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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校外补课几乎成为中小学生的“标配”，每逢假期，学生就如陀螺般在各种培训班间转来转去，假期生活成为学校教学的延伸，学生休息时间被严重挤占，同时以补课费用为主的教育支出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常态化、大规模校外补课已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现象级问题，其背后原因何在？家长如何摆脱被“补课风”裹挟的心理困境？教育改革如何扭转内卷化困局？让我们听听学界的声音。
《教育家》：当下，“补课风”愈演愈烈。可以说，校外补课几乎已成为中小学生的“标配”，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您认为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杨雄：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部就班在学校完成学业任务就够了。而剧场效应导致的“课外补习”规模化、常态化，造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且目前这种局面又无力扭转。当然，课外补习也反映出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积极的，但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不正常了，而且一些调查数据显示，课外补习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见得奏效。我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教育评价体系还没有被彻底打破，当前的高考还是“一票否决制”，学业成绩绕不过去。此外，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依旧相对稀缺和不均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殷飞：中小学的课外补习愈演愈烈反映了家长对学习的重视，以及对学校集体教育“个性化指导不足”的先天缺陷的弥补，但出现了“重视有余，理性不足”的特征。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家长鼓励孩子参与课外学业补习，首先反映了家长对孩子学业的重视，这是不容忽视的民族性优势，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其二，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富裕起来的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更多的财富投资在孩子的学业上。所以说，课外补习越来越多，呈现规模化、常态化，是经济水平提高和重视子女培养的价值观的相互作用。其三，学校集体教育个性化不足。推动重视教育的家长大规模送孩子参与课外学业补习的原因还有学校集体教育难以满足孩子们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无奈之下，家长只能借助课外补习进行因材施教。所谓“重视有余，理性不足”反映的是家长被重视教育的大环境所裹挟，但是家长们很少理性思考孩子补什么、补多少等问题，这才是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话题。
薛海平：我认为可从教育体系内和教育体系外两个角度去探究原因。就体系内而言，与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标准有关。我国基础教育强调均衡，而高等教育内部又高度分层，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所有学生都希望进入好的大学，而好大学的入学率又很低，且现在中考倡导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一比一分流，从中考到高考，教育体系在不断分流，而当前分流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成绩。因此，为了让孩子取得好成绩，家长会想尽办法为孩子提分，这是“补课风”愈演愈烈的一个主要动因。教育体系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会加重个体发展的压力，而教育又是实现社会阶层跃升和流动的重要路径，从这一角度看，课外补习起到一个社会再生产的作用。
胡咏梅：“补课风”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依然相对稀少与学生和家长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越来越多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是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人们纷纷希望通过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尤其是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公司，从而能够带来较高的收入或稳定的福利待遇。近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影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国留学人数减少，留学回国人才增多，使得国内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也日趋激烈。因而，学生和家长对于进入“985”高校或“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意愿更加强烈，家长为保障子女在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具有竞争优势，必然会让子女接受课外补习。
《教育家》：对于校外补课，大多数家长的心态是“连学霸都在补，不补不行啊”，陷入一种被“补课风”裹挟的困境中。在全民补习的滚滚洪流中，做一名坚持自身教育理念的家长何其困难。您怎样看待这种心理困境，对家长有哪些建议？
殷飞：家长被裹挟和左右为难的心理困境，反映的正是其教育理念模糊所带来的情绪压力。跟风，不补不行，反映了家长只有竞争的思维，并没有对孩子的补习进行理性思考，导致被补习的浪潮所裹挟。所谓“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多也不是清晰的教育理念，而只是对孩子学业压力的同情，对孩子忙于各种补习班这一现实的反抗情绪。因此，家长要增强理性，既不盲目跟风也不盲目反对。首先，需要对自己孩子的学科学习现状有准确的把握，以确定哪些学科需要通过补习来提高，哪些学科需要通过补习弥补不足。其次，家长还需要和孩子沟通，哪些问题需要通过提高在校学习效率或向学校老师请教得以解决，哪些必须通过课外补习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补习决定都需要和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否则不是盲目决定就是越俎代庖。
