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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记录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史事。《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分为魏、蜀、吴三书，计《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陈寿，字承祚，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23年），少时受学于当时著名的史学家谯周，“聪警敏，属文富”，并热衷于研读古代历史名著。在蜀汉政权下，陈寿任东观秘书郎。炎兴元年（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两年后，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在晋朝的政权下，陈寿的才华因得张华的赏识，故得以推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在任佐著作郎期间，曾受委托，定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中国复归统一，乃整理三国史事，成《三国志》。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当陈寿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病故于洛阳时，尚书郎范颓等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后来，诏下河南手，洛阳令就家写其书，陈寿私著的《三国志》遂正式得到西晋王朝的官方认可。
《三国志》书成之后，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前四卷——武帝操、文帝丕、明帝叡及三少帝（齐王芳、高贵乡公髦、陈留王奂）为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总言之，陈寿以曹魏的数篇帝纪作为全书的纲领，提挈三国时期的历史大事，而后六十一卷为传，是对纲领的充实。
诚然，陈寿之所以以魏为正统，实有其难言之苦衷，是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肘。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陈寿既为“晋武之臣”，而晋武帝是承魏之统，故陈寿若不以正统归魏，而晋亦必非正统，此自然是陈寿所不能为的。
陈寿正魏，是承《史记》、《汉书》以来提倡政治上正统所在的撰史传统，但却引起了后世史家对正统问题的重视，特别是三国的正统论更一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争论问题。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对《三国志》之以魏为正统，开始提出异议，主张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却仍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赞同习凿齿而非难陈寿。此外，南宋肃常《续后汉书》、元郝经《续后汉书》等都为刘蜀争正统。这些著作实际是为各自成书时的政治服务。无论如何，在政权分立的局势下，以史书倡立正统而启后世纷争，实由陈寿的《三国志》开其端。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采用三国并叙的方法，为魏、蜀、吴三国各写一书，表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各书虽纪传名目有异，但蜀、吴诸主传皆与纪相似，如《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这种编纂体例颇能反映三国历史的实况，这在纪传体史书中可说是一种创新。陈寿三国并书的先例一开，影响后世甚大。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辽、宋、金三史，亦是仿陈、李之意而定其体例。
《三国志》总体来说记事比较简略，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在陈寿之前，对于三国的历史著述，已有不少，但都限于一个地区，或只写曹魏，或专记吴事，像陈寿这样合三国历史而为一书，而此在纪传体史上，亦可说是个创举了。综观全书，《三国志》虽按国别记事，然能把握关键叙述，所述黄巾兴亡，董卓之乱与群雄混战，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发生与魏、蜀、吴三分天下形势的奠定，魏明帝传位稚子，司马懿除曹爽而为魏晋兴替的转折，诸葛亮之死与蜀汉衰落，孙权晚年猜而败亡之机等等，不但清晰地勾划出三国兴亡的脉络，而且更保存了当时各国大量的史料。
《三国志》叙事简略，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而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迁都许昌，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而且，我们也应当看到陈寿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的修史者有所顾忌，是可以理解的。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十分中肯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
魏晋南北朝的史籍保存至今的，已为数不多，故《三国志》叙录的这段历史，便有典籍下的史料价值。如《魏书·张鲁传》和《蜀书·刘焉传》，保存了五斗米道的原始材料；《魏书·华陀传》保存了古代医学的事迹；《魏书·张燕传》保存了黄巾起义后，张角余党继续叛乱的史实；《魏书》的《外国传》，具体叙述了乌、鲜卑、高句丽及倭人之社会生活状况，此皆极其珍贵之史料。再者，陈寿所作诸传，照顾层面很广，凡是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陈寿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在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三国志》一书，实为后世研究三国史事、人物不可或缺的典籍。
总括而言，陈寿的《三国志》既创新了纪传体史书的写作形式，又发展了其编写手法。这对巩固纪传体史作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官修的正史，或沿其列国并书的体制，或袭其写篡朝换代程式的手法，可见《三国志》对史学发展的推动意义不可忽视，是继《史记》、《汉书》以后出现的一部良史，为后世素来推崇的“前四史”之一。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间刊刻的，俗称“嘉靖本”，全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
