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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著名的抗战新闻老战士刘江，虽已是97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当我们专程去采访他时，他侃侃而谈。通过对刘老的访谈，我们在熟悉这段历史的同时，更钦佩刘老的抗战精神和高风亮节。
记者：您早先奋斗目标是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但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请您谈谈抗战对您人生的影响。
刘江：抗战改变了我的人生抉择，从想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变为一名新闻战士。早年我生活很艰苦，很早就出来到县城干活谋生，一天从早到晚干各种脏活累活，忙得直不起腰。但有个便利就是县城里消息灵通，知道了红军东征的消息。随着形势的发展，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逐渐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请薄一波协助主持工作，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11月，牺盟会已经发展到村里，以牺盟会的名义办了抗日训练班，我就是那个时候加入牺盟会的，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我报名参加了山西第三专署在沁县办的教员培训班。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太原，形势很危急，没多少人愿意去，全县100多个村才去了11个人。我们培训了一个月，结束后被召集起来进行全县教员培训。此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我去晋冀特委机关工作。我被安排到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工作，从此就走上新闻之路。得知此处条件艰苦、工作辛苦而很多人不愿来的情况后，我也曾提出不想干了。但负责人告诉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安排，不服从就要被开除。”在那个时候被开除出党是很不好的，我就留了下来。《胜利报》是太行山八路军办的第一张报纸，当时采用石印。我是做石印缮写员，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报社的待遇很低，每月2元钱，当时在县里做一个三等的小学教员，一年薪水是40元，工作仅10个月。虽然如此，我感觉是在为抗日做贡献，觉得非常光荣。
记者：在抗战时期，办报纸是很不容易的，听说您还保留着当年印制报纸的铅版，请您讲讲当时办报的实际情况。
刘江：《胜利报》是在我家乡山西和顺县创刊的，它是反“扫荡”胜利的产物。1938年4月，日军对晋东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在抗日军民的努力反击下，反“扫荡”取得了胜利。不久，时任中共晋冀特委书记陶希晋建议要办一份报纸。后来陶请朱总司令题写了报头。5月1日，《胜利报》在和顺县城边的园街村正式诞生。
可以说《胜利报》是在废墟中诞生的，主要是反映抗日的内容。报纸第一版是要闻版，是战斗版，主要反映抗日战斗新闻。第二版是群众版，主要报道根据地地方建设、政权建设、民兵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内容。第三版开始办过副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后来改版成文化版，主要刊登一些小通讯，文章基本上都是短小精悍的。那个时候条件艰苦，没有任何其余的文化生活，就靠这么一份报纸，大家了解战斗消息、阅读文章。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办好这份报纸想尽各种办法，利用报头、专栏、题头、插画等丰富版面，力求版面多样，图文并茂。这些小小的美术点缀，都具有政治意义，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心情和战斗精神。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套当年印制报纸的铅版，它让我时时想起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当时报社的运转很艰难，现在是无法想象的。报纸采用石印，出报用的是油光纸，每期印出的报纸先用骡子运出山口，接着安排专人分拣，再用扁担担走，每五六十里建一小站，安排发往村子里。当时隐藏在山里的报社纸张存货严重不足，为了保证办报，我们几乎把所有能找到的纸都用过，使得报纸颜色杂乱，有时没有任何物资了我们就冒着危险到敌占区购买。那时候报纸都是先写再印，字号比现在报纸稍大。编辑记者们交回采访稿，报社安排缮写组再写出来。当时的工作困难今天难以想象，不但纸张艰难，就连基本的办公用具也匮乏，比如连工作用的四条腿的桌子都欠缺。没有平整像样的桌面，我们写报时就相当困难，写错一个就要重写，手也不能挨纸，否则上版印出来就一片黑。
