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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今有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是近代新文化运动学者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提出来的，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汉武帝，都没有说过这个话。于是查阅有关史料，发现董仲舒的建议出自他的《天人三策》，说的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听取董氏之建议，倡导的则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百年之前，即1916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在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中，也确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但我想，汉武帝说的“罢黜百家”与董仲舒说的“抑黜百家”，区别只在“罢”之于“抑”更有力度，董仲舒说的“推明孔氏”与汉武帝说的“表彰六经”也几乎同义，“表彰”本身就是“推明”，而据司马迁之《孔子世家》所言，“六经”即“六艺”也为孔子所“成”，因此，如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的首出易氏之手，我也以为易氏之归纳相当准精，他是用他自己的话说的，说汉武帝“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并没有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成董仲舒的条陈，更没有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的圣旨。
那么，汉武帝在长达五十六年的执政过程中，是否真的“独尊儒术”？
按照班固的评价，汉武帝的“雄材大略”，主要表现在“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独尊儒术”，而他之“独尊儒术”，又主要表现在高祖与文景之時尚“犹多阙焉”的“稽古礼文之事”。其实，汉代的尊孔是由高祖刘邦开始的，他“祠孔子以太牢”，而使“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早在刘邦坐上皇位，从叔孙通的“朝仪”中尝到当皇帝的滋味开始，孔子以及孔子之“礼”就有了转机，只是当时尚未“独尊儒术”，尚未恢复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前的盛况。直到文景时期，依然崇尚黄老之术，注重与民休养生息。汉武帝“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从这个角度说，他确是“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的“三纲五常”，是董氏“推明孔氏”之具体内涵。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三纲”之中，为首的便是“君为臣纲”。这是“礼教”的主要框架。汉武帝所做的一系列“稽古礼文之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维护这种伦理秩序，从而维护刘汉王朝的一统局面，维护封建帝王的至尊地位。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所“尊”的主要就是这一点。名义上是唯“儒”独尊，其实却是唯“朕”独尊。
倘若循名责实，又很难说汉武帝真像易白沙说的那样“专崇一说”或“独尊儒术”。
儒家是不信鬼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乃是孔子思想中极有价值极其宝贵的一条，连鲁迅也因此而赞扬：“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汉武帝，一辈子都在求仙，一辈子都在受骗。先信方士少翁，把他封为“文成将军”。后信方士栾大，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封栾大为“乐通侯”，还把卫长公主嫁给他，让他当了驸马爷。汉武帝本当观“文成”“五利”之假而知方士之虚、方术之伪，却很不情愿因此而打破了修炼成仙、乘龙登天的美梦，依然被一位叫公孙卿的方士牵了鼻子，去蓬莱求仙，上泰山封禅，在长安、甘泉筑台候神，直到“烈士暮年”，方才醒悟：“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哪有仙人？尽妖妄耳！”由此观之，与其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如说他“独信方士”。
汉武帝之所为，也与儒家所谓的“仁政”相悖。王道与霸道没有多大的矛盾，用司马光的话说，叫做“王霸无异道”，因为此二者“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但仁政与酷政却有根本的区别。汉武帝时，因一人犯事而被灭族的不计其数。“族”老将灌夫、“族”大侠郭解、“族”齐相主父偃，仅“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数万人”，在巫蛊案即戾太子刘据的冤案中，跟随刘据的与讨伐刘据的，先后均被灭族，均遭满门抄斩。汉武帝诛杀朝廷大臣也如家常便饭，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后拜公孙贺为相，吓得他“屯首涕泣不肯起”。酷吏张汤还发明一个“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就因为“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被处死的。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汉武帝却杀人如麻，不计其数。更不要说他穷兵黩武，穷奢极欲，繁刑暴敛，多用酷吏———汉武时期，身居高位的酷吏就有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十人，上行下效，“郡、国二千石为治者”亦“大抵多酷暴”，致使大小民变时有发生。由此观之，与其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如说他“独重酷政”。
