间的应酬之作，也不嫌饾饤獭祭，往往出语得体，恰如其分。如《莱芜范邑侯太公》绝句四首，是颂扬莱芜县令范溥的，历史知识丰富，用典自如，非厚积薄发者不能臻此境界。
《塔灯》七绝八首，是蒲松龄在元宵灯节时赏灯之作，通过对花灯上所绘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描摹传写，道出作者的一己情怀，富于韵致且各有千秋。如果说使事用典并非蒲松龄七绝诗创作独特性的体现，那么，其七绝中始终“有我”的真情洋溢，则是二者相辅相成所展现出的个性了。张鹏展《聊斋诗集序》有云：“无论庄言之，谐言之，质言之，奥言之，其性真固不可没也。” [2]附录815所谓“性真”之论极中肯綮，这与《聊斋志异》所具有的感人魅力的特点，堪称异曲同工。《杨妃》七绝也属咏史之作：“马懿临终压老媪，绝世红颜老便休。三十八龄殉社稷，还留风韵在千秋。” [2]卷五660洞悉世俗人情是这首七绝立论的基础，饶有馀味。古代妇女以色事人，色衰爱弛，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习以为常，固然如此;而于后世人的想象中，美女因未及老而谢世，其风韵也定格于其未老之际，因而美艳常新。蒲松龄的这首咏史七绝所揭示者正是这一“人情之常”。 唐李白《妾薄命》：“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6]1696稍早于蒲松龄生活时代的方文（1612-1669），其《题载花船短歌·为张万青作》说得更为透彻：“自古美人多不寿，寿则红颜渐衰丑。不如年少化芳尘，蛾眉千载尚如新。” [8]652《聊斋志异·恒娘》中的狐女恒娘所标榜的“易妻为妾”之法，从人情难以持久的角度立论，所谓“新旧易难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变憎为爱之术，遂得以行乎其间矣。” [9]2587“异史氏曰”所云也是对世俗人情的深层揭示。《杨妃》一诗所论与《恒娘》之“变憎为爱之术”，有近似的内涵，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人心的洞察力，这正是所谓“性真”的反映。
性真，即性情真率，不以虚情假意造作文字，这又与诗歌创作的某些技巧因素息息相关，体现了形式与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清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有云：
诗有借叶衬花之法。如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自应说闺中之忆长安，却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借叶衬花也。总之古人善用反笔，善用傍笔，故有伏笔，有起笔，有淡笔，有浓笔，今人曾梦见否？ [10]1527
所谓“借叶衬花”，这里姑不论，倒是杜诗中以己度人，置自家肚肠于妻子、于儿女分际之手法，大有意味。唐韩愈《与孟东野书》有云：“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悬于吾也。” [1]155可视为对这一文学艺术手法的绝妙诠解。唐白居易《江楼月》诗：“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 [6]4580宋范成大《育王望海亭》诗：“想见蓬莱西望眼，也应知我立长风。” [7]41册25958这些例证都属于诗人代人设想的性真之作。蒲松龄《留别毕子帅》其二：“遥忆他年君念我，南来独到小桥时。” [2]卷二202借鉴古人的表现手法，深得其中三昧，然而若无真挚的情感，也难以写出如此率真质朴的诗句。《聊斋志异》中，作者常为小说中人物代言，不也是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吗！蒲松龄友人张履庆，字视旋，不幸丧妻，写有《悼亡诗并传》，蒲松龄为此也写有《读张视旋悼亡诗并传》七绝六首，其四有云：“忆昔深闺夜雨时，为君强笑为君悲。九原知尔因渠瘦，伤尽芳心泪万垂。” [2]卷二170绝句首二句是为已经过世张妻代言的设想之词，写出友人亡妻体贴丈夫的温柔之情。第三句中的“尔”谓张履庆，“渠”则指其亡妻。如此一番以代人设想之词入诗，细致入微，非性情中人不能道此。用这一手法渲染友人悼亡的悲剧气氛，的确是精心结撰之作。
蒲松龄的性真，在其抒发亲情的七绝诗中更富于感染力。《怀宗玉侄》是一首怀念比自己还年长的侄子辈中人蒲宗玉的七绝，四句于首尾各用一典，情深谊长：“亦有吾家佳子弟，于君何独倍缠绵。尔方弱冠我年少，风雨连床二十年。” [2]卷一73首句用《晋书·王羲之传》中王敦当面誉称其晚辈王羲之之语，切合叔父辈的身份。末句借用唐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 [6]1922诗意，写出两辈人的亲密。读者即使不明诗中用典取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解读，这正是蒲松龄七绝艺术凝练的体现。
蒲松龄的七绝诗描写兄弟情也极感人。《二兄新甫病甚，弥留自言适至一处，门额一扁大书黄桑驿，或谓余当居此，入视之一望无际，止寥寥数屋耳。作此焚之》，是为两首七绝，属于与二兄蒲柏龄生离死别的咏叹。蒲柏龄，字新甫，康熙四十八年（1709）病重，弥留之际，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蒲松龄即据其谵语点染成篇，诗题已明其原委。其一云：“兄弟年来鬓发苍，不曾三夜语连床。黄桑驿里如相见，别日无多聚日长。”其二云：“百亩广庭院不分，索居应复念离群。驿中如许闲田地，烦构三楹待卯君。” [2]卷四569所谓“黄桑驿”，语出《诗经·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12]85这里用为死亡的象征;“卯君”，语出宋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缭绕无穷合复分，绵绵浮空散氤氲，东坡持是寿卯君” [7]14册9493三句。苏轼弟苏辙，字子由，为己卯年生人，故诗中以“卯君”称之。蒲松龄以“卯君”自喻为弟，属于修辞中的借代，并无深意。两首七绝皆以兄长临终谵语为由头生发开去，开口见胆，语语沉痛，兄弟友于之情充溢字里行间。当时蒲松龄已经是七十老翁，所谓“别日无多聚日长”“烦构三楹待卯君”，令人读后倍觉神伤！
蒲松龄以悼亡为题材的七绝诗，也感人至深。其夫人刘氏为人朴讷寡言，食贫衣俭，蒲松龄有《述刘氏行实》一文，内有云：“先是，五十馀犹不忘进取，刘氏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 [3]1308～1309可见这位刘氏夫人颇识大体，是蒲松龄的一位贤内助。康熙五十二年（1713），刘氏先其夫二年谢世，蒲松龄作《悼内》七律六首、五古一首、七绝一首，伉俪情笃，显而易见。其绝句云：“五十六年藜藿伴，枕衾宛在尔何之？酸心刺骨情难忍，不忆生时忆病时。” [2]卷五634全诗不用典而悲情满怀，如泣如诉，沉痛已极。此时蒲松龄年届七十四岁，丧偶之痛可想而知。刘氏为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人，她死后的第一个生辰日，蒲松龄写有《二十六日，孙立德不忘祖妣初度，归拜灵帏，因与恸哭》一首七绝：“逢君初度泪潸潸，何遽乘云去不还。犹忆去年今日里，共将杯酒祝南山。” [2]卷五637以去年今日为妻子祝寿的喜庆，映衬今年此日人去屋空的凄凉，在情感对比的强烈落差中写悲痛之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作者对妻子的无限怀念甚至进入午睡的梦境，七绝《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见余睡而笑，急张目，则梦也》云：“一自常离归夜台，何曾一夜梦君来。忽然含笑搴帏入，赚我曚昽睡眼开。” [2]卷五665诗写得平实易解，不事雕饰而情义无限。写此诗后不久，蒲松龄也辞别了人世，走完了他坎坷辛苦的一生。