随着形势的发展，《胜利报》后来停办，人员并入《晋冀豫日报》。该报1941年底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成为我党当时在华北地区最大的铅印报纸。我在报社的学习培训与工作当中，从缮写员、校对，逐渐成长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一名战地记者。当时报社是随着八路军总部驻地的变动而迁移的。报社边转移边出报，战地快报不能停。由于报社人手不够，我充当了报社的战斗队员，每当战斗到来我都要打前锋组织突围。根本没休息时间，战地报纸边打边出，我们要把第一手的战地新闻以最快速度传播出去。
记者：您当时作为战地记者，亲身经历的“扫荡”是怎样一个情形？
刘江：可以说我在反“扫荡”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1942年5月，日军集中数万兵力围剿八路军总部。形势万分危急，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指示报社马上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我被分编到了报社编委会秘书史纪言负责的小组，成员有30多人。很不幸的是，我们小组在一座山脊一侧悄然撤退时，竟然没有注意到日军大队人马正在我们后面追击着沿山脊撤退的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由于我们人不多，日军没把我们当回事，只捎带着扫射一番就走了，可我们却被打散了。到晚上我们才方便行动，我带着几个老乡，返到山上寻找幸存的战友。两天后的晚上，我在一个山岩下寻到了小组负责人史纪言，那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右腿被子弹打断了，受伤部位已经生了蛆。我与老乡们交替抬着他下山返回。在这次反“扫荡”中，《新华日报·华北版》社社长、总编辑何云等46位报社同志为国捐躯，成为我国新闻史上极其悲壮一幕。
1943年5月，日军再次对太行山区发动大“扫荡”，报社采取之前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开进行游击。我与一名记者同事从涉县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与当地政府联系上，不想却遭遇到了一股日军的大“扫荡”。我马上随着80多名县大队战士在山区游击杀敌。敌人炮火很猛，战斗很激烈，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晚上。敌人一直没有撤退，次日上午清剿搜山。我们被发现了，离我不远隐蔽的一位战士中弹倒地，我赶紧和一些战士迅速冲出林地奔向山下。在当地老乡的帮忙下，我躲在山洞里，直到几天后日军撤走了，我才从山洞里走出。我走了几里后到了一个半山坡上，看到排列着一长列八路军战士的遗体。他们全是平躺着，衣服是新的，全身没血迹。我分析可能是我们部队打扫战场时，将战士们的遗体集中放在这里，等以后再做善后。我心情非常沉重，屏住呼吸，移步上前，这些牺牲的战士都很年轻，不过20岁左右，我数了数，共有104位战士。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就想深入前线做一名战士，杀敌报仇。 记者：听说您是在反“扫荡”的一次群英会上认识了抗战英雄赵亨德，赵亨德率领武工队深入敌后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有效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请您谈谈赵亨德的事情。
刘江：1944年，在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最疯狂的时候，八路军从部队里挑选出一部分机智勇敢的人组成武工队、侦察队，深入敌后战斗。赵亨德队长率领着有30多名队员的一支侦察队深入到晋中一带战斗。组织上安排我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到赵亨德侦察队采访。刚开始他们不大配合我工作，这些队员都经历过枪林弹雨，对搞文字的记者有些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在敌后奋勇杀敌、流血牺牲才有价值，仅仅在山上动笔杆子没啥意义。
面对这种情况，我没有退缩，赵亨德队长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敌后战斗从春天就开始，先是了解情报，后来发展到炸碉堡、火车、车站。由于当时情况特殊，我写的报道发回报社至少要一两个月，索性就跟着侦察队在敌后打鬼子。这样一来，我也逐渐成了侦察队的战士，我和大家一样端着枪俯卧在铁路旁，亲眼看着侦察队把日军的火车炸得火光冲天，很是解气。很快我就与大家有了交情，他们都很支持我工作。
侦察队很快就名声大振，鬼子把赵亨德叫做拦路虎。侦察队常常半夜跑20多里路深入到敌占区完成任务，天亮前再跑回来。神出鬼没让敌人防不胜防。侦察队打祁县车站时，赵亨德在大门边让战士们一个一个进，我弯着腰准备进去时被他拉住了。在这危险的时刻，他没忘我是战地记者，不让我参加战斗，让我在外面等着。我在侦察队时间久了，报社与我失去联系，就在报纸右上角登个代电：刘江见报后速回。我在侦察队看到了报纸，知道了报社的要求，但打鬼子打红了眼不愿意回去，就一直在侦察队跟着赵亨德杀敌，从春天一直打到秋天。