儒家思想，有其长处，有其短板，亦有其自身结构性的矛盾，不可一概而论。董仲舒所谓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均置于“三纲”的大框架之中，一旦与这个大框架相抵牾，立马就可被“朕”弃之不顾。因此，“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是否真的“独尊儒术”，似也不可一概而论。想靠儒家思想“限止绝对权力”近乎痴人说梦，“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对待儒家思想只是取其所需，为其所用。从“独尊儒术”汉武帝起，这一点就已见端倪。
那么，汉武帝在长达五十六年的执政过程中，是否真的“独尊儒术”？
按照班固的评价，汉武帝的“雄材大略”，主要表现在“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独尊儒术”，而他之“独尊儒术”，又主要表现在高祖与文景之時尚“犹多阙焉”的“稽古礼文之事”。其实，汉代的尊孔是由高祖刘邦开始的，他“祠孔子以太牢”，而使“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早在刘邦坐上皇位，从叔孙通的“朝仪”中尝到当皇帝的滋味开始，孔子以及孔子之“礼”就有了转机，只是当时尚未“独尊儒术”，尚未恢复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前的盛况。直到文景时期，依然崇尚黄老之术，注重与民休养生息。汉武帝“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从这个角度说，他确是“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的“三纲五常”，是董氏“推明孔氏”之具体内涵。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三纲”之中，为首的便是“君为臣纲”。这是“礼教”的主要框架。汉武帝所做的一系列“稽古礼文之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维护这种伦理秩序，从而维护刘汉王朝的一统局面，维护封建帝王的至尊地位。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所“尊”的主要就是这一点。名义上是唯“儒”独尊，其实却是唯“朕”独尊。
倘若循名责实，又很难说汉武帝真像易白沙说的那样“专崇一说”或“独尊儒术”。
儒家是不信鬼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乃是孔子思想中极有价值极其宝贵的一条，连鲁迅也因此而赞扬：“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汉武帝，一辈子都在求仙，一辈子都在受骗。先信方士少翁，把他封为“文成将军”。后信方士栾大，拜栾大为“五利将军”，封栾大为“乐通侯”，还把卫长公主嫁给他，让他当了驸马爷。汉武帝本当观“文成”“五利”之假而知方士之虚、方术之伪，却很不情愿因此而打破了修炼成仙、乘龙登天的美梦，依然被一位叫公孙卿的方士牵了鼻子，去蓬莱求仙，上泰山封禅，在长安、甘泉筑台候神，直到“烈士暮年”，方才醒悟：“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哪有仙人？尽妖妄耳！”由此观之，与其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如说他“独信方士”。
汉武帝之所为，也与儒家所谓的“仁政”相悖。王道与霸道没有多大的矛盾，用司马光的话说，叫做“王霸无异道”，因为此二者“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但仁政与酷政却有根本的区别。汉武帝时，因一人犯事而被灭族的不计其数。“族”老将灌夫、“族”大侠郭解、“族”齐相主父偃，仅“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数万人”，在巫蛊案即戾太子刘据的冤案中，跟随刘据的与讨伐刘据的，先后均被灭族，均遭满门抄斩。汉武帝诛杀朝廷大臣也如家常便饭，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后拜公孙贺为相，吓得他“屯首涕泣不肯起”。酷吏张汤还发明一个“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就因为“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被处死的。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汉武帝却杀人如麻，不计其数。更不要说他穷兵黩武，穷奢极欲，繁刑暴敛，多用酷吏———汉武时期，身居高位的酷吏就有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十人，上行下效，“郡、国二千石为治者”亦“大抵多酷暴”，致使大小民变时有发生。由此观之，与其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如说他“独重酷政”。
儒家思想，有其长处，有其短板，亦有其自身结构性的矛盾，不可一概而论。董仲舒所谓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均置于“三纲”的大框架之中，一旦与这个大框架相抵牾，立马就可被“朕”弃之不顾。因此，“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是否真的“独尊儒术”，似也不可一概而论。想靠儒家思想“限止绝对权力”近乎痴人说梦，“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对待儒家思想只是取其所需，为其所用。从“独尊儒术”汉武帝起，这一点就已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