杨雄：首先，家长需要端正人才观，改变狭隘的教育理念，克服焦虑，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对其进行培养，而不是跟着“流行”走。家长要清楚地认识到，就长期而言，对于孩子品性、习惯、兴趣、生活信念等的培养，比学习成绩更为重要。培养孩子不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急功近利。每个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用在刷题上的时间多了，培养其他能力的时间势必减少，而有些能力和素养错过了培养期再补就来不及了。我始终认为不要过度追求成绩和名次，要关注孩子的均衡发展、长远发展。其次，要注意提升孩子的心理素养，建立良性的亲子关系。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事件屡见不鲜，在上海我们做过调查，容易出问题的家庭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独生子女家庭，二是男孩家庭，三是孩子处于初中阶段，四是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五是孩子成绩还不错。这值得每一位家长警惕和反思。此外，家长还要身体力行地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让其不斷积累各种生活经验，引导其心智逐步走向成熟。这对学习而言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能力，真正的学霸是高分高能，高分低能只能称之为“书呆子”。 薛海平：对于兴趣特长类的补习，我觉得在不违背孩子意愿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反对，这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对于学科类补课，我们也需客观看待，其肯定有存在的优势，例如有些校外机构教师上课的方法更为活泼，更能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但常态化的补习，必定会对家庭、孩子造成过重的负担。我建议，家长还是要根据孩子的意愿及其自身的学习需求、存在的学习问题，理性客观地选择课外补习，而不是盲目跟风，进行军备竞赛式的补课，把自己和孩子卷入焦虑情绪中。
胡咏梅：内卷在国内基础教育中日益普遍，反映在课外补习中是“培优”与“补差”比例均较高。我们通过对PISA2012、2015上海学生问卷数据分析发现，上海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多数属于“培优”性质。据一项2018年在中部某市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约60%的四年级学生、65%的八年级学生参加学业类补习属于“培优”性质，约40%的四年级学生、35.8%的八年级学生参加学业类补习属于“补差”。并且，约有10%的八年级学生和四年级学生每周参加学業类课外补习时长达6小时及以上，这部分学生的课外补习负担较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研究发现，参加学业类补习班对初中生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有负面效应。家长需要根据子女自身对于学业补习的需求来安排课外补习，如果子女校内课业负担已经较重，而且子女没有意愿甚至抵触在节假日和校外时间接受课外补习，我建议尊重子女选择，不要强制子女接受课外补习。如果是强制而不是子女自愿选择的补习，补习效果难以达成，而且会影响子女对于校内课业学习的安排以及挤占子女成长所需要的休闲和锻炼时间，甚至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也会对亲子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教育家》：如今，越是在大城市，越是在重点学校，越是在优势阶层，校外补课的强度就越大。您认为这种现象会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殷飞：优势阶层的家长有着优势的经济条件，因此他们有能力在孩子的个性化学习上投入更多财力;同时，他们有着优势的眼界，愿意将更多的金钱花在孩子的学业成长上。对个体家庭而言，这是他们的权利，无可厚非，教育均衡的追求从家庭的角度无法也不应该做到“削峰填谷”，不应该谴责有教育意识的家长对教育的投入，而应该对弱势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多个性化教育的社会援助和学校教育援助。
薛海平：课外补习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学生个体发展层面，因课外补习会导致个体占有教育资源的不同。原来学生是在一条赛道（学校教育）上跑，现在是在两条赛道（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上跑。虽然当前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强调均衡发展，学校教育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差距仍是客观存在的;而课外补习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优势阶层家庭能够凭借其家庭资本获得更高质量的课外教育。升学竞争焦虑，促使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外补习以图进入重点大学，尤其是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课外补习以维持升学竞争优势。 因此在两条赛道并行的情况下，我认为学生个体发展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我们此前研究过课外补习对于中高考升学结果的影响。研究比较了初高中学校教育质量和初高中课外补习对于孩子升学结果的影响，发现课外补习对于中高考升学结果的影响在日益增强，对于学生进入高校有着正向影响，不过对于升入本科高校来说，学校教育质量仍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胡咏梅：前述吴愈晓教授的研究发现，课外教育活动参与具有明显的阶层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孩子参与课外教育的概率越大。而且，他基于实证研究指出，校外的教育竞争可能成为不平等再生产或加剧的机制，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增加。国外一些社会学者和教育学者也认为，“影子教育”（学界对于学业类课外补习的称呼）的存在会对社会公平产生威胁，它可能成为维持和扩大社会不平等的机制。不过，我们利用2012年PISA上海学生数据分析发现，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减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带来的成绩差异，从而起到促进教育结果均等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课外教育是否会扩大教育结果不均等方面尚无一致结论，还需要基于国内大规模调查和测评数据，开展更为严谨的因果效应估计研究来获得信度、效度高的研究结论。
