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一个留有无尽沧桑岁月的古城,它并未随着历史的车轮而远去,而是以其特有的风姿呈现于中华大地,那一草一木一墙一院都有十足的京味。这些景物一旦纳入作家笔下,就不只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而是成为了作者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归属。屠格涅夫说:“在文学天才身上……自己的声音是最重要的。生動的、自己特有的声调,其他任何人都发不出的音调是最重要的。”因而面对同一景物,不同的人物,身份、经历、性格或心情不同,对景物的感受也不尽相同。
　　1934年8月,郁达夫写了有名的篇章《故都的秋》,他笔下的故都是清、静、悲凉的。难道那时的北平景物都是如此吗?不!那时的香山红叶正因秋风而红,层林尽染;那时的颐和园正是湖光天色,浑然一体;那时的八达岭长城更是猎猎秋风,蜿蜒辽远……太多太多的热闹,太多太多的绚烂,都聚于故都,但郁达夫都没有写,因为那时的郁达夫正处于思想苦闷的阶段。1934年,当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年代: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国土沦丧;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再加上“左联”的失败,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不断威胁,迁居杭州后的孤寂,使作者眼中的景物带有了一种特殊的情韵。
　　于是,在文章中,一幅幅北国秋景重复着“清”、“静”与“悲凉”。
　　在一处清静小院里,“以蓝色或白色为佳”的牵牛花旁,还要“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这不仅是在表达自己的色彩爱好,更是在物化一种淡泊清冷的心境;作者看到扫街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把的丝纹”竟“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这些触景伤怀,联想独特的文字,无不传达出一种孤寂、忧思的心绪。之后是北国的槐树,亦是落蕊铺地,帚纹落寞的景象。接下来好容易有了些明显的声响,却也是寒蝉凄切,秋雨转凉的悲叹,连用“衰弱”“残声”、“啼唱”、“嘶叫”四个词,把秋的“悲”渲染得淋漓尽致。即便是稍带提及的陶然亭、钓鱼台、西山、玉泉和潭柘寺,也逃不出芦花、柳影、虫唱、夜月与钟声这样的灰暗悲凉的景象与声响……所有这些无不是作者心情的写照。
　　郁达夫是地道的南方人,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自身处境让他异常苦闷,于是身居北平的他将这种情感寄托于北平,借北平的秋表达内心的愁苦。此文对他而言,可以说是唱给故都的一曲无尽的悲歌了。
　　过了两年即1936年,郁达夫又写了《北平的四季》,悲凉哀痛之感更为深切,使人读之泪下。“而那一种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觉得要严肃,凄凉,沉静得多……古人的‘悲哉秋之为气’以及‘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那一种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觉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会得感至极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驾”。
　　同样是1936年,同样是内忧外患、内心愁苦,同样写北平,老舍笔下的北平与郁达夫完全不同。
　　老舍是土个生土长的老北京,他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和北平血脉相连。因而北平不仅是他情感的寄托,更是他心灵的归属。所以他的《想北平》是真正的想北平,是孩子对母亲般的想,是动情带泪的思念与眷恋,是想“我”的北平,北平的城墙院落、草木瓜果,也已整个儿与作者心灵黏合,散发出来的是一股闲雅而热烈的情怀。正如作者所写,“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郁达夫,南方出生羁居北平,老舍北平出生客居青岛,都写北平,一个是情感的寄托,一个是心灵的黏合。
　　放眼开去,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对同一景物产生不同的情怀的例子比比皆是。朱自清、俞平伯同游秦淮河,朱是重游,俞是初泛;朱更具文人情怀,对那怡人娱目的美景和粗率不拘的歌声,有着一种热切的依恋,感情上比较强烈,秦淮河在作者笔下如画,如梦一般;俞则更具哲人气息,置身在秦淮河这“六朝金粉”的销金窟里,他虽被这“轻晕着的夜的风华”所陶醉,但感到的“不是什么欣悦,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种怪陌生,与怪异样的朦胧”。比之朱自清的热切依恋之情来,俞平伯表现得冷静、理智。因而朱自清的游览是“文人之游”,俞平伯的游览是“哲人之游”。
　　即便同一人物,不同心境之下同一景物亦有不同感触。李清照笔下的荷花就呈现着不同的色彩。在清纯美好、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是“兴尽晚归舟, 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而在愁绪无计消除的时候就变成了“红藕香残玉簟秋”了。
　　总之,景物离了情感就失去了生命,情感离了景物就失去了依托。同一景物随着人的身份、经历、性格和心情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色彩,蕴含着不同的情韵。细心的读者只有将这些因素细细体味,才能真正体会到景物背后的情怀,景语中的情语。
　　
　　孙丽梅,教师,现居河北任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