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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时候，我携妻带子在朝阳北街的一条老街上卖菜为生。那时候卖菜的条件很艰苦，政府还没有对菜市场进行规划，菜贩子都是在露天卖菜。尤其到了冬天，卖菜的环境很差。怕菜冻坏了，妻子帮助我把菜筐全部用棉被包裹起来。
我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租住的房子大门口窄，每天收摊以后，我需要把推车推倒，侧着车身拽到院子里，早上出摊的时候我再拽出来。好在熟悉了这个流程，也不感觉有多费劲了。
那年冬天，我在蔬菜批发市场看到一个外地卖蘑菇的车。本来是想批发一筐蘑菇回来卖的。就在我打开筐看蘑菇的时候，发现蘑菇筐里垫着崭新的报纸。我当时眼睛一亮，那些报纸是《兴城日报》，没有过期多久。几年前，我在兴城这座城市打工，当时在《兴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后来回到老家朝阳，结婚生子，流落街头卖菜，就把文学的种子深深埋在了心里。
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于是，我把剩下的四筐蘑菇全部买下了。推着4筐蘑菇，看着蘑菇筐里的报纸，我觉得那天的太阳特别耀眼。等我把蘑菇卖掉，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展开，开始阅读副刊里的文章，更加激动，我看到副刊的编辑是个熟悉的名字。
那个编辑我认识，3年前，我在兴城打工，去过报社送稿。有时候去得时间早，副刊编辑还没有上班。我发现一个办公室开门了，那里有一个阿姨。她非常热情地叫我在办公室等。有时候看我着急，就把我的稿件转给编辑老师。没有想到几年以后，这位阿姨做了副刊编辑老师。
这次与4筐蘑菇结缘，重新唤醒了我的创作之梦。中午卖过一阵子菜，会有一段闲暇时间。于是，我就在北风呼啸的街头，坐在马路边我的菜摊旁，头上顶着大棉衣开始拿起笔来写文章。散文、小说、诗歌，只要是能够表达我内心的文字都写。晚上，我把写好的小小说读给妻子听，她觉得挺好，我就认真地抄写在稿纸上，第二天从邮局寄走。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兴城日报》的来信，编辑老师收到了我的投稿，鼓励我继续写作。这位编辑阿姨叫张春彦，她重燃了我的热爱之火。在信封里，还有发表我小说的报纸。看着自己在菜筐上写出的小说，变成了油墨芳香的文字，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在社会最底层打拼，生活得相当不容易。有一天晚上，我推着车在朝阳北大街卖剩下的菜，不小心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剐蹭了一下，他大声骂着臭卖菜的，照着我的脸就打了一拳。
要我谈当时的感受吗？那绝对是我人生的屈辱一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愤怒，那一刻特别想抡起棍子打他。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年幼的儿子，在家等我的妻子，他们需要我的坚强面对。我不顾一切地拼命，非但不能叫我赢得尊严，还会丢下妻儿没人照顾……
还有，我是一个会写作的人，谁都可以瞧不起我，但，我不能鄙视自己。
我理智地选择了忍受。我的脸被打破了，回到家，一直情绪不好。细心的妻子发现了我脸上的伤，安慰我，鼓励我，那一瞬間，我再也无法忍受委屈，泪水哗哗地流下来。
20年前，在北方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与文学抱团取暖。那时候，能够为我获取自信和尊严的，只有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之心。我卑微地活着，顽强地追求着，我相信靠我的努力，会得到艺术女神的垂青。