我们最近的一项利用PISA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的经验分析显示，参与课外补习并不能助力家庭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指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位于后1/4，却能克服相对不利的成长环境，在学业成绩上进入前1/4的学生）;抗逆学生与处境不利非抗逆生在自我教育期望、学习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处境不利家庭要理性看待课外补习的作用，审慎为子女购买相关服务，不要将有限的家庭收入用于收效甚微的课外补习上，而是可以通过鼓励子女对自己持有较高教育期望，克服阶层惯习，并注重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保持预习、复习、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等良好的学习习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业成绩。此外，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努力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进入办学条件好的学校的就读机会，让他们接受高质量的正规学校教育，从而缩小他们与优势阶层家庭子女在获取优质学校教育资源方面的差异，进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家》：当前，校外补课的功能越来越从“补差”转向“培优”，越是学习好的人上的补习班越多，以便他们能在升学考试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然而重点高校每年招收的学生人数是基本稳定的，教育和教育评价似乎进入内卷化的“死循环”中。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您有什么建议？
胡咏梅：重点高校每年招生名额基本稳定，而人们对重点高校的需求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自然会加剧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也影响处境不利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从而使得更多家庭做出为子女进行课外补习的决策，即使他们发现课外补习未必能给子女在学业方面带来明显提升，依然持续为课外补习埋单。这既加重了弱势和中产阶层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也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负效应。要扭转这种内卷化现象，一方面，家长和学生要转变升学理念，不要认为只有通过高考进入名校才能拿到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门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进入普通高校的学生，如果能够做好人生规划，树立发展目标，利用好校内外教育资源，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将来若通过考研进入名校或者出国留学，同样可以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这种成功的案例不胜其数。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通过税收和工资制度改革适度缩小行业间、职业间收入差距，使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安定生活，这样普通家庭的教育焦虑就会逐渐缓解。 殷飞：“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在西方国家已造成无法根治的阶层固化。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关键在于减少教育评价中通过资本就能获取更多机会的自主评价和主观评价，让不同阶层的孩子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更好的阶层流动机会。但是，这又和教育评价改革中重视多元素养、全面发展的大趋势相冲突。根本上说，教育改革的矛盾就在于如何平衡好公平与效率。长远地看，还是要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投入，降低班额，让更多学生在学校就能得到教师更多的个性化辅导。同时，加大教育信息化改革力度，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对学生学习过程个性化的诊断效能，提高学生学业指导的针对性和效率。
薛海平：每个孩子的发展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确实不适合学术教育的发展道路，当他们被卷入高度激烈的竞争中时，会对自身和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这也是国家提倡普职分流的原因。当然，现在的分流一是比较生硬，仅根据成绩高低进行分流;二是许多家长会不甘心，因为孩子走上职业教育的道路后，上升通道及回流措施较少。要扭转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要从教育制度的设计上着手，强调终身学习，构建学制的立交桥。例如，美国普职融合教育体系中，学分认可和转移系统有助于实现职普之间的转换。在这个阶段分流，在下个阶段又可以交叉融合，不是说一个学生被分流到职业教育，他的人生就被定轨了。将来如果再开一条道路，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学得好的学生，也可以转到重点大学，那么学生在不同的阶段有多次选择的机会，也就没必要那么焦虑，一定要在一个时间点都去挤独木桥。另外一方面，家长的观念也要有所转变。现在家长看待孩子发展的标准维度比较单一，基本上是要上好的大学、要考很好的成绩、拿很高的名次。家长应有更为开放的发展理念，也许孩子无法拿很高的名次，也能够发现孩子在其他方面的天赋与特长，并给予支持，帮助孩子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杨雄：让孩子将宝贵时间用在做艰涩、高难度的习题上，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减负喊了很多年，但我们似乎都跳不出这个怪圈。讲大道理对家长来说似乎越来越不起作用。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发出一些正向的声音。要扭转这种局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要改变观念。这个社会不可能人人读大学，也没有必要人人读大学。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很多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专职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不少能拿到较高的工资。所以读本科未必一定就比读专职院校好。第二，要彻底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当下，都在呼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制度，强调教育评价要多元化，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喊着减负，一方面又要升学率，一方面喊着不排名，一方面又在内部偷偷搞排名。我们还看到，任何一个与高考挂钩的选项，都会成为市场精准捕捉的目标，使得素质教育成为孩子和家庭的一种负担。多元评价是未来的方向，我认为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要做减法，少考一点，考精一点。第三，要多办一些民办大学，滿足读大学的需要。目前，我国综合性大学过多，而专业性大学稀缺。因此，大学专业的梯度需更加细化，并主动与市场需求对接。比如当下家庭教育类人才非常紧缺，那么大学就可以多开设相关专业，为市场输出人才。第四，普及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要培养符合未来的新时代人才，绝不是补课能解决的。刷题是刷不出人才的，大量刷题反而会对青少年的大脑造成一定伤害。未来的人才一定是综合型的“斜杠”青年。家长要用审美、创新、共情等理念去培养孩子，而不能仅仅是应付考试。我们不能把教育搞得越来越僵化、工具化。