蒲松龄的七绝诗中还有一类送行的题材，情真景真，情景交融，也能体现出作者学人之诗的特色。《重阳送定甫北上》为四首一组七绝诗，注重自然景物的色彩渲染，以书写与友人王定甫的依依惜别之情，构成这组七绝的特色。其一末二句“红树不缘愁客醉，黄花专为远人开” [2]卷一125，红、黄两色构成农历九月间的秋日景象，颇具画意。其四云：“金城杨柳已堪攀，道上黄花照客颜。人趁斜阳浮绿蚁，风吹离恨满青山。” [2]卷一125“金城”为东晋丹阳郡江乘县地名，据《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13]2572人事兴废，时不我待的感慨而外，“金城”“黄花”“绿蚁”“青山”，看似无意中的四重色彩组合，可令读者有目不暇接之感，是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刻意求新的结果。 幽默，作为文人的一种雅趣，也时常在蒲松龄的七绝诗中显露。如前揭《寿赵夫人》一诗即是。《戏酬孙树百》是写给其宝应作幕时的上司孙蕙（字树百）的四首七绝，从题目即可见其诗的调侃意味。其一云：“云髻峨峨簇凤翘，一声仙乐下云旓。汾阳公子真豪迈，便使柔魂真个销。” [2]卷一47孙蕙性耽声色，蒲松龄投其上司所好，诗中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描摹其闺中旖旎风光，颊上三毫，宛然入妙。七绝末句，语出明王世贞《艳异编》卷三○：“詹天游，名玉可，字大。风流才思，不减昔人。故宋驸马杨震有十姬，皆绝色，名粉儿者尤胜。一日，召天游宴，尽出诸姬佐觞，天游属意于粉儿，口占一词云：‘淡淡青山两黛春，娇羞一点口儿樱。一梭儿玉一窝云，白藕香中见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个也销魂。’杨遂以粉儿赠之，曰：‘请天游真个销魂也。’” [14]426“便使柔魂真个销”当用詹天游事以自我调侃。《聊斋志异》卷二《白于玉》：“人间尤物，仆求一而难之，君集群芳，能令我真个销魂否？” [9]552小说中的此番话也语出《艳异编·詹天游》。
蒲松龄在小说《聊斋志异》有关男女之情的描写中，也不乏幽默的因子。如《荷花三娘子》中宗湘若与狐女的调笑语，《狐谐》中那位狐仙的妙语连珠，都具有文人的机智成分。以文化品格而论，蒲松龄的诗歌创作（这里仅以其七绝诗为中心）与其文言小说的写作有一致之思的地方。
三、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
众所周知，丰富的想象是构成《聊斋志异》中奇幻瑰丽世界的基础，没有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思想驰骛，就不会有凤仙的镜影悲欢、贾奉雉的时空穿越、叶生的魂从知己、莲香的两世情缘。这些想象的世界并非向壁虚构的胡思乱想，而是具有现实世界基础的。《梦狼》的官虎吏狼、《罗刹海市》的黑白颠倒、《红玉》的扶危惩恶、《席方平》的不屈不挠，皆有现实世界的折光，不过披上了一件虚幻的外衣而已。蒲松龄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这在其七绝诗的创作中也甚为明显。作为一位乡村塾师，蒲松龄劬学好古，博览群书，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其头脑并不冬烘迂腐。他有与广大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面，反映于诗歌中，就有了其现实性的基础。七绝《田间口号》就是这样一首反映广大农民不堪重税而呻吟于底层的作品：“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2]卷一101如果没有在封建专制淫威下的切身感受，作者是写不出如此沉痛的诗篇的。
靠天吃饭是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难以逃避的规律。蒲松龄是文人，又是农民，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身份，决定了他对农事的关心与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境遇的感同身受。《旱甚》三首绝句描写了凶年之下的农村景象，是写实之作。其三云：“大旱三百五十日，垅上安能有麦禾。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 [2]卷四467天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因官与民两者立场的不同而出现大相径庭的判断。封建官吏对大旱不作调查，只凭主观臆断，不相信告灾的实情，完全是一副草菅人命的嘴脸。诗末句用《新唐书·崔荛传》中掌故：“是时王仙芝乱汉上，河南群盗兴，荛简侻不晓事，但以器韵自高，委政厮竖，不恤人疾苦。或诉旱者，指廷树示之曰：‘柯叶尚尔，何旱为？’即搒笞之，上下离心。” [15]4708诗人用唐代的荒诞故事入诗，传达出无比愤怒的心情。
在对待天灾人祸上，蒲松龄与广大农民心心相印，并非仅仅是同情而已。他还写有多首有关雨水的七绝诗，忧心农事收成，语语真切。《六月初八夜雨》其一：“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床头爽气清馀睡，坐听高檐滴到明。” [2]卷四467《四月初七喜雨》：“冬初一雪雨全无，入夏萧条麦欲枯。枕上萧萧连夜听，窗前喜见草新苏。” [2]卷四507二诗分别写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五年（1706），平白如话的书写显示了作者难以掩盖的、畅快无比的喜悦心情，天旱能否遇雨，事关百姓生死，真情流露无须掩饰。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天降甘霖，蒲松龄正在在西铺坐馆，却又听说自己家乡淄东无雨，不免心生焦虑，写下《闻淄东无雨》两首七绝，其二云：“霈泽虽然遗故村，犹将报赛斩牲豚。逃亡幸可依乡井，便是苍苍雨露恩。” [2]卷四468这首七绝末二句用让步手法道出自己的无奈心理，属于自我宽慰，也是聊以解嘲。然而当“淄东无雨”的传言有讹，并非乡里实情被证实后，作者又以无限欣喜之情写下了《喜闻雨信》二首七绝，其二云：“方听讹言欲问天，忽闻雨信倍懽然。此时晴雨关生死，不比寻常家报传。” [2]卷四469将下雨与否提到事关百姓生死的地步，不是农民，绝难有此心态！
久旱盼望云霓之至，大涝又盼望晴日，《得家报》一诗道出了靠天吃饭背景下诗人的惶恐心情：“处处淫霖败秋稼，吾乡无麦更皇然。禾收七尺无灾变，应是天知馁可怜。” [2]卷四576对社会的忧患心态本属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也是旧时代正直读书人执着处世的态度，然而这一心态大多是大处落墨的产物，而并不拘泥于宜雨宜晴的悲喜。蒲松龄因自家生活好坏大多取决于老天，所以其忧患心态就自然染上具体而微、无所不在的色彩。淄川县令张嵋属于贤良循吏，康熙二十八年（1689）离任，蒲松齡写下《悲喜十三谣》一组七绝，围绕这位县令的升迁，组诗如实地记录了六种良民，即农人、儒童、乡人、翁妪、肆贾与名士的悲伤与留恋;同时刻画出七种莠民，即衙役、博徒、豪强、讼师、巫师、娼户、行贿者窃自庆幸的嘴脸。组诗多用典故，直面现实，传达出作者爱憎分明的情感。组诗有小序，内有云：“里中三五偶而语，口无杂典，悼今离、道昔德政慈语也。共言侯去悲六、喜七。初不解，请屈其指，恍然始信。感为谣，听輶轩采择焉。” [2]卷二287敢于亮明意旨，呼出广大乡民的心声。