我在朝阳北街边卖菜边写作，后来不断在一些报纸和电台发表作品。渐渐地，我在那条老街上就有名了。卖鸡蛋的大姐，每天早上从我家门前路过，就会大着嗓门喊：“小李子，别再胡编乱造了，赶紧出摊。”
我乐颠颠地跑出来，把黄瓜、豆角、土豆摆在我的菜摊前叫卖。闲暇之余，我一直笔耕不辍。
有一天，隔壁新搬来一家邻居。男主人看我在筐上写，以为我在算账。看半天，我一直都在写啊写，就好奇地问我写什么。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一直在写小说。
他很惊讶，再来我菜摊买菜，就高看我一眼。有一次，他跟我说，你要是投稿的话，我的表弟就在《辽宁青年》杂志社。你要是需要投稿，就写上我的名字，编辑会看你的稿件的。
我对《辽宁青年》一点儿都不陌生，平时总买来看。上面有个栏目叫“文学梦园”，每期发表一篇小小说，还配发照片。邻居的话让我很惊喜，我暗暗记下了他表弟的名字，编辑迟早。
后来，我根据家乡的风俗写了一篇小小说叫《打花脸》，装进信封投寄给了《辽宁青年》，信中还有写给邻居表弟迟早的一封信。
1997年底，我结束4年的卖菜生涯，1998年正月，到盘锦的建筑工地打工，做更夫。村里在盘锦打工的人不少，他们回村，妻子就赶紧把最近收到的一些信给我捎来。每次老家的工友都会给我拿来好多信，基本都是我的样报样刊，当然也有退稿信。那时候的编辑老师都特别好，有的稿件不能用，会提出意见退给我。
那次，我从一堆的信件里发现了《辽宁青年》的信封。激动地打开，里面是简短的一封信。信是迟早老师写给我的：“你写的信和小说已经看了，小说很好，邻居亲戚的关系并不重要。但是有个问题，因为版面有限，你必须把字数控制在800字之内。修改以后再发给我。”
这封信我看了无数遍。冬天好冷，夜好难熬，但迟早老师的信是寒夜里的一股暖流，叫我看到了人生的光明！
我认真地读一遍我写的那篇小说，可是怎么也压缩不掉字数。我就把小说重新抄写在稿纸上，写了一封信，说明小说字数只能压缩在1000字了。我到邮局把小说和信件再次寄给了《辽宁青年》。
一个月后，家乡的工友捎来了迟早老师的回信。信中迟早老师说，小说字数还是不行，版面原因，字数不压缩，那就得挤下别人的诗歌。小说必须控制在800字之内，另外请附上你的近期照片一张寄给我们。
晚上打更实在太冷，需要不断生火取暖。在燃烧的篝火前，我给几个工友读我的小说，读编辑写给我的信。我们都很幸福，我边念边修改，到底把小说的字数压缩到了800字之内。第二天，我坐车去兴隆台，在油田客运站附近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是室内照，看着背景好滑稽。
我郑重地把照片和修改后的小说投进邮箱，怕信封卡着，使劲地拍邮箱几下。1999年第一期的《辽宁青年》发表了我的小说《打花脸》，上面还有我的照片。我在工地上欢呼，跟我一起高兴的只有三个打更的：老白头、孙耀春、二十家子的小高。
我们买了羊蹄子，散白酒，小高还去冰窟窿里逮了几条野生鲫鱼，炖了鱼汤。我们几个喝酒划拳，穷欢乐一场。那晚的酒，喝得我回味无穷。
小高喝多了，拉着我到边上，跟我说起了心事。他说，兄弟，通过观察，你这个人不简单，有才。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问小高怎么回事。小高跟我说，他媳妇和公公关系一直不好，他拙嘴笨腮地不知道怎么劝，想叫我帮他写封信。给别人的媳妇写信，我也没有干过，可是小高恳求的目光我也不能拒绝。于是，就在那个夜晚，我俩一句一句地措辞，给远在百里之外的一个女人写信。
半年后，我见过小高一次。小高跟我说，媳妇跟公公的关系改善了不少。看来我的信是起作用了。
2002年，我再次流浪，从建筑工地到了辽宁文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我在文学院收发室打工。我用收发室的电话联系迟早老师。第一次没打通，后来再打一次，里面的人喊：“迟早，接电话。”
于是，迟早老师接听了我的电话。
我瞬间愣住了：迟早老师是一个女的！
我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我说：“你不是男的吗？”迟早老师告诉我：“我一直都是女的，从来没是过男的。”