《教育家》：基于校外补课的巨大市场，在其不会被取缔的现行阶段下，应如何引导其规范、有序地良性发展，以此促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化？
杨雄：培训机构的套路很深，需要国家进一步规范和治理，除了入门审查，还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审查，对于涉及虚假宣传的要一票否决，出现负面问题的可以通过罚款、停止招生等进行惩处。另外，还可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媒体监督。比如，为了招揽生源，不少培训机构纷纷通过微信群“贩卖教育焦虑”，这需要家长加强自我防范，少加入一些微信群，尤其是培训机构建立的微信群。
胡咏梅：21世纪以来，校外培训机构规模日趋壮大，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伴随着违规办学行为层出不穷、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扰乱地方教育生态等不良影响。201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效，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依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主体、多环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仍需从完善监管体系、加大违规现象整改力度、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引导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四个方面着手。我建议，引导校外培训机构根据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向，及时调整培训方向，为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养增加思维训练和学科学习方法、科学兴趣，以及体育、美育等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和艺术修养方面的多种形式的培训项目，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殷飞：课外的个性化补习是对学校集体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的补充，既不可能取消也不应该取消，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选择，让有条件、有意愿的家长能够有更多机会选择更适合的教育，这符合国家人才培养战略，也符合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缺少资源的家庭而言，国家有义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救济。因此，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化应该继续加大投入，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分层投入，分类指导，提高教育投入与教育救济的精准性。同时要加强教育评价（考试）的改革，以引导社会机构的助学方向，避免走进“偏、怪、难、超前”的怪圈。
《教育家》：当下，“补课风”愈演愈烈。可以说，校外补课几乎已成为中小学生的“标配”，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您认为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杨雄：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部就班在学校完成学业任务就够了。而剧场效应导致的“课外补习”规模化、常态化，造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且目前这种局面又无力扭转。当然，课外补习也反映出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积极的，但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不正常了，而且一些调查数据显示，课外补习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见得奏效。我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教育评价体系还没有被彻底打破，当前的高考还是“一票否决制”，学业成绩绕不过去。此外，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资源依旧相对稀缺和不均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殷飞：中小学的课外补习愈演愈烈反映了家长对学习的重视，以及对学校集体教育“个性化指导不足”的先天缺陷的弥补，但出现了“重视有余，理性不足”的特征。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家长鼓励孩子参与课外学业补习，首先反映了家长对孩子学业的重视，这是不容忽视的民族性优势，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其二，经济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富裕起来的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更多的财富投资在孩子的学业上。所以说，课外补习越来越多，呈现规模化、常态化，是经济水平提高和重视子女培养的价值观的相互作用。其三，学校集体教育个性化不足。推动重视教育的家长大规模送孩子参与课外学业补习的原因还有学校集体教育难以满足孩子们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无奈之下，家长只能借助课外补习进行因材施教。所谓“重视有余，理性不足”反映的是家长被重视教育的大环境所裹挟，但是家长们很少理性思考孩子补什么、补多少等问题，这才是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话题。