有一次白天，侦察队突袭了日军一个车站，敌人的军车当场被炸成两截瘫在铁轨上。但是日军的抵抗仍然很顽强，甚至将尸体堆起来当掩体。等到枪声停了，我跑上前去看到日军尸体堆里向外露着一截枪头，就想把它拔下来，还没动手，突然枪响了，紧随我的战士下巴右侧被打烂了，非常惊险。在这种情况下，赵亨德命令大家先撤，他要一个人留下来。当我离开时，看见他正直奔向那截尾车。到了下午，我与大家跑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大家都在担心着队长。一直到黄昏时他才回来，肩扛着一挺机枪。他是等大家都撤走后独自爬上火车顶，用炸药炸死了车厢里的敌人，缴获了机枪。
当时的战斗都很危险，有好多次要不是被赵亨德及时拉住，我早死了。他身上有十几处枪伤，擦破皮肉的还不算。在一次任务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我看见后心疼得掉泪。他却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哭什么！这是战争时期，要没命早没命了。你怎么还闹这一套呢？”日军投降后他已经是团级干部了，后来在解放平定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牺牲时年仅27岁。
记者：听说您老在建国后妥善安置了赵亨德的后人，并且一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关于八路军抗战的作品，尤其是1959年出版的《太行风云》，可以说，您的视野方向一直没有离开过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否可以说您是一名从未离岗的战地记者？
刘江：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太原妥善安置了赵亨德的家人，帮助赵亨德的遗腹子在省电视台找了份工作。他们现在生活很幸福，经常到我这里串门。有空的时候，我会专程去邯郸烈士陵园赵亨德烈士的墓前扫墓，以表达对这位杀敌英雄的敬意。
伟大的中国抗战70年前就结束了，但我的思绪一直未曾离开它。战争的硝烟是消散了，但那段历史不应消散。而且现在日本右翼势力还很猖獗，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及钓鱼岛等问题上还一直存在着“没有硝烟的战争”，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从未下过战场的。过去我是实地参与抗战，现在是用笔来描述抗战。我要用我的笔将我所经历的抗日军民在抗战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来。1959年我发表的《太行风云》作为建国十周年的标志性作品，引起了轰动，曾受到周总理的称赞。到现在我仍坚持写作。以赵亨德为原型的《太行一等杀敌英雄赵亨德》剧本已经创作完成出版。长篇小说《太行飞虎队》《剑》《韶华时代》，纪实文学《烽火摇篮曲》《一滴水中看太阳》，诗歌《钟鼓集》等著作陆续发表。从这个层面上讲，我可以说是一名没有离岗的战地记者！
（责编 曲星）
记者：您早先奋斗目标是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但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请您谈谈抗战对您人生的影响。
刘江：抗战改变了我的人生抉择，从想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变为一名新闻战士。早年我生活很艰苦，很早就出来到县城干活谋生，一天从早到晚干各种脏活累活，忙得直不起腰。但有个便利就是县城里消息灵通，知道了红军东征的消息。随着形势的发展，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逐渐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请薄一波协助主持工作，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11月，牺盟会已经发展到村里，以牺盟会的名义办了抗日训练班，我就是那个时候加入牺盟会的，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我报名参加了山西第三专署在沁县办的教员培训班。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太原，形势很危急，没多少人愿意去，全县100多个村才去了11个人。我们培训了一个月，结束后被召集起来进行全县教员培训。此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我去晋冀特委机关工作。我被安排到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工作，从此就走上新闻之路。得知此处条件艰苦、工作辛苦而很多人不愿来的情况后，我也曾提出不想干了。但负责人告诉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安排，不服从就要被开除。”在那个时候被开除出党是很不好的，我就留了下来。《胜利报》是太行山八路军办的第一张报纸，当时采用石印。我是做石印缮写员，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报社的待遇很低，每月2元钱，当时在县里做一个三等的小学教员，一年薪水是40元，工作仅10个月。虽然如此，我感觉是在为抗日做贡献，觉得非常光荣。
记者：在抗战时期，办报纸是很不容易的，听说您还保留着当年印制报纸的铅版，请您讲讲当时办报的实际情况。