那在朝阳北街，我那个邻居，他说迟早是他表弟……怎么回事，哪个环节出现了这天大的玩笑……
迟早老师说，是不是你邻居的表弟没关系，欢迎你继续投稿给我们。
至今，我没有见过迟早老师。
但，这段记忆却已经永恒。
我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租住的房子大门口窄，每天收摊以后，我需要把推车推倒，侧着车身拽到院子里，早上出摊的时候我再拽出来。好在熟悉了这个流程，也不感觉有多费劲了。
那年冬天，我在蔬菜批发市场看到一个外地卖蘑菇的车。本来是想批发一筐蘑菇回来卖的。就在我打开筐看蘑菇的时候，发现蘑菇筐里垫着崭新的报纸。我当时眼睛一亮，那些报纸是《兴城日报》，没有过期多久。几年前，我在兴城这座城市打工，当时在《兴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后来回到老家朝阳，结婚生子，流落街头卖菜，就把文学的种子深深埋在了心里。
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于是，我把剩下的四筐蘑菇全部买下了。推着4筐蘑菇，看着蘑菇筐里的报纸，我觉得那天的太阳特别耀眼。等我把蘑菇卖掉，小心翼翼地把报纸展开，开始阅读副刊里的文章，更加激动，我看到副刊的编辑是个熟悉的名字。
那个编辑我认识，3年前，我在兴城打工，去过报社送稿。有时候去得时间早，副刊编辑还没有上班。我发现一个办公室开门了，那里有一个阿姨。她非常热情地叫我在办公室等。有时候看我着急，就把我的稿件转给编辑老师。没有想到几年以后，这位阿姨做了副刊编辑老师。
这次与4筐蘑菇结缘，重新唤醒了我的创作之梦。中午卖过一阵子菜，会有一段闲暇时间。于是，我就在北风呼啸的街头，坐在马路边我的菜摊旁，头上顶着大棉衣开始拿起笔来写文章。散文、小说、诗歌，只要是能够表达我内心的文字都写。晚上，我把写好的小小说读给妻子听，她觉得挺好，我就认真地抄写在稿纸上，第二天从邮局寄走。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兴城日报》的来信，编辑老师收到了我的投稿，鼓励我继续写作。这位编辑阿姨叫张春彦，她重燃了我的热爱之火。在信封里，还有发表我小说的报纸。看着自己在菜筐上写出的小说，变成了油墨芳香的文字，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在社会最底层打拼，生活得相当不容易。有一天晚上，我推着车在朝阳北大街卖剩下的菜，不小心跟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剐蹭了一下，他大声骂着臭卖菜的，照着我的脸就打了一拳。
要我谈当时的感受吗？那绝对是我人生的屈辱一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愤怒，那一刻特别想抡起棍子打他。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年幼的儿子，在家等我的妻子，他们需要我的坚强面对。我不顾一切地拼命，非但不能叫我赢得尊严，还会丢下妻儿没人照顾……
还有，我是一个会写作的人，谁都可以瞧不起我，但，我不能鄙视自己。
我理智地选择了忍受。我的脸被打破了，回到家，一直情绪不好。细心的妻子发现了我脸上的伤，安慰我，鼓励我，那一瞬間，我再也无法忍受委屈，泪水哗哗地流下来。
20年前，在北方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与文学抱团取暖。那时候，能够为我获取自信和尊严的，只有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之心。我卑微地活着，顽强地追求着，我相信靠我的努力，会得到艺术女神的垂青。
我在朝阳北街边卖菜边写作，后来不断在一些报纸和电台发表作品。渐渐地，我在那条老街上就有名了。卖鸡蛋的大姐，每天早上从我家门前路过，就会大着嗓门喊：“小李子，别再胡编乱造了，赶紧出摊。”
我乐颠颠地跑出来，把黄瓜、豆角、土豆摆在我的菜摊前叫卖。闲暇之余，我一直笔耕不辍。