薛海平：我认为可从教育体系内和教育体系外两个角度去探究原因。就体系内而言，与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标准有关。我国基础教育强调均衡，而高等教育内部又高度分层，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所有学生都希望进入好的大学，而好大学的入学率又很低，且现在中考倡导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一比一分流，从中考到高考，教育体系在不断分流，而当前分流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成绩。因此，为了让孩子取得好成绩，家长会想尽办法为孩子提分，这是“补课风”愈演愈烈的一个主要动因。教育体系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会加重个体发展的压力，而教育又是实现社会阶层跃升和流动的重要路径，从这一角度看，课外补习起到一个社会再生产的作用。
胡咏梅：“补课风”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依然相对稀少与学生和家长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越来越多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是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人们纷纷希望通过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尤其是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公司，从而能够带来较高的收入或稳定的福利待遇。近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影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国留学人数减少，留学回国人才增多，使得国内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也日趋激烈。因而，学生和家长对于进入“985”高校或“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意愿更加强烈，家长为保障子女在中考、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具有竞争优势，必然会让子女接受课外补习。
《教育家》：对于校外补课，大多数家长的心态是“连学霸都在补，不补不行啊”，陷入一种被“补课风”裹挟的困境中。在全民补习的滚滚洪流中，做一名坚持自身教育理念的家长何其困难。您怎样看待这种心理困境，对家长有哪些建议？
殷飞：家长被裹挟和左右为难的心理困境，反映的正是其教育理念模糊所带来的情绪压力。跟风，不补不行，反映了家长只有竞争的思维，并没有对孩子的补习进行理性思考，导致被补习的浪潮所裹挟。所谓“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多也不是清晰的教育理念，而只是对孩子学业压力的同情，对孩子忙于各种补习班这一现实的反抗情绪。因此，家长要增强理性，既不盲目跟风也不盲目反对。首先，需要对自己孩子的学科学习现状有准确的把握，以确定哪些学科需要通过补习来提高，哪些学科需要通过补习弥补不足。其次，家长还需要和孩子沟通，哪些问题需要通过提高在校学习效率或向学校老师请教得以解决，哪些必须通过课外补习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补习决定都需要和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否则不是盲目决定就是越俎代庖。
杨雄：首先，家长需要端正人才观，改变狭隘的教育理念，克服焦虑，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对其进行培养，而不是跟着“流行”走。家长要清楚地认识到，就长期而言，对于孩子品性、习惯、兴趣、生活信念等的培养，比学习成绩更为重要。培养孩子不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急功近利。每个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用在刷题上的时间多了，培养其他能力的时间势必减少，而有些能力和素养错过了培养期再补就来不及了。我始终认为不要过度追求成绩和名次，要关注孩子的均衡发展、长远发展。其次，要注意提升孩子的心理素养，建立良性的亲子关系。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事件屡见不鲜，在上海我们做过调查，容易出问题的家庭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独生子女家庭，二是男孩家庭，三是孩子处于初中阶段，四是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五是孩子成绩还不错。这值得每一位家长警惕和反思。此外，家长还要身体力行地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让其不斷积累各种生活经验，引导其心智逐步走向成熟。这对学习而言也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能力，真正的学霸是高分高能，高分低能只能称之为“书呆子”。 薛海平：对于兴趣特长类的补习，我觉得在不违背孩子意愿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反对，这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对于学科类补课，我们也需客观看待，其肯定有存在的优势，例如有些校外机构教师上课的方法更为活泼，更能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但常态化的补习，必定会对家庭、孩子造成过重的负担。我建议，家长还是要根据孩子的意愿及其自身的学习需求、存在的学习问题，理性客观地选择课外补习，而不是盲目跟风，进行军备竞赛式的补课，把自己和孩子卷入焦虑情绪中。
胡咏梅：内卷在国内基础教育中日益普遍，反映在课外补习中是“培优”与“补差”比例均较高。我们通过对PISA2012、2015上海学生问卷数据分析发现，上海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多数属于“培优”性质。据一项2018年在中部某市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约60%的四年级学生、65%的八年级学生参加学业类补习属于“培优”性质，约40%的四年级学生、35.8%的八年级学生参加学业类补习属于“补差”。并且，约有10%的八年级学生和四年级学生每周参加学業类课外补习时长达6小时及以上，这部分学生的课外补习负担较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研究发现，参加学业类补习班对初中生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有负面效应。家长需要根据子女自身对于学业补习的需求来安排课外补习，如果子女校内课业负担已经较重，而且子女没有意愿甚至抵触在节假日和校外时间接受课外补习，我建议尊重子女选择，不要强制子女接受课外补习。如果是强制而不是子女自愿选择的补习，补习效果难以达成，而且会影响子女对于校内课业学习的安排以及挤占子女成长所需要的休闲和锻炼时间，甚至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也会对亲子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教育家》：如今，越是在大城市，越是在重点学校，越是在优势阶层，校外补课的强度就越大。您认为这种现象会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殷飞：优势阶层的家长有着优势的经济条件，因此他们有能力在孩子的个性化学习上投入更多财力;同时，他们有着优势的眼界，愿意将更多的金钱花在孩子的学业成长上。对个体家庭而言，这是他们的权利，无可厚非，教育均衡的追求从家庭的角度无法也不应该做到“削峰填谷”，不应该谴责有教育意识的家长对教育的投入，而应该对弱势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多个性化教育的社会援助和学校教育援助。