刘江：《胜利报》是在我家乡山西和顺县创刊的，它是反“扫荡”胜利的产物。1938年4月，日军对晋东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在抗日军民的努力反击下，反“扫荡”取得了胜利。不久，时任中共晋冀特委书记陶希晋建议要办一份报纸。后来陶请朱总司令题写了报头。5月1日，《胜利报》在和顺县城边的园街村正式诞生。
可以说《胜利报》是在废墟中诞生的，主要是反映抗日的内容。报纸第一版是要闻版，是战斗版，主要反映抗日战斗新闻。第二版是群众版，主要报道根据地地方建设、政权建设、民兵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内容。第三版开始办过副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后来改版成文化版，主要刊登一些小通讯，文章基本上都是短小精悍的。那个时候条件艰苦，没有任何其余的文化生活，就靠这么一份报纸，大家了解战斗消息、阅读文章。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办好这份报纸想尽各种办法，利用报头、专栏、题头、插画等丰富版面，力求版面多样，图文并茂。这些小小的美术点缀，都具有政治意义，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心情和战斗精神。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套当年印制报纸的铅版，它让我时时想起那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当时报社的运转很艰难，现在是无法想象的。报纸采用石印，出报用的是油光纸，每期印出的报纸先用骡子运出山口，接着安排专人分拣，再用扁担担走，每五六十里建一小站，安排发往村子里。当时隐藏在山里的报社纸张存货严重不足，为了保证办报，我们几乎把所有能找到的纸都用过，使得报纸颜色杂乱，有时没有任何物资了我们就冒着危险到敌占区购买。那时候报纸都是先写再印，字号比现在报纸稍大。编辑记者们交回采访稿，报社安排缮写组再写出来。当时的工作困难今天难以想象，不但纸张艰难，就连基本的办公用具也匮乏，比如连工作用的四条腿的桌子都欠缺。没有平整像样的桌面，我们写报时就相当困难，写错一个就要重写，手也不能挨纸，否则上版印出来就一片黑。
随着形势的发展，《胜利报》后来停办，人员并入《晋冀豫日报》。该报1941年底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成为我党当时在华北地区最大的铅印报纸。我在报社的学习培训与工作当中，从缮写员、校对，逐渐成长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一名战地记者。当时报社是随着八路军总部驻地的变动而迁移的。报社边转移边出报，战地快报不能停。由于报社人手不够，我充当了报社的战斗队员，每当战斗到来我都要打前锋组织突围。根本没休息时间，战地报纸边打边出，我们要把第一手的战地新闻以最快速度传播出去。
记者：您当时作为战地记者，亲身经历的“扫荡”是怎样一个情形？
刘江：可以说我在反“扫荡”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1942年5月，日军集中数万兵力围剿八路军总部。形势万分危急，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指示报社马上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我被分编到了报社编委会秘书史纪言负责的小组，成员有30多人。很不幸的是，我们小组在一座山脊一侧悄然撤退时，竟然没有注意到日军大队人马正在我们后面追击着沿山脊撤退的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由于我们人不多，日军没把我们当回事，只捎带着扫射一番就走了，可我们却被打散了。到晚上我们才方便行动，我带着几个老乡，返到山上寻找幸存的战友。两天后的晚上，我在一个山岩下寻到了小组负责人史纪言，那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右腿被子弹打断了，受伤部位已经生了蛆。我与老乡们交替抬着他下山返回。在这次反“扫荡”中，《新华日报·华北版》社社长、总编辑何云等46位报社同志为国捐躯，成为我国新闻史上极其悲壮一幕。
1943年5月，日军再次对太行山区发动大“扫荡”，报社采取之前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开进行游击。我与一名记者同事从涉县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与当地政府联系上，不想却遭遇到了一股日军的大“扫荡”。我马上随着80多名县大队战士在山区游击杀敌。敌人炮火很猛，战斗很激烈，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晚上。敌人一直没有撤退，次日上午清剿搜山。我们被发现了，离我不远隐蔽的一位战士中弹倒地，我赶紧和一些战士迅速冲出林地奔向山下。在当地老乡的帮忙下，我躲在山洞里，直到几天后日军撤走了，我才从山洞里走出。我走了几里后到了一个半山坡上，看到排列着一长列八路军战士的遗体。他们全是平躺着，衣服是新的，全身没血迹。我分析可能是我们部队打扫战场时，将战士们的遗体集中放在这里，等以后再做善后。我心情非常沉重，屏住呼吸，移步上前，这些牺牲的战士都很年轻，不过20岁左右，我数了数，共有104位战士。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就想深入前线做一名战士，杀敌报仇。 记者：听说您是在反“扫荡”的一次群英会上认识了抗战英雄赵亨德，赵亨德率领武工队深入敌后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有效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请您谈谈赵亨德的事情。