有一天，隔壁新搬来一家邻居。男主人看我在筐上写，以为我在算账。看半天，我一直都在写啊写，就好奇地问我写什么。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一直在写小说。
他很惊讶，再来我菜摊买菜，就高看我一眼。有一次，他跟我说，你要是投稿的话，我的表弟就在《辽宁青年》杂志社。你要是需要投稿，就写上我的名字，编辑会看你的稿件的。
我对《辽宁青年》一点儿都不陌生，平时总买来看。上面有个栏目叫“文学梦园”，每期发表一篇小小说，还配发照片。邻居的话让我很惊喜，我暗暗记下了他表弟的名字，编辑迟早。
后来，我根据家乡的风俗写了一篇小小说叫《打花脸》，装进信封投寄给了《辽宁青年》，信中还有写给邻居表弟迟早的一封信。
1997年底，我结束4年的卖菜生涯，1998年正月，到盘锦的建筑工地打工，做更夫。村里在盘锦打工的人不少，他们回村，妻子就赶紧把最近收到的一些信给我捎来。每次老家的工友都会给我拿来好多信，基本都是我的样报样刊，当然也有退稿信。那时候的编辑老师都特别好，有的稿件不能用，会提出意见退给我。
那次，我从一堆的信件里发现了《辽宁青年》的信封。激动地打开，里面是简短的一封信。信是迟早老师写给我的：“你写的信和小说已经看了，小说很好，邻居亲戚的关系并不重要。但是有个问题，因为版面有限，你必须把字数控制在800字之内。修改以后再发给我。”
这封信我看了无数遍。冬天好冷，夜好难熬，但迟早老师的信是寒夜里的一股暖流，叫我看到了人生的光明！
我认真地读一遍我写的那篇小说，可是怎么也压缩不掉字数。我就把小说重新抄写在稿纸上，写了一封信，说明小说字数只能压缩在1000字了。我到邮局把小说和信件再次寄给了《辽宁青年》。
一个月后，家乡的工友捎来了迟早老师的回信。信中迟早老师说，小说字数还是不行，版面原因，字数不压缩，那就得挤下别人的诗歌。小说必须控制在800字之内，另外请附上你的近期照片一张寄给我们。
晚上打更实在太冷，需要不断生火取暖。在燃烧的篝火前，我给几个工友读我的小说，读编辑写给我的信。我们都很幸福，我边念边修改，到底把小说的字数压缩到了800字之内。第二天，我坐车去兴隆台，在油田客运站附近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是室内照，看着背景好滑稽。
我郑重地把照片和修改后的小说投进邮箱，怕信封卡着，使劲地拍邮箱几下。1999年第一期的《辽宁青年》发表了我的小说《打花脸》，上面还有我的照片。我在工地上欢呼，跟我一起高兴的只有三个打更的：老白头、孙耀春、二十家子的小高。
我们买了羊蹄子，散白酒，小高还去冰窟窿里逮了几条野生鲫鱼，炖了鱼汤。我们几个喝酒划拳，穷欢乐一场。那晚的酒，喝得我回味无穷。
小高喝多了，拉着我到边上，跟我说起了心事。他说，兄弟，通过观察，你这个人不简单，有才。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问小高怎么回事。小高跟我说，他媳妇和公公关系一直不好，他拙嘴笨腮地不知道怎么劝，想叫我帮他写封信。给别人的媳妇写信，我也没有干过，可是小高恳求的目光我也不能拒绝。于是，就在那个夜晚，我俩一句一句地措辞，给远在百里之外的一个女人写信。
半年后，我见过小高一次。小高跟我说，媳妇跟公公的关系改善了不少。看来我的信是起作用了。
2002年，我再次流浪，从建筑工地到了辽宁文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我在文学院收发室打工。我用收发室的电话联系迟早老师。第一次没打通，后来再打一次，里面的人喊：“迟早，接电话。”
于是，迟早老师接听了我的电话。
我瞬间愣住了：迟早老师是一个女的！
我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我说：“你不是男的吗？”迟早老师告诉我：“我一直都是女的，从来没是过男的。”
那在朝阳北街，我那个邻居，他说迟早是他表弟……怎么回事，哪个环节出现了这天大的玩笑……
迟早老师说，是不是你邻居的表弟没关系，欢迎你继续投稿给我们。
至今，我没有见过迟早老师。
但，这段记忆却已经永恒。