薛海平：课外补习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学生个体发展层面，因课外补习会导致个体占有教育资源的不同。原来学生是在一条赛道（学校教育）上跑，现在是在两条赛道（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上跑。虽然当前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强调均衡发展，学校教育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差距仍是客观存在的;而课外补习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优势阶层家庭能够凭借其家庭资本获得更高质量的课外教育。升学竞争焦虑，促使基础教育各阶段的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外补习以图进入重点大学，尤其是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课外补习以维持升学竞争优势。 因此在两条赛道并行的情况下，我认为学生个体发展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我们此前研究过课外补习对于中高考升学结果的影响。研究比较了初高中学校教育质量和初高中课外补习对于孩子升学结果的影响，发现课外补习对于中高考升学结果的影响在日益增强，对于学生进入高校有着正向影响，不过对于升入本科高校来说，学校教育质量仍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胡咏梅：前述吴愈晓教授的研究发现，课外教育活动参与具有明显的阶层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孩子参与课外教育的概率越大。而且，他基于实证研究指出，校外的教育竞争可能成为不平等再生产或加剧的机制，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增加。国外一些社会学者和教育学者也认为，“影子教育”（学界对于学业类课外补习的称呼）的存在会对社会公平产生威胁，它可能成为维持和扩大社会不平等的机制。不过，我们利用2012年PISA上海学生数据分析发现，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减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带来的成绩差异，从而起到促进教育结果均等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课外教育是否会扩大教育结果不均等方面尚无一致结论，还需要基于国内大规模调查和测评数据，开展更为严谨的因果效应估计研究来获得信度、效度高的研究结论。
我们最近的一项利用PISA2015中国四省市数据的经验分析显示，参与课外补习并不能助力家庭处境不利学生成为学业抗逆学生（指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位于后1/4，却能克服相对不利的成长环境，在学业成绩上进入前1/4的学生）;抗逆学生与处境不利非抗逆生在自我教育期望、学习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处境不利家庭要理性看待课外补习的作用，审慎为子女购买相关服务，不要将有限的家庭收入用于收效甚微的课外补习上，而是可以通过鼓励子女对自己持有较高教育期望，克服阶层惯习，并注重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保持预习、复习、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等良好的学习习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业成绩。此外，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努力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进入办学条件好的学校的就读机会，让他们接受高质量的正规学校教育，从而缩小他们与优势阶层家庭子女在获取优质学校教育资源方面的差异，进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家》：当前，校外补课的功能越来越从“补差”转向“培优”，越是学习好的人上的补习班越多，以便他们能在升学考试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然而重点高校每年招收的学生人数是基本稳定的，教育和教育评价似乎进入内卷化的“死循环”中。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您有什么建议？
胡咏梅：重点高校每年招生名额基本稳定，而人们对重点高校的需求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自然会加剧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也影响处境不利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从而使得更多家庭做出为子女进行课外补习的决策，即使他们发现课外补习未必能给子女在学业方面带来明显提升，依然持续为课外补习埋单。这既加重了弱势和中产阶层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也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负效应。要扭转这种内卷化现象，一方面，家长和学生要转变升学理念，不要认为只有通过高考进入名校才能拿到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门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进入普通高校的学生，如果能够做好人生规划，树立发展目标，利用好校内外教育资源，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将来若通过考研进入名校或者出国留学，同样可以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这种成功的案例不胜其数。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通过税收和工资制度改革适度缩小行业间、职业间收入差距，使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安定生活，这样普通家庭的教育焦虑就会逐渐缓解。 殷飞：“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在西方国家已造成无法根治的阶层固化。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关键在于减少教育评价中通过资本就能获取更多机会的自主评价和主观评价，让不同阶层的孩子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更好的阶层流动机会。但是，这又和教育评价改革中重视多元素养、全面发展的大趋势相冲突。根本上说，教育改革的矛盾就在于如何平衡好公平与效率。长远地看，还是要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投入，降低班额，让更多学生在学校就能得到教师更多的个性化辅导。同时，加大教育信息化改革力度，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对学生学习过程个性化的诊断效能，提高学生学业指导的针对性和效率。