对于廉吏的离去伤怀懊恼，对于酷吏的去职则额手称庆。康熙四十七年（1708），贪酷并课税繁重的山东巡抚赵世显迁官，蒲松龄兴奋地写有《喜开府有迁报》两首绝句，其一揭露赵巡抚之劣迹云：“亩无斗粟说年丰，谁绘《流民》达帝聪。方为啼号念儿女，又敲皮骨补亏空。” [2]卷四559这位方面大僚为官上期下压，对待属民敲骨吸髓，令人发指！ 蒲松龄与现实的过分贴近，是生活煎熬下的产物，并不利于文人超脱的精神家园的建构，他对此深有感悟，曾以自我调侃的口吻写有《遣怀》七绝一首：“嗜酒陶潜惟种黍，捉衿原宪不忧贫。今年已作明年虑，笑杀梧桐月下人。” [2]卷三479作者不否认自己是一介文人，但生活的逼迫又令他对于全家未来可能的衣食匮乏忧心忡忡，而这一心态是为“以天下为己任”“忧道不忧贫”的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末句“笑杀梧桐月下人”就是这一心态的流露。
从上揭有关蒲松龄七绝诗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尽管有许多贴近现实之作，但在骨子里仍以构筑自身的精神家园为目标，《聊斋志异》如是，其诗歌创作亦如是。七律《山村》有云：“只有家家新酒醉，从来不解听黄鹂。” [2]卷一76这两句诗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于一般农户人家缺少雅趣的态度。当晴天雨日与农事的关联不甚紧密的时候，蒲松龄对雨的感受就会回归文人的雅兴，如七绝《暮雨》云：“纵横薜荔掩窗纱，搅树风来暮雨斜。一夜淋零听不断，檐声滴破玉簪花。” [2]卷四511这首诗与前揭久旱盼雨或喜雨的悯农之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文人情怀了。至于因旅途中遇雨导致意兴萧索，写入诗中也属文人情调。如七绝《途次阴雨》有云：“马上行人无兴寄，斜风冷雨过花村。” [2]卷四573虽情绪不高，却诗意清新，体现了以诗人之眼观物的特点。
文人情怀最易伤感，细雨生愁，见花落泪，常常是诗人笔下的绝妙题材。但在蒲松龄的诗作特别是七绝中，无病呻吟的作品无多，常以乐观情绪出之者则有不少。如七绝《落花》云：“东风一夜武陵津，吹尽桃源万树春。疑是华清车马散，遗钿零落满芳尘。” [2]续录765落叶、落花每易令诗人反观自身命运，出以悲观意绪，蒲松龄却常用清新之笔出之，给读者以无限美感。诸如此类的七绝如《望月》“月中道是山河影，细向天边认岱宗” [2]续录779，《夏客稷门僦居湖楼》其一“雨过开窗风满座，独持杯酒看华山” [2]卷四512，《石隐园中作》“蔓松桥上一徘徊，风过松阴爽气来” [2]卷四509，全无局促之态，文人潇洒意度毕见。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元旦期间，蒲松龄年已七十三岁，仍然童心未泯，有七绝《十八日与诸孙出游，欲补上元之缺，大风苦寒而返》，记述自己与家中晚辈结伴出行过桥“走百病”，可见其人生态度的积极：“家家儿女过桥头，云过桥头百病瘳。方欲偷闲学年少，又教风伯妒清游。” [2]卷五610“走百病”或曰“走桥”，是旧时流行于陕西、福建、广东、吉林、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地的年节习俗，每年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妇女结伴出行，或过桥，或在城墙上行，据说如此就可以避灾却病，求得福寿。明小说《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就有相关的描述，可见这一风俗在明代盛行的情况。蒲松龄当时年事已高，却愿意随同妇女与孙辈等一同“走百病”，可见兴致不浅。
对于人生，蒲松龄常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期望的永存，这从他如“倔强老兵”一般不断奔赴乡试考场，屡败屡战，直至年近古稀方才罢手，即可为证。不知老之将至，正是对未来憧憬的希望之火不熄所致。他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反映于小说中，就有了关于男女恋情想象的无比丰富;反映于其诗歌创作中，也有了超越现实的瑰丽想象。一般而言，书本知识愈丰富，人的想象力也就愈强。从蒲松龄的七绝诗来看，富于想象的诗篇在艺术魅力上要超越反映现实的诗篇，从而奠定了其诗歌文化品格的士林化特征。如七绝《秋燕》是一首咏物诗：“晓院秋风乳燕低，飞来飞去踏芸帷。呢喃莫遣逐香阁，恐被赵家姊妹知。” [2]续录781有注本认为此诗有所寄托，即：“妇女不要羡慕富贵，上攀高门，否则会招妒惹忌，给自己造成不幸。” [2]续录781如此诠释，似有胶柱鼓瑟之嫌。实则此首七绝通过对秋燕的吟咏徜徉于历史的氛围中，既有观照自身的意向，也有知足不辱的寓意，传达出旧时文人较为复杂的心态，难以一言蔽之。即使有民歌风的《采莲曲》二首七绝，也是想象成分多于对现实的把握。其二云：“两船相望隔菱茭，一笑低头眼暗抛。他日人知与郎遇，片言谁信不曾交。” [2]卷五750对于乡村男女恋情如此描写，染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如果反观《聊斋志异》中有关男欢女爱题材的篇章，就有若合符契之感了。
《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五首绝句、《戏酬孙树百》四首绝句，想象中景多于现实之境，华丽浓艳，令读者如入仙境。如前者其五“座下湘裙已罢舞，莲花犹散玉尘香” [2]卷一44，后者其三“琅玕酒色郁金香，锦曲瑶笙绕画梁” [2]卷一46，这些描写都是超越现实的。其《赠妓》绝句十一首，如其一“明日绿蝉重拂鬓，更无云雨梦襄王”，其七“灯前色授魂相与，醉眼横波娇欲流” [2]续录715，皆带有文人自恋式的想象，并非写实之笔。这正是看人家富贵之境下的想入非非，清初李渔所谓“幻境之妙，十倍于真” [16]119云云，可为注脚。蒲松龄想象的丰富，在其题画诗中有更为淋漓尽致的呈现，如《同沈燕及题思妇图》七绝四首，描摹精雕细刻，大有唐人风味。其一云：“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 [2]卷二198作者似乎更愿意在非现实的世界中构想诗境，仿佛不如此就难以尽情挥洒，使一己才情得以完美展现。
《又寄孙树百兼贻鲁坛》七绝十一首，本属应酬之作，蒲松龄也似乎有意逞才，完全用想象中语构筑温柔富贵之诗情，作为调侃戏谑友人的文字游戏。其九云：“未干翅粉已倾城，闻道诗才骨更清。只恐薄言逢彼怒，泥中恼乱郑康成。” [2]卷一118这些稍带艳情意味的作品，除反映了作者性格幽默的一面外，也准确地勾画出作者以才学为诗的轮廓。
蒲松龄三十一岁左右曾一度到宝应县令孙蕙幕下为僚，在繁忙的公务与诗酒繁华中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游幕生涯。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些风尘女子，也接触到孙蕙的姬妾顾青霞等堪称才女的女性。这一段不算长的生活经历，除可为其诗创作插上想象的双翼，同时也为《聊斋志异》的创作拓展了天地。无论诗歌还是小说，其瑰丽的想象力除书本的滋养外，这一段生活阅历也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蒲松龄七绝诗的“学人”味道是以性真以及多涉想象的艺术构思为基础的，其诗主要以士林文化品格为主，这与其《聊斋志异》的士林文化辅以乡村文化的双重文化品格接近，可参见拙作《〈聊斋志异〉文化品格论》（载《蒲松龄研究》1995年第三、四期合刊），此不赘言。研究蒲松龄的诗作，并非我们的主要目的，因为他的诗歌创作，无论在中国诗歌史还是仅在清诗史中，都难以跻入一流作品之列。然而研究其诗作，特别是七绝创作，却极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第一流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深入探讨。而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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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汉举）