刘江：1944年，在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最疯狂的时候，八路军从部队里挑选出一部分机智勇敢的人组成武工队、侦察队，深入敌后战斗。赵亨德队长率领着有30多名队员的一支侦察队深入到晋中一带战斗。组织上安排我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到赵亨德侦察队采访。刚开始他们不大配合我工作，这些队员都经历过枪林弹雨，对搞文字的记者有些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在敌后奋勇杀敌、流血牺牲才有价值，仅仅在山上动笔杆子没啥意义。
面对这种情况，我没有退缩，赵亨德队长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敌后战斗从春天就开始，先是了解情报，后来发展到炸碉堡、火车、车站。由于当时情况特殊，我写的报道发回报社至少要一两个月，索性就跟着侦察队在敌后打鬼子。这样一来，我也逐渐成了侦察队的战士，我和大家一样端着枪俯卧在铁路旁，亲眼看着侦察队把日军的火车炸得火光冲天，很是解气。很快我就与大家有了交情，他们都很支持我工作。
侦察队很快就名声大振，鬼子把赵亨德叫做拦路虎。侦察队常常半夜跑20多里路深入到敌占区完成任务，天亮前再跑回来。神出鬼没让敌人防不胜防。侦察队打祁县车站时，赵亨德在大门边让战士们一个一个进，我弯着腰准备进去时被他拉住了。在这危险的时刻，他没忘我是战地记者，不让我参加战斗，让我在外面等着。我在侦察队时间久了，报社与我失去联系，就在报纸右上角登个代电：刘江见报后速回。我在侦察队看到了报纸，知道了报社的要求，但打鬼子打红了眼不愿意回去，就一直在侦察队跟着赵亨德杀敌，从春天一直打到秋天。
有一次白天，侦察队突袭了日军一个车站，敌人的军车当场被炸成两截瘫在铁轨上。但是日军的抵抗仍然很顽强，甚至将尸体堆起来当掩体。等到枪声停了，我跑上前去看到日军尸体堆里向外露着一截枪头，就想把它拔下来，还没动手，突然枪响了，紧随我的战士下巴右侧被打烂了，非常惊险。在这种情况下，赵亨德命令大家先撤，他要一个人留下来。当我离开时，看见他正直奔向那截尾车。到了下午，我与大家跑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大家都在担心着队长。一直到黄昏时他才回来，肩扛着一挺机枪。他是等大家都撤走后独自爬上火车顶，用炸药炸死了车厢里的敌人，缴获了机枪。
当时的战斗都很危险，有好多次要不是被赵亨德及时拉住，我早死了。他身上有十几处枪伤，擦破皮肉的还不算。在一次任务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我看见后心疼得掉泪。他却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哭什么！这是战争时期，要没命早没命了。你怎么还闹这一套呢？”日军投降后他已经是团级干部了，后来在解放平定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牺牲时年仅27岁。
记者：听说您老在建国后妥善安置了赵亨德的后人，并且一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关于八路军抗战的作品，尤其是1959年出版的《太行风云》，可以说，您的视野方向一直没有离开过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否可以说您是一名从未离岗的战地记者？
刘江：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太原妥善安置了赵亨德的家人，帮助赵亨德的遗腹子在省电视台找了份工作。他们现在生活很幸福，经常到我这里串门。有空的时候，我会专程去邯郸烈士陵园赵亨德烈士的墓前扫墓，以表达对这位杀敌英雄的敬意。
伟大的中国抗战70年前就结束了，但我的思绪一直未曾离开它。战争的硝烟是消散了，但那段历史不应消散。而且现在日本右翼势力还很猖獗，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及钓鱼岛等问题上还一直存在着“没有硝烟的战争”，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从未下过战场的。过去我是实地参与抗战，现在是用笔来描述抗战。我要用我的笔将我所经历的抗日军民在抗战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来。1959年我发表的《太行风云》作为建国十周年的标志性作品，引起了轰动，曾受到周总理的称赞。到现在我仍坚持写作。以赵亨德为原型的《太行一等杀敌英雄赵亨德》剧本已经创作完成出版。长篇小说《太行飞虎队》《剑》《韶华时代》，纪实文学《烽火摇篮曲》《一滴水中看太阳》，诗歌《钟鼓集》等著作陆续发表。从这个层面上讲，我可以说是一名没有离岗的战地记者！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