薛海平：每个孩子的发展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确实不适合学术教育的发展道路，当他们被卷入高度激烈的竞争中时，会对自身和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这也是国家提倡普职分流的原因。当然，现在的分流一是比较生硬，仅根据成绩高低进行分流;二是许多家长会不甘心，因为孩子走上职业教育的道路后，上升通道及回流措施较少。要扭转这种现象，一方面是要从教育制度的设计上着手，强调终身学习，构建学制的立交桥。例如，美国普职融合教育体系中，学分认可和转移系统有助于实现职普之间的转换。在这个阶段分流，在下个阶段又可以交叉融合，不是说一个学生被分流到职业教育，他的人生就被定轨了。将来如果再开一条道路，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学得好的学生，也可以转到重点大学，那么学生在不同的阶段有多次选择的机会，也就没必要那么焦虑，一定要在一个时间点都去挤独木桥。另外一方面，家长的观念也要有所转变。现在家长看待孩子发展的标准维度比较单一，基本上是要上好的大学、要考很好的成绩、拿很高的名次。家长应有更为开放的发展理念，也许孩子无法拿很高的名次，也能够发现孩子在其他方面的天赋与特长，并给予支持，帮助孩子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杨雄：让孩子将宝贵时间用在做艰涩、高难度的习题上，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减负喊了很多年，但我们似乎都跳不出这个怪圈。讲大道理对家长来说似乎越来越不起作用。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发出一些正向的声音。要扭转这种局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要改变观念。这个社会不可能人人读大学，也没有必要人人读大学。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很多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专职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不少能拿到较高的工资。所以读本科未必一定就比读专职院校好。第二，要彻底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当下，都在呼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制度，强调教育评价要多元化，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喊着减负，一方面又要升学率，一方面喊着不排名，一方面又在内部偷偷搞排名。我们还看到，任何一个与高考挂钩的选项，都会成为市场精准捕捉的目标，使得素质教育成为孩子和家庭的一种负担。多元评价是未来的方向，我认为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要做减法，少考一点，考精一点。第三，要多办一些民办大学，滿足读大学的需要。目前，我国综合性大学过多，而专业性大学稀缺。因此，大学专业的梯度需更加细化，并主动与市场需求对接。比如当下家庭教育类人才非常紧缺，那么大学就可以多开设相关专业，为市场输出人才。第四，普及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要培养符合未来的新时代人才，绝不是补课能解决的。刷题是刷不出人才的，大量刷题反而会对青少年的大脑造成一定伤害。未来的人才一定是综合型的“斜杠”青年。家长要用审美、创新、共情等理念去培养孩子，而不能仅仅是应付考试。我们不能把教育搞得越来越僵化、工具化。
《教育家》：基于校外补课的巨大市场，在其不会被取缔的现行阶段下，应如何引导其规范、有序地良性发展，以此促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化？
杨雄：培训机构的套路很深，需要国家进一步规范和治理，除了入门审查，还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审查，对于涉及虚假宣传的要一票否决，出现负面问题的可以通过罚款、停止招生等进行惩处。另外，还可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媒体监督。比如，为了招揽生源，不少培训机构纷纷通过微信群“贩卖教育焦虑”，这需要家长加强自我防范，少加入一些微信群，尤其是培训机构建立的微信群。
胡咏梅：21世纪以来，校外培训机构规模日趋壮大，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伴随着违规办学行为层出不穷、加重学生课业负担、扰乱地方教育生态等不良影响。201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效，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依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主体、多环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仍需从完善监管体系、加大违规现象整改力度、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引导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四个方面着手。我建议，引导校外培训机构根据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向，及时调整培训方向，为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养增加思维训练和学科学习方法、科学兴趣，以及体育、美育等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和艺术修养方面的多种形式的培训项目，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殷飞：课外的个性化补习是对学校集体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的补充，既不可能取消也不应该取消，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选择，让有条件、有意愿的家长能够有更多机会选择更适合的教育，这符合国家人才培养战略，也符合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缺少资源的家庭而言，国家有义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救济。因此，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化应该继续加大投入，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分层投入，分类指导，提高教育投入与教育救济的精准性。同时要加强教育评价（考试）的改革，以引导社会机构的助学方向，避免走进“偏、怪、难、超前”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