关键词：蒲松龄;七绝诗;学人诗;聊斋志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21）02-0084-15
蒲松龄以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享誉后世，并不以诗名。蒲松龄的郢中社友张笃庆，以一介书生却能于当时以诗名世，以致《清史列传》卷七○、《清史稿》卷四八四皆以之入《文苑传》，蒲松龄则难与其并列。可见古人对于诗文类“正统”体裁的重视。清初的诗坛盟主王士禛，与蒲松龄有交往并喜汲引后进，然而在其笔记或诗话中，对于蒲松龄的诗歌创作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评价。终有清一代，各种诗话作品论及蒲松龄诗歌之作者无多。然而从其传世的一千馀首诗歌创作中，诸体兼备且各有优长，洵非寻常作手。探讨蒲松龄的诗歌创作，对于深入研究其《聊斋志异》的写作，大有裨益，绝非爱屋及乌的徒劳之举。
一、使事用典与唐诗情韵
清刘熙载《艺概》卷二有云：“绝句于六义多取风、兴，故视他体尤以委曲、含蓄、自然为尚。” [1]74在近体诗的绝句中，七绝又较五绝言长，最易窥见作者情性，因而当该体诗在作者诗集中有相当数量的基础时，以之為切入角度加以观照，自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蒲松龄的七绝诗传世者近二百七十首，约占其各体诗歌总量的四分之一强，题材涉及纪行、应酬、遣怀、闲适、亲情、悯农、咏史，内容广泛，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众所周知，蒲松龄于八股举业，几乎沉酣一世，亟欲假科场奋志青云，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对于诗词一道，也恰如他“志异书成共笑之” [2]卷二295的超然态度，本不以为是读书人的正路。蒲松龄写于顺治十六年（1659）的《郢中社序》有云：“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 [3]1033这与时代后于蒲松龄的吴敬梓（1701-1754）的小说人物语如出一辙，《儒林外史》第三回，周进教训喜好诗词歌赋的童生魏好古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 [4]36然而世事往往难料，俗语所谓“着意种花花不活，闲插杨柳柳成荫”，蒲松龄未能以八股文章得志于场屋，自效于时，反而以友朋“共笑之”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扬名于后世，成为世界文豪级的著名作家。蒲松龄对于诗词创作并无刻意以求的执着心态，不过将之视为“约以燕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 [3]1033的消遣之物而已。然而若以成就论，其诗其词固然远逊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但却比他孜孜以求、刻苦钻研的八股文章要有趣味得多，这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一个问题。
从蒲松龄的七绝诗来看，其诗风近于“以才学为诗”的“学人”之诗，而并不以有所谓“一唱三叹之音”的“诗人”之诗为尚。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与讲求“神韵”说的王士禛在诗学观上“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路径。蒲松龄与王士禛曾有诗歌唱和之雅，后者还曾为《聊斋志异》“点志”其目，然而却没有在其笔记或诗话中郑重地提及这位乡村教师的诗名或佳句，显然诗歌艺术追求的相左，无形中隔膜两人在这方面的交流。
蒲松龄以才学为诗，并非如后世肌理派以学问为诗、以考据入诗的食古不化，而是在使事用典中求得性情的展示，这一追求与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略同，在其七绝诗的创作中尤为明显。先看其《寿赵夫人》：“笙歌簇簇寿筵张，一曲回波侑一觞。愿得诸郎第四五，青疏台上看乘羊。” [2]卷一43这属于一首应酬之作，是作者南下宝应县作幕僚时，为上司孙蕙的夫人赵氏祝寿所撰写。四句二十八字连用唐中宗惧内、晋丞相王导夫人曹氏性妒以及晋人卫玠童时羊车入市的典故，这首贺寿七绝调侃上司惧内与赵夫人不妒的美德，虽属游戏笔墨，若非腹笥深厚，是难以如此恰如其分而又能妙语解颐的。蒲松龄博极群书，正是因为“读书破万卷”，方能做到“下笔如有神”的从容。蒲松龄博闻强记，《聊斋志异》小说叙事用典如盐著水中，浑然无迹，堪称左右逢源。这种艺术手法在作者的诗歌创作中更是挥洒自如，得其所哉，已臻炉火纯青之妙。可见以才学为根基是蒲松龄文学创作的共有特色。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选录蒲松龄诗三首，其“诗话”有云：“留仙屡应试，不得志于有司。肆力古文辞，绝去町畦，能自达其所志。” [5]1444这是对蒲松龄诗文创作艺术独特性的肯定。这一独特性的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如《送孙广文先生景夏》一组七绝共有六首，多用典故或前人诗词意境抒发对老师一辈的依恋与怀念之情。孙广文即孙瑚（生卒年不详），字景夏，诸城人，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举人，授淄川教谕，曾醵金修葺学宫。广文，即“广文先生”，旧时对儒学教官的别称。蒲松龄于顺治十五年（1658）进县学，康熙四年（1665）孙瑚授淄川教谕，故孙为蒲之学师。这一组七绝诗其三有云“明朝此际还相忆，知在云山第几重” [2]卷二174，系化用唐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6]3217诗意。其四有云“他日屋梁看月落，相思应到碧山头”，则化用唐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6]2289诗意。这种借鉴前人作品文字以充实自家创作意境的艺术手法，唐以后的诗人墨客每喜运用，而于宋词、元曲中更是司空见惯。然而接轨古人若能做到天衣无缝，又谈何容易！文化积淀而外，创作主体还需要有一些灵气。蒲松龄的七绝诗就多有这种灵气的流露。