陈寿，字承祚，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23年），少时受学于当时著名的史学家谯周，“聪警敏，属文富”，并热衷于研读古代历史名著。在蜀汉政权下，陈寿任东观秘书郎。炎兴元年（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两年后，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在晋朝的政权下，陈寿的才华因得张华的赏识，故得以推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在任佐著作郎期间，曾受委托，定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灭吴，中国复归统一，乃整理三国史事，成《三国志》。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当陈寿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病故于洛阳时，尚书郎范颓等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后来，诏下河南手，洛阳令就家写其书，陈寿私著的《三国志》遂正式得到西晋王朝的官方认可。
《三国志》书成之后，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前四卷——武帝操、文帝丕、明帝叡及三少帝（齐王芳、高贵乡公髦、陈留王奂）为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总言之，陈寿以曹魏的数篇帝纪作为全书的纲领，提挈三国时期的历史大事，而后六十一卷为传，是对纲领的充实。
诚然，陈寿之所以以魏为正统，实有其难言之苦衷，是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肘。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陈寿既为“晋武之臣”，而晋武帝是承魏之统，故陈寿若不以正统归魏，而晋亦必非正统，此自然是陈寿所不能为的。
陈寿正魏，是承《史记》、《汉书》以来提倡政治上正统所在的撰史传统，但却引起了后世史家对正统问题的重视，特别是三国的正统论更一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争论问题。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对《三国志》之以魏为正统，开始提出异议，主张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却仍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赞同习凿齿而非难陈寿。此外，南宋肃常《续后汉书》、元郝经《续后汉书》等都为刘蜀争正统。这些著作实际是为各自成书时的政治服务。无论如何，在政权分立的局势下，以史书倡立正统而启后世纷争，实由陈寿的《三国志》开其端。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采用三国并叙的方法，为魏、蜀、吴三国各写一书，表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各书虽纪传名目有异，但蜀、吴诸主传皆与纪相似，如《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这种编纂体例颇能反映三国历史的实况，这在纪传体史书中可说是一种创新。陈寿三国并书的先例一开，影响后世甚大。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辽、宋、金三史，亦是仿陈、李之意而定其体例。
《三国志》总体来说记事比较简略，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在陈寿之前，对于三国的历史著述，已有不少，但都限于一个地区，或只写曹魏，或专记吴事，像陈寿这样合三国历史而为一书，而此在纪传体史上，亦可说是个创举了。综观全书，《三国志》虽按国别记事，然能把握关键叙述，所述黄巾兴亡，董卓之乱与群雄混战，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发生与魏、蜀、吴三分天下形势的奠定，魏明帝传位稚子，司马懿除曹爽而为魏晋兴替的转折，诸葛亮之死与蜀汉衰落，孙权晚年猜而败亡之机等等，不但清晰地勾划出三国兴亡的脉络，而且更保存了当时各国大量的史料。
《三国志》叙事简略，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而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迁都许昌，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而且，我们也应当看到陈寿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的修史者有所顾忌，是可以理解的。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十分中肯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
魏晋南北朝的史籍保存至今的，已为数不多，故《三国志》叙录的这段历史，便有典籍下的史料价值。如《魏书·张鲁传》和《蜀书·刘焉传》，保存了五斗米道的原始材料；《魏书·华陀传》保存了古代医学的事迹；《魏书·张燕传》保存了黄巾起义后，张角余党继续叛乱的史实；《魏书》的《外国传》，具体叙述了乌、鲜卑、高句丽及倭人之社会生活状况，此皆极其珍贵之史料。再者，陈寿所作诸传，照顾层面很广，凡是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陈寿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在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三国志》一书，实为后世研究三国史事、人物不可或缺的典籍。
总括而言，陈寿的《三国志》既创新了纪传体史书的写作形式，又发展了其编写手法。这对巩固纪传体史作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官修的正史，或沿其列国并书的体制，或袭其写篡朝换代程式的手法，可见《三国志》对史学发展的推动意义不可忽视，是继《史记》、《汉书》以后出现的一部良史，为后世素来推崇的“前四史”之一。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间刊刻的，俗称“嘉靖本”，全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