七绝诗仅四句，需要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内完成对生活的艺术表现，显然起承转合的章法是保证创作成功的关键。使事用典而外，蒲松龄在七绝诗的创作中模仿古人的叙述方式也堪称是一种成功的探索。《宫辞》五首明显有对唐王昌龄宫怨诗的仿效，尽管有“赝古”之作的嫌疑，但想象丰富、色彩艳丽，刻画细腻且出语清新，大有唐人气象，体现了清诗人“以才学为诗”者的另一种风采。《宫辞》其二末二句云：“朱颜不及风中絮，犹逐流莺出建章。” [3]卷一121这两句诗显然受到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末二句“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6]1445的影响;至于“流莺”与汉“建章宫”的联系，缺乏宫廷生活经验的蒲松龄也非凭空结撰，而是语本唐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6]2596。《宫辞》其四末二句：“月上雕阑犹伫望，宫车响过凤楼西。” [2]卷一121这两句也显然受到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四末二句“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 [6]1445的影响，都是刻画嫔妃希冀帝王临幸而不得时的怅惘心情，艺术手法的借鉴痕迹宛然。 《与王心逸兄弟共酌即席戏赠》二首其二：“秋霞声价重名流，中国妆成越女羞。檀板一声春燕语，满堂宾客尽回头。” [2]续录692这是在友人的酒宴席上戏赠歌妓秋霞之作，末句文字直接取用唐杜甫《徐卿二子歌》中两句“小兒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 [6]2306之第二句，其取境则又径用唐李益《从军北征》“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明看” [6]3226二句，所咏虽非同类事物，但意境差似。这是蒲松龄借鉴唐人而又食古能化之一例。
借鉴古人的艺术手法，在蒲松龄的七绝诗中往往不露苦心经营的斧凿痕迹，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具有雅人深致的逸趣。《怀人》七绝以深秋的夜色为背景，融情入景，运用多重意象的组合，渲染出一种凄清的意境，凸显出怀人的痛苦与无奈：“露冷银河天欲低，中宵残月有乌啼。幽窗酒醒愁无那，魂入垂杨作雨飞。” [2]叙录772“中宵”一句可令读者联想到唐张继《枫桥夜泊》中“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6]2721的孤独旅况。“魂入”句似从唐杜常《华清宫》“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 [6]8370脱化而出，浮现出怀人的无奈感。如果读者联想不到作者暗用古人诗意的巧妙之处，对于全诗的理解也不会产生偏差，这正是学人之诗的趣味所在。
在通常情况下，蒲松龄的七绝诗极喜化用或借用乃至“偷”用古人诗意，用以扩充自家七绝的情感空间，以便在有限的字句中传达出更为丰富的情感。刘孔集曾与蒲松龄一同在孙蕙幕中供事，两人有同僚之谊。刘、蒲分别以后，后者写有《寄刘孔集》三绝句，抒发离别后的挂念之情。其一有云：“为问刺桐花外月，此时照见广陵无？” [2]卷一85在物质条件相对简陋的时代，月亮与人类远较现代亲密。唐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6]1769唐沈佺期《杂诗三首》其三：“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 [6]1035这些吟咏都可以视为蒲松龄文学创作的参考。而“广陵”一词，是扬州的别称，唐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6]5337其间的抱怨无奈意绪，是否激发了蒲松龄的念友情怀？总之，怀念友朋之情，蒲松龄通过有限的字句，巧借前人有关诗句的意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的确耐人寻味。《寄刘孔集》其三末二句“天外归鸿能解意，犹衔残梦到维扬” [2]卷一85，作者在酝酿取义时，也明显吸收了古人有关诗歌的创作经验，转益多师，从而丰富了其诗的表现力。唐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6]2289，用“梦”作为联系友人情感的纽带;唐岑参《春梦》“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6]2107，熟悉唐诗的读者，完全可以以李、岑甚至更多诗人有关梦的作品，作为深入理解蒲氏诗作的管钥，获取鉴赏的愉悦。
唐人诗歌多以情韵取胜，蒲松龄的七绝在借鉴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尤其注意对唐诗韵味的把握与追求。《五月十九移斋石隐园》：“石竹初残百合开，胧胧树色荫苍苔。松风已自清肌骨，又听蕉窗暮雨来。” [2]卷三322“胧胧”句当语出唐王昌龄《西宫春怨》“斜抱云和深见月，胧胧树色隐昭阳” [6]1445二句。孙蕙姬妾顾青霞喜吟王昌龄的这首诗，蒲松龄《听青霞吟诗》七绝有云：“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色隐昭阳。”自注云：“青霞最爱‘斜抱云’之句。” [2]卷一15可见蒲松龄对王昌龄七绝诗的喜好，自己的创作借鉴其《西宫春怨》也痕迹宛然。蒲诗末句“蕉窗”也有所本，唐杜牧《雨》诗：“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 [6]5996书写客居异乡游子孤寂清冷之情栩栩如生。蒲诗运用“蕉窗”意象，寄人篱下的感慨而外，也传达出几许闲适之情，这与作者坐馆毕际有家较为心满意足的心态是相符的。全诗四句具有唐人观照自然的豁达情趣，唐人韵味即通过四句的递进抒情被完美地传达了出来，这就比单纯化用古人诗句以扩充自家创作意境的手法更上层楼。
《红锦边莲》是一首咏物的七绝，形象思维的解喻，拟人手法的运用，令这首小诗的唐人风味更加浓郁：“无双越女白如玉，忽作赪颜照碧湍。绝似玉环朝带酒，低垂红袖倚阑干。” [2]卷四420诗中以古代著名美女西施、杨贵妃为喻，刻画出红锦边莲的娇羞、艳丽而又柔弱的身姿，极具唐诗风采。
清初诗坛，有所谓唐宋诗之争，入主出奴，喧嚣一时。蒲松龄常年以塾师为业，身居乡里，而其所专攻者又不在诗，因而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搅入学唐或宗宋的漩涡中。广收博采、转益多师当是蒲松龄取法前贤的原则，他在《宋七律诗选跋》一文中曾说：“宋人之什，率近于俚;而择其佳句，则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也。” [3]1116基于这一较为通达的认识，他的七绝诗除学唐韵以外，也不乏对宋诗风调的追慕。如《元旦口号》云：“喔喔邻鸡唱晓风，楮钱烧罢火飞空。稚孙自炫新衣美，也学成人拜老翁。” [2]卷四519这首七绝的末二句与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中“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41册26004两句，章法全同，可见蒲松龄对待宋人诗的态度。
蒲松龄的一些咏史的七绝诗，如《淮阴》评论汉初韩信有云：“九原若解酬恩怨，不恨高皇恨蒯通。” [2]卷一88又如《读汉高本纪》论述刘邦对待儒者的态度：“长者呼来辍洗迎，谁言龙准恶儒生。果然帐下皆屠狗，孺子何尝任甲兵。” [2]续录771用七绝咏史作翻案文章，皆以理趣取胜，颇有宋诗的味道。
二、性真与人情之常
蒲松龄吟诗喜欢使事用典，并且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使友人间的应酬之作，也不嫌饾饤獭祭，往往出语得体，恰如其分。如《莱芜范邑侯太公》绝句四首，是颂扬莱芜县令范溥的，历史知识丰富，用典自如，非厚积薄发者不能臻此境界。
《塔灯》七绝八首，是蒲松龄在元宵灯节时赏灯之作，通过对花灯上所绘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描摹传写，道出作者的一己情怀，富于韵致且各有千秋。如果说使事用典并非蒲松龄七绝诗创作独特性的体现，那么，其七绝中始终“有我”的真情洋溢，则是二者相辅相成所展现出的个性了。张鹏展《聊斋诗集序》有云：“无论庄言之，谐言之，质言之，奥言之，其性真固不可没也。” [2]附录815所谓“性真”之论极中肯綮，这与《聊斋志异》所具有的感人魅力的特点，堪称异曲同工。《杨妃》七绝也属咏史之作：“马懿临终压老媪，绝世红颜老便休。三十八龄殉社稷，还留风韵在千秋。” [2]卷五660洞悉世俗人情是这首七绝立论的基础，饶有馀味。古代妇女以色事人，色衰爱弛，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习以为常，固然如此;而于后世人的想象中，美女因未及老而谢世，其风韵也定格于其未老之际，因而美艳常新。蒲松龄的这首咏史七绝所揭示者正是这一“人情之常”。 唐李白《妾薄命》：“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6]1696稍早于蒲松龄生活时代的方文（1612-1669），其《题载花船短歌·为张万青作》说得更为透彻：“自古美人多不寿，寿则红颜渐衰丑。不如年少化芳尘，蛾眉千载尚如新。” [8]652《聊斋志异·恒娘》中的狐女恒娘所标榜的“易妻为妾”之法，从人情难以持久的角度立论，所谓“新旧易难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变憎为爱之术，遂得以行乎其间矣。” [9]2587“异史氏曰”所云也是对世俗人情的深层揭示。《杨妃》一诗所论与《恒娘》之“变憎为爱之术”，有近似的内涵，体现了作者对社会人心的洞察力，这正是所谓“性真”的反映。
性真，即性情真率，不以虚情假意造作文字，这又与诗歌创作的某些技巧因素息息相关，体现了形式与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清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有云：
诗有借叶衬花之法。如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自应说闺中之忆长安，却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借叶衬花也。总之古人善用反笔，善用傍笔，故有伏笔，有起笔，有淡笔，有浓笔，今人曾梦见否？ [10]1527
所谓“借叶衬花”，这里姑不论，倒是杜诗中以己度人，置自家肚肠于妻子、于儿女分际之手法，大有意味。唐韩愈《与孟东野书》有云：“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悬于吾也。” [1]155可视为对这一文学艺术手法的绝妙诠解。唐白居易《江楼月》诗：“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 [6]4580宋范成大《育王望海亭》诗：“想见蓬莱西望眼，也应知我立长风。” [7]41册25958这些例证都属于诗人代人设想的性真之作。蒲松龄《留别毕子帅》其二：“遥忆他年君念我，南来独到小桥时。” [2]卷二202借鉴古人的表现手法，深得其中三昧，然而若无真挚的情感，也难以写出如此率真质朴的诗句。《聊斋志异》中，作者常为小说中人物代言，不也是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吗！蒲松龄友人张履庆，字视旋，不幸丧妻，写有《悼亡诗并传》，蒲松龄为此也写有《读张视旋悼亡诗并传》七绝六首，其四有云：“忆昔深闺夜雨时，为君强笑为君悲。九原知尔因渠瘦，伤尽芳心泪万垂。” [2]卷二170绝句首二句是为已经过世张妻代言的设想之词，写出友人亡妻体贴丈夫的温柔之情。第三句中的“尔”谓张履庆，“渠”则指其亡妻。如此一番以代人设想之词入诗，细致入微，非性情中人不能道此。用这一手法渲染友人悼亡的悲剧气氛，的确是精心结撰之作。
蒲松龄的性真，在其抒发亲情的七绝诗中更富于感染力。《怀宗玉侄》是一首怀念比自己还年长的侄子辈中人蒲宗玉的七绝，四句于首尾各用一典，情深谊长：“亦有吾家佳子弟，于君何独倍缠绵。尔方弱冠我年少，风雨连床二十年。” [2]卷一73首句用《晋书·王羲之传》中王敦当面誉称其晚辈王羲之之语，切合叔父辈的身份。末句借用唐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 [6]1922诗意，写出两辈人的亲密。读者即使不明诗中用典取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解读，这正是蒲松龄七绝艺术凝练的体现。
蒲松龄的七绝诗描写兄弟情也极感人。《二兄新甫病甚，弥留自言适至一处，门额一扁大书黄桑驿，或谓余当居此，入视之一望无际，止寥寥数屋耳。作此焚之》，是为两首七绝，属于与二兄蒲柏龄生离死别的咏叹。蒲柏龄，字新甫，康熙四十八年（1709）病重，弥留之际，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蒲松龄即据其谵语点染成篇，诗题已明其原委。其一云：“兄弟年来鬓发苍，不曾三夜语连床。黄桑驿里如相见，别日无多聚日长。”其二云：“百亩广庭院不分，索居应复念离群。驿中如许闲田地，烦构三楹待卯君。” [2]卷四569所谓“黄桑驿”，语出《诗经·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12]85这里用为死亡的象征;“卯君”，语出宋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缭绕无穷合复分，绵绵浮空散氤氲，东坡持是寿卯君” [7]14册9493三句。苏轼弟苏辙，字子由，为己卯年生人，故诗中以“卯君”称之。蒲松龄以“卯君”自喻为弟，属于修辞中的借代，并无深意。两首七绝皆以兄长临终谵语为由头生发开去，开口见胆，语语沉痛，兄弟友于之情充溢字里行间。当时蒲松龄已经是七十老翁，所谓“别日无多聚日长”“烦构三楹待卯君”，令人读后倍觉神伤！
蒲松龄以悼亡为题材的七绝诗，也感人至深。其夫人刘氏为人朴讷寡言，食贫衣俭，蒲松龄有《述刘氏行实》一文，内有云：“先是，五十馀犹不忘进取，刘氏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 [3]1308～1309可见这位刘氏夫人颇识大体，是蒲松龄的一位贤内助。康熙五十二年（1713），刘氏先其夫二年谢世，蒲松龄作《悼内》七律六首、五古一首、七绝一首，伉俪情笃，显而易见。其绝句云：“五十六年藜藿伴，枕衾宛在尔何之？酸心刺骨情难忍，不忆生时忆病时。” [2]卷五634全诗不用典而悲情满怀，如泣如诉，沉痛已极。此时蒲松龄年届七十四岁，丧偶之痛可想而知。刘氏为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人，她死后的第一个生辰日，蒲松龄写有《二十六日，孙立德不忘祖妣初度，归拜灵帏，因与恸哭》一首七绝：“逢君初度泪潸潸，何遽乘云去不还。犹忆去年今日里，共将杯酒祝南山。” [2]卷五637以去年今日为妻子祝寿的喜庆，映衬今年此日人去屋空的凄凉，在情感对比的强烈落差中写悲痛之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作者对妻子的无限怀念甚至进入午睡的梦境，七绝《午睡初就枕，忽荆人入，见余睡而笑，急张目，则梦也》云：“一自常离归夜台，何曾一夜梦君来。忽然含笑搴帏入，赚我曚昽睡眼开。” [2]卷五665诗写得平实易解，不事雕饰而情义无限。写此诗后不久，蒲松龄也辞别了人世，走完了他坎坷辛苦的一生。
蒲松龄的七绝诗中还有一类送行的题材，情真景真，情景交融，也能体现出作者学人之诗的特色。《重阳送定甫北上》为四首一组七绝诗，注重自然景物的色彩渲染，以书写与友人王定甫的依依惜别之情，构成这组七绝的特色。其一末二句“红树不缘愁客醉，黄花专为远人开” [2]卷一125，红、黄两色构成农历九月间的秋日景象，颇具画意。其四云：“金城杨柳已堪攀，道上黄花照客颜。人趁斜阳浮绿蚁，风吹离恨满青山。” [2]卷一125“金城”为东晋丹阳郡江乘县地名，据《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13]2572人事兴废，时不我待的感慨而外，“金城”“黄花”“绿蚁”“青山”，看似无意中的四重色彩组合，可令读者有目不暇接之感，是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刻意求新的结果。 幽默，作为文人的一种雅趣，也时常在蒲松龄的七绝诗中显露。如前揭《寿赵夫人》一诗即是。《戏酬孙树百》是写给其宝应作幕时的上司孙蕙（字树百）的四首七绝，从题目即可见其诗的调侃意味。其一云：“云髻峨峨簇凤翘，一声仙乐下云旓。汾阳公子真豪迈，便使柔魂真个销。” [2]卷一47孙蕙性耽声色，蒲松龄投其上司所好，诗中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描摹其闺中旖旎风光，颊上三毫，宛然入妙。七绝末句，语出明王世贞《艳异编》卷三○：“詹天游，名玉可，字大。风流才思，不减昔人。故宋驸马杨震有十姬，皆绝色，名粉儿者尤胜。一日，召天游宴，尽出诸姬佐觞，天游属意于粉儿，口占一词云：‘淡淡青山两黛春，娇羞一点口儿樱。一梭儿玉一窝云，白藕香中见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个也销魂。’杨遂以粉儿赠之，曰：‘请天游真个销魂也。’” [14]426“便使柔魂真个销”当用詹天游事以自我调侃。《聊斋志异》卷二《白于玉》：“人间尤物，仆求一而难之，君集群芳，能令我真个销魂否？” [9]552小说中的此番话也语出《艳异编·詹天游》。
蒲松龄在小说《聊斋志异》有关男女之情的描写中，也不乏幽默的因子。如《荷花三娘子》中宗湘若与狐女的调笑语，《狐谐》中那位狐仙的妙语连珠，都具有文人的机智成分。以文化品格而论，蒲松龄的诗歌创作（这里仅以其七绝诗为中心）与其文言小说的写作有一致之思的地方。
三、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
众所周知，丰富的想象是构成《聊斋志异》中奇幻瑰丽世界的基础，没有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思想驰骛，就不会有凤仙的镜影悲欢、贾奉雉的时空穿越、叶生的魂从知己、莲香的两世情缘。这些想象的世界并非向壁虚构的胡思乱想，而是具有现实世界基础的。《梦狼》的官虎吏狼、《罗刹海市》的黑白颠倒、《红玉》的扶危惩恶、《席方平》的不屈不挠，皆有现实世界的折光，不过披上了一件虚幻的外衣而已。蒲松龄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这在其七绝诗的创作中也甚为明显。作为一位乡村塾师，蒲松龄劬学好古，博览群书，社会地位虽不高，但其头脑并不冬烘迂腐。他有与广大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面，反映于诗歌中，就有了其现实性的基础。七绝《田间口号》就是这样一首反映广大农民不堪重税而呻吟于底层的作品：“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2]卷一101如果没有在封建专制淫威下的切身感受，作者是写不出如此沉痛的诗篇的。
靠天吃饭是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难以逃避的规律。蒲松龄是文人，又是农民，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身份，决定了他对农事的关心与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境遇的感同身受。《旱甚》三首绝句描写了凶年之下的农村景象，是写实之作。其三云：“大旱三百五十日，垅上安能有麦禾。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 [2]卷四467天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却因官与民两者立场的不同而出现大相径庭的判断。封建官吏对大旱不作调查，只凭主观臆断，不相信告灾的实情，完全是一副草菅人命的嘴脸。诗末句用《新唐书·崔荛传》中掌故：“是时王仙芝乱汉上，河南群盗兴，荛简侻不晓事，但以器韵自高，委政厮竖，不恤人疾苦。或诉旱者，指廷树示之曰：‘柯叶尚尔，何旱为？’即搒笞之，上下离心。” [15]4708诗人用唐代的荒诞故事入诗，传达出无比愤怒的心情。
在对待天灾人祸上，蒲松龄与广大农民心心相印，并非仅仅是同情而已。他还写有多首有关雨水的七绝诗，忧心农事收成，语语真切。《六月初八夜雨》其一：“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床头爽气清馀睡，坐听高檐滴到明。” [2]卷四467《四月初七喜雨》：“冬初一雪雨全无，入夏萧条麦欲枯。枕上萧萧连夜听，窗前喜见草新苏。” [2]卷四507二诗分别写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五年（1706），平白如话的书写显示了作者难以掩盖的、畅快无比的喜悦心情，天旱能否遇雨，事关百姓生死，真情流露无须掩饰。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天降甘霖，蒲松龄正在在西铺坐馆，却又听说自己家乡淄东无雨，不免心生焦虑，写下《闻淄东无雨》两首七绝，其二云：“霈泽虽然遗故村，犹将报赛斩牲豚。逃亡幸可依乡井，便是苍苍雨露恩。” [2]卷四468这首七绝末二句用让步手法道出自己的无奈心理，属于自我宽慰，也是聊以解嘲。然而当“淄东无雨”的传言有讹，并非乡里实情被证实后，作者又以无限欣喜之情写下了《喜闻雨信》二首七绝，其二云：“方听讹言欲问天，忽闻雨信倍懽然。此时晴雨关生死，不比寻常家报传。” [2]卷四469将下雨与否提到事关百姓生死的地步，不是农民，绝难有此心态！
久旱盼望云霓之至，大涝又盼望晴日，《得家报》一诗道出了靠天吃饭背景下诗人的惶恐心情：“处处淫霖败秋稼，吾乡无麦更皇然。禾收七尺无灾变，应是天知馁可怜。” [2]卷四576对社会的忧患心态本属于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也是旧时代正直读书人执着处世的态度，然而这一心态大多是大处落墨的产物，而并不拘泥于宜雨宜晴的悲喜。蒲松龄因自家生活好坏大多取决于老天，所以其忧患心态就自然染上具体而微、无所不在的色彩。淄川县令张嵋属于贤良循吏，康熙二十八年（1689）离任，蒲松齡写下《悲喜十三谣》一组七绝，围绕这位县令的升迁，组诗如实地记录了六种良民，即农人、儒童、乡人、翁妪、肆贾与名士的悲伤与留恋;同时刻画出七种莠民，即衙役、博徒、豪强、讼师、巫师、娼户、行贿者窃自庆幸的嘴脸。组诗多用典故，直面现实，传达出作者爱憎分明的情感。组诗有小序，内有云：“里中三五偶而语，口无杂典，悼今离、道昔德政慈语也。共言侯去悲六、喜七。初不解，请屈其指，恍然始信。感为谣，听輶轩采择焉。” [2]卷二287敢于亮明意旨，呼出广大乡民的心声。
对于廉吏的离去伤怀懊恼，对于酷吏的去职则额手称庆。康熙四十七年（1708），贪酷并课税繁重的山东巡抚赵世显迁官，蒲松龄兴奋地写有《喜开府有迁报》两首绝句，其一揭露赵巡抚之劣迹云：“亩无斗粟说年丰，谁绘《流民》达帝聪。方为啼号念儿女，又敲皮骨补亏空。” [2]卷四559这位方面大僚为官上期下压，对待属民敲骨吸髓，令人发指！ 蒲松龄与现实的过分贴近，是生活煎熬下的产物，并不利于文人超脱的精神家园的建构，他对此深有感悟，曾以自我调侃的口吻写有《遣怀》七绝一首：“嗜酒陶潜惟种黍，捉衿原宪不忧贫。今年已作明年虑，笑杀梧桐月下人。” [2]卷三479作者不否认自己是一介文人，但生活的逼迫又令他对于全家未来可能的衣食匮乏忧心忡忡，而这一心态是为“以天下为己任”“忧道不忧贫”的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末句“笑杀梧桐月下人”就是这一心态的流露。
从上揭有关蒲松龄七绝诗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尽管有许多贴近现实之作，但在骨子里仍以构筑自身的精神家园为目标，《聊斋志异》如是，其诗歌创作亦如是。七律《山村》有云：“只有家家新酒醉，从来不解听黄鹂。” [2]卷一76这两句诗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于一般农户人家缺少雅趣的态度。当晴天雨日与农事的关联不甚紧密的时候，蒲松龄对雨的感受就会回归文人的雅兴，如七绝《暮雨》云：“纵横薜荔掩窗纱，搅树风来暮雨斜。一夜淋零听不断，檐声滴破玉簪花。” [2]卷四511这首诗与前揭久旱盼雨或喜雨的悯农之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文人情怀了。至于因旅途中遇雨导致意兴萧索，写入诗中也属文人情调。如七绝《途次阴雨》有云：“马上行人无兴寄，斜风冷雨过花村。” [2]卷四573虽情绪不高，却诗意清新，体现了以诗人之眼观物的特点。
文人情怀最易伤感，细雨生愁，见花落泪，常常是诗人笔下的绝妙题材。但在蒲松龄的诗作特别是七绝中，无病呻吟的作品无多，常以乐观情绪出之者则有不少。如七绝《落花》云：“东风一夜武陵津，吹尽桃源万树春。疑是华清车马散，遗钿零落满芳尘。” [2]续录765落叶、落花每易令诗人反观自身命运，出以悲观意绪，蒲松龄却常用清新之笔出之，给读者以无限美感。诸如此类的七绝如《望月》“月中道是山河影，细向天边认岱宗” [2]续录779，《夏客稷门僦居湖楼》其一“雨过开窗风满座，独持杯酒看华山” [2]卷四512，《石隐园中作》“蔓松桥上一徘徊，风过松阴爽气来” [2]卷四509，全无局促之态，文人潇洒意度毕见。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元旦期间，蒲松龄年已七十三岁，仍然童心未泯，有七绝《十八日与诸孙出游，欲补上元之缺，大风苦寒而返》，记述自己与家中晚辈结伴出行过桥“走百病”，可见其人生态度的积极：“家家儿女过桥头，云过桥头百病瘳。方欲偷闲学年少，又教风伯妒清游。” [2]卷五610“走百病”或曰“走桥”，是旧时流行于陕西、福建、广东、吉林、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地的年节习俗，每年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妇女结伴出行，或过桥，或在城墙上行，据说如此就可以避灾却病，求得福寿。明小说《金瓶梅》第二十四回就有相关的描述，可见这一风俗在明代盛行的情况。蒲松龄当时年事已高，却愿意随同妇女与孙辈等一同“走百病”，可见兴致不浅。
对于人生，蒲松龄常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改变自身命运的期望的永存，这从他如“倔强老兵”一般不断奔赴乡试考场，屡败屡战，直至年近古稀方才罢手，即可为证。不知老之将至，正是对未来憧憬的希望之火不熄所致。他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反映于小说中，就有了关于男女恋情想象的无比丰富;反映于其诗歌创作中，也有了超越现实的瑰丽想象。一般而言，书本知识愈丰富，人的想象力也就愈强。从蒲松龄的七绝诗来看，富于想象的诗篇在艺术魅力上要超越反映现实的诗篇，从而奠定了其诗歌文化品格的士林化特征。如七绝《秋燕》是一首咏物诗：“晓院秋风乳燕低，飞来飞去踏芸帷。呢喃莫遣逐香阁，恐被赵家姊妹知。” [2]续录781有注本认为此诗有所寄托，即：“妇女不要羡慕富贵，上攀高门，否则会招妒惹忌，给自己造成不幸。” [2]续录781如此诠释，似有胶柱鼓瑟之嫌。实则此首七绝通过对秋燕的吟咏徜徉于历史的氛围中，既有观照自身的意向，也有知足不辱的寓意，传达出旧时文人较为复杂的心态，难以一言蔽之。即使有民歌风的《采莲曲》二首七绝，也是想象成分多于对现实的把握。其二云：“两船相望隔菱茭，一笑低头眼暗抛。他日人知与郎遇，片言谁信不曾交。” [2]卷五750对于乡村男女恋情如此描写，染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如果反观《聊斋志异》中有关男欢女爱题材的篇章，就有若合符契之感了。
《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五首绝句、《戏酬孙树百》四首绝句，想象中景多于现实之境，华丽浓艳，令读者如入仙境。如前者其五“座下湘裙已罢舞，莲花犹散玉尘香” [2]卷一44，后者其三“琅玕酒色郁金香，锦曲瑶笙绕画梁” [2]卷一46，这些描写都是超越现实的。其《赠妓》绝句十一首，如其一“明日绿蝉重拂鬓，更无云雨梦襄王”，其七“灯前色授魂相与，醉眼横波娇欲流” [2]续录715，皆带有文人自恋式的想象，并非写实之笔。这正是看人家富贵之境下的想入非非，清初李渔所谓“幻境之妙，十倍于真” [16]119云云，可为注脚。蒲松龄想象的丰富，在其题画诗中有更为淋漓尽致的呈现，如《同沈燕及题思妇图》七绝四首，描摹精雕细刻，大有唐人风味。其一云：“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 [2]卷二198作者似乎更愿意在非现实的世界中构想诗境，仿佛不如此就难以尽情挥洒，使一己才情得以完美展现。
《又寄孙树百兼贻鲁坛》七绝十一首，本属应酬之作，蒲松龄也似乎有意逞才，完全用想象中语构筑温柔富贵之诗情，作为调侃戏谑友人的文字游戏。其九云：“未干翅粉已倾城，闻道诗才骨更清。只恐薄言逢彼怒，泥中恼乱郑康成。” [2]卷一118这些稍带艳情意味的作品，除反映了作者性格幽默的一面外，也准确地勾画出作者以才学为诗的轮廓。
蒲松龄三十一岁左右曾一度到宝应县令孙蕙幕下为僚，在繁忙的公务与诗酒繁华中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游幕生涯。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些风尘女子，也接触到孙蕙的姬妾顾青霞等堪称才女的女性。这一段不算长的生活经历，除可为其诗创作插上想象的双翼，同时也为《聊斋志异》的创作拓展了天地。无论诗歌还是小说，其瑰丽的想象力除书本的滋养外，这一段生活阅历也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蒲松龄七绝诗的“学人”味道是以性真以及多涉想象的艺术构思为基础的，其诗主要以士林文化品格为主，这与其《聊斋志异》的士林文化辅以乡村文化的双重文化品格接近，可参见拙作《〈聊斋志异〉文化品格论》（载《蒲松龄研究》1995年第三、四期合刊），此不赘言。研究蒲松龄的诗作，并非我们的主要目的，因为他的诗歌创作，无论在中国诗歌史还是仅在清诗史中，都难以跻入一流作品之列。然而研究其诗作，特别是七绝创作，却极有助于我们对世界第一流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深入探讨